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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

賈德·戴蒙          錄入于 December 15, 2010 at 10: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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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耶利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對于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各個民族來說。。在上一次冰期結束后的13000年間,世界上的某些地區發展成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地區僅僅發展成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地區則仍然保留著使用石器的狩獵采集社會。這種歷史上的差異對現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社會征服了或消滅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差異構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實,但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始終是不確定的和有爭議的。關于這些差異的由來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是在25年前以一種簡單納的個人形式向我提出來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幾內亞這個熱帶島嶼的沙灘上散步,當時我正在那里研究鳥類的演化。在這之前我已聽說過有一個叫做耶利的當地知名政治家,這時候他正在這個地區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個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們在一起走了一個小時,始終在交談著。

耶利身上煥發著領袖的氣質和活力。他的眼睛閃耀著迷人的光芒。他充滿自信地談論自己,但他也問了許多尖銳的問題,并且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我們的談話從當時每個新幾內亞人都關心的問題,即政治事態的迅速發展開始。耶利的國家現在叫做巴布亞新幾內亞,那時仍然是聯臺國的一塊托管地,由澳大利亞管理,但獨立已是遲早的事。耶利對我說,他的任務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準備。

過了一會,耶利話鋒一轉,開始考問起我來。他從來沒有去過新幾內亞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學歷是中學,但他卻有著一種無法滿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對新幾內亞鳥類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這工作拿多少報酬)。我就告訴他,在幾百萬年的過程中,不同種群的鳥是如何移居新幾內亞的。接著,他又問我,在過去的幾萬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樣到達新幾內亞的,以及在過去200年中,歐洲的白人是如何開拓新幾內亞的。

談話始終是友好的,雖然我們倆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兩個社會之間的關系是緊張的。兩個世紀前,所有的新幾內亞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時代“。就是說,他們仍然使用著幾千年前即已在歐洲為金屬工具所取代的類似的石器,而他們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統一的政治權威下組織起來的村莊。白人來了,他們建立了中央集權政府,帶來了各種物資,從鋼斧、火柴和藥品到服裝、軟飲料和雨傘,應有盡有,而新幾內亞人立刻認識到這些東西的價值。在新內亞,所有這些物品被一概稱為“貨物“。

許多白人移民公開蔑視新幾內亞人,說他們是“原始人’。在新幾內亞人的白人“主子”[他們直到1972年還被這樣稱呼)中,甚至是最無能的人,他們的生活水準也運遠高于新幾內亞人,甚至高于像耶利這樣的極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當時考問我那樣考問過許多白人,而我也曾考問過許多新幾內亞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幾內亞人通常至少和歐洲人一樣聰明。耶利想必考慮過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問我道,“為什么你們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貨物并將它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于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正像耶利所體會的那樣,這是一個雖然簡單但卻切中要害的問題。是的,在普通新幾內亞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歐洲人或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類似的差異同樣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區別了開采。這些巨大的差異必定具有人們可能認為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當時就回答不出來。關于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專業的歷史學家們仍然意見不一:大多數人甚至不再問這樣的問題了。在耶利和我進行那次談話后的許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說明了關于人類進化、歷史和語言的其他方面的問題。在25年后撰寫的這本書就是試圖對耶利的問題作出回答。

雖然耶利的問題只涉及新幾內亞人和歐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異,但它可以推而廣之,聯系到現代世界上更大規模的一系列懸殊差異。來自歐亞大陸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歐洲和東亞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著世界的財富和權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數非洲人,已經擺脫了歐洲人的殖民統治,但在財富和權力方面仍然遠遠落在后面。還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亞、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大批殺害、征服,有時甚至被斬盡殺絕。

因此,關于現代世界的差異問題可以再次系統地闡述如下。為什么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某種別的方式呢?例如,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亞土著殺害、征服或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歷史。從公元1500年開始,當歐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擴張剛剛興起時,不同大陸上的民族業己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許多地區成了一些用金屬裝備起來的國家或帝國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經呈現工業化的端倪。兩個印第安民族——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統治著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國。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地區被劃分為一些使用鐵器的小國或由酋長管轄的部落。其他大多數民族——包括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許多大平洋島嶼、美洲的許多地區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區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農業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獵采集為生的族群。

當然,從公元1500年開始的這種技術和政治上的差異,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鋼鐵武器的帝國能夠征服或消滅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這個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時的那種模樣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再一次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更早的歷史。直到大約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結束時,各個大陸上的各個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獵采集為生的人。從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陸的不同發展速度,成了導致公元1500年時技術和政治差異的原因。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獵采集為生,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許多地區,己逐步地發展起農業、畜牧、冶金技術和復雜的政治組織。歐亞太陸的一些地區和美洲的一個地區,還獨立地發明了文字。然而,這些新發展中每一個發展,在歐亞太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現得更早。例如,青銅器的大規模生產于公元1500年前的幾個世紀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帶還剛剛開始,而在4000多年前已經在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開展起來。歐洲探險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觸到塔斯馬尼亞人的,那時他們的石器制作技術比幾萬年前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普通使用的制作技術還要來得簡單。

這樣,我們最后就能用別的措辭把現代世界的差異重新表述如下:為什么在不同的大陸上人類以如此不同的速度發展呢?這種速度上的差異就構成了歷史的最廣泛的模式,也是我這本書的主題。

雖然這本書歸根到底是要討論歷史和史前史問題,但其主題不光是具有學術性,而且在實踐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就是通過征服、流行病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來形成現代世界的。這些沖突產生了回響,而這些回響在經過許多世紀后仍然沒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亂的地區仍在活躍地繼續。

例如,非洲的廣大地區仍在與近代殖民主義留給它的余孽進行斗爭。在其他地區——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魯、新喀里多尼亞和前蘇聯的許多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地區——社會動蕩或游擊戰爭,使甚至更多的本地居民起來反對由外來征服者的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許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亞土著、西伯利亞本地人,以及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人數已經銳減,現在在人數上已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過了。雖然他們因此而不能發動內戰,但他們仍然日益堅持維護自己的權利。

除了各民族之間由于過去的沖突而引發的當前這些政治和經濟反響外,當前還存在著語言方面的反響——尤其是現代世界上現存的6000種語言中的大多數語言即將消亡,而由英語、漢語、俄語和近幾個世紀以來使用人數大大增加的其他幾種語言所取代,F代世界的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由于耶利問題中所暗含的不同歷史軌跡造成的。

在為耶利的問題尋找答案之前,我們應該先停下來考慮一下根本就反對討論這個問題的某些意見。有些人見到別人僅僅提出這個問題就會生氣,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種反對意見如下。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明了某個民族怎么會統治另一民族的,那么這會不會就是為這種統治辯護呢?這會不會就是說這種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試圖改變這種結果可能是徒勞無益的呢?這種反對意見的根據是一種把對原因的說明同為結果辯護或承認結果混為—談的普遍傾向。怎樣利用歷史的闡述是—個和闡述本身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努力改變某個結果,了解是比再現或保持這種結果更經常使用的方法。這就是為什么心理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殺人犯和強奸犯的心理,為什么社會歷史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滅絕種族的大屠殺,為什么精神病學家要努力去了解人類疾病的起因。這些人之所以去調查研究,并不是想要為謀殺、強奸、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以及疾病進行辯護。相反,他們是想要利用他們對因果鏈曲了解來打斷這個鎖鏈。

其次,回答耶利的問題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方法,涉及對西歐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歐和歐化了的美國在現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這種突出地位是否就是過去幾個世紀的一種短暫現象,而現在正由于日本和東南亞興起而變得暗淡起來呢?事實上,本書大部分篇幅將要討論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歐洲人。我們不只是把重點放在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上,而是還要研究不同的非歐洲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是發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內部的和發生在這些地區的土著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我們絕不是要美化來自西歐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們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別的地方的其他民族發展起來并在以后輸入西歐的。

第三,諸如“文明”之類的字眼和“文明的興起”之類的詞語是不是傳達了虛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部落人是悲慘的,而過去13000年的歷史已經朝著人類更大的福祉前進了。事實上,我并不想當然地認為工業化國家就一定比狩獵采集部落好。,不認為放棄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來換取以使用鐵器為基礎的國家地位就是代表“進步”,也不認為就是這種進步為人類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幸福。根據我在美國城市和新幾內亞村莊不同的生活體驗,我的印象是:所謂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兩方面的因素構成酌。例如、同狩獵采集部落相比,現代工業化國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醫療照顧,他們被人殺害的風險較低,他們的壽命也較長,但他們從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會支持卻要少得多。我對人類社會的這種地理差異進行調查研究的動機,不是為了贊美一種類型的社會和貶低另一種類型的社會,而完全是為了了解歷史上到底發生過什么事。

耶利的問題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書來回答?我們是不是已經知道答案?如果已經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大概最普通的解釋就含蓄地或者明確地假定民族之間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在公元1500年后的幾個世紀中,由于歐洲探險者們認識到世界各民族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的廣泛差異,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差異來自天生能力的差異。隨著達爾文理論的出現,原來的一些解釋就按照自然選擇和演化遺傳有了新的含義。在技術上原始的種族被認為是人類從與猿相類似的祖先那里遺傳而來的演化遺存。由來自工業化社會的移民來取代這些種族,正是適者生存的例證。隨著后來遺傳學的興起,這些解釋就按照遺傳學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敘述。從遺傳學的角度看,歐洲人被認為比非洲人聰明,而比起澳大利亞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今天,西方社會的某些人在公開地批判種族主義。然而,許多(也許是大多數)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識地在繼續接受種族主義的解釋。在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里,仍然有人在公開提出這種解釋,而且是毫無愧疚之感。甚至是受過教育的美國白人、歐洲人和澳大利亞人,每當提起澳大利亞土著這個話題時,總是認為澳大利亞土著的身上有著某種原始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肯定與白人不同。在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許多人雖然在歐洲人殖民時代活了下來,但現在卻發現在澳大利亞白人社會中難以在經濟上取得成功。

一個看似有理的論據是這樣的:到澳大利亞來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個以金屬工具和食品生產為基礎的、有文字的、工業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國家,這一切都是在對一個大陸進行拓殖的一百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這個大陸上的土著至少有4萬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沒有金屬工具的狩獵采集部落。這是對人類發展的兩個連續實驗,實驗的環境相同,唯一的變量是居住在這環境中的人。澳大利亞土著與歐洲人社會之間的差異是由民族本身的差異產生的,這一點難道還需要進一步來證明嗎?

對這種種族主義解釋的反對意見,不僅僅是因為這種解釋令人生厭,而且也因為它們是錯誤的。人類在智力上存在著差異,但并沒有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這種差異是與技術上的差異平行發生的。事實上,我馬上還將說明,現代得“石器時代“的部落通?赡鼙裙I化的民族更加聰明,或至少一樣聰明。雖然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荒謬,但我們將會在第十五章看到,對于建立一個具有上述其他優點的、有文字的工業化社會來說,來到澳大利亞的白人移民對于通常給予他們的榮譽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術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亞的土著和新幾內亞人一只要給他們機會,一般是都能掌握工業技術的。

一些認知心理學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國家的來自不同地理區域的民族之間在智商方面的差異。尤其是,有許多美國白人心理學家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試圖證明,非洲裔美國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歐洲裔美國白人。然而,眾所周知,用作比較的這兩個民族在社會環境和教育機會方面是大不相同的。這個事實使檢驗智力差異引起技術差異這種假設遇到了雙重的困難。首先,甚至我們成人的認知能力也要受到社會環境的嚴重影響,而我們在孩提時代就已經歷了這樣的環境,因而難以覺察先天遺傳差異的任何影響。其次,認知能力的測驗(和智商測驗一樣]往往都是測量文化學習,而不是測量純粹的天生智力,不管這種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東西。由于童年環境和所學得的知識對智商測驗結果所產生的這些無庸置疑的影響,這些心理學家迄今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視為當然的遺傳缺陷。

我對這一爭議的觀點,是我和新幾內亞人在他們的未受外界影響的社會里一起工作了33年的結果。從我剛開始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通常都要比一般歐洲人或美國人更聰明,更機敏,更富表現力,對周圍的事和人也更關心。對有些工作,人們完全可以認為是反映了腦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腦子里對陌生環境勾畫出一幅圖像的能力。在做這樣的工作時,新幾內亞人在很大程度上顯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當然,對于那些西方人從小就訓練去做而新幾內亞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工作,新幾內亞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來自偏遠村莊的未上過學的新幾內亞人在進城時,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呆頭呆腦;反之,當我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在叢林中時,我表現得連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如沿著叢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個遮蔽物)都不能勝任。在這種時候,我始終明白,我在新幾內亞人看來又是多么地呆頭呆腦。對這些工作,新幾內亞人從小就接受了訓練,而我則從來沒有。

為什么我覺得新幾內亞人比西方人聰明這種印象可能是正確的,有兩個理由容易得到認可。首先,幾千年來,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會里。在這些社會里,稠密人口中傳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歷史上是導致死亡的主因,而謀殺則比較罕見,至于戰爭狀態則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況。大多數逃脫了致命的傳染病的歐洲人,也逃脫了其他一些潛在的死因,并把他們的基因傳給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數存活的嬰兒同樣逃過了致命的傳染疾病,而且不管他們的智力和攜帶的基因如何,一樣地傳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幾內亞人所生活的社會,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發生的那些流行疾病無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幾內亞人傳統的高死亡率的,是謀殺、長期的部落戰爭、意外事故和在獲取食物中出現的問題。

在傳統的新幾內亞社會中,聰明人比不那么聰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脫導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傳統的歐洲社會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納差異與智力幾乎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取決于人體化學細節的遺傳抵抗力有關。例如,血型為B或O的人比血型為A的人對天花有更強的抵抗力。就是說,促進智力基因的自然選擇,在新幾內亞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復雜的社會可能要無情得多,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對人體化學組成的自然選擇反而更有效力。

關于為什么新幾內亞人可能會比西方人聰明這一點,除了這種遺傳上的原因,還有第二個原因,F代歐洲和美國的兒童花費大量的時間,被動地接受電視、廣播和電影所提供的娛樂。在一般的美國家庭中,電視機每天開7個小時。相比之下,傳統的新幾內亞兒童幾乎沒有機會去接受這種被動的娛樂,而是把他們醒著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從事積極的活動,如和其他幾童或成年人談話或游歡。幾乎所有的對兒童發展的研究全都強調童年刺激和活動在促進智力發展中的作用,同時著重指出了與童年刺激減少相聯系的不可逆轉的智力障礙。對于新幾內亞人表現出來的這種較優越的一般智力作用,這種影響無疑提供了一種非遺傳成分。

這就是說,就智力而言,新幾內亞人可能在遺傳方面優于西方人,他們在逃避對成長極其不利的條件時也肯定優于西方人,而工業化社會的大多數兒童如今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長大的。當然,關于新幾內亞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條件,沒有絲毫可以用來回答耶利的問題。遺傳和童年成長這兩個因震,可能不僅區別了新幾內亞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區別了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以及技術上原始的社會成員同一般說來在技術上先進的社會成員。因此,必須把種族主義素來的那種臆斷顛倒過來。歐洲人盡管在遺傳方面存在著不利條件,而且[在現代]他們在成長中也毫無疑問存在著不利條件,那么為什么他們最后卻能生產出很多貨物?而對于新幾內亞人,盡管我相信他們具有較高的智力,但為什么他們最后在技術上還是那樣原始呢?

遺傳學上的解釋不是對耶利問題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種受到北歐人歡迎的解釋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氣候作用,說什么他們家鄉的寒冷氣候對人的創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熱、潮濕的熱帶氣候則對人的創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許,高緯度的這種季節性的多變氣候比不隨季節變化的恒定的熱帶氣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樣的挑戰。也許,寒冷的氣候要求人們為了生存必須具有更多的創造才能,因為人們必須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縫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熱帶人們只要有較簡陋的住房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蛘,可以把這種論點顛倒過來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高緯度地區謾長的冬季使人們有大量時間可以坐在家里搞發明創造。

雖然這種解釋以前曾流行一時,但它同樣經不起推敲。我們將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歐各民族對歐亞大陸文明沒有作出過任何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只是由于運氣好才生活在某一個地理位置上,使他們有可能接受在歐亞大陸較溫暖地區發展起來的一些先進的東西(農業、輪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陸,高緯度的寒冷地區則甚至更是人類的一個落后地區。唯一的發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會出現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陸最古老的陶器來自位于熱帶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認為在藝術、天文學和其他方面最先進的新大陸社會是在公元第一個一千年中位于熱帶的尤卡坦半島和危地馬拉的歷史上有名的瑪雅社會。

對耶利的問題的第三個答案提出了所謂干燥氣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問題,因為這種地方的高產農業依賴于大規模的灌溉系統,而這又需要有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之所以提出這種解釋,是因為有一個事實是無庸置疑的,即己知的最早帝國和書寫系統出現在新月沃地(指西亞伊拉克兩河流域連接敘利亞一帶地中海東岸的一片弧形地區,形如新月,故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區,包括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河流域、中國的黃河和長江流域、中美洲的馬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魯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統也似乎與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密切有關。

然而,詳盡的考古研究表明,復雜的灌溉系統并不是同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一起出現,而是在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后才到來的。就是說,先是由于某種原因出現了政治集權,然后才有可能建設復雜的灌溉系統。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在政治集權之前發生的至關重要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同江河流域或復雜的灌溉系統有任何聯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糧食生產和鄉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鄉村糧食生產開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帶興旺發達之后3000年左右,尼羅河流域仍然是一個文化落后的地區。美國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還是對灌溉農業和復雜社會起了支撐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許多為社會所依賴的發展成果之后才做到達一點的,而這些發展成果卻是從墨西哥引進的。澳大利亞東南部的河谷仍然為沒有農業的部落社會所占有。

然而,還有一種解釋列舉了使歐洲人能夠屠殺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歐洲的槍炮、傳染病、鋼鐵工具和工業制成品。這種解釋是正確的因為顯而易見,這些因素都是造成歐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這種假設是不全面的,因為它仍然只提供了確定直接原因的一種近似的(初級階段的)解釋。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尋找終極原因:為什么最后帶來槍炮、兇惡的病菌和鋼鐵的竟是歐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至于在確定歐洲征服新大陸的終極原因方面,雖然已經取得了某些進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難題。在非洲這個大陸上,原人進化的時間最長,解剖學上的現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瘧疾或黃熱病使歐洲的探險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長期的領先優勢有什么價值的話,那么為什么槍炮和鋼鐵不是首先出現在非洲,從而使非洲人和他們的病菌得以征服歐洲?同時,又用什么來說明何以澳大利亞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獵采集階段呢?

在世界范圍內對人類社會進行比較所出現的問題,曾經引起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們的極大關注。說明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現代例證,就是阿諾德·湯因比的十二卷本的(歷史研究>。湯因比對23個先進的文明民族尤其感到興越,這23個民族中有22個是有文字的,19個是歐亞大陸民族。他對史前史和比較單純的沒有文字的社會興趣較少。然而,現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卻要追溯到史前階段。因此,湯因比沒有提出耶利的那種問題,也沒有去認真討論我所認為的最廣泛的歷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資利用的書,同樣會把重點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進的、有文字的歐亞大陸文明民族身上;這些書都是十分簡略地提到哥倫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談到最近與歐亞大陸文明民族的相互影響外,它們對世界其余地區的討論甚至更加簡略。在湯因比的嘗試后,全世界對歷史因果關系的綜合研究已經受到大多數歷史學家的冷遇,被認為提出了一個顯然難以解決的問題。

來自幾個學科的專家對他們的問題提供了全球性的綜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態地理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研究動植物馴化的生物學家和研究傳染病對歷史的影響的學者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這些研究已經引起了人們對這個難題某些部分的注意,但它們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缺乏的必要而廣泛的綜合研究的零碎片斷而己。

因此,對于耶利的問題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這種近似的解釋是清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槍炮、病菌、鋼鐵和帶來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則根本沒有過這些帶來影響力的因素。另一方面。這種終極解釋——例如,為什么青銅器很早就在歐亞大陸一些地區出現,在新大陸是很晚才在局部地區出現,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亞則從來沒有出現過——仍然是不清楚的。

我們目前缺乏這種終極解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知識缺口,因為最廣泛的歷史模式仍然是這樣原因不明。然而,更為嚴重得多的是道德缺口沒有得到充填。對每個人來說,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者,至為明顯的是,歷史上不同民族的情況是不同的,F代美國是一個按照歐洲模式創建的社會,它占有從印第安人那里掠奪來的土地,吸納了數以百萬計作為奴隸運到美洲來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黑人的后裔,F代歐洲卻不是一個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黑人塑造的社會,他們并沒有把數以百萬計的印第安人作為奴隸運入歐洲。

這種結果完全是一邊倒的:這里的情況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歐洲人征服,而百分之四十九的歐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個現代世界都是由一邊倒的結果來塑造的。這些結果必須得到不容變更的解釋,這些解釋應該比幾百年前誰碰巧打贏了某個戰役或誰在某一次發明了什么東西這些細節更為基本。

假定歷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間的天生差異,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當然,我們得到的教導是,公開地這樣說是不禮貌的。我們讀到了一些聲稱證明了天生差異的專門性研究成果;我們也讀到了聲稱這些研究具有專門性謬誤的反駁意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發生征服和奴隸販運的幾百年之后,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構成了下層社會。我們聽說,這一點同樣不應歸咎于任何生物學上的缺陷,而應歸咎于社會不利條件和有限的機會。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們始終看到的是所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不變的民族地位差異。有人向我們保證說,這種對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貌似清晰的解釋是錯誤的,但卻沒有人告訴我們正確的解釋是什么。在我們對歷史的廣泛模式有了某種令人信服的、詳盡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釋之前,大多數人將繼續認為,種族主義的生物學解釋終究是正確的。對我來說,這似乎就是寫這本書的最強有力的論點。

新聞記者總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話把篇幅很長的書加以概括。對本書來說,這樣的一句話就是:“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

當然,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發展,這并不是什么新的觀念。然而在今天,這種觀點己得不到歷史學家們的青睞;它被認為是錯誤的或過分簡單化的,或者被諷刺為環境決定論而不屑一顧,或者把企圖了解世界范國內的差異這整個問題看得太難而束之高閣。然而,地理顯然對歷史產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歷史的廣泛模式。

由于有幾門從表面上看似乎與人類歷史毫不相干的科學學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識,以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的時機己經成熟了。這些學科首先包括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涉及農作物及其原始野種的生物地理學;這些學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種的行為生態學;研窮人類病菌及有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研究人類疾病的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對所有大陸和主要島嶼進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對技術、文字和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這種學科的多樣性向想要寫一本書來回答耶利的問題的未來作者提出了一些問題。這樣的作者必須具有包括以上各學科的廣博的專業知識,這樣才能把相關的各種先進知識加以綜合。每個大陸的歷史和史前史都必須同樣地加以綜合。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歷史,但所用的方法則是科學的——尤其是諸如演化生物學和地質學之類歷史科學的方法。這樣的作者必須根據直接體驗來了解一系列人類社會,從狩獵采集社會到現代的太空時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這些條件初看起來似乎是要求多個作者協同工作。然而,這種辦法從—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因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要建立一種統一的綜合體系。這種考慮就規定了只能有一個作者,盡管這樣做會引起種種困難。不可避免的是,這個作者為了從許多學科吸收材料將不得不渾身冒汗,并且將會需要許多同事對他進行指導。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問題之前,我的經歷已經使我涉足這些學科中的幾門。我的母親是教師兼語言學家;我的父親是兒童遺傳疾病?漆t師。由于有了我的父親做榜樣,我懷著當醫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學和中學學業。在7歲時,我還成了一個狂熱的觀察和研究野鳥的人。因此,在我大學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地就從起初想要從事醫務工作這個目標轉向生物研究這個目標。然而,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我的訓練主要在語言、歷史和寫作方面。甚至在決定要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還差點放棄科學而去做一個語言學家。

1961年我完成博士學業后,就把我的科學研究分成兩個領域去進行:一個是分子生理學,一個是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實驗科學的方法,這對于我寫作本書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要設計出一種研究人類歷史的方法會有許多困難,但我在這方面的經驗使我對這些困難了然于胸。從1958年到1962年,我在歐洲生活,我的一些歐洲朋友的生活曾經遭到20世紀歷史的嚴重傷害,生活在他們中間使我開始更加認真地思考在歷史的展開中因果鏈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過去的33年中,我作為演化生物學家的現場調查工作,使我同范圍廣泛的人類社會產生了密切的接觸。我的專業是鳥類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特別是新幾內亞,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通過同這些地區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許多技術上原始的社會,從狩獵采集社會到不久前還依靠石器的部落農民和漁民們的社會。因此,大多數有文化的人認為不可思議的、遙遠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卻是我的生活中最鮮明生動的部分。新幾內亞盡管只占世界陸地面積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類多樣性卻大得不成比例。在現代世界上的6000種語言中,有1000種只在新幾內亞使用。在我研究新幾內亞鳥類的過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種新幾內亞語言列出一些鳥類的俗名,我對語言的興趣被重新激發出來了。

所有這些興趣產生了我最近的一本書,這是對人類進化的一種非技術性的描述,書名叫做<第三種黑猩猩>。這本書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試圖了解歐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觸所產生的后果。在我完成這本書之后,我認識到無論是史前時代還是現代,民族之間的接觸產生了同樣的問題。我明白,我在那本書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決的問題,實質上就是1972年耶利問我的那個問題,只不過把問題搬到世界上的一個不同的地方罷了。就這樣,在許多朋友的幫助下,我終于可以試一試去滿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書分為4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從伊甸園到卡哈馬卡>,它由3章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關于人類進化和歷史的旋風式的旅行,從大約700萬年前我們剛從類人猿分化出來時開始,一直延續到大約13000年前上—次冰期結束為止。我們將追蹤人類的祖先從我們在非洲的發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陸。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興起”—語來加以概括的事件開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結果表明,某些大陸上的人類發展經過一段時間后取得了對其他大陸上的人類發展的領先優勢。

第二章簡要地考察了島嶼環境在較小的時空范國內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使我們為探究過去13000年中大陸環境對歷史的影響作好準備。當大約3200年前波利尼西亞人祖先向太平詳遷移的時候,他們碰到了一些和他們原來環境大不相同的島嶼。在幾干年之內,波利尼西亞人祖先建立的這個社會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島嶼上產生了一系列子社會,從狩獵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國,形形色色,應有盡有。這種輻射性進化可以起到模式的作用,用來說明自上次冰期結束以來,在不同的大陸上時間更長、規模更大、但更少為人所了解的社會輻射性進化,為什么有的成了狩獵采集部落,有的卻成了帝國。

第三章通過同時代目擊者的描述,再講一講歷史上最具戲劇性的諸如此類的遭遇,從而向我們介紹來自不同大陸的各民族之間的沖突。歷史上的這次遭遇是:獨立的印加帝國的末代皇帝阿塔瓦爾帕在自己的整個軍隊納護衛下,在秘魯城市卡哈馬卡被弗蘭西斯科·皮薩羅和他率領的一小撮西班牙入侵者俘虜。我們可以確定一些近似因素的鎖鏈,正是這些因素使皮薩羅得以俘虜阿塔瓦爾帕,并在歐洲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中發生了作用o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馬匹、文化、政治組織和技術(尤其是造船和武器制造)。這種對近似原因的分析是本書中容易做到的部分;困難的部分是確定終極原因,因為正是終極原因產生了近似原因,產生了實際結果,而不是產生可能相反的結果,即阿塔瓦爾帕到馬德里俘虜了西班牙國王查理—世。

第二部分題為(糧食生產的出現和傳播),包括第四章到第十章。這—部分專門討論我認為是只重要的一組終極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糧食生產——即通過農業種植和畜牧來生產食物,而不是靠狩獵和采集野生食物——是如何最終產生了使皮薩羅取得勝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糧食生產的出現情況在全世界是不同的。我們將要在第五章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區的民族靠自己來發展糧食生產;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從這些獨立的糧食生產中心學會了糧食生產;還有—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發展糧食生產也不從別處學會糧食生產,而是直到現在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區促使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糧食生產轉變的諸多因素。

接著,第七、八、九章說明在史前時代農作物和牲畜是如何從原來的野生植物和動物經過馴化而來的,而做這種馴化工作的早期農民和牧人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梢杂米黢Z化的當地一批批動植物在地理上的差異,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只有幾個地區成為獨立的糧食生產中心,為什么糧食生產在某些地區比在另一些地區出現得早。從原來的這幾個中心、糧食生產向某些地區的傳播比向另一些地區的傳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糧食生產傳播速度差異的一個重大因案原來竟是大陸的軸線方向:歐亞大陸主要是東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則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歐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則概述了這些因素從糧食生產這個終極原因發展而來。第三部分[<從糧食生產到槍炮、病茵與鋼鐵),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從密集人口所持有的病菌的演化開始,對從終極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聯系進行了考查(十一章)。歐亞大陸的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歐亞大陸民族,比歐亞大陸的槍炮或鋼鐵武器所殺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陸,很少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危險的病菌在等待

未來的歐洲征服者。為什么病菌的交流這樣不相等?在這里,近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在把病菌和糧食生產的出現相聯系方面是富于啟發性的,而這兩者的聯系在歐亞大陸要遠遠超過美洲。

另一條因果鏈是從糧食生產到文字,文字可能是過去幾千年中最重要的—項發明(十二章)。在人類歷史上,文字只經歷過少數幾次進化,而發明文字的地區又是各自區域中糧食生產出現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會也都經歷了同樣的進化,或者是由于文字的傳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傳播,而這種文化又是來自最初的少數幾個中心之一。因此,對于研究世界史的人來說,文字這一現象對研究另一組重要的因果關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對思想和發明的傳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響。

適用于文字的情況也適用于技術(第十三章)。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技術創新是不是完全依賴于少數發明家——天才,依賴于許多具有特質的文化因素,以致不可能去了解技術的世界模式。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這類文化因素使了解技術的世界模式變得更容易了,而不是變得更困難了。糧食生產使農民能夠生產出多余的糧食,從而使農業社會得以養活專職的從事手工藝的專門人材、因為這些人的工作不是種植他們自己吃的糧食,而是發展技術。

除了養活抄寫員和發明家外,糧食生產還使農民能夠養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狩獵和采集為生的流動人群相對而言都是平等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活動范圍局限于自己的地區以及改變與鄰近人群的結盟關系。隨著稠密的、定居的、從事糧食生產的人口的出現,酋長、國王和官員也出現了。這種行政體系不但對管理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領地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維持常備軍、派遣探險艦隊和組織征服戰爭也是至關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5章中環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講的內容應用于每個大陸和一些重要的島嶼。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亞本身的歷史,以及原來和澳大利亞相連、屬于同一大陸的新幾內亞這個大島的歷史。澳大利亞是近代技術最簡陋的人類社會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沒有發展糧食生產的唯一大陸。澳大利亞的情況是對關于人類社會的洲際差異理論的一次決定性檢驗。我們會看到,甚至在鄰近的新幾內亞的大多數族群成了糧食生產者的時候,為什么澳大利亞的土著卻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

第十六和第十七章把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發展結合成整個地區的一幅畫面,這個地區包括東亞大陸和太平洋諸島。中國糧食生產的出現,引起了史前期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幾次大遷移,或兩者的同時遷移。其中有一次遷移發生在中國本土,造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這個政治和文化現象。另一次遷移在幾乎整個熱帶東南亞地區導致了最后來自中國南部的中國農民取代了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本地人。還有一次遷移是南島人(南島人就是說南島語的人。根據本書的介紹,南島人源自中哦華南,他們經由臺灣到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島,繼而向太平洋諸島擴張。)的擴張,這次遷移同樣取代了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本地人,并擴大到最遙遠的波利尼西亞諸島,但未能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大部分地區殖民。對研究世界史的人來說,東亞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間發生的所有這些沖突具有雙重的重要性:這些沖突形成了現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經濟權力正日益集中;這些沖突還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歷史提供了特別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問題,即歐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間的沖突?偨Y一下新大陸和歐亞太陸西部地區過去13000年的歷史,可以弄清楚歐洲對美洲的征服只不過是兩條漫長的通;ゲ幌喔傻臍v史軌跡的頂點。這兩條軌跡的差異表現在這兩個大陸在可馴化的動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陸軸線走向以及生態障礙方面的差異。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歷史(十九章)與新大陸的歷史不但存在著懸殊的差異,而且也具有顯著的相似之處。造成歐洲人與非洲人的沖突的那些因案,同樣造成了歐洲人與印第安人的沖突。結果,歐洲人的征服并沒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建立大片的或長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持久意義的是非洲內部大規模的人口轉移,即班圖人的擴張。這都是由許多同樣的原因引發的,也就是在卡哈馬卡、在東亞、在太平詳諸島以及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自始至終都在發生作用的那些原因。

我不抱任何幻想,以為本書己成功地說明了各大洲過去13000年的歷史。顯然,要想在一本書里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們真正地了解所有這些答案,我們也不可能做到,何況我們并不了解呢。至多,本書確定了幾組環境因案,我認為這些因案提供了對耶利的問題的大部分答案。承認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來的幾個問題,而了解這些問題則是將來要做的事。

后記題為(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未來>,列出了剩下來的幾個問題,包括歐亞大陸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問題,與環境無關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個人的作用。也許,這些未解決的問題中最大問題是確立人類史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學、地質學和氣候學這類已經得到承認的歷史科學一樣。對人類歷史的研究的確會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難,但這些已經得到承認的歷史科學也碰到一些同樣的挑戰。因此,在這些不同領域中發展起來的方法在人類史這個領域中也可能證明是有用的。

然而,我希望我已經使讀者相信,歷史并不“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就像一個憤世嫉者說的那樣。的確存在著適用于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稗益的。

第一部分

從伊甸園到卡哈馬卡

用以比較不同大陸的歷史發展的合適起點是公元前ll000左右。這個年代大致相當于世界上一些地區襯社生活的開始。這時,美洲毫無疑問已第一次有人定居,更新世和上一次冰期已經結束,地質學家所說的全新世已經開始。在那個年代的幾千年內,動植物的馴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個地方開始了。從那時起,某些大陸上的族群是否已經比其他大陸上的族群領先一步或處于明顯優勢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這種領先優勢經過13000年的擴大,也許可以為耶利的問題提供答案。因此,這一章將要對各大陸的人類歷史進行一次旋風式的旅行,從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起源開始,經過幾百萬年,直到13000年前。這一切現在將要濃縮在不到25頁的篇幅里。當然,我對細節忽略不計,只談談在我看來與本書最相關的一些趨勢。

我們活著的近親是現存的3種類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腳黑猩貍(也叫倭黑猩猩)。這3種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豐富的化石證據,這就表明人類初始階段的演化是在非洲進行的。人類的歷史與動物的歷史分道揚鑣,大約在700萬年前開始于非洲(據估計在500萬至900萬年之前)。約當此時,非洲猿的一個種群分成了幾個種群,其中一支繼續演化成現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兩種現代黑猩猩,還有一支則演化成人類。大猩貍這一支的分化顯然稍早于黑猩猩與人類之間的分化。

一些化石表明,我們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約400萬年前基本上己能直立,然后在大約200.5萬年前身體開始長高,相對腦容量開始增大。這些原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

他們顯然是按照這個順序進行演化的。雖然大約在1.7百萬年前即已達到了直立人這個階段,但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現代人接近,他的腦容量幾乎仍然不到我們的一半。石器在大約2.5百萬年前已很普遍,但它們仍然不過是最粗糙的石片和石頭砍鑿器。就動物學上的含意和鑒別來說,直立人已不再是猿了,(對于過去15000左右的一些年代,本書自始至終所引用的都是所謂已經碳—14測定的年代,而不是普通的未經碳—14測定的年代。這兩種年代差異將在第五章中予以說明。測定過的年代被認為更符合歷史上的年代。習慣于未經測定的年代的讀者們如果發現我引用了明顯錯誤的年代,即我引用的年代早于他們熟悉的年代,那么他們就必須記住這個差異。例如,對于北美克羅維克考古地層通常引用的年代是公元前9000年左右,而我所引用的年代則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因為通常引用的這個年代是未經核定的。),但與現代人仍相去甚遠。

人類在這方面的全部歷史,在人類于大約700萬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萬或600萬年中,仍然局限于非洲。首先走出非洲的人類祖先是直立人,這已從東南亞爪哇島上發現的化石得到證明,這些化石通常稱之為爪哇人(見圖1.1)。年代最久遠的爪哇“人”化石——當然,它們實際上可能是爪哇女人的化石——其年代通常被認為約100萬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認為,其年代實際上是1.8百萬年前。(嚴格地說,直立人這個名稱屬于這些爪哇化石,而歸入直立人一類的非洲化石也許應該有一個不同的名稱。)目前,對于歐洲人類的公認的最早證據產生在大約50萬年前,但也有人認為時間可能更早。人們當然可以假設,人類既然可以移居亞洲;自然也可以移居歐洲,因為歐亞大陸是一個大陸板塊,沒有什么重大屏障把它分隔開。

這說明了一個將在本書中反復出現的問題。每當某個科學家宣布發現了“最早的x”——不管這個x是歐洲最早的人類化石,是墨西哥引種歸化的玉米的最早證據,或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東西——這一宣布又刺激了其他科學家去發現更早的東西以便更勝一籌。事實上,必定有某個真正“最早的X”,而所有宣布的更早的X都是假的。然而,我們將會看到,幾乎對于任何X來說,對所謂更早的X每年都會有新的發現和宣布,井駁斥了前幾年所宣布的某些或全部更早的X 。對這類問題,常常要花幾十年時間去仔細探究,考古學家們才能達成共識。

到了大約50萬年前,人類化石的頭骨變得較大、較圓、也較少棱角,這已和較早的直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o 50萬年前的非洲人和歐洲人的頭骨與我們現代人的頭骨已相當近似,所以被歸入我們智人這一類,而不是歸入直立人一類。這種區別是帶有任意性的,因為智人是從直立人演化而來的。然而,這些初期的智人在頭骨的細節上仍和我們不同,他們的腦容量比我們的小得多,他們的制造物和行為更是明顯地和我們不同,F代的制造石器的民族,如耶利的曾祖父這一輩人,會對50萬年前的石器嗤之以鼻,認為極其粗糙。對于如今可以有把握證明的我們祖先當時的文化業績,唯一可以用濃墨重彩加上一筆的是火的使用。

最初的智人除了他們的殘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沒有給我們留下藝術品、骨器或其他任何東西。澳大利亞仍然沒有人類,這原因顯而易見:從東南亞到達那里必須乘船。在美洲也沒有人類,因為可能要等到占據歐亞大陸最靠近美洲的地方(西伯利亞)先有人煙,可能還需要造船技術o(現在分隔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峽,隨著冰期海平面的不斷升降,有時是一片海峽,有時是一座洲際陸橋。)然而,無論是造船或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亞生存,對最初的智人來說仍然是力所不及的。

從50萬年前往后,非洲和亞歐大陸西部的人類彼此之間以及和東南亞人類之間,從骨骼的細節來看在繼續分化。從13萬到40萬年前,歐洲和亞洲西部人口的集中體現是特別眾多的骨骼化石,他們被認為是尼安德特人,有時被歸入一個單獨的人種——尼安德特人。盡管尼安德特人在許多漫畫里被描繪成住在洞穴里像猿一樣的野蠻人,但他們的腦卻比我們的還要稍大一些。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他們還是第一批懂得埋葬死者、照顧病人的人。然而,同現代新幾內亞人的磨光石斧相比較,他們的石器仍顯得粗糙,他們還不曾造出形制標準、形狀多樣、每件都有其明確功用的工具來。

現在保存下來的、與尼安德特人同時的少數幾個非洲人的骨骼殘片,與其說像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不如說更像我們現代人的骨骼。我們知道,甚至更少的東亞人的骨骼殘片被保存了下來.但他們似乎與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相同。至于當時的生活方式,保存得最好的證據是非洲南部一些遺址上堆積的石頭制品和被浦食動物的殘骨。雖然這些l0萬年前的非洲人和與他們同時代的尼安德特人相比,他們的骨骼更像現代人的骨骼,但他們所制造的石器基本上和尼安德特人的石器同樣粗糙,仍然缺乏標準的形制。他們也沒有任何保存下來的藝術品。從他們捕食的各種動物的骨頭這個證據來看,他們的狩獵技巧平常,他們主要浦殺那些易于捕殺、毫無危險的動物。他們還不曾干過獵殺野牛、野豬和其他危險獵物的事。他們甚至不會捕魚:在他們的緊靠海岸的遺址中沒有發現魚骨和魚鉤。他們和同時代的尼安德特人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人。

人類歷史終于在大約5萬年前開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說的“大躍進”時期。這種大躍進的最早的明確跡象是在東非遺址出土的標準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飾(鴕鳥蛋殼做的珠子項鏈)。同樣的情況不久又出現在近東和東南歐,然后<約4萬年前)又出現在西南歐.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與稱作克羅馬努人的完全現代人的骨骼——起越發現了。此后,保留在考古遺址中的人類遺物變得越來越令人關注,使人毫不懷疑我們正在與之打交道的是在生物學上和行為上的現代人。

在克羅馬努人的遺物堆積中不僅有石器,而且還有骨器。骨器易于成形(如做成魚鉤)這一點顯然是以前的人所沒有認識到的。有些工具做成了各種不同的特殊形狀,就像現代的工具一樣,有針,有錐子,有雕刻工具,還有其他等等,對它們的功用我們全都一目了然。出土的不僅僅是單件工具,如手持的刮削器,出土的還有多件組合的復合工具。在克羅馬努人遺址上可以認出來的復合武器包括魚叉、梭鏢投擲器,最后還有弓箭,這些都是步槍和其他現代復合武器的前身。這些能在安全距離內進行捕殺的有效手段可以用來獵取犀牛、大象之類的危險獵物,而發明了用來結網、做釣魚線和陷阱的繩子,就便我們的飲食又增加了魚和鳥這樣的美味。房屋和縫制服裝的殘跡,證明了人類在寒冷氣候下生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而殘留的首飾和仔細埋葬的骸骨,則表明了革命性的審美觀和精種層次上的發展。

在一直保存完好的克羅馬努人的物品中,最著名的是他們的藝術作品:壯麗的洞穴壁畫、雕像和樂器,這些東西我們今天仍然當作藝術品來欣賞。任何人只要到法國西南部拉斯考洞穴去一趟,看看那里畫的和實物一樣大小的野牛和野馬,直接體驗一下壁畫所產生的那種難以抗拒的力量,他立刻就會了解.壁畫的創作者不僅在形骸而且在心靈上必定都巳現代化了。

顯然,從大約10萬年到5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能力發生了某種重大的變化。那次大躍進提出了兩個未解決的主要問題,即其觸發原因及發生地點問題。至于原因問題,我曾在(第三種黑猩猩)一書中主張,是喉的完善為現代語言提供了解剖學的基礎,而發揮人的創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語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則提出,在當時腦容量不變的情況下腦組織發生的變化,使現代語言成為可能。

至于這個大躍進發生的地點問題,它是不是發生在某一個地理區域,發生在某一群人當中,因而使他們能夠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區同時發生,而今天生活在這每一個地區的人可能就是大躍進前生活在該地區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當現代的、大約10萬年前人的頭骨,一直被用來支持前一種觀點,認為大躍進明確地發生在非洲。(對所謂線粒體DNA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現代人發源于非洲這種說法來解釋的,雖然這些分子發現的含義目前仍然值得懷疑。另一方而,千百萬年前生活在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人的頭骨,則被一些體質人類學家認為分別顯示了仍可在現代中國人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身上發現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這一發現可能表明現代人的平行演化和發源于多個地區,而不是發源于一個伊甸園,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主張現代人發源于一個局部地區,接著向外擴散,到后來又取代其他地方的人,這方而最強有力的證據似乎是在歐洲。大約4萬年前,克羅馬努人帶著他們現代人的體格、優良的武器和其他先進的文化特征進入歐洲。不出幾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復存在,雖然幾千年來,他們作為歐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o這個結果有力地表明了,現代的克羅馬努人以某種方式利用他們的遠為優良的技術和他們的語言技能或智力,用病菌傳染、殺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羅馬努人之間的混合現象。

這種大躍進同我們的祖先在歐亞大陸定居以來第一次被證實的人類地理的重大擴張,在時間上不謀而合。這次擴張包括占據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這兩個地方在當時還連在一起成為一個大陸。許多用碳—14測定的遺址證明,從4萬年到3萬年前(還有那照例必有的對正確性提出質疑而認為時間多少要早一些的主張),人類已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出現了。從開始有人居住的很短時間內,人類已擴散到整個大陸,并對那里形形色色的棲息地,從新幾內亞的熱帶雨林和高山地區,到澳大利亞干燥的內陸和潮濕的東南角.都已能適應。

在冰川時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封閉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現在低幾百英尺。結果,現在亞洲和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婆羅洲、爪哇和巴厘這些島嶼之間的淺海當時成了干燥的陸地。(其他一些水淺的海峽如白令海峽和英吉利海峽情況也是如此。)東南亞大陸邊緣比現在的位置要往東700英里。

然而,在巴厘島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印度尼西亞中部諸島仍然為一些深水海峽所包圍和分隔。那時候,要從亞洲大陸到達澳大利亞/新幾內亞,仍然需要渡過至少8個海映,其中最寬的一個海峽至少有50英里寬。被大多數這樣的海峽分隔開的島嶼彼此隔海相望.但從澳大利亞看不見印度尼西亞,即使最近的島嶼——帝漢島和塔寧巴島。因此,對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占有是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那需要有水運工具,因此這一點顯然提供了關于歷史上使用水運工具的最早證據。直到大約3萬年后(13000年前)才有了除地中海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出現了水運工具的有力證據。

起先,一些考古學家認為,向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移居可能是意外的結果:有幾個人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島嶼的木筏上捕魚時被卷人海中。有一個極端的設想把首批移民描繪為其中有一個懷有男性胎兒的年輕孕婦。但是,相信這種偶然移民論的人卻由于最近的一些發現而大吃一驚,這些發現表明,到了大約35000年前,在新幾內亞東面還有一些島嶼緊接在新幾內亞本土之后也有人移居了。這些島嶼是卑斯麥群島中的新不列顛島和新愛爾蘭島,以及所羅門群島中的布喀島。布喀島即使從西邊最近的島嶼也無法看到,因此到達這個島嶼的唯一辦法就是渡過大約100英里寬的水口。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可能是有意識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見的島嶼,同時由于經常使用水運工具,他們不斷地在無意中抵達了甚至看不見的、遙遠的島嶼。

除了人類自到達歐亞大陸以來第一次使用水運工具和擴大活動范圍外.對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移民還與另一個重大的第一次聯系在一起:人類第一次大規模滅絕大型動物物種。今天,我們把非洲看作是大型哺乳動物的大陸,F代歐亞大陸也有許多種大型哺乳動物(雖然數量顯然沒有非洲塞倫格蒂大平原上的那樣多),如亞洲犀牛、大象和老虎,以及歐洲的駝鹿、熊和(在古典時期前的)獅子。今天的澳大利亞/新幾內亞沒有同樣的大型哺乳動物,事實上連大于100磅重的袋鼠的哺乳動物也沒有了。但澳大利亞/新幾內亞以前也曾有過它自己的一批多種多樣的大型哺乳動物,包括大袋鼠,和其狀如犀、其大如牛、叫做古草食有袋動物的有袋類動物,以及有袋類的“豹”。它以前還有一種體重400磅狀如鴕鳥的不會飛的鳥,以及一些大得嚇人的爬蟲,包括一種一噸重的蜥蜴、一種巨蟒和陸棲鱷魚。

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所有這些巨型動物在人類到達后全都消失了。雖然對于這些動物滅亡的確切時間一直存在爭議,但有幾個澳大利亞考古遺址,其年代綿延幾萬年之久,動物遺骨沉積驚人地豐富,在經過仔細地發掘之后,競沒有發現有關過去35000年中現已滅絕的巨型動物的一絲痕跡。因此,這種巨型動物大概在人類到達澳大利亞不久后就滅絕了。

如此眾多的大型動物幾乎同時消失這一點引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情況?一個顯而易見的可能答案是:它們被首批到達的人類殺光了或間接消滅了。請記。喊拇罄麃啠聨變葋喌膭游镌浽跊]有人類獵殺的情況下演化了幾百萬年。我們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島和南極的鳥類和哺乳動物同樣也是在沒有人類的情況下演化的,并且直到現代才看見了人,所以今天仍然溫順得不可救藥。如果不是環境保護主義者采取了保護性措施,它們可能已經很快滅絕了。在其他一些最近才發現的島上,由于保護措施沒有很快實施,消滅動物的事的確發生了:—個這樣的受害者就是毛里求斯島的渡渡鳥,渡渡鳥實際上已成了一種絕種的象征。我們現在還知道,在史前時代已有人移居的、如今得到詳細研究的每一個海洋島嶼上,人類的移居導致了一陣滅絕動物的行動,這個行動的受害者包括新西蘭的恐鳥、馬達加斯加島的大狐猴和夏威夷的不能飛翔的巨型野鵝。正像現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鳥和海島海豹走過去并把它們殺死一樣,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鳥和大狐猴走過去并把它們殺死的。

因此,關于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巨型動物消失的一個假設是,它們在大約4萬年前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歐亞太陸的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活到了現代,因為它們已和原人一起共同進化了幾萬年或幾百萬年。因此,由于我們祖先開始時并不高明的狩獵技巧提高得很慢,它們就有了充裕的時間來逐步形成對人類的恐懼。對渡渡鳥、恐鳥,也許還有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巨型動物來說,它們的不幸是在毫無演化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遭遇了入侵的、狩獵技巧已經充分發展起來的現代人。

然而,就澳人利亞/新幾內亞的情況而言,對這種所謂過度獵殺的假設也并非沒有人提出異議。一些持批評意見的人強調指出,迄今還不曾有人用文獻證明這是澳大利亞/新幾內亞某種絕種的巨型動物的遺骨,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它是被人殺死的,或甚至曾經同人類生活在一起。為過度獵殺的假設進行辯護的人則回答說:如果這種滅絕行動完成得十分迅速,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例如大約4萬年前的幾千年內就完成了,那么你幾乎不可能找到獵殺的遺址。那些持批評意見的人則回敬以一種相反的理論:這些巨型動物是死于氣候的變化,例如在本已長期干旱的澳洲大陸發生了嚴重的旱災。這方面的爭論仍在繼續。

就我個人來說,我無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亞巨型動物在澳大利亞的幾千萬年的歷史中何以歷經無數的干旱而不死絕,后來卻決定幾乎同時倒斃(至少在幾百萬年這個時間范圍內),而時間又正好和第一批人類到達的時間碰巧—致。這些巨型功物滅絕的地方不僅有澳大利亞中部的干旱地區,而且還有潮濕的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東南部地區。它們滅絕于一個個棲息地,從沙漠地帶到冷雨林和熱帶雨林,無一例外。因此.在我看來,極有可能的是,這些巨型動物確實是被人消滅的,直接地(被殺來當食物)和間接地(由于人為引起的火災和棲息地的改變)。但是,過度獵殺的假設也好,氣候變化的假設也好,不管哪一個假設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將會看到,澳大利亞幾內亞所有大型動物的消失對其后的人類歷史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這些動物絕種了,本來可以用來馴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動物也就被消滅了,這就使澳大利亞土著和新幾內亞人再也沒有一種屬于本地的家畜了。

因此,人類移居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差不多到大躍進的時候才實現。隨后接著發生的人類活動范圍的又一次擴張,是進入歐亞大歐的最寒冷地區。雖然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川時代,對寒冷的氣候已經適應,但他們再沒有向北進一步深入,只到德意志北部和基輔為止。這并不奇怪,因為尼安德特人顯然沒有針,沒有縫制的衣服、溫暖的住房以及其他為在最寒冷氣侯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術。從解剖學看,確實掌握了這種技術的現代民族,在大約2萬年前進人西伯利亞(對此通常都有一些認為時間還要早得多的說法)。這一擴張可能就是歐亞大陸長毛象和長毛犀牛絕種的原因。

隨著人類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定居,現在人類已占據了可以居住的5個大陸中的3個!(在本書中,我始終把歐亞大陸算作一個大陸,我沒有把南極大陸計算在內,因為南極大陸直到19世紀才有人到達,而且從來沒有任何自給自足的居民。)這樣就只剩下兩個大陸:北美洲和南美洲。它們無疑是最后兩個有人定居的大陸,這原因很明顯,因為從舊世界到達美洲要么用船(甚至在印度尼西亞直到4萬年前才有證據表明已有了船,而歐洲要晚得多才有船)去渡海.要么得先占有西伯利亞(直到大約2萬年前才有人居住)以便通過白令陸橋。

然而,不能肯定的是,在大約14000年前到35000年前這段時間里,美洲究竟于何時第一次有人移居。美洲最古老的沒有爭議的人類遺存是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阿拉斯加遺址,隨后是加拿大邊界以南的美國和墨西哥的大量遺址,時間是公元前11000年以前的幾百年。后一種遺址稱為克羅維遺址,是按照新墨西哥州克羅維城附近的那種類型的遺址命名的。這些遺址上具有代表性的巨大的石制矛頭第一次得到確認,F在已知有數以百計的克羅維遺址散布在北美南部的美國本土全部48個州,往南直到墨西哥。在那以后不久,關于存在人類的沒有爭議的證據出現在亞馬孫河地區和巴塔哥尼亞高原。這些事實提供了這樣的解釋,即克羅維遺址用實際材料證明了美洲第一次有人移居,這些人迅速繁衍、擴張,布滿了這兩個洲。

人們開始時會感到驚訝;克羅維的子孫們競能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里到達美加邊界以南8000英里處的巴塔哥尼亞高原。然而,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進8英里,這對于那些以狩獵和采集為生的人來說簡直是小事一樁,因為他們平常在尋找食物時,在一天之內也可能走這么遠的距離。

人們開始時同樣會感到驚訝:美洲顯然很快就布滿了人,所以他們就有目的地不斷往南朝巴塔哥尼亞高原推進。如果人們停下來考慮一下實際人數,這種人口增長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美洲最終容納以狩獵采集為生者的人數,達到平均人口密度稍低于每平方英里一個人(對于現代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來說,這是個很高的值),那么整個美洲地區最終就能容納l000萬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但是,即使最初的移民只有100個人,而他們的人數以每年百分之一點一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人口最高可達l000萬人。每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口增長率又是小事一樁:在現代,當人們向處女地移民,就像英國皇家海軍“邦蒂”號上的反叛者和他們的塔希提妻子向皮特凱恩島移民那樣,曾經觀察到的人口增長率高達每年4.3%。

克羅維獵人在到達后的開頭幾百年內留下的大量遺址,類似于得到考古證明的有關毛利人祖先在較晚近時期發現新西蘭后所留下的大量遺址。解剖學上的現代人在更早得多的時候已經向歐洲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定居,有關這方面的大量遺址也已得到了證明。這就是說,關于克羅維現象及其在美洲擴展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對歷史上其他一些沒有爭議的向處女地移民的發現是一致的。

克羅維遺址突然出現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幾百年中,而不是出現在公元前16000或21000年前的幾百年中,這可能會有什么意義呢?請記。何鞑麃喗K年嚴寒,在更新世冰期的很大一部分時間里,連綿不斷的冰原在整個加拿大成了無法通行的障礙。我們已經看到,對付嚴寒所需要的技術,要到解剖學上的現代人在大約4萬年前大批進人歐洲之后才出現,而人類向西伯利亞移民還要晚2萬年。最后,這些早期的西伯利亞人到了對面的阿拉斯加,或是由海路渡過白令海峽(甚至在今天也只有50英里寬),或是在白令海峽還是干燥陸地的冰川時代徒步走過去的。白令陸橋在其幾千年的間歇存在期間可能寬達1000英里,覆蓋著一望無際的苔原,適應了寒冷條件的人是容易越過的。最近一次,當大約公元前14000年后海平面上升時,陸橋被水淹沒,又成了海峽。不管這些早期的西伯利亞人是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還是劃船過去的,阿拉斯加有了人跡的最早的可靠證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

在那以后不久,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現了一條由北向南的沒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阿拉斯加人得以從中通過,來到了現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頓周圍的北美大平原。這就為現代人消除了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亞高原之間最后的嚴重障礙。埃德蒙頓的這些開路先鋒們可能發現大平原上到處都是獵物。他們就在這里繁衍生息,他們的人數增加了.于是逐步地向南擴散,最后占據了整個西半球。

克羅維現象的另一個特征和我們關于加拿大冰原以南首次出現了人類這一推測不謀而合。和澳大利亞/新幾內亞一樣,美洲原來也是到處都有大型哺乳動物。大約在15000年前,美洲西部的情形很像今天非洲塞倫格蒂大平原,有成群的大象和被獅子及獵豹追逐的野馬,還有許多諸如駱駝和巨型地懶之類的奇異動物。正和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一樣,在美洲大多數這樣的大型哺乳動物也滅絕了。這些動物的滅絕在澳大利亞大概發生于3萬年前,而在美洲則發生在大約17000年到12000年前。這些已經滅絕的美洲哺乳動物留有大量的骨骼,其年代也已得到準確的測定,因此可以確認它們的滅絕發生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也許,滅絕時間測定得最精確的兩種動物是沙斯塔的地懶和大峽谷地區哈林頓的石山羊;這兩種動物的種群在公元前l1100午前后的一、兩百年內就消失了。不管是否是由于巧合,這個年代同克羅維的獵人到達大峽谷的年代是一致的,即使有誤差,也是在實驗的許可范圍之內。

在許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間都嵌著克羅維人的矛頭,這一發現表明,上述年代的一致并非巧合?肆_維的獵人們在美洲向南推進,遇到了以前從未見過人的大型動物。他們可能發現這些美洲動物很容易殺死,于是就把它們滅了。一種相反的理論說,美洲的大型動物之所以滅絕,是由于上一次冰期結束時發生的氣候變化,而這一氣候變化(對現代古人類學家來說,是解釋混亂)也是發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關于美洲大型動物滅絕的氣候理論和關于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大型動物滅絕的氣候理論,就我個人而言,是同一個問題。美洲的這些大型動物已經熬過了前面的二十二次冰期。為什么它們中的大多數卻要在面對所有這些可能無害的人類時選定第二十三次冰期一齊死去呢?為什么它們在所有棲息地都消失了,不僅在那些縮小了的棲息地消失了,面且也在上一次冰期結束時大大擴大了的棲息地消失了?因此,我推測這是克羅維獵人干的,但這一爭論仍然沒有解決。不管哪種理論證明是正確的,本來可以由美洲土著馴養的大多數種類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從此被消滅了。

同樣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克羅維獵人是否真是最早的美洲人。事情總是這樣:每當有人宣布發現了什么最早的東西時,就會不斷地有人作出新的宣布,說是在美洲發現了克羅維人以前的人類遺址。每一年,這些新的宣布中總有幾項在當初作出時的確顯得令人信服而又激動人心。接著,關于如何去解釋這些發現,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產生了。所報道的在遺址中發現的石器真的是人工打造的,或者不過是天然的特定形狀的石塊?所報道的用碳—14測定法測定的年代真的很正確,面不會由于可能困擾碳—14測定法的許多難題中的任何一個難題而變得毫無價值呢?如果這些年代是正確的,那么它們是不是真的和人類的制品有關,而不恰好是一塊15000年的木炭落在了實際上是在9000年前打造的一個石器旁邊?

為了說明這些問題,請考慮一下下面的一個常被引用的所謂比克羅維更早的發現的典型例子。在巴西的一個叫做佩德羅弗拉達的巖棚上,一些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無疑是人畫出來的洞穴壁畫。他們還發現,在一處懸崖的底下有一堆堆石頭,其中有些石頭的形狀表明它們可能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此外,他們還在無意中發現了一些被認為是爐灶的東西,里面燒過的木炭用碳—14測l定法得的年代是大約35000年前。關于佩德羅弗拉達的論文被發表在權威的有高度選擇性的國際科學雜志<自然>上。

但是,在那懸崖底下的那些石頭中,沒有一塊石頭像克羅維人的矛頭和克羅馬努人的石器那樣一眼就可看出是人類制造的工具。如果幾十萬塊石頭在幾萬年的過程中從高高的懸崖上落下,其中有許多在撞擊下面的石頭時變成了屑片和碎裂開來.有些會碰巧像人工削鑿成的祖糙的石器。在西歐和亞馬孫河地區的其他地方,考古學家們用碳—14測定法測定了當時在洞穴壁畫上所使用的顏料.但在佩德羅弗拉達沒有這樣做。在周圍地區經常發生森林火災,大火把木頭撓成了木炭,而木炭又經常被風和洪水卷進洞穴。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把35000年前的木炭同佩德羅弗拉達的無庸置疑的洞穴壁畫聯系起來。盡管原來的發掘者們仍然深信不疑,但一群雖未參加發掘但能迅速接受比克羅維人更早這種說法的考古學家不久前訪問了這個遺址,又帶著滿腹狐疑走了。

當前北美有一處最可信的被認為可能是克羅維人之前的遺址,這就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梅多克羅夫特巖棚。據報道.這里的人類遺址用碳—14測定法測定的年代為大約16000年前。在梅多克羅夫特,沒有一個考古學家否認確實在許多仔細發掘的堆積層中發現了許多人類制品。但是,這些用碳—14測定法測定的最早的年代是講不通的,因為與這些年代相聯系的動植物是最近生活在氣候溫和的賓夕法尼亞的一些物種,而不是可能生活在16000年前冰川時代的那些物種。因此,人們不得不懷疑,被測定的為人類使用的年代最遠的木炭樣品可能是克羅維人之后的木炭,不過混進了一些時間較早的碳罷了。在南美,最有可能證明是克羅維人之前的遺址的是智利南部的蒙特維第遺址,年代至少在15000年以前,F在有許多考古學家也似乎認為可信,但鑒于以前的種種失望,還是小心為妙。

如果美洲的確曾經存在過比克羅維人更旱的人,為什么仍然這樣地難以證明他們的存在呢?考古學家們在美洲已經發掘了數以百計的、年代明顯在公元前2000年至11000年之間的遺址,其中包括北美西部的幾十個克羅維人的遺址,阿巴拉契亞山脈中的一些巖棚,以及加利福尼亞州沿海的一些遺址。在許多這樣的遺址中,在所有那些明確顯示存在過人類的考古層下面,又對更深的、時間更久遠的堆積層進行了發掘,結果仍然只發現動物的遺骸——但找不到關于存在過人類的進一步證據。

在美洲找到的比克羅維人更早的證據的弱點,同在歐洲找到的證據的優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歐洲的數以百計的遺址證明了遠在克羅維獵人于公元前11000年出現在美洲之前,現代人就已在歐洲存在了。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來自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證據,那里的考古學家人數幾乎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就是很少的這幾個考古學家卻發現了散布在整個大陸的一百多個明確屬于克羅維人之前的遺址。

早期人類當然不會乘直升機從阿拉斯加飛往梅多克羅夫特和蒙持維第,而置沿途整個風景于不顧。主張在克羅維人之前就已有人類定居的人提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前所未聞的原因,克羅維人以前的人類在幾千年甚至幾萬年中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或在考古上始終行蹤難覓。我發現,這種意見比另一種意見更其嚴重地不合情理,這后一種意見是:對蒙特維第和梅多克羅夫特的遺址最終將會予以重新解釋,就像已經對其他一些所謂的克羅維人之前的遺址重新予以解釋那樣。我覺得,如果美洲的確在克羅維人之前就有人定居了,那么到現在可能已在許多地方找到明顯的證據了,而我們也不必繼續爭論下去了。然而,對這些問題考古學家們的意見仍然存在分歧。

不管哪種解釋證明是正確的,都不會影響我們對美洲后期史前史的了解。要么是:美洲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首次有人類定居,并很快地布滿各地;要么是:人類首次定居發生的時間要稍早一些(大多數主張在克羅維人之前就已有人類定居的人提出,定居的時間不遲于15000年或2萬年前,可能是3萬年前,幾乎沒有人認真地認為時間會更早);但直到公元前ll000年左右,這些比克羅維人更早的移民人數仍然很少,或者不引入注目,或者幾乎沒有發生過任何影響。不管是哪種情況,在可以住人的5個大陸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類史前史最短的兩個大陸。

隨著人類在美洲的定居,各個大陸和陸邊島嶼以及從印度尼西亞到新幾內亞東面的洋中島,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數地區都有人類在生活。在世界上其余島嶼的定居直到現代才完成:地中海諸島如克里持島、塞浦路斯島、科西嘉島和撤丁島約在公元前8500年到400年之間;加勒比海諸島從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波利尼西亞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間;馬達加斯加島在公元300年到800年之間;冰島在公元9世紀。美洲印第安人可能是現代伊努伊特人的祖先,他們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遍布北極附近地區。這樣,在過去的700年中,唯一的無人居住、等待歐洲探險者光顧的地區就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那些最偏遠的島嶼(如亞速爾群島和塞舌爾群島)和南極大陸了。

各個大陸人類定居的年代有先后之分,這對其后的歷史究競有何影響?假使有一架時間機器把一個考古學家送回過去,讓他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來一次環游世界?紤]到當時世界的情況,這個考古學家是否能夠預測到各個大陸上人類社會會接二連三地發展出槍炮、病菌和鋼鐵,并從而預測到今天世界的情況呢?

我們的這位考古學家也許考慮過可能的領先優勢。如果這種領先優勢能夠說明什么問題的話,那么非洲就是處于巨大的優勢了:非洲大陸出現獨立的原人比任何其他大陸至少要早500萬年。此外,如果現代人類的確是在大約10萬年前出現在非洲,然后向其他大陸擴散,那么其他地方在這期間積累起來的優勢都會被一掃而光,從而使非洲人取得新的領先優勢。而且,人類遺傳的多樣性以非洲為最高;也許更多樣的人類集體會帶來更多樣的發明創造。

不過,我們的這位考古學家那時可能會想:就本書的論題來說,究竟什么是“領先優勢”?我們切不可拘泥于這個與賽跑有關的比喻的字面意義e如果說,領先優勢的意思就是在最初幾個開路先鋒的移民到達后人類大批居住于一個大陸所需要的時間,那么這個時間是比較短的:例如,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里就布滿了甚至整個新大陸。如果說,你認為領先優勢的意思就是適應當地條件所需要的時問,那么我承認.適應極端的環境的確需要時間;例如,在人類于北美的其余地方定居后還要花9000年時間才在北極附近地區定居下來。但是,一旦現代人的創造力得到發展,人們就能探索并很快適應其他大部分地區。

例如,毛利人的祖先在到達新西蘭后,他們顯然花了幾乎不到100年時問就發現了各種有價值的石材資源;又花了僅僅幾百年時間就在世界上—些最高低不平的地區把恐鳥全部殺死;又花了僅僅幾百年時間分化成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會,從沿海狩獵采集社會到進行新型糧食貯藏的農民社會。

因此,我們的考古學家也許會在察看了美國后作出結論說,盡管非洲人擁有巨大的領先優勢,但他們可能會在最多1000年內被最早的美洲人迎頭趕上。從那以后,美洲的較大面積(比非洲的面積大5%)和大得多的環境多樣性可能會使美洲土著獲得對非洲人的優勢。

這位考古學家接著可能會轉向歐亞大陸并作如下的推論。歐亞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除非洲外,它比任何其他大陸人類定居的時間部長。人類在100萬年前才在歐亞大陸定居,面非洲在這之前很久就有人定居了。但這可能不說明任何問題,因為原人當時還處在一種相當原始的階段。我們的考古學家可能會看一眼舊石器晚期西南歐的一片繁榮景象,那里有所有那些著名的藝術品和復雜的工具.然后他也許想要知道,當時的歐亞太陸是否已至少局部地取得了領先的優勢。

最后,這位考古學家可能會再轉向澳大利亞/新幾內亞.首先注意到它的面積很小(它是最小的一個大陸),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只能養活很少人的沙漠.這個大陸是與世隔絕的,人類在那里定居比在非洲和歐亞大陸都要晚。所有這一切可能會使這位考古學家預測到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的緩慢發展。

但是請不要忘記: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是世界上最早發展水運工具的入。他們創作洞穴壁畫顯然至少和歐洲的克羅馬努人一樣早。喬納森·金登和蒂姆·弗蘭納里指出,人類從亞洲大陸架島嶼到澳大利亞/新幾內亞來定居,需要學會應付他們在印度尼西亞中部島嶼上碰到的那種新環境——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海洋資源、珊瑚礁和紅樹林的犬牙交錯的海岸線。當這些移民渡過每個印度尼西亞島嶼和它東面的另一個島嶼之間的海峽時,他們又一次適應并布滿了這個島,接著再向下一個島嶼移民。這是一個迄今為止入口連續爆炸的、史無前例的黃金時代。也許,這種周而復始的移民、適應性變化和人口爆炸,是專為大躍進做準備的。大躍進在這里發生后,再向西傳播回歐亞大陸和非洲。如果這個設想是正確的,那么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就是取得了一種巨大的領先優勢,這種優勢本來是可以在大躍進之后很久繼續推動那里的人類發展的。

因此,一個被送回到公元前11000年的觀察者可能不會預測到哪個大陸上的人類社會會發展最快,但他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說明任何一個大陸都有這樣的機會。當然,從事后來看,歐亞大陸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陸。但結果表明,歐亞大陸社會發展較快的真實原因根本不是我們所虛構的公元前11000年時的考古學家所猜測的那種直接了當的原因。本書以下篇幅所要研究的就是去發現那些真正的原因。

第 二 章

歷史的自然實驗

在新西蘭以東500英里處的查塔姆群島上,莫里奧里人的長達幾個世紀的獨立,于1835年在一片腥風血雨中宣告結束。那一年的11月19日,500個毛利人帶著槍支、棍棒和斧頭,乘坐一艘船來到了。接著在12月5日,又有一股船運來了400個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過莫里奧里人的一個個定居點,宣布說莫里奧里人現在是他們的奴隸,并殺死那些表示反對的人。當時,如果莫里奧里人進行有組織的抵抗,是仍然可以打敗毛利人的,因為毛利人在人數上以一比二處于劣勢。然而,莫里奧里人具有一種和平解決爭端的傳統。他們在議事會上決定不進行反擊,而是提出和平、友好和分享資源的建議。

莫里奧里人還沒有來得及發出那個建議,毛利人已開始了全面進攻。在以后的幾天中,他們殺死了數以百計的莫里奧里人,把他們的許多尸體煮來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變為奴隸,在其后的幾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數人隨心所欲地殺死。一個莫里奧里的幸存者回憶說,“(毛利人)開始殺我們,就像宰羊一樣……(我們)都嚇壞了,逃到溜木叢中,躲進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我們敵人的地方。但這都沒有用;我們被發現了并被殺死——男人、女人和小孩,一古腦兒被殺死。。一個毛利人征服者解釋說,“我們占領了……是按照我們的習俗,我們還捉住了所有的人。一個也沒有逃掉。也有一些從我們手中逃走的,這些人我們抓住就殺,我們還殺了其他一些人——但那又怎么樣呢?這符合我們的習俗e”

莫里奧里人和毛利人之間這場沖突的殘酷結果,本是不難預見的。莫里奧里人是一個很小的與世隔絕的族群,他們是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他們所學握的僅僅是最簡單的技術和武器,對打仗毫無經驗,也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毛利人人侵者(來自新西蘭的北島)來自人口稠密的農民,他們長期從事殘酷的戰爭,裝備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和武器,并且在強有力的領導下進行活動。當這兩個群體發生接觸時,當然是毛利人屠殺莫里奧里人,而不是相反。

莫里奧里人的悲劇與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悲劇有相似之處,就是眾多的裝備優良的人去對付很少的裝備低劣的對手。毛利人和莫里奧里人的這次沖突使人們了解到一個可怕事實,原來這兩個群體是在不到1000年前從同一個老祖宗那里分化出來的。他們都是波利尼西亞人,F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新西蘭的波利尼西亞農民的后代。

在那以后不久,這些毛利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姆群島,變成了莫里奧里人。在這兩個群體分道揚鑣后的幾個世紀中,他們各自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島毛利人發展出比較復雜的技術和政治組織,而莫里奧里人發展出來的技術和政治組織則比較簡單。莫里奧里人回復到以前的狩獵采集生活,而北島毛利人則轉向更集約的農業。

這種相反的演化道路注定了他們最后沖突的結果。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兩個島嶼社會向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的原因,我們也許就有了一個模式,用以了解各個大陸不同發展的更廣泛的問題。

莫里奧里人和毛利人的歷史構成了一個短暫的小規模的自然實驗,用以測試環境影響人類社會的程度。在你閱讀整整一本書來研究大范圍內的環境影響——過去13000年中環境對全世界人類社會的影響——之前,你也許有理由希望通過較小的試驗來使自己確信這種影響確實是意義重大的。如果你是一個研究老鼠的實驗科學家,你可能會做這樣的實驗:選擇一個老鼠群體,把這些祖代老鼠分成若干組,分別關在具有不同環境的籠子里,等這些老鼠傳下許多代之后再回來看看發生了什么情況。當然,這種有目的的實驗不可能用于人類社會?茖W家只能去尋找“自然實驗”.因為根據這種實驗,人類在過去也碰到了類似情況。

這種實驗在人類定居波利尼西亞時展開了。在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以東的太平洋上,有數以千計的星羅棋布的島嶼,它們在面積、孤立程度、高度、氣候、生產力以及地質和生物資源方面都大不相同(圖2.1)o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些島嶼都是水運工具無法到達的地方。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批來自新幾內亞北面卑斯麥群島的,從事農業、捕魚和航海的人,終于成功地到達了其中的一些島嶼。在隨后的幾百年中,他們的子孫幾乎已移居到太平洋中每一小塊可以住人的陸地上來。這個過程大都在公元500年時完成,最后幾個島大約在公元1000年或其后不久有人定居。

這樣,就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存在巨大差異的各種島嶼環境中都有人定居下來,所有這些人都是同一群開山鼻祖的子孫后代。所有現代波利尼西亞人的最初祖先基本上都具有同樣的文化、語言、技術和一批馴化的動植物。因此,波利尼西亞人的歷史構成了—種自然實驗,使我們能夠研究人類的適應性問題,而不致由于不同移民的多次人口驟增所引起的常有的復雜情況而使我們無法去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類的適應作用。

在這個中等規模的試驗內.莫里奧里人的命運又構成了一個更小的試驗。要追溯查塔姆群島和新西蘭的不同環境是如何不同地塑造了莫里奧里人和毛利人的,這容易做到。雖然最早在查塔姆群島移民的毛利人祖先可能都是農民,但毛利人的熱帶作物不可能在查塔姆群島的寒冷氣候下生長,所以那些移民別無它法,只得重新回到狩獵采集生活。由于他們以狩獵采集為生,他們不能生產多余的農作物供重新分配和貯藏之用,所以他們無法養活不事狩獵的專門手藝人、軍隊、行政官員和首領。他們的獵物有海豹、有殼水生動物、巢居海鳥和魚,這些獵物可以用手或棍棒來捕捉,不需要更復雜的技術。此外,查塔姆群島都是一些比較小、比較偏遠的島嶼,能夠養活的總人口只有2000個左右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由于沒有其他可以到達的島嶼用來移民,這些莫里奧里人只得留在查塔姆群島,學會彼此和睦相處。他們通過宣布放棄戰爭來做到達一點,他們還通過閹割一些男嬰來減少人口過剩的潛在沖突。其結果是出現了一個小小的不好戰的群體,他們的技術和武器簡單粗陋,他們也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

相比之下,新西蘭的北部(比較溫暖)是波利尼西亞的最大島群,適宜于波利尼西亞的農業。留在新西蘭的那些毛利人人數增加了,直到超過10萬人。他們在局部地區形成了密集的人口,這些人長期從事與鄰近居民的殘酷戰爭。由于他們栽種的農作物有剩余并可用來貯藏,他們養活了一些專門的手藝人、首領和兼職士兵。他們需要并制作了各種各樣的工具,有的用來栽種農作物,有的用來打仗,還有的用來搞藝術創作。他們建造了精致的用作舉行儀式的建筑物和為數眾多的城堡。

就這樣,莫里奧里人和毛利人由同一個祖先發展出來,但沿著十分不同的路線。由此產生的兩個社會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在許多世紀中,也許長達500年之久再也沒有接觸過。最后,一艘海豹捕獵船在前往新西蘭途中到過查塔姆群島,它給新西蘭帶來了關于這個群島的消息,那里“有大量的海魚和有殼水生動物;湖里到處是鰻魚;它是喀拉喀漿果之鄉……那里居民眾多,但他們不借打仗,所以沒有武器!边@個消息足以誘使900個毛利人乘船前往查塔姆群島。這個結果清楚地表明了環境在很短時間內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經濟、技術、政治組織和戰斗技巧。

我已經提到,毛利人和莫里奧里人的沖突代表一個中等規模的試驗內的一個小試驗。關于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向題,我們能夠從整個波利尼西亞學到些什么?關于波利尼西亞不同島嶼上的一些社會之間的差異,有哪些是需要予以解釋的?

從整體來看,波利尼西亞在環境狀況方面顯得比新西蘭和查塔姆群島范圍廣泛得多,雖然后者為波利尼西亞人的組織規定了一個極端(單純目的)。波利尼西亞人的生存方式從查塔姆群島上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到刀耕火種的農民,到生活在不管哪種人類社會都算得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某些地區從事集約型糧食生產的人。波利尼西亞的糧食生產者在不同的時間里加強對豬、狗和雞的飼養。他們組織勞動力去建設大型農業灌溉系統,圍筑很大的池塘去養魚。波利尼西亞社會的經濟基礎由或多或少自給自足的家庭構成,但有些島上還扶持一些由兼職世襲的專門手藝人組成的行會。在社會組織方面,波利尼西亞人的社會范圍很廣,從相當平等的村落社會到某些屬于世界上等級最嚴格的社會,無所不有。這后一種社會有許多按等級排列的家族,還有首領階級和平民階級,這些階級的成員只在自己階級的內部通婚。在政治組織方面,波利尼西亞群島從劃分為部落單位或村落單位的一個個地區,直到一些由多個島嶼組成的原型帝國,也無所不有。這些原型帝國建有常備軍事機構,專門用來對付其他島的入侵和用來進行征服戰爭。最后,至于波利尼西亞的物質文化,從只能生產個人用具到建造紀念性的石頭建筑,情況也各不相同。對于所有這些差異又應怎樣解釋呢?

在波利尼西亞群島之間,至少有6種環境可變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亞社會之間的這些差異:島嶼氣候、地質類型、海洋資源、面積、地形的破碎和隔離程度。讓我們逐一研究這些因素,然后再考慮它們對波利尼西亞社會的具體影響。

波利尼西亞從靠近赤道的大多數島嶼上熱帶或亞熱帶的溫暖,到新西蘭大部分地區的不冷不熱,以及查塔姆群島和新西蘭南島南部地區的亞南極的寒冷,各種氣候都有。夏威夷的大島雖然地處北回歸線以內,但也有高山,足以維持一些高山棲息地,山上偶爾也會降雪。雨量也因地而異,有些地方雨量創世界最高紀錄(在新西蘭的峽灣地和夏威夷考愛島上阿拉凱沼澤),有些島上雨量只有上面的十分之一,這些地方干旱得只能勉強發展農業。

島嶼地質類型包括環狀珊瑚島、隆起的石灰巖、火山島、陸地碎塊,以及這些類型的混合類型。在一個極端,無數的小島,如土阿莫土群島中的那些島嶼,是一些剛剛露出海面的低平環狀珊瑚島。還有一些更早的環狀珊瑚島,如亨德森島和倫納爾島,已經大大高出海面,形成了隆起的石灰巖島。達兩種類型的環狀珊瑚島使人類移居碰到了難題,因為它們完全由石灰巖構成,沒有其他石頭,只有薄薄酌一層土壤,也沒有長年不竭的淡水。在另一極端,波利尼西亞最大的島嶼是新西蘭,它是一個從岡瓦納大陸分離出來的古老的、具有地質多樣性的陸塊,上面有一系列礦物資源,包括可作商業開發的鐵、煤、黃金和玉石。

波利尼西亞的其他大多數大島都是高出海面的火山,從來不是陸地的一部分,它們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隆起的石灰巖地區。這些海洋火山島雖然不具備新西蘭的那種豐富多樣的地質條件,但至少(從波利尼西亞人的觀點看)耍比那些環狀珊瑚島稍勝一籌,因為它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火山石,其中有些非常適于打制石器。

這些火山島本身也各不相同。較高火山島的海拔高度給山地帶來了雨水,所以這些島嶼受到風雨的嚴重侵蝕,有很厚的土壤和長年不竭的溪流。例如,社會群島、薩摩亞群島、馬克薩斯群島,尤其是夏威夷群島,情況都是如此,因為它們在波利尼西亞群島中是山勢最高的。在較低的島嶼中,湯加群島和(在較小程度上的)復活節島由于火山灰的緣故土壤也很肥沃,但它們沒有夏威夷群島上的那種大溪流。

至于海洋資源,波利尼西亞群島中的大多數島嶼都由淺水和礁石包圍著,有許多上面還有瀉湖。這里盛產魚和有殼水生動物。然而,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島和馬克薩斯群島的多巖石海岸和陡峭直下的洋底以及周圍缺少珊瑚礁,使這里的海產少得多。

面積是另一個明顯的可變因素,從只有100英畝的阿努塔這個有永久性居民的與世隔絕的波利尼西亞最小島嶼,一直到103000平方英里的新西蘭這個微型大陸,各種大小應有盡有。有些島上可以住人的地帶被山脊分隔成一些四面圍著懸崖峭壁的山谷,其中以馬克薩斯群島最為顯著,而另一些島,如湯加群島和復活節島,則是由起伏平緩的地形構成,對行走往來不造成任何障礙。

最后一個需要予以考慮的環境可變因素是隔離程度。復活節島和查塔姆群島面積很小,同其他島嶼又相距甚遠,一旦開始有了移民,則那里所建立的社會就只能在與世界其余地區完全隔絕的狀態下發展。新西蘭、夏威夷和馬克薩斯群島也很偏遠,但后兩者在首次有了移民后確曾與其他群島有過某種進一步的接觸,而所有這三者又都是由許多島嶼組成,這些島嶼相距很近,有利于同一個群島中各個島嶼之問的經常接觸。波利尼西亞其他島嶼中的大多數與其他島嶼保持著或多或少的經常接觸。尤其是,湯加群島與斐濟群島、薩摩亞群島和瓦利斯群島咫尺相望,使各群島之間可以定期航行,并最終使湯加征服了斐濟。

在簡短地考察了波利尼西亞各種不同的環境之后,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些不同是怎樣影響被利尼西亞的社會的。生存是社會賴以產生的一個再恰當不過的方面,因為這個方面反過來又影響其他方面。

波利尼西亞人賴以生存的手段五花八門:捕魚,采集野生植物、捕撈海洋有殼動物和甲殼動物,獵捕陸棲鳥和繁殖季節的海鳥,以及生產糧食。波利尼西亞大多數島嶼原來都有一些大型的不會飛的鳥,它們是在沒有食肉動物的情況下演化出來的,新西蘭的恐鳥和夏威夷的不會飛的野鵝就是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雖然這些鳥是最早移民的重要的食物來源,在新西蘭的南島上尤其如此,但其中大多數在所有島嶼上很快滅絕了,因為它們很容易被迫捕到。繁殖季節的海鳥數目也很快減少,但在有些島上,它們仍然是重要的食物來源。海洋資源對大多數島嶼來說都是意義重大的,但對復活節島、皮特凱恩群島和馬克薩斯群島來說卻最不重要,因為那里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食物為生。

波利尼西亞人的祖先曾帶來3種馴化動物(豬、雞和狗),從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亞范圍內就再也沒有馴養過任何其他動物。許多島上仍然飼養著所有這3種動物,但那些比較孤立的波利尼西亞島嶼總要缺少一兩種,達或許是由于用獨木舟運送的家畜在移民的長時間的水上航行中沒能存活下來,或許是由于家畜在島上滅絕后無法迅速從外面得到補充。例如,與世隔絕的新西蘭最后只剩下了狗;復活節島和提科皮亞島只剩下了雞。由于無法到達珊瑚礁或海產豐富的淺水區,同時也由于陸棲鳥迅速滅絕,復活節島上的居民轉而建造雞舍,進行集約化的家禽飼養。

然而,這3種馴養的動物最多也只能供人們偶爾吃上幾頓。波利尼西亞人的食物生產主要依靠農業,而在亞南極緯度地區是不可能有農業的,因為波利尼西亞的所有作物都是熱帶作物.當初在波利尼西亞以外的地方馴化,后來被移民帶了進來。查塔姆群島和新西蘭南島寒冷的南部地區的移民,因此不得不放棄他們的祖先在過去幾千年中發展起來的農業遺產而再次成為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

波利尼西亞其余島嶼上的人也從事農業,主要是旱地作物(特別是芋艿、薯蕷和甘薯)、灌溉作物(主要是芋艿)和木本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這幾種作物的產量及其相對重要性在不同的島上是相當不同的,這是由環境決定的。人口密度在亨德森島、倫納爾島和環狀珊瑚島上是最低的.因為那里土壤貧瘠,淡水有限。在氣候溫和的新西蘭,人口密度也很低,因為那里對某些波利尼西亞作物來說過于寒冷。這些島上和其他一些島上的波利尼西亞人,從事一種非集約型的、輪肯的、刀耕火種的農業。

其他一些島嶼雖然土壤肥沃,但因高度不夠而沒有長年不竭的大溪流,因此也就沒有港溉之利。這些島上的居民發展了集約型的旱地農業,這需要投入很大勞動力來修筑梯田,用覆蓋料覆蓋地面,進行輪作,減少或取消休耕期,以及養護林場。早地農業在復活節島、小小的阿努塔島和低平的湯加島尤其多產,這些地方的波利尼西亞人把他們的大部分土地專門用來種植糧食作物。

波利尼西亞的最多產農業是在水澆地里種植芋艿。在人口較多的熱帶島嶼中,湯加因其海拔低從而缺少河流而排除了這一選擇。在夏威夷群島最西端的考愛島、瓦胡島和莫洛凱島,灌溉農業達到了頂峰,因為這些島嶼面積較大而又潮濕,不但有長年不竭的大溪流,而且還有可以用來從事建筑工程的眾多人口。夏威夷用強征勞動力修建了澆灌芋艿田的復雜的灌溉系統,使每英畝芋艿產量達到24噸,是整個波利尼西亞農作物的最高產量。這些產量反過來又支援了集約型的養豬事業。在利用大規模勞動從事水產養殖方面,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亞群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那就是它修建了一些大型魚塘來放養遮目魚和緇魚。

由于在生存方面所有這些與環境有關的差異,人口密度(按每平方英里可耕地上的人數來測算)在整個波利尼西亞也差異很大。人口密度低的是查塔姆群島(每平方英里僅5人)和新西蘭南島上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還有新西蘭其余地區的農民(每平方英里28人)。相形之下,許多從事集約型農業的島嶼的人口密度則超過每平方英里120人。湯加、薩摩亞和社會群島達到每平方英里210-250人,夏威夷則達到每平方英里300人。阿努塔這個高地島則達到了人口密度的另一極端,即每平方英里1100人,島上的人把所有陸地都改作集約型糧食生產之用,從而在這個島的100英畝土地上擠進了160個人,使自己擠身于世界密度最大的自給自足的人口之列。阿努塔的人口密度超過了現代荷蘭,甚至和孟加拉國不相上下。

人口的多少是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的人數)和面積(平方英里)的乘積。相關的面積并不就是一個島的面積,而是一個行政單位的面積,這個單位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一個島。一方面,一些彼此靠近的島可以組成一個行政單位。另一方面,一個高低不平的大島則分成許多個獨立的行政單位。因此,行政單位的面積不但因一個島的面積大小面異,面且也會因該島的地形破碎和隔離程度而有所不同。

對于一些孤立的小島來說,如果不存在影響島內交往的巨大障礙,那么整個島就是一個行政單位——例如有160人的阿努塔島。有許多較大的島在行政上卻從來沒有統一過,這是否是因為這些島上的人口組成或是每群只有幾十人的一群群分散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查塔姆群島和新西蘭南島的南部),或是相距甚遠、分散居住的農民(新西蘭的其余地區),或是生活在人口密集但無法實現行政統一的崎嘔不平地區的農民。例如,在鄰近的馬克薩斯群島上四面峭壁的山谷中;畹娜艘ㄟ^海路來互相交往;每個山谷就是一個由幾千居民組成的獨立的行政實體,而馬克薩斯群島中大多數單獨的大島仍然分成許多這樣的實體。

湯加群島、薩摩亞群島、社會群島和夏威夷群島的地形使島內得以實現行政統一,產生了由一萬人或更多人(在夏威夷群島中的一些大島上超過3萬人)組成的行政單位。湯加群島中各島之間的距離,以及湯加群島與鄰近群島之間的距離,都不算太大,所以能夠最后建立了一個包含4萬人的多島帝國。這樣,波利尼西亞的行政單位從幾十個人到40000人,各種大小都有。

一個行政單位人口的多少,與其影響波利尼西亞人的技術及經濟、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人口密度互相作用。一般地說,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術和組織就越復雜,專業程度就越高,其原因我們將在以后的幾章里詳細研究。簡言之,人口密度高時,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為農民,但他們被調動起來去專門從事集約型的糧食生產,從生產出剩余糧食去養活非生產者。能夠調動農民的非生產者包括首領、神職人員、官員和戰士。最大的行政單位能夠調集大批勞動力來修建進一步加強糧食生產的灌溉系統和魚塘。這方面的發展在湯加、薩摩亞和社會群島尤其明顯,因為這些地方土壤肥沃,人口稠密,而且按照波利尼西亞的標準也有適當大小的面積。這種趨勢在夏威夷群島發展到了頂點,這個群島包括波利尼西亞最大的熱帶島嶼,那里人口密度高,土地面積大,這就意味著有很大一批勞動力可能供各個首領驅使。

在波利尼西亞社會中,與不同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多少相聯系的差異有以下幾個方面。在人口密度低(如查塔姆群島上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人數少(小環狀珊瑚島)、或人口密度低同時人數也少的—些島嶼上,經濟仍然是最簡單的。在這些社會中,每個家庭生產它所需要的東西;很少有或根本不存在經濟的專業化。專業化在一些面積較大、人口密度較高的島嶼上發展起來,在薩摩亞、社會群島、尤其是湯加和夏威夷達到了頂峰。湯加群島和夏威夷群島扶持兼職的世襲專門手藝人,包括獨木舟建造者、航海者、石匠、捕鳥人和給人文身者。

社會的復雜程度也同樣存在著差異。查塔姆群島和環狀珊瑚島仍然是最簡單、最平等的社會。雖然這些島嶼保留了波利尼西亞人原來的設立首領的傳統,但他們的首領的穿著很少有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異之處,他們和平民一樣居住的是普通的茅屋,他們也和其他每一個人一樣自己種糧食或捕捉食物來吃。在一些人口密度高、沒有大行政單位的島嶼上,社會差別擴大了,首領的權力也增加了,這一現象在湯加和社會群島尤為明顯。

社會的復雜程度在夏威夷群島達到了極點,那里有首領血統的人被分為8個等級森嚴的家族。這些家族的成員不與平民通婚,而只在家族內部通婚,有時甚至在同胞兄弟姊妹之間或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兄弟姊妹之間通婚。在高高在上的首領面前.平民必須倒地膜拜。首領家族的所有成員、官員和一些專門手藝人則被免除生產糧食的勞動。

政治組織也遵循同樣的趨勢。在查塔姆群島和環狀珊瑚島,首領可以掌握的資源不多,決定也是通過全體討論作出的,土地所有權屬于整個社區,而不屬于首領。比較大的、人口比較密集的行政單位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首領手中。在湯加和夏威夷,政治的復雜程度最高,世襲首領的權力接近十世界上其他地方國王的權力,土地也由首領掌握,而不是由平民掌握。首領任命官員做代理人,利用他們向平民征用糧食,同時征召平民從事大型建筑工程的勞動,這些工程項目因島而異:在夏威夷是灌溉工程和魚塘,在馬克薩斯群島是舞蹈和宴會中心,在湯加是首領的陵墓,在夏威夷、社會群島和復活節島是廟宇。

當歐洲人于18世紀到達時,湯加的首領管轄區或國家業已成了一個由各群島組成的帝國。由于湯加群島本身在地理上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且包含幾個地形完整的大島,所以每一個島都在一個首領統治下統一起來;接著,湯加的最大島嶼(湯加塔布島)的世襲首領們統一了整個群島,并最后征服了該群島以外的一些島嶼,最遠的達500英里。他們與斐濟和薩摩亞進行遠距離定期貿易,在斐濟建立湯加的殖民地,并開始劫掠和征服斐濟的一些地區。對這個海洋原型帝國的征服和管理,都是靠每只最多可載150人的大獨木舟組成的海軍來實現的。

同湯加一樣,夏威夷也是一個行政實體,它包含幾個人口眾多的島嶼,但由于它的極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它只是一個局限在一個群島中的行政實體。當歐洲人于1778年“發現”夏威夷時,行政統一已在夏威夷的每一個島的內部產生,而島與島之間的某種行政聯合也已開始。最大的4個島——大島(狹義的夏威夷)、毛伊島、瓦胡島和考愛島——仍然是獨立的,它們控制著(或互相耍弄手腕團謀控制)較小的島嶼(拉奈島、莫洛凱島、卡胡拉韋島和尼豪島)。在歐洲人到達后,大島國王卡米哈米哈一世購買歐洲的槍支和船只,迅速著手那幾個最大島嶼的合并工作,以便首先入侵和征服毛伊島,然后是瓦胡島?坠坠S即又推備入侵夏威夷最后一個獨立的島嶼——考愛島,考愛島的首領最后通過談判與他達成了協議,從而完成了這個群島的統一。

波利尼西亞各社會之間的其余一些需要予以考慮的差異,涉及工具與物質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否獲得新材料的各種不同情況.對物質文化產生了明顯的限制。一個極端是亨德森島。這是一個高出海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巖沒有別的石頭。它的居民競然淪落到用巨大的蛤殼來做扁斧。在另一個極端,新西蘭這個微型大陸上的毛利人則可以得到一系列原料,因而在利用玉石方面特別出名。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波利尼西亞的一些海洋火山島,這些島上雖然沒有花崗巖、燧石和其他一些大陸巖石,但它們至少有火山巖,波利尼西亞人可以把它做成用來開荒種地的磨光石斧。

至于人工制品的種類,查塔姆群島的島民們除了用來殺死海豹、鳥和龍蝦的手持棍棒外,幾乎再不需要其他東西。其他大多數島民則制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魚鉤、扁斧、首飾和其他物品。在環狀珊瑚島上,例如在查塔姆群島上,這些人工制品都很小,也比較簡單,為個人所制造,也為個人所擁有,而建筑物也只是一些簡單的茅屋。一些面積大而又人口密度高的島嶼則供養著一些專門手藝人,他們為首領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羨慕的物品——例如羽毛斗篷,那是專門為首領們做的,需要用成千上萬根鳥羽。

波利尼西亞的最大產品要算幾個島上的巨型石頭建筑——復活節島上著名的雕像、湯加首領的陵墓、馬克薩斯群島上的舉行儀式的平臺以及夏威夷和社會群島上的廟宇。波利尼西亞的這種紀念性建筑的演進方向,顯然與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墨西哥和秘魯這些地方的金字塔相同。當然,波利尼西亞的這些建筑在規模上不及那些金字塔,但那只是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埃及法老能夠從多得多的人口中征調勞動力,而這是波利尼西亞的任何一個島嶼上的首領所無法做到的。即便如此,復活節島的島民們仍設法豎立起一些30噸重的雕像——對于一個只有7000人的島嶼來說,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這些人除了自己的一身肌肉外,沒有任何其他動力來源。

因此,波利尼西亞的島嶼社會在其經濟專業化、社會復雜程度、政治組織以及物質產品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與人口的數量和密度的差異有關,又與島嶼的面積、地形破碎程度和隔離程度有關,也與維持生存和加強糧食生產的機會有關。波利尼西亞各社會之間的所有這些差異,都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和世界上一個不太大的地方逐步形成的,這些都是具有同一個祖先的社會里所發生的與環境有關的差異。波利尼西亞內部的這種種文化差異,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每一個地方所出現的那些差異。

當然,在世界其余地區的差異程度,要遠遠超過波利尼西亞群島內的差異程度。雖然現代大陸民族也包括像波利尼西亞人那樣的依靠石器的族群,但南美洲也產生了一些熟練使用貴金屬的社會,而歐亞大陸的人和非洲人又進而利用鐵器,這些發展階段都不可能在波利尼西亞得到實現,因為除新西蘭外,波利尼西亞沒有一個島有重要的金屬礦床。甚至在波利尼西亞有人定居前,歐亞大陸已有了一些成熟的帝國,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晚些時候也出現了帝國,而波利尼西亞這時才剛剛有了兩個原型帝國,其中的一個(夏威夷)只是在歐洲人到達后才和另一個聯合起來。歐亞大陸和中美洲有了本地的文字,而文字卻沒有在波利尼西亞出現,也許復活節島是個例外,然而無論如何,那里的神秘文字可能出現在島民與歐洲人發生接觸之后。

這就是說,關于全世界人類社會的差異性問題,波利尼西亞給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小小的剖面,而不是全貌。這并不使我們感到意外,因為波利尼西亞給我們看到的只是全世界地理差異性的一個小小的剖面而已。此外,由于在人類歷史上波利尼西亞的拓殖時間很晚,即使是歷史最悠久的波利尼西亞社會,其發展時間也只有3200年,而即使是最后拓殖的大陸(美洲),其社會至少也有13000年的歷史。如果再給湯加和夏威夷幾千年時間,它們也會達到成熟帝國的水平,彼此為爭奪對太平洋的控制權而戰斗,用本土發展起來的文字來管理它們的帝國,而新西蘭的毛利人也許會在他們用玉石和其他材料制作的全套作品外再加上銅器和鐵器。

總之,關于現存人類社會的與環境有關的差異性問題,波利尼西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但我們只能因此而知道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因為它在波利尼西亞就曾發生過。這在所有大陸上是不是也發生過呢?如果發生過,那么造成這些大陸的差異性的環境差異是什么?這些差異所產生的結果又是什么?

第 三 章

卡哈馬卡的沖突

現代最大的人口變遷是歐洲人對新大陸的移民,以及隨之發生的對美洲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土著人數的減少或完全消失。我在第一章中說過,對新大陸的最早移民行動是在公元前ll,000年左右或更早的時候,經由阿拉斯加、白令海峽和西伯利亞實現的。復雜的農業社會在移民進入路線以南很遠的美洲逐步興起,在與舊大陸的方興未艾的復雜社會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起來。在那次來自亞洲的最早的移民行動之后,新大陸與亞洲之間唯一得到充分證明的進一步接觸,只涉及生活在白令海峽兩岸的狩獵采集族群,再有就是臆想中的橫渡太平洋的航行了,而正是這次航行把甘薯從南美洲引進了波利尼西亞。

至于新大陸族群與歐洲人的接觸,唯—的早期接觸與古挪威人有關,從公元986年到1500年左右,一批人數很少的古挪威人占領了格陵蘭。但這些人的到來并沒有對美洲土著社會產生任何看得見的影響。相反,由于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土著居住的人煙稠密的加勒比海請島,先進的舊大陸與新大陸社會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在公元1492年突然開始的。

在隨后發生的歐洲人與美洲土著的關系中最富戲劇性的時刻.是印加帝國皇帝阿塔瓦爾帕與西班牙征服者弗蘭西斯科·皮薩羅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魯高原城市卡哈馬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爾帕是新大陸最大、最先進國家的專制君主,而皮薩羅則代表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君主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皮薩羅率領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組成的烏合之眾,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對當地的居民毫無了解,與距離最近的西班牙人(在北而1000英里的巴拿馬)完全失去了聯系,也根本無法得到及時的增援。阿塔瓦爾帕身處擁有數百萬臣民的帝國的中心,他的不久前在與其他印第安人作戰中取得勝利的8萬之眾的軍隊團團護衛著他。盡管如此,在這兩位領導人見面后不到幾分鐘,皮薩羅就俘虜了阿塔瓦爾帕。皮薩羅接著把他的俘虜關押了8個月,同時勒索歷史上最高的一筆贖金以換取釋放他的承諾。這筆贖金是黃金,足夠裝滿一間長22英尺、寬17英尺、高超過8英尺的房間。但在贖金交付后,皮薩羅卻違背自己的諾言,把阿塔瓦爾帕處死了。

阿塔瓦爾帕的被俘對歐洲人征服印加帝國是決定性的。雖然西班牙人的精良武器無論如何也會確保西班牙人的最后勝利,但俘獲阿塔瓦爾帕使西班牙人的征服變得更快而又無比容易。阿塔瓦爾帕被印加人尊奉為太陽神,對他的臣民行使絕對的權威,他的臣民兵至服從他在囚禁中發出的命令。他死前的幾個月使皮薩羅得以從容地把一些探險隊不受干擾地派往印加帝國的其他地區,并派人從巴拿馬調來援軍。在阿塔瓦爾帕死后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間的戰斗終于開始時.西班牙的軍隊已經比較難以對付了。

因此,阿塔瓦爾帕的被俘之所以引起我們的特別興趣,是因為它標志著近代史上這次最大沖突的決定性的轉折關頭。但它也是一個引起更普遍興趣的問題,因為導致皮薩羅俘獲阿塔瓦爾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決定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與土著民族之間許多沖突的結果的那些因素。因此,阿塔瓦爾帕的被俘事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世界史的寬闊的窗口。

那天在卡哈馬卡展開的事件是眾所周知的,因為許多參與其事的西班牙人對此都有文字記載。為了給這些事件增加一點興味,我們不妨把一些目擊者的第一手敘述的摘錄編排在一起,來重溫一下當時的情景,這些敘述出自皮薩羅的6名隨從之手,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埃爾南多和佩德羅:

“我們西班牙人是神圣羅馬帝國戰無不勝的皇帝、我們的天生國王和君主的臣民。我們的深謀遠慮、剛毅堅忍、嚴明軍紀、辛勤努力、出沒風濤、浴血沙場,使虔誠徒眾歡欣鼓舞,使異端邪教聞風喪膽。為了這個緣故,為了上帝的榮光,也為了宣揚天主教皇帝陛下的威德,我覺得宜作如下記述,并敬呈陛下,俾天下之人一體知曉此處所述之事。榮耀應歸于上帝,因為西班牙人在他的神圣指引下,征服了廣大的不信上帝之人,并使他們皈依我們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榮耀應歸于我們的皇帝,因為仰仗他的偉大力量和好運,上述事件發生在他君臨天下之時。這將會使虔誠的徒眾感到歡欣鼓舞,因為上述戰斗已經取得了勝利,上述行省已被發現和征服,上述財富已經運回家鄉由國王和他們分享;同時也因為上述驚恐之情已在異教徒中廣為傳播,上述贊賞之心也已在全人類中油然而生o

“因為,為了制服蠻荒之地的那些化外之民,從古到今,如此偉大的業績在何時竟是靠如此少的人對抗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廣大的地區,渡過如此多的海洋,跨過如此漫長距離的陸地來取得的?還有誰的英勇事跡能和西班牙的英勇事跡相提并論呢?我們西班牙人人數很少,總數從來不超過200人或300人,有時候只有100人甚至更少,但卻在我們這個時代征服了前所未聞的廣大領土,比所有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的諸侯王公們所擁有的領土還大,F在,我將只寫下在征服中所發生的事,為了避免冗長羅嗦,我將不會寫得很多。

“皮薩羅總督希望從來自卡哈馬卡的印第安人口中得到情報,于是他就叫人拷打他們。他們招供說,他們聽人說阿塔瓦爾帕正在卡哈馬卡等待總督?偠接谑敲钗覀兦斑M。在到達卡哈馬卡的人口處時,我們就看見了一里格外山邊上的阿塔瓦爾帕的營地。印第安人的營地看去像一座很美麗的城市。他們的帳篷如此之多.使我們全都在心里充滿了莫大的疑懼。在這以前,我們在西印度群島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情景。這使我們的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但我們不能露出任何害怕的樣子,也不能轉身回去,因為如果這些印第安人覺察到我們的任何怯懦的跡象,那么甚至我們帶來當向導的那些印第安人也會把我們殺死的。于是.我們就裝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并在仔細觀察這座城市和這些帳篷之后,走下山谷進人卡哈馬卡。

“我們用不少時間來商量對策。我們心里全都充滿了恐懼,因為我們人數太少,又深入到一個不可能指望得到援軍的地方。我們全都去見總督,討論第二天的行動方針。那天夜里我們很少有入睡覺,我們守候在卡哈馬卡的廣場上,注視著印第安軍隊的營火。這個景象看了令人害怕。大多數營火都是在山坡上,彼此又靠得很近,一眼看去就像天空中的點點第星。那天晚上再也不分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分什么步兵和騎兵了。每一個人都全副武裝地站崗故哨。那位極其精明能干的總督也不例外,他跑來跑去給他的部下打氣?偠降男值馨柲隙唷てに_羅估計,那兒印第安士兵的人數達到4萬人,但他只是為了使我們寬心而微了謊,因為實際上有8萬多印第安人。

“第二天早上,阿塔瓦爾帕派出的信使到來,總督對他說,‘請轉告貴國君主,歡迎他大駕光臨,至于何時來和怎樣來,都可按照他的意思辦,不管他以什么方式來,我都會把他當朋友和兄弟來接待。我求他快來,因我渴望和他見面。他將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或侮盡!

“總督把他的部隊埋伏在卡哈馬卡的廣場周圍,把騎兵一分為二,一支交由他的兄弟埃爾南多。皮薩羅指揮,另一支交由埃爾南多·德索托指揮。他把步兵也一分為二,他本人率領一部分.另一部分則交給他的兄弟胡安.皮薩羅。同時,他命令佩德羅·德坎迪亞和兩三個步兵帶著喇叭到廣場上的一個小堡壘去,并攜帶一尊小炮駐守那里。當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率領他們的阿塔瓦爾帕進人廣場時,總督會向坎迪亞和他的士兵發出信號,同時喇叭也要吹響,騎兵聽到喇叭聲要從他們埋伏等待的大院子里沖出來。

“中午,阿塔瓦爾帕開始集合隊伍并向前接近。很快我們就看到整個平原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印第安人,他們不時地停下來,等待不斷地從他們身后營地里列隊而出的另一些印第安人。到了下午,他們分成一個個小分隊,不斷地列隊而出。走在前面的幾個小分隊這時已靠近我們的營地,同時仍有更多的部隊不斷地從印第安人的營地出發。在阿塔瓦爾帕前面的是2000個清掃道路的印第安人,他們的后面是一些戰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邊的田野里行進,另一半人在他另一邊的田野里行進。

“首先來到的是一群身穿五顏六色、棋盤格似服裝的印第安人。他們一邊前進,—邊拾起地上的稻草并清掃道路。其次來到的是3群身著不同服裝、載歌載舞的印第安人。接著又來了一批人,他們抬著盔甲、巨大的金屬盤子和金銀打就的皇冠。他們抬著的用金銀制成的全套行頭數量眾多,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令人嘆為觀止。在這些人當中出現了阿塔瓦爾帕的身影,他坐在華美的轎子里,轎子木支架的末端用銀于包著,由80個身著鮮藍色號衣的領主扛在肩上。阿塔瓦爾帕本人錦衣繡服,頭戴皇冠,脖子上套著一個綠寶石大頸圈。他坐在轎子里的一個放著華麗鞍形坐墊的小凳子上。轎子的四周插著五顏六色的鸚鵡毛,并用金銀盤子裝飾起來。

“在阿塔瓦爾帕后面是另外兩頂轎子和兩只吊床,里面坐著幾個高級酋長.隨后又是幾群抬著金冠銀冠的印第安人。這幾群印第安人合著響亮歌聲的節拍開始進人廣場,他們就這樣不斷進來,占領了廣場的每個地方。在這期間,我們全體西班牙人一切準備就緒,埋伏在院子里等著,心里充滿了恐懼。我們有許多人完全是因為驚恐而在不知不覺中尿了褲子。阿塔瓦爾帕在到達廣場中心后仍然高高地坐在他的轎子里,而他的部隊在他的身后繼續列隊而入。

“皮薩羅總督這時派托缽修會修士維森特·德巴爾維德過去和阿塔瓦爾帕搭話,并以上帝和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要求阿塔瓦爾帕服從耶穌基督的權威和效忠西班牙國王陛下。修士一手拿著十字架,一手拿著(圣經>,舉步向前,穿過重重的印第安人部隊,來到阿塔瓦爾帕跟前,開口對他說:“我是上帝派來的仆人,我把上帝的福音教給基督徒,現在我也同樣來教你。我教的就是上帝在這本書里對我們所說的話。因此,我代表上帝和基督徒,請求你做他們的朋友,因為這是上帝的意志,也是為了你的福祉!

“阿塔瓦爾帕把書要過去,他想看一看。于是修士就把書合著遞給了他。阿塔瓦爾帕不知道怎樣把書打開,修士就把手伸過去幫忙。這時,阿塔瓦爾帕勃然大怒,對修士的手臂打了一拳,他不愿別人幫這個忙。于是,他親自把書打開,他發現書上的字和紙并沒有任何令人驚異之處.就把書扔出去五六步遠,滿臉漲得通紅。

“修土回到皮薩羅身邊,大叫:‘出來吧[出來吧,基督徒們!向這些拒絕上帝福音的狗敵人沖過去!那個暴君競敢把我的<圣經)扔在地上: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剛才發生的事?在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時候,我們干嗎還要對這個過分傲慢自大的狗雜種講究謙恭禮貌呢?向他們沖過去,我會寬恕你們的罪孽的!’

“于是,總督向坎迪亞發出信號,坎迪亞開始開炮。與此同時.喇叭也吹響了,全副武裝的西班牙部隊,有騎兵有步兵,從他們埋伏的地方向在廣場上擠成—團的手無寸鐵的印第安人沖去,一邊喊著酉班牙的戰斗口號:“圣地亞哥!’我們已經在馬身上縛了響器來嚇唬印第安人。槍聲、喇叭聲和響器聲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驚慌。西班牙人向他們攻擊,動手把他們砍成幾段。印第安人嚇得互相踐踏,形成一個個人堆,彼此都因窒息而死。因為他們手無寸鐵,任何一個基督徒都可毫無危險地攻擊他們。騎兵縱馬把他們撞倒,把他們殺死的殺死,打傷的打傷,對逃跑的就窮追不舍。步兵對剩下的人發動狠狠的攻擊,其中大多數人很快就都成了刀下之鬼。

“總督本人一手拿劍一手拿匕首,帶著身邊的幾個西班牙人沖進密集的印第安人群,并且非常勇敢地來到阿塔瓦爾帕的轎子旁。他大膽地一把抓住阿塔瓦爾帕的左臂,口中大喊一聲‘圣地亞哥!’,但他無法把阿培瓦爾帕從轎子里扯出來,因為轎子被舉得很高。雖然他殺死了舉著轎子的幾個印第安人,但別的印第安人立刻接上來把轎子舉得高高的,就這樣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制服和殺死印第安人。最后,七八個西班牙騎兵策馬趕來,從一邊向轎子猛沖,用很大力氣把轎子推得側倒在地。阿塔瓦爾帕就這樣被捉住了?偠桨寻⑺郀柵翈У剿淖∷。抬轎子的那些印第安人和護衛阿塔瓦爾帕的那些印第安人沒有丟棄他:全都在他的身旁死了。

“留在廣場上的那些驚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槍炮的射擊和馬匹嚇壞了——這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他們設法推倒一段圍墻,逃離廣場,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我們的騎兵從圍墻的缺口一躍而出,沖進平原,一邊大聲喊叫:‘追那些穿花衣服的!一個也不要讓他逃走,用矛刺他們,阿塔瓦爾帕帶來的其他印第安土兵全都在距離卡哈馬卡一英里的地方嚴陣以待,但沒有一個人移動一步,在發生所有這一切期間,沒有一個印第安人拿起武器來對付一個西班牙人。當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隊隊印第安人看見別的印第安人喊叫著逃跑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驚慌起來,拔腳就逃。這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奇觀,因為整個山谷在15或20英里范圍內完全塞滿了印第安人。夜色已經降臨,而我們的騎兵仍在田野里用長矛刺殺印第安人,這時我們聽到了要求我們回營集合的號聲。

“要不是夜色降臨,這4萬多人的印第安人部隊中能夠活下來的人不會有幾個。6000——7000個印第安人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被斬去了手臂或受了別的傷。阿塔瓦爾帕本人也承認說,那一仗他的部下被我們殺死了7000人。在一頂轎子里被殺死的那個人是他的大臣——救查的領主,那是一個深得他的寵信的人。給阿塔瓦爾帕拾轎子的那些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一些高級首領和顧問。他們全都被殺死了,還有坐在別的轎子和吊床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也都被殺死了?üR卡的領主和其他一些人也被殺死了,但他們人數多得數不過來,因為來侍候阿塔瓦爾帕的人全都是大領主。如此強大的一個統治者,來時率領了如此強大的一支軍隊,卻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俘,這實在令人驚異。的確,這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因為我們的人數是如此之少。這是上帝的恩澤,而上帝是偉大的。

“當西班牙人把阿塔瓦爾帕從轎子里拖下來時,他身上的袍子也被扯落了?偠矫私o他拿來衣服,阿塔瓦爾帕穿好衣服后后,總督命令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勸他不要因為自己從高高在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下來而生氣和焦躁不安?偠綄Π⑺郀柵琳f,‘不要把你被打敗和被俘這件事看作是一種侮辱,因為我手下的這些基督徒人數雖少,但我和他們一起征服過比你們更強大的王國,打敗過其他一些比你更強大的君主,把皇帝的統治強加給他們。我是皇帝的臣民,他也是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國土e

我們是奉他的命令來征服這塊土地的,這樣就可以便所有的人認識上帝,認識他的神圣的天主教;而由于我們肩負的光榮使命,上帝——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才允許讓這一切發生,以便使你們認識他,從而脫離你們所過的那種野蠻而邪惡的生活。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我們才能以少勝多。如果你們明白你們生活在種種謬誤之中,你們就會了解我們奉西班牙國王陛下之命來到此地給你們所帶來的福祉。上帝的意思就是打掉你們的傲氣,不讓一個印第安人對基督徒有冒犯行為!

現在,讓我們從幾個直接的事件開始,把這個非同一般的沖突中的因果關系鏈找出來。當皮薩羅和阿塔瓦爾帕在卡哈馬卡相見時,為什么會是皮薩羅俘虜阿塔瓦爾帕并殺死他那么多的追隨者,而不是阿塔瓦爾帕的人數多好多的軍隊俘虜并殺死皮薩羅?畢競,皮薩羅只有62名騎兵和l06名步兵,而阿塔瓦爾帕則統率著一支大約8萬人的軍隊。至于在這些事件之前發生的事,阿塔瓦爾帕是怎么會到卡哈馬卡來的?皮薩羅怎么會到這里來俘虜他,而不是阿塔瓦爾帕到西班牙去俘虜查理國王?為什么阿塔瓦爾帕會走進用我們天生的事后聰明來看競是如此明顯的圈套?在阿塔瓦爾帕和皮薩羅相遇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否也在舊大陸和新大陸民族之間以及其他民族之間起著某種更廣泛的作用呢?

為什么皮薩羅會俘虜阿塔瓦爾帕?皮薩羅的軍事優勢在于西班牙人的鋼刀和其他武器、鋼制盔甲、槍炮和馬匹。阿塔瓦爾帕的部隊沒有可以騎著沖鋒陷陣的牲口,他們在對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時,只能用石頭、青銅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頭,再加上彈弓和護身軟墊。這種裝備上的懸殊在歐洲人與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無數次其他沖突中是決定性的。許多世紀以來唯一能夠抵抗歐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馬匹和槍炮從而縮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對一般的美國白人來說,一提起“印第安人”這個詞,他們的腦海里立即浮現出一個騎在馬上揮舞步槍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形象,就像1876年在著名的小比格霍恩河戰役中消滅了喬治·卡斯特將軍部隊的蘇族印第安人戰土那樣。我們很容易忘記.美洲土著對馬和步槍本來是一無所知的。它們是歐洲人帶進來的,接著就開始改變獲得它們的印第安人社會。由于掌握了馬和步槍,北美的大平原印第安人、智利南部的阿勞干印第安人和阿根廷的無樹大草原印第安人都擊退過入侵的白人,其時間之長不是任何其他印第安人所能企及.只是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被白人政府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所打垮。

今天,我們很難理解放西班牙人的軍事裝備打敗的這種人數上的巨大優勢。在上面詳細敘述的卡哈馬卡戰役中,168個西班牙人粉碎了在人數上500倍于己的一支美洲土著軍隊,殺死了數以千計的土人,而自己卻未損一兵一卒。關于皮薩羅隨后與印加人的幾次戰役、科爾特斯對阿茲特克人的征服以及歐洲人對美洲土著的其他一些早期軍事行動的記述,一再描繪了一些關于幾十個歐洲騎兵大肆殺戮,擊潰了數以千計的印第安人的戰斗。在阿塔瓦爾帕死后皮薩羅從卡哈馬卡向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進軍期間.有過4次這樣的戰役,它們發生在豪哈、比爾卡蘇阿曼、比爾卡康加和庫斯科。參加這4個戰役的西班牙騎兵分別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所要對付的敵人或則數以千計,或則數以萬計。

西班牙人的這些勝利不能輕易地僅僅歸之于美洲土著盟友的幫助,歸之于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馬匹這種新奇事物所產生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像有人經常宣稱的那樣)歸之于印加人誤把西班牙人當作是他們的神靈比拉科查降世。皮薩羅和科爾特斯的初期勝利,的確吸引了一些土著盟友。然而,得不到幫助的西斑牙人早期的破壞性極大的勝利,已使這些土著盟友相信,抵抗是無濟于事的,他們應該同很有希望的勝利者站在一起。如果不是這樣,其中許多人是不會成為盟友的。毫無疑問,馬匹、鋼鐵武器和槍炮這些新奇的玩意兒,在卡哈馬卡使印加入不知所措,但卡哈馬卡戰役后的那幾次戰役,卻遇到了已經見識過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馬匹的印加軍隊的堅決抵抗。在初期征服的六七年內.印加人發動了反對西班牙人的兩次拼死的、大規模的、準備充分的叛亂。所有這些努力都由于西班牙人的遠為精良的武器裝備而失敗了。

到18世紀開始時,槍炮取代刀劍而成為主要武器,幫助入侵的歐洲人取得對美洲土著和其他土著族群的優勢。例如,l808年,一個攜帶火槍并且槍法百發百中的名叫查利·薩維奇的英國水手來到斐濟群島。這個名如其人的薩維奇(Savage意為野蠻)接著單槍匹馬破壞了斐濟的權力平衡。他干過許多膽大妄為的事,有一次劃著獨木舟沿河逆流而上,到了一個叫做卡薩武的斐濟村莊,他在村莊籬笆外手槍射程之內停下腳步,向毫無防備的居民開火。被他打死的人很多,沒有被打死的人就把死人的尸體堆起來躲在后而,村旁小河里的水都被血染紅了。這種用槍炮對沒有槍炮的人濫施淫威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

在西班牙人對印加人的征服中,槍炮只起了一種次要的作用。當時的槍(所謂的火繩槍)既難裝填,又難發射,皮薩羅也只有十來支這樣的槍。在它們能夠湊合著發射出去的那些場合,它們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鋼刀、長矛和匕首,這些都是用來屠殺身體甚少防護的印第安人的強有力的銳利武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無棱無鋒的棍棒雖然也能打傷西班牙人和他們的馬匹,但很少能將其殺死。西班牙人的鐵甲或鎖子甲,尤其是他們的鋼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對付棍棒的打擊,而印第安人的護身軟墊則無法防御鋼鐵武器的進攻。

西班牙人因其戰馬而取得的巨大優勢,在目擊者的記述中躍然紙上。騎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們來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隊發出警報,騎兵還可以用馬把印第安人撞倒,讓馬蹄把他們踏死。一匹戰馬在沖鋒時的沖擊力量、它的機動性、它可能有的進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臨下并且得到保護的戰斗位置,使得空曠地帶的步兵幾乎無招架之力。馬的作用并不是僅僅由于它們在第一次與它們交鋒的士兵心里產生恐怖的感覺。到1536年印加人大反叛時,印加人已經學會如何在狹窄的通道上伏擊和消滅西班牙騎手,在抵抗騎兵部隊時最有效地保衛自己。但印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樣,從來沒有能夠在空曠地帶打敗騎兵部隊。繼阿塔瓦爾帕之后為印加帝國皇帝的是曼科,曼科的最優秀的將軍是基佐·尤播基。1536年,當基佐在利馬圍困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該城發動猛攻時,兩個中隊的西班牙騎兵向一支比自己大得多的印第安軍隊發起了沖鋒,在第一次沖鋒中就殺死了基佐和他的所有指揮官.從而擊潰了他的軍隊。一次由26名騎手組成的騎兵隊的類似沖鋒擊潰了曼科皇帝親自率領的最精銳的部隊.他當時正在庫斯科圍攻西班牙人。

馬匹改變戰爭是從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對馬的馴化開始的。馬匹使得騎馬的人能夠通過比步行遠得多的距離,去進行奇襲,并在防御部隊集合前逃之天天。馬因其在卡哈馬卡所起的作用而為一種軍用武器提供了例證,這種武器6000年來直到20世紀初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并最終在所有大陸得到運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騎兵在軍事上的支配地位才最后宣告結束。如果我們考慮一下西班牙人因為有了馬匹、鋼鐵武器和盔甲而取得了對手無寸鐵的步兵的優勢,那么西班牙人總是能夠以寡敵眾,所向披靡,就沒有什么可以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了。

阿塔瓦爾帕是怎么會到卡哈馬卡來的?阿塔瓦爾帕和他的軍隊來到卡哈馬卡,是因為他們剛剛在一場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傷元氣的內戰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皮薩羅很快覺察到這種分裂的形勢,并加以利用。這次內戰的起因竟是一場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帶到巴拿馬和哥倫比亞后,經由陸路傳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1526年左右殺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納·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數朝臣,隨后又迅即殺死了他的指定繼承人尼南·庫尤奇。這些死亡事故導致了阿塔瓦爾帕與他的同父異母兄弟瓦斯卡爾之間的皇位之爭。如果不是因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對的可能就是一個團結一致的帝國。

因此,阿塔瓦爾帕在卡哈馬卡的出現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個關鍵因素:具有相當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傳染給沒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班疹傷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歐洲流行的傳染病,毀滅了其他大陸的許多民族,從而在歐洲人的征服中起了—種決定性的作用。例如,一次天花流行在1520年西班才人第一次進攻失敗后蹂躪了阿茲特克人,并殺死了剛剛繼承蒙特朱馬為阿茲特克皇帝的奎特拉瓦克。在整個美洲,隨歐洲人傳進來的疾病從一個部落傳播到另一個部落,遠遠走在歐洲人之前,據估計把哥倫布來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殺死了95%。北美人口最多并高度組織起來的土著人社會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酋長管轄的部落,它們在1492年至17世紀初這一段時間里也以同樣的方式消失了,時間甚至比歐洲人在密西西比河地區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時還要早。1713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是歐洲移民毀滅南非土著桑族人的最嚴重的一步。在英國人于1788年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場大批毀滅澳大利亞土著的流行病開始了。來自太平洋島嶼的有詳盡文獻證明的例子是1806年在斐濟迅速蔓延的流行病,這種病是幾個歐洲船員在“阿爾戈”號船只失事后掙扎著爬上岸時帶來的。類似的流行病也在湯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島嶼的歷史上留下了痕跡。

然而,我并不是要暗示歷史上疾病的作用只限于為歐洲人的擴張鋪平道路。瘧疾、黃熱病以及熱帶非洲、印度、東南亞和新幾內亞的一些其他疾病,是歐洲在這些熱帶地區進行殖民的最大障礙。

皮薩羅是怎么到卡哈馬卡來的?為什么不是阿塔瓦爾帕去征服西班牙?皮薩羅到卡哈馬卡來,靠的是航海技術,是這種技術建造了船只,使他們從西班牙橫渡大西洋來到巴拿馬,然后又沿著太平洋從巴拿馬來到秘魯。阿塔瓦爾帕沒有這種技術,所以不能從海上擴張到南美以外的地方。

除了船只本身,皮薩羅的出現還依賴于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有了這種組織,兩班牙才能為這些船只提供資金、建造技術、人員和裝備。印加帝國也有一個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但這個組織實際上起了對帝國不利的作用,因為皮薩羅俘虜了阿塔瓦爾帕也就是奪取了印加帝國整個的指揮系統。因為印加帝國的行政系統和神圣的專制君主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阿塔瓦爾帕一死,帝國也就分崩離析。航海技術配合行政組織,不但對許多其他民族的擴張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歐洲人的擴張同樣是至關重要的。

使西班牙人來到秘魯的一個相關因素是文字。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國沒有。用文字來傳播信息,要比用口頭傳播來得廣泛、準確和詳細。從哥倫布航行和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傳回西班牙的信息,使西班牙人大量涌入了新大陸。信件和小冊子激發了人們的興趣,也提供了必要而詳盡的航海指導。皮薩羅的同事克里斯托瓦爾·德梅納上尉為皮薩羅的業績撰寫了第一份公開發表的報告,這份報告于1534年4月,亦即阿塔瓦爾帕被處死后僅僅9個月,在塞維利亞出版發行。這份報告成了暢銷書,迅速被譯成歐洲其他語言,從而把又一批西班牙移民送去加強皮薩羅對秘魯的控制。

為什么阿塔瓦爾帕會走進這個圈套?事后想來,阿塔瓦爾帕竟會在卡哈馬卡走進皮薩羅設下的明顯圈套,真使我們感到驚奇。俘虜了阿塔瓦爾帕的西班牙人對他們的成功也同樣感到驚奇。人的文化程度的影響在終極解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直接的解釋是:阿塔瓦爾拍對西班牙人、他們的兵力和意圖幾乎沒有得到什么情報。他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情報是通過口頭得來的,主要是從一個使者那里來的,這個使者在皮薩羅的軍隊從海岸向內陸的行軍途中曾在軍中訪問過兩天。這個使者看到西班牙人軍容不整,于是就對阿塔瓦爾帕說,他們不是戰斗人員,只要給他200個印第安人,就能把他們全都縛來帳下。阿塔瓦爾帕絕沒有想到那些西班牙人竟是如此難以對付而且會毫無緣由地向他進攻,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新大陸,只有現代墨西哥和在印加帝國北方很遠的一些毗鄰地區的幾個民族中的少數精英分子有書寫能力。巴拿馬距離印加帝國北部邊界不過600英里。雖然西班牙人對巴拿馬的征服在1510年就已經開始,但在皮薩羅于1527年首次登上秘魯海岸之前,似乎沒有任何關于西班牙人出現的消息到達過印加帝國。對于西班牙征服了中美洲大多數強大而人口眾多的印第安人社會,阿塔瓦爾帕始終是一無所知*

在我們今天看來,阿塔瓦爾帕被俘后的行為和導致他被俘的行為同樣令人驚異。他交納了他那筆著名的贖金,因為他天真地相信,只要付了贖金,西班牙人就會釋放他并且遠走高飛。他不可能了解皮薩羅的部下只是一支決心實現永久征服的軍隊的開路先鋒,而不是單單為了一次孤立的襲擊。

犯這種致命的判斷錯誤的,并非只有阿塔瓦爾帕一人。甚至在阿塔瓦爾帕被俘后,弗蘭西斯科·皮薩羅的兄弟埃爾南多·皮薩羅也哄騙得阿塔瓦爾帕的第一流將軍、指揮著一支龐大軍隊的查爾庫奇馬自投羅網,落人西班牙人的手中。查爾庫奇馬的判斷錯誤,標志著印加人抵抗失敗的轉折點,是幾乎同阿塔瓦爾帕本人被俘一樣的重大事件。當阿茲特克皇帝蒙特朱馬把科爾特斯看作是神靈降世,并允許他和他的小小軍隊進人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持蘭時,他的判斷錯誤甚至更加顯而易見。結果是科爾特斯俘虜了蒙特朱馬,然后又進一步征服了特諾奇蒂特蘭和阿茲特克帝國。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阿塔瓦爾帕、查爾庫奇馬、蒙特朱馬以及其他無數的被歐洲人欺騙的美洲土著領袖之所以判斷錯誤.是由于當時新大陸沒有任何居民去過舊大陸,因此他們當然不可能對西班牙人有任何具體的認識。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覺得難以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阿塔瓦爾帕的社會對人類的行為有更多的經驗,他“本來”是會產生更大的懷疑的。皮薩羅在到達卡哈馬卡時,除了對他在1527年和1531年碰到的幾個印加臣民進行的審問中所了解到的情況外,他對印加人也是一無所知的。然而,雖然皮薩羅本人碰巧也是一個文盲,但他屬于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傳統。西班牙人從書本上知道了同時代的許多與歐洲差別很大的文明國度,也知道了幾千年的歐洲歷史。皮薩羅伏擊阿塔瓦爾帕顯然是以科爾特斯的成功謀略為樣板的。

總之,文化修養使西班牙人繼承了關于人類行為和歷史的大量知識。相形之下,阿塔瓦爾帕不但對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對來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無個人經驗,而且他甚至也沒有聽人說過(或在書本上讀到過)在別的什么地方和在歷史上以前什么時候對別的什么人的類似威脅。這種在經驗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薩羅去設下圈套而阿塔瓦爾帕走進了圈套。

因此,皮薩羅俘虜阿塔瓦爾帕這件事,表明了導致歐洲人向新大陸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歐洲移民的那組近似的因素。皮薩羅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槍炮、鋼鐵武器和馬匹為基礎的軍事技術;歐亞大陸的傳染性流行;歐洲的航海技術;歐洲國家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和文字。本書的書名是這些近似因素的簡略的表達,這些因素也使現代歐洲人能夠去征服其他大陸的民族。在有人開始制造槍炮和鋼鐵之前很久,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已導致了某些非歐洲民族的擴張,這我們將會在以后的幾章中看到。

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為什么這種直接優勢總是在歐洲一邊,而不是在新大陸一邊。為什么不是印加人發明槍炮和鋼刀,騎上像戰馬一樣的令人生畏的牲口,攜帶對歐洲人來說沒有抵抗力的疾病,修造遠洋船只和建立先進的行政組織,并能從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吸取經驗?這些不再是本章已經討論過的那些關于近似因果關系的問題,而是將要占去本書下面兩部分篇幅的關于終極因果關系的問題。

第二部分

糧食生產的

出現和傳播

第 四 章

農民的力量

我十幾歲時在蒙大拿度過了1956年的夏天,為一個名叫弗雷德·赫希奇的上了年紀的農民打工。弗雷德出生在瑞士,在19世紀90年代他十幾歲時來到了蒙大拿的西南部,接著便辦起了這一地區第一批農場中的一個。在他來到時,原來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美洲土著有許多仍然生活在那里。

和我在一起干活的農場工人多半是體格健壯的白人,他們經常滿口粗話,他們除

周末外每天勞動,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周末整天泡在當地的酒館里花光一周的工資。然而,就在這些農場工人中,有一個名叫利瓦伊的黑腳族印第安人。此人的行為舉止和粗野的礦工大不相同——他彬彬有禮,溫文爾雅,做事負責,頭腦清醒,善于辭令。他是第一個我與之一起度過許多時光的印第安人,我不由對他欽佩起來。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利瓦伊在經過星期六夜晚的一番狂歡作樂之后,競也醉步踉蹌,滿口臟話。因此,我感到震驚和失望。在他的那些罵人話中,有一句我一直記得非常清楚:“你他媽的弗雷德·赫希奇,他媽的那艘把你從瑞士帶來的船!”過去,和其他白人小學生一樣,我所受的教育是把對美洲的開發看作是英勇的征服行為,現在我深切感受到印第安人對這種行為的看法了。弗雷德。赫希奇的一家都以他為榮,因為他是在困難條件下取得成功的最早的農民。但是,利瓦伊的狩獵部落和著名戰土的土地都被遷移來的白人農民搶走了。這些農民又是怎樣戰勝這些著名的戰土的呢?

自從現代人的祖先在大約700萬年前從現在的類人猿的祖先分化出來后,地球上的所有人類大部分時間都是靠獵捕野獸和采集野生植物為生,就像19世紀黑腳族印第安人仍然在做的那樣。只是在過去的11000年中,有些民族才轉向所謂的糧食生產:就是說,馴化野生動植物,以因此而產生的牲畜和農作物為食。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數人吃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或別人為他們生產的糧食。按照當前的變化速度,在今后10年內,剩下來的少數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群將會放棄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解體或逐漸消失,從而結束我們幾百萬年來專以狩獵采集為生的生活方式。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時期學會了糧食生產。有些部族,如澳大利亞土著,卻從來沒有學會糧食生產。在那些學會糧食生產的部族中,有些(例如古代的中國人)是靠自己獨立發展糧食生產的,而另一些(包括古代埃及人)則是從鄰近部族學會糧食生產的。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從間接的意義說,糧食生產是槍炮、病菌和鋼鐵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因此,在不同大陸的族群是否或何時變成農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們以后截然不同的命運。在我們把下面6章專門用來弄清楚糧食生產方面的地理差異是怎樣產生的之前,本章將查考一下一些主要的因果關系,因為糧食生產正是通過這種關系帶來了所有使皮薩羅俘虜阿塔瓦爾帕和弗雷德·赫希奇的族人剝奪利瓦伊的族人的有利條件。

第一個因果關系是最直接的因果關系:能夠獲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著會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動植物物種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類食用,或值得獵捕或采集。多數動植物是不能用作我們的食物的,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們有的不能消化(如樹皮),有的有毒(黑脈金斑蝶和鬼筆鵝膏——一種有毒蘑菇),有的營養價值低(水母),有的吃起來麻煩(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來困難(大多數昆蟲的幼蟲),有的獵捕起來危險(犀牛)o陸地上大多數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質)都是以木頭和葉子的形態而存在的,而這些東西大多數我們都不能消化。

通過對我們能夠吃的那幾種動植物的選擇、飼養和種植,使它們構成每英畝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們就能從每英畝土地獲得多得多的來自食物的卡路里。結果,每英畝土地就能養活多得多的牧人和農民——一般要比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多l0倍到100倍。這些沒有感情的數字所產生的力量,就是生產糧食的部落取得對狩獵采集部落的許多軍事優勢中的第—個優勢。

圖4.1 略圖概述從終極因素(如大陸軸線走向)通往使某些民族能夠征服另一些民族的近似因素(如槍炮、馬匹和疾病)的因果關系鏈。例如,人類的各種各樣疾病是在有許多適于馴化的動植物物種的地區演化的,這一部分是由于生產出的農作物和飼養的牲畜幫助養活了使流行疾病得以保持的人口稠密的社會;一部分是由于這些疾病是從馴化的動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來。

在飼養馴化動物的人類社會中,牲畜在4個不同的方面養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類、奶脂、肥料以及拉犁。最直接的是、家畜代替野生獵物而成為社會主要的動物蛋白來源。例如,今天的英國人通常從奶牛、豬、羊和雞那里得到他們的大多數動物蛋白,而像鹿肉這樣的野味則成了難得的美味佳看。此外,一些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則成了奶和諸如黃油、奶酪和酸奶之類奶制品的來源。產奶的哺乳動物包括母牛、綿羊、山羊、馬、馴鹿、水牛、牦牛、阿拉伯單峰駱駝和中亞雙峰駱駝,這些哺乳動物由此而產生的卡路里比它們被殺來吃肉所產生的卡路里要多幾倍。

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還在兩個方面和馴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農作物的產量。首先,現代的園林工人或農民仍然根據經驗知道,用動物的糞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物的產量。即使在現代可以利用化工廠生產的合成肥料,今天大多數社會里作物肥料的主要來源仍然是動物的類便——尤其是牛的糞便,但也有牦牛和羊的糞便。作為傳統社會中的一個燃料來源,動物糞便也有其價值。

此外,最大的馴化哺乳動物與馴化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糧食產量,這表現在它們可以用來拉犁,從而使人們可以去耕種以前如用來耕種則代價太高的土地。這些用來犁地的牲口有牛、馬、水牛、巴厘牛以及耗牛和牛的雜交種。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這些牲口的價值:中歐史前期最早的農民,即稍早于公元前5000年興起的利尼爾班克拉米克文化,起初都局限于使用手持尖棍來耕作松土。僅僅過了1000年,由于采用了牛拉犁,這些農民能夠把耕種擴大到范圍大得多的硬實土壤和難以對付的長滿了蔓草的土地上去。同樣,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農民在河谷種植莊稼,但在廣闊高地的難以對付的長滿了蔓草的土地上耕種,要等到19世紀歐洲人和他們的畜拉犁的出現。

所有這些都是出于動植物馴化比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產出更多的食物從而導致更稠密人口的一些直接因素。一個比較間接的因素是與糧食生產所要求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后果直接有關的。許多狩獵采集社會里的人經常跑來跑去尋找野生食物,但農民必須留在他們的田地和果園附近。因此而產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縮短了生育間隔期而促使人口變得更稠密起來。一個經常變換營地、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母親只能帶一個孩子和很少幾件隨身物品。在前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能夠快步行走,趕上大伙兒而不致成為累贅之前,她是不能生第二個孩子的。事實上,到處流浪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通過哺乳期無月經、禁欲、殺嬰和墮胎等辦法,把孩子出生的間隔安排為大約每4年一個。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沒有在遷移途中攜帶小孩這種問題的限制,他們可以多生多養,只要養得活就行。許多農業部族的生育間隔期是兩年左右,為狩獵采集部族的一半。糧食生產者的這種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們按每英畝計算養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們達到了比狩獵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定居生活的另一個結果是人們可以把多余的糧食貯藏起來,因為如果人們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貯藏的糧食,那么貯藏就是毫無意義的。雖然有些到處流浪的狩獵采集部族可能偶爾也把幾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來,但這種富源對他們幾乎毫無用處,因為他們不能保護它。但貯藏的糧食對于養活不生產糧食的專門人材是必不可少的,而對于養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處流浪的狩獵采集社會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這類專職的專門人材,這種人材首先出現在定居社會中。

這種專門人材有兩類:國王和官員。狩獵采集社會往往比較平等,它們沒有專職的官員和世襲的首領,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層次上的小規模的行政組織。這是因為所有的身強力壯的從事狩獵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們很大一部分時間專門用來獲取食物。而一旦有了糧食儲備,行政上層人物就可以控制別人生產的糧食,維護征稅的權利,無需去養活自己,而以全部時間從事行政活動。因此,中等規模的農業社會通常按酋長轄地來組織,而王國只限于規模很大的農業社會。這些復雜的行政單位比平等之主義的獵人群體能更好地發動持久的征服戰爭。有些狩獵采集部族由于生活在特別富足的環境里,如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爾海岸,也逐漸形成了定居社會,有了糧食儲備和新生的酋長轄地,但他們沒有在通往王國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通過稅收建立剩余糧食儲備,除了養活國王和官員外,還能養活其他專職的專門人材。與征服戰爭關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糧食儲備可以用來養活職業軍人。這是不列顛帝國最終打敗新兩蘭武裝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決定性因素。雖然毛利人取得了幾次驚人的暫時勝利,但他們不能在戰場上保持一支常備軍,所以到頭來還是被18000人的英國專職軍隊拖垮了。糧食儲備還可以養活為征服戰爭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職人員,養活像制造刀劍、槍炮和發展其他技術的金屬加工工人之類的手藝人,以及養活能夠保存信息的抄寫員,因為他們所記錄的信息比人們能夠準確記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至此,我已著重指出了作為糧食的農作物和家畜的直接和間接的價值。然而,它們還有其他用途,例如幫我們保暖和向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材料。農作物和家畜生產出的天然纖維,可以用來做衣服、毯子、網和繩子。大多數重要的植物馴化中心不但培育糧食作物,也培育纖維作物——主要有棉花、亞麻(亞麻布的原料)和大麻。有幾種馴化動物則出產動物纖維——特別是綿羊、山羊、美洲駝和羊駝的毛以及蠶絲。馴化動物的骨頭是冶金術發明前新石器時代各部族用作人工制品的重要原料。牛皮被用來制革。在美洲許多地方栽培最早的植物之一是為非食用目的而種植的,這就是用作容器的葫蘆。

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在19世紀鐵路發展起來之前成為我們主要的陸路運輸手段,從而進一步使人類社會發生了革命性的劇變。在動物馴化之前,由陸路運輸貨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來背。大型哺乳動物改變了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貨物從陸路運到很遠的地方去。供人騎乘的馴化動物有馬、驢、牦牛、馴鹿、阿拉伯單峰駝和中亞雙峰駝。這5種動物和羊駝一樣,都被用來背負行囊包裹。牛和馬被套上大車,而馴鹿和狗則在北極地區拉雪橇。在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馬成了長距離運輸的主要手段。3種馴化駱駝(阿拉伯單峰駝、中亞雙蜂駝和羊駝)分別在北非地區和阿拉伯半島、中亞和安第斯山脈地區起著類似的作用。

動植物馴化對征服戰爭的最直接的貢獻是由歐亞大陸的馬作出的,它們在軍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個大陸上古代戰爭中的吉普車和謝爾曼坦克。我在第三章中提到.馬使得僅僅率領—小群冒險家的科爾特斯和皮薩羅能夠推翻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甚至在早得多的時候(公元前4000年左右),盡管那時人們還仍然騎在光馬背上,但馬可能已成為促使操印歐語的人從烏克蘭向西擴張的必不可少的軍事要素。這些語言最終取代了除巴斯克語(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區)外的所有早期的歐洲話言。當馬在后來被套上馬車和其他車輛時,馬拉戰車(公元前1800年左右發明)開始在近東、地中海地區和中國使戰爭發生了革命性的劇變。例如,在公元前1674年,馬甚至使外來的?怂魉姑褡宓靡哉鞣敃r沒有馬的埃及并短暫地自立為法老。

再往后,在馬鞍和馬鐙發明后,馬使來自亞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民族對羅馬帝國和后繼國家造成了威脅,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13世紀和14世紀征服亞洲和俄羅斯的許多地方而達到高潮。只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采用了卡車和坦克,馬的作用才最后被取代,而不再是戰爭中主要的突擊手段和快速運輸的工具。阿拉伯駱駝和中亞駱駝也在各自的地理范圍內起到了類似的軍事作用。在所有這些例子中,馴養馬匹(或駱駝)或改進對其利用的民族,在軍事上擁有了對沒有這些牲口的民族的巨大優勢。

在征服戰爭中同樣重要的是在馴養動物的社會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這類傳染病作為人類的;【霈F了,它們原是動物所感染的十分類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變而衍生出來的(第十—一章)。馴養動物的人成了這些就演化出來的病菌的第一個受害者,而這些人接著又逐步形成了對這些新的疾病的強大的抵抗力。當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與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病菌的人接觸時,流行病于是產生了,使99%的以前沒有接觸過這種病菌的人因之而喪命。從馴養的動物那里通過這一途徑而最后獲得的病菌,在歐洲人對美洲、澳大利亞、南非和太平洋諸島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總之,動植物的馴化意味著人類的糧食越來越多.因而也就意味著人口越來越稠密。因此而帶來的糧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區)利用畜力運輸剩余糧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統一的、社會等級分明的、經濟上復雜的、技術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會的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能否利用馴化的動植物,最終說明了為什么帝國、知書識字和鋼鐵武器在歐亞大陸最早發展起來,而在其他大陸則發展較晚,或根本沒有發展起來。在軍事上使用馬和駱駝以及來自動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糧食生產和征服之間的許多重要環節連接了起來,這我將在下文予以考查。

第 五 章

歷史上的窮與富

很大一部分人類歷史允滿了窮富之間不平等的斗爭:具有農民力量的民族與不具有農民力量的民族之間的斗爭,或不同時期獲得農民力量的民族之間的斗爭。糧食生產在地球上的廣大地區過去沒有出現過,這并不令人奇怪,由于生態原因,糧食生產在這些地區現在仍然難以出現或不可能出現。例如,在史前期的北美洲北極地區,無論農業或畜牧業都沒有出現過,而在歐亞大陸北極地區出現的唯一糧食生產要素是放牧馴鹿。在遠離灌溉水源的沙漠地區也不可能自發地出現糧食生產,如澳大利亞中部和美國西部的一些地方。

迫切需要說明的,反倒是何以在某些生態條件十分適宜的地區在現代以前一直直未能出現糧食生產,而在今天卻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富足的農牧中心。最為令人費解的一些地區,是加利福尼亞和美國太平洋沿岸其他—些州、阿根廷的無樹大草原、澳大利亞西南部和東南部以及南非好望角地區的很大部分。這些地區的土著族群在歐洲移民來到時還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公元前4000年的世界,即糧食生產在其最早發源地出現后幾千年的世界,我們可能也會對其他幾個現代糧倉當時竟未出現糧食生產而感到驚異。這些盛產谷物的地區包括:美國其余所有的地區、英國、法國很大—部分地區、印度尼西亞以及非洲赤道以南的整個地區。如果我們對糧食生產追本溯源,它的最早發源地會再次使我們感到驚異。這些地方已完全不是現代糧倉,它們包括一些在今天被列為有點干旱或生態退化的地區: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脈、中國的部分地區以及非洲的薩赫勒地帶(阿拉伯語“沙漠之邊”,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條廣闊的半沙漠地帶)。為什么糧食生產首先在看似相當貧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來才在今天最肥沃的農田和牧場發展起來?

在糧食生產賴以出現的方式方面的地理差異也同樣令人費解。在有些地方,它是獨立發展起來的,這是當地人馴化當地動植物的結果。而在其他大多數地方,則是把別的地方已經馴化的作物和牲口加以引進。既然這些原來不是獨立發展糧食生產的地區在引進馴化動植物后立刻變得適宜于史前的糧食生產,那么這些地區的各個族群為什么在沒有外來幫助的情況下.通過馴化當地的動植物而成為農民和牧人呢?

在的確獨立出現糧食生產的這些地區中,為什么出現的時間差別如此之大——例如,在東亞要比在美國東部早幾千年,而在澳大利亞東部卻又從來沒有出現過?在史前時代引進糧食生產的這些地區中,為什么引進的時間差別也如此之大——例如.在歐洲西南部要比在美國西南部早幾千年?另外,在引進糧食生產的這些地區中,為什么在有些地區(如美國西南部)當地的狩獵采集族群采納了鄰近族群的作物和牲口而最后成為農民,而在另一些地區(如印度尼西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許多地方)引進糧食生產卻引起了—場災難,使外來的糧食生產者取代了該地區原來的狩獵采集族群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正是這些不同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哪些民族成了歷史上的貧窮民族,哪些民族成了歷史上的富有民族。

在我們能夠指望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弄清楚怎樣去確定糧食生產的發源地及其出現的時間,以及某一特定作物或動物最早得到馴化的地點和時間。最明確的證據來自對一些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殘骸所作的鑒定。大多數馴化的動植物物種在形態上同它們的野生祖先是不同的:例如,馴化的牛和羊形體較小,馴化的雞和蘋果形體較大,馴化的豌豆種皮較薄也較光滑,馴化的山羊角長成螺旋形而不是短彎刀狀。因此,如果能在一處有年代可考的考古遺址認出馴化動植物的殘骸,那就是有了強有力的證據,說明被時被地已有了糧食生產,而如果在某個遺址僅僅發現了野生物種,那就不能證明已有了糧食生產,而只能證明與狩獵采集生活相吻合。當然,糧食生產者.尤其是初期的糧食生產者,在繼續采集某些野生植物和獵捕野獸,這樣,他們遺址中的殘余食物常常不但包括馴化的物種,而日也包括野生的物種。

考古學家們用碳—14年代測定法來測定遺址中的含碳物質.從而確定糧食生產的年代。這種測定法所依據的原理是這樣的:碳是生命的無所不在的基礎材料,它的成分中有很少量的放射性碳—14,而碳—14會衰變為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宇宙射線不斷地在大氣中生成碳—14。植物吸收大氣中的碳,其中碳—14和普遍存在的同位素碳—12保持著—種已知的幾乎不變的比例(約1與100萬之比)。植物中的碳接下去構成了吃這些植物的食草動物的軀體,也構成了吃這些食草動物的食肉動物的軀體。不過,這些植物或動物一旦死去,它們體內碳—14含量的一半每隔5700年衰變為碳—12,直到大約4萬年后,碳—14含量變得很低而很難測出,也很難把它同受到少量的含有碳—14的現代材料的污染區別開來。因此,從考古遺址出土的材料的年代可以根據該材料內的碳—14與碳—12的比例計算出來。 放射性碳受到許多技術問題的困擾,其中兩個問題值得在這里提—提。一個問題是:碳—14年代測定法在20世紀80年代前需要比較多的碳(幾克),比小小的種子或骨頭里碳的含量多得多。因此,科學家們常常不得不依靠測定在同一遺址附近找到的材料的年代,而這個材料被認為是與殘存的食物“有聯系”的——就是說,是被留下食物的人同時棄置的。通常選擇的“有聯系”的材料是燒過的木炭。

但是,考古遺址并不總是把所有同日棄置的材料巧妙密封起來的時間容器。在不同時間棄置的材料可能會混雜在一起,因為蠕蟲、嚙齒目動物和其他作用力把地層給攪亂。燃燒過的木炭碎屑最后可能因此而靠近了某個死去的并在幾千年中或早或晚被吃掉的植物或動物。今天,考古學家們越來越多地用一種叫做加速質譜分析法的新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種新技術使碳—14年代測定法測得極小的樣本的年代,從而使人們可以直接地測得—粒小小的種子、一塊小小的骨片或其他食物殘渣的年代。近年來用碳—14年代測定法測得的年代,有的是根據這種新的直接方法(它們也有其自身的問題),有的是根據舊的間接方法。但在有些情況下,人們發現用這兩種方法測得的年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由此而產生的仍未解決的爭論中.就本書的論題而言,最重要的也許是有關糧食生產在美洲出現的年代問題: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間接方法測得的年代是遠在公元前7萬年,而較近的直接方法測得的年代則不早于公元前3500年。

碳—14年代測定法的第二個問題是:大氣中碳—14與碳—12的比例事實上并不是嚴格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上下波動的,因此,從某種不變的比例這種假定出發去計算碳—14年代測定法測得的年代經常會產生一些小小的錯誤。確定關于過去每個年代錯誤的程度,原則上可以借助古老樹木記錄下的年輪.因為只要數一數這些年輪,就可得到每個年輪在過去的絕對日歷年代.然后再對用這種方法測定年代的木炭樣本加以分析,來確定其中碳—14與碳—12的比例。這樣,就可以對用碳—14年代測定法實測到的年代加以校正,來估計大氣中碳比例的波動情況。這樣校正的結果是:對從表面上看(即未經校正的)其年代介于公元前約1000年至6000年之間的一些材料來說,精確的(經過校正的)年代要早幾百年或1000年。近來又有人用一種交替法開始對一些年代稍早的樣本進行校正,這種方法依據的是另一種放射性衰變法,它所得出的結論是,表面上看年代約為公元前9000年的樣本的實際年代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

考古學家們常常把經過校正的和未經過校正的年代加以區分,其方法就是對前者用大寫英文字母來寫,對后者用小寫英文字母來寫(例如,分別為3000B.C.和3000b.。.)。然而,考古文獻在這方面可能很混亂.因為許多書和論文在報告未經校正的年代時都寫作B.c.,而未能提到這些年代實際上是未經校正的。我在本書中所報道的關于過去15000年中一些事件的年代都是經過校正的年代。這就是為什么讀者會注意到關于早期糧食生產問題本書中的一些年代與從某些標準參考書引用的年代存在著差異的原因。

一且人們辨認出馴化動植物的古代遺存并確定其年代.那么人們怎樣來確定是否這個植物或動物實際上就是在這遺址附近馴化的,而不是在別處馴化,后來才傳到這個遺址來的?一個方法就是研究一下這個作物或動物的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圖,并推斷出野生祖先出現的地方必定就是發生過馴化的地方。例如,從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亞往東到印度,傳統的農民普遍種植鷹嘴豆,今天世界上鷹嘴豆的80%都是印度生產的。因此,人們可能會誤以為鷹嘴豆是在印度馴化的。但結果表明,鷹嘴豆的野生祖先只出現在土耳其的東南部。鷹嘴豆實際上是在那里馴化的,這個解釋得到了這樣一個事實的證明,即在新石器遺址中有關可能是馴化的鷹嘴豆的最古老的發現來自土耳其東南部和敘利亞北部鄰近地區.其年代為公元前8000年左右;直到5000多年后,關于鷹嘴豆的考古證據才在印度次大陸出現。

確定某個作物或動物的馴化地點的第二個方法,是在地圖上標出每個地區馴化物種首次出現的年代。出現年代最早的地點也許就是馴化最早的地點——而如果野生物種的祖先也在那里出現,如果它們在其他地點首次出現的年代隨著與推定的最早馴化地點距離的增加而漸次提高,從而表明馴化物種在向其他那些地點傳播,情況就尤其如此。例如,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麥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現在新月沃地。其后不久.這個作物逐步向西傳播,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到達希臘,在公元前5000左右到達德國。這些年代表明二粒小麥是在新月沃地馴化的。這一結論可以用以下事實來證明:二粒小麥的野生祖先的分布只限于從以色列到伊朗西部和土耳其這一“地區。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如果同樣的植物或動物是在不同的地點獨立馴化的,那么就會出現一些復雜的情況。只要分折一下由此產生的不同地區的相同作物或動物標本在形態、遺傳或染色體方面的差異,就常?梢园l現這些情況。例如,印度馴化牛中的瘤牛品種具有歐亞大陸西部牛的品種所沒有的肉峰。遺傳分析表明,現代印度牛的品種和歐亞大陸西部牛的品種在幾十萬年前就已分化了,比任何地方任何動物馴化的時間都早很多。就是說,在過去1萬年中,牛就已在印度和歐亞大陸西部獨立地馴化了,而它們原來都是在幾十萬年以前就已分化的印度和歐亞大陸西部野牛的亞種。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我們原先的關于糧食生產的出現這個問題上來。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糧食生產是在何處、何時和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一個極端情況是:有些地區的糧食生產完全是獨立出現的,在其他地區的任何作物或動物來到之前,許多本土作物(在有些情況下還有動物)就已馴化了。目前能夠舉出詳細而又令人信服的證據的這樣的地區只有5個:西南亞,亦稱近東或新月沃地;中國;中美洲(該詞用來指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中美洲的毗連地區);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可能還有亞馬孫河流域的毗連地區;以及美國東部(圖5.1)。在這些糧食生產中心中,有些中心或所有中心可能實際上包含了附近的幾個或多或少獨立出現糧食生產的中心,如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和中國南部的長江流域。

除了這5個確然無疑出現糧食生產的地區外,另外還有4個地區——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熱帶西非、埃塞俄比亞和新幾內亞——是爭取這一榮譽稱號的候補地區。然而,每一個地區都有某種不確定之處。雖然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薩赫勒地帶毫無疑問已有本地野生植物的馴化,但那里牛的放牧可能在農業出現前就已開始了,目前尚不能肯定的是:這些牛是獨立馴化的薩赫勒牛,或者本來就是新月沃地飼養的牛,它們的引進引發了當地植物的馴化。同樣仍然不能肯定的是,這些薩赫勒作物的引進是否接著又在熱帶西非引發了當地人對本地野生植物的無庸置疑的馴化,而西南亞作物的引進是否就是在埃塞俄比亞引發當地人馴化本地野生植物的原因。至于新幾內亞,那里的考古研究提供的證據表明,在任何毗連地區出現糧食生產之前很久,那里就已有早期的農業,但那里種植什么作物卻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認定。

表5,1:為在本地馴化的那些地區和其他地區扼要地列出了一些雖著名的作物或動物以及已知的最早的馴化年代。在9個獨立發展糧食生產的候補地區中,西南亞是植物馴化(公元前8500年左右)和動物馴化(公元前8000年左右)有最早的明確年代的地區;同時對于早期的糧食生產來說,它顯然也是具有最多的用碳—14測定的準確年代的地區。中國發展糧食生產的年代幾乎同西南亞一樣早.而在美國東部則顯然晚了差不多6000年。就其他6個候補地區而言,最早的得到充分證明的年代沒有超過西南亞的年代,但在這其他的6個地區由于能夠有把握確定其年代的遺址太少,我們無法肯定它們真的落后于西南亞以及(如果真的落后的話)落后多少。

下一批地區包括一些至少馴化了兩三種本地植物或動物的地區,但這些地區的糧食生產主要依靠在別處馴化的作物和動物?梢园堰@些引進的馴化動植物看作是“祖代”作物和動物,因為它們創立了本地的糧食生產。祖代馴化動植物的引進使本地人過著定居的生活,從而增加了野生植物演化為本地作物的可能性,這些野生植物本來是他們采集后帶回家偶然種下的,而到后來就是有意種植了。

表51每一地區馴化物種舉例

地區 植物和動物 得到證明的最早的馴化年代

獨立馴化的發源地

1西南亞 小麥、豌豆、橄欖 綿羊、山羊 公元前8500年

2中國 水稻、黍 豬、蠶 不遲于

3中美洲 玉米、豆、南瓜屬植物 火雞 不遲于公元前3500年

4安第斯山脈地區 馬鈴薯、木薯、 羊駝、豚鼠 不遲于公元前3500年

5美國東部 向日葵、藜屬 無 公元前2500

6薩赫勒 高粱、非洲稻 珍珠雞 不遲于公元前5000年

7、熱帶西非 非洲薯蕷、油椰 無 不遲于公元前3000年

8埃塞俄比亞 咖啡、畫眉草 無 ?

9新幾內亞 甘蔗、香蕉 無 公元前7000年?

在從別處引進祖代作物后在本地進行的馴化

10 西歐 罌粟、燕麥 無 公元前6000年-3500年

11 印度河河谷 芝麻、茄子 瘤牛 公元前7000年

12 埃及 無花果、鐵荸薺 貓、驢 公元前6000年

在三四個這樣的地區,引進的祖代動植物來自西南亞。其中一個地區是歐洲的西部和中部,那里的糧食生產是在公元前6000年和3500年之間隨著西南亞作物和動物的引進而出現的,但至少有一種植物(罌粟,可能還有燕麥和其他植物)當時是在本地馴化的。野生罌粟只生長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區。歐洲東部和西南亞最早的農業社會的發掘遺址中沒有發現罌粟的種子;它們的首次出現是在歐洲西部的一些早期農村遺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歐洲西部卻沒有發現西南亞大多數作物和動物的野生祖先。因此.糧食生產不是在歐洲西部獨立發展起來的,這看來是很清楚的。相反,那里的糧食生產是由于引進了西南亞的馴化動植物而引發的。由此而產生的歐洲西部農業社會馴化了罌粟,隨后罌粟就作為一種作物向東傳播。

還有一個地區,那里由本地對動植物進行馴化,似乎是在引進西南亞的祖代作物后開始的。這個地區就是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河河谷地區。那里的農業社會出現在公元前的第七個1000年中,它們利用的小麥、大麥和其他作物,是先前在新月沃地馴化的,然后顯然再通過伊朗傳播到印度河河谷。只是到了后來,由印度次大陸土生物種馴化的動植物,如瘤牛和芝麻,才在印度河河谷的農業社會出現。同樣,在埃及,糧食生產也是在公元前6000年隨著西南亞作物的引進而開始的。埃及人當時馴化了西克莫無花果和一種叫做鐵荸薺的植物。

同樣的模式大概也適用于埃塞俄比亞,那里種植小麥、大麥和其他西南亞作物已有很長的歷史。為了得到作物,埃塞俄比亞人也馴化了許多在本地得到的物種,這些作物中的大多數仍然只有埃塞俄比亞才有,但其中的一種(咖啡豆)現在已傳播到全世界。然而,埃塞俄比亞人馴化這些本地植物是在西南亞馴化物種引進之前還是在引進之后,這仍然無從知曉。

在依靠從別處引進祖代作物來發展糧食生產的這些地區和其他地區,當地的狩獵采集族群是否從鄰近的農業族群那里采納了那些祖代作物,從而使他們自己也成了農民?或者,這一攬子祖代作物竟是由入侵的農民帶來,從而使他們能夠在當地以更快的速度繁衍.并殺死、趕走或在人數上超過本地的獵人?

在埃及,似乎有可能發生前一種情況:本地的狩獵采集族群原來都是以野生動植物為食,現在又有了西南亞的馴化動植物和農牧技術,于是就逐步停止吃野生食物。這就是說.使糧食生產得以在埃及開始的是外來的作物和動物,而不是外來族群。在歐洲大西洋沿岸地區,情況也可能如此,因為那里的狩豬采集族群在許多世紀中顯然采納了西南亞的綿羊和谷物。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以狩獵采集為生的科伊族人,由于從遙遠的非洲北部(歸根到底還是從西南亞)得到了綿羊和牛而成為牧人(而不是農民)。同樣,美國西南部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獲得了墨西哥的作物而成為農民。在這4個地區,糧食生產的開始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提供任何說明當地動植物馴化的證據.也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提供任何說明人口更替的證據。

另一個極端情況是:有些地區的糧食生產毫無疑問不但是從外來作物和動物的引進開始的,而且也是從外來人的突然到來開始的。我們之所以能如此肯定,是因為外來人的到來在現代也發生過,而且也與有文化的歐洲人直接有關,這些歐洲人在許多書中對所發生的事都有過描述。上面說的這些地區包括加利福尼亞、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阿根廷的無樹大草原、澳大利亞和西伯利亞。直到最近幾個世紀,這些地區仍然為狩獵采集族群所占有——在前3個地區是美洲土著,在后兩個地區是澳大利亞土著或西伯利亞土著。這些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遭到了陸續來到的歐洲農民和牧人的殺害、疾病的感染、驅逐、或大規模的更替。這些農民和牧人帶來了他們自己的作物,所以在來到后沒有對當地的任何野生物種進行馴化(澳大利亞的堅果樹例外)。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區,陸續來到的歐洲人不但發現了科伊族中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也發現了科伊族中只有馴化動物而沒有作物的牧人。結果仍然是:靠外來作物來開始農業.不馴化本地動物,以及現代人口的大規模更替。

最后,依靠外來作物來突然開始糧食生產和突然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更替,這同一模式在史前時代的許多地區似乎多次出現過。由于缺乏文字記載,關于史前人口更替的證據必須從考古記錄中去尋找,或者根據語言學的證據來加以推斷。得到最充分證明的一些事例表明,人口更替現象毫無疑問是存在的,因為新來乍到的糧食生產者在骨骼方面同被他們更替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有著顯著的差異,同時也因為這些糧食生產者不但引進了作物和動物,也引進了陶器。以后的幾章將對兩個最明顯的例子加以描述:南島人從華南向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擴張(第十七章)和班圖人在非洲赤道以南地區的擴張(第十九章)。

東南歐和中歐使我們看到了一幅類似的圖景,即糧食生產(依靠西南亞的作物和動物)和制陶的突然開始。這種突然的開始大概也與古希臘人和日草曼人被現代希臘人和日耳曼人所更替直接有關,就像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區舊有的人讓位于新來的人一樣。然而,原來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和更替他們的農民在骨骼方面的差異,在歐洲不像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區那樣顯著。因此,在歐洲人口更替的例子也就不那么有說服力或不那么直接。

總之,世界上只有幾個地區發展了糧食生產,而且這些地區發展糧食生產的時間也差異甚大。一些鄰近地區的狩獵采集族群從這些核心地區學會了糧食生產.而其他一些鄰近地區的族群則被來自這些核心地區的糧食生產者所更替了——更替的時間仍然差異甚大。最后,有些族群雖然生活在一些生態條件適于糧食生產產的地區.但他們在史前期既沒有發展出農業,也沒有學會農業;他們始終以狩獵采集為生,直到現代世界最后將他們淘汰。在糧食生產上具有領先優勢的那些地區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槍炮、病菌和鋼鐵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領先的優勢。其結果就是富有社會與貧窮社會之間一系列的長期沖突。

我們怎樣來解釋糧食生產的開始在時間和模式上的地理差異呢?這個問題是關于史前史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它將成為下面五章討論的主題。

第 六 章

種田還是不種田

以前,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以狩獵采集為生。為什么他們中竟有人會選定糧食生產呢?如果說他們這樣做必定有其理由,那么他們為什么只是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棲息地這樣做.后來僅僅過了3000年又在氣候和地質構造方面相類似的西南歐的地中海棲息地這樣做,而從來沒有在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西南部和南非好望角這些類似地中海棲息地的地方這樣做呢?為什么新月沃地的居民不是在公元前18500年或28500年左右即已成為糧食生產者,面是要一直等到公元前8500年呢?

從我們現代的觀點來看,所有這些向題初看起來似乎有點愚蠢,因為作為狩獵采集族群的不利條件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茖W家們經常引用托馬斯·霍布斯”的話來形容狩獵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兇險、粗野、短命!彼麄兯坪醪坏貌慌ぷ鳎刻鞛閷ふ沂澄锒奶幈疾,常常難免饑餒,他們沒有諸如柔軟的床鋪和足夠的衣裳之類的基本物質享受,而且年紀輕輕就死了。

事實上,由于富裕的第一世界公民實際上用不著親自去做種植糧食的工作,所以對他們來說.糧食生產(通過遠處的大農場經營)意味著較少的體力勞動,更多的享受,使人免于饑餓并獲得較長的期望壽命。雖然農民和牧人構成了世界上實際糧食生產者的大多數,但其中大部分人的境況不一定就比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來得優越。對時間安排的研究表明,他們每天花在工作上的小時和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相比可能只多不少。一些考古學家已經證實,許多地區最早的農民同被他們取代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相比,身材較矮小,營養較差.患嚴重疾病的較多,死時平均年齡也較輕。如果這些最早的農民能夠預見到選定糧食生產的后果,他們也許不會決定那樣去做。既然他們不能預見到這個結果,那么他們為什么還要作出這樣的選擇呢?

有許多實際情況表明,狩獵采集族群的確看見過他們的鄰居在進行糧食生產,不過他們還是拒絕接受想象中的糧食生產的好處,而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例如,澳大利亞東北部的狩獵采集族群幾千年來一直同澳大利亞與新幾內亞之間托里斯海峽諸島上的農民交換物品。加利福尼亞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印第安人向科羅拉多河河谷的印第安農民交換物品。另外.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族牧人同菲什河以東的班圖族牧人交換物品,并繼續擯棄農業。為什么?

還有一些與農民接觸的狩獵采集族群最后的確成了農民,但那也只是在我們看來可能是經過極其漫長的拖延之后。例如,德國北部的近海族群,直到利尼爾班克拉米克文化時期一些族群把糧食生產引進距離南部僅僅125英里的德國內陸地區后1300年才采納了糧食生產。為什么這些近海的德國人要等待這么長的時間,又是什么使他們最后改變了主意呢?

在我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消除關于糧食生產起源的幾個錯誤觀念、然后重新系統地闡述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首先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糧食生產是發現的,或發明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從事糧食生產還是狩獵采集,這中間甚至不存在有意識的選擇。具體地說,在地球上每一個地區,最早的選定糧食生產的族群顯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識的選擇,也不可能有意識地把農業作為他們的奮斗目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農業,根本不知道農業是怎么一回事。相反,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糧食生產是逐步形成的,是在不知道會有什么結果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決定的副產品。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糧食生產竟會發展起來,為什么它是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些地方發展起來,為什么它是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方發展起來,為什么它發展的時間不是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

另一個錯誤觀念是:在到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與定居的糧食生產者之間必定是界線分明。事實k,雖然我們經常把他們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群,但在某些物產豐富的地區,包括北美洲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以及可能還有澳大利亞東南部,狩獵采集族群已經定居下來,但從未成為糧食生產者。在巴勒斯坦、秘魯近海地區和日本的其他一些狩獵采集族群先是過起了定居生活,直到過了很久才采納了糧食生產。在15000年前的狩獵采集族群中,定居群體的比例比現在要高得多,因為那時世界上所有住人的地方(包括一些最富饒的地區)仍然為狩獵采集族群所居住,而今天剩下來的狩獵采集族群只生活在一些貧瘠的地區,在那里游牧生活是唯一的選擇。

相反,糧食生產者中也有流動的群體。新幾內亞湖泊平原的一些現代游牧民族在叢林忠開墾土地,種植香蕉和番木瓜樹,再離開幾個月重新過狩獵采集生活,然后回來看看他們的作物,如果他們發現作物在生長,就給他們的園地除草,接著再出發去打獵,幾個月后再回來看看,如果他們的園地有了出產,他們就定居一陣子來收獲和食用他們的產品。美國西南部的阿帕切族印第安人沿著季節性的固定路線變換營地,以利用牧場上可以預料的季節性變化。因此,從狩獵采集向糧食生產的轉變,并不總是與從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轉變同時發生。

另一個實際上已變得模糊不清的想象中的區別,是糧食生產者積極經營土地而狩獵采集族群采集土地上的野生物產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有些狩獵采集族群集中力量經營他們的土地。例如,新幾內亞的從未馴化過西谷椰子和山露兜樹的土著,卻知道怎樣來增加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產量,他們使用的辦法是清除掉與這些植物爭奪地盤的樹木,使生長西谷椰子的沼澤地里的溝渠中的水保持清澈,以及砍掉成熟的西谷椰子樹以促進新茁的生長。還沒有達到種植薯蕷和種子植物階段的澳大利業土著,卻能預先考慮到有關耕作的—些原理。他們用畬田的方法來處理地面上的蔓枝雜草,以促進在燒荒后長出來的可供食用的種子植物的生長。在采集野生薯蕷時,他們把可食用塊根的大部分切下來,但把莖連同塊根的上端重新埋入土中,這樣塊根就又可以重新生長了。他們挖掘塊根疏松了土壤,并使土壤通氣,從而有利于塊根的重新生長。如果他們想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農民,他們只需把莖連同剩下的塊根一起帶回家,重新栽在自己的營地里就行了。

糧食生產就是這樣由狩獵采集族群發端于前,然后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術都是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的.并不是所有在其一地區最后馴化的野生動植物都是同時馴化的。即使是在糧食生產以最快的速度從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獨立發展起來的情況下,也要花上幾千年時間才能從完全依賴野生食物轉變為依賴很少幾種野生食物。在糧食生產的早期階段,人們采集野生食物和培織非野生食物是同時進行的,而隨著對作物的依賴的增加,各種采集活動在各個時期的重要性減少了。

這種轉變是逐步實現的,其根本原因是,糧食生產制度的漸次形成乃是許多關于時間和勞力分配的不同決定積累的結果。覓食的人同覓食的動物一樣,只有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們花費時間和精力的方式卻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有這么一個早期的農民,他在早晨醒來時自問:我今天是不是應該用鋤頭給我的菜園子除草(預計從現在起幾個月后可以出產出許多蔬菜),或是去摸點蝦或蟹什么的(預計今天就可以吃到一點河鮮),或是去捕鹿(今天可能會得到許多肉,但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覓食的人和覓食的動物—樣,都在不斷地按優先順序來作出分配勞力的決定,哪伯是無意識地也是一樣。他們首先集中注意力于最喜歡的食物,或者能夠產生最高報償的食物。如果這些食物無法得到,他們就轉向不太喜歡的食物。

在作出這些決定時要考慮許多問題。人們尋找食物是為了充饑果腹。他們也渴望得到一些特別的食物,如富有蛋白質的食物、脂肪、鹽、甜水果以及只要吃起來味道好的食物。如果所有其他情況都相同,人們就聞‘種以最少的時間、最小的努力和最大的把握產生最大的回報的方法去尋找食物,從而追求在卡路里、蛋白質或其他特別的食物品種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回報。同時,他們也追求最小限度的風險:同按平均時間計算回報率很高但也很可能餓死的一種變化不定的生活方式相比,適中的然而可靠的回報顯得更為可取。差不多11000年前的最早的菜園的一個可想而知的作用是,萬——在野生食物供應短缺時提供一個作為預防的食物儲備地。

相反,男性獵人的行動往往要受到聲望這類考慮的影響。例如,他們可能寧愿每天去獵捕長頸鹿,每月獵獲一頭長頸鹿,從而贏得偉大獵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確保采集到堅果.一個月背回家兩倍于一頭長頸鹿重量的食物。人們也受到看似隨心所欲的文化偏好的影響,例如把魚或者看作是美味,或者看作是禁忌。最后,他們的優先考慮還要受到他們所喜愛的生活方式的相對價值的嚴重影響,就象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那樣。例如,在19世紀的美國西部,養牛人、牧羊人和農民全都被此鄙視。同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農民總是看不起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說他們粗野原始,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也看不起農民,說他們愚昧無知,而牧人則對這兩種人都看不起。所有這些因素在人們關于如何得到食物所作出的不同決定中都發生了作用。

我們已經注意到,每個大陸上的農民是不可能有意識地去選擇農業的,因為他們沒有看到過他們的附近有任何別的農民。然而,糧食生產—旦在某個大陸的某個部分出現,鄰近的狩獵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糧食生產的結果,從而作出有意識的決定。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狩豬采集族群幾乎是全盤接受了鄰近的糧食生產制度;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只選擇其中的某些成分;在還有一些情況下,他們則是完全拒絕糧食生產,而繼續做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

例如,在歐洲東南部一些地區的狩獵采集族群,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迅速接受了西南亞的谷類作物、豆類作物和牲口,而且是同時全盤接受的。所有這3個成分在公元前5000年前的幾百年中也迅速地傳播到整個中歐。采納糧食生產在東南歐和中歐可能非常迅速而且是大規模的,因為那里的狩獵采集生活方式所獲較小,也不太有競爭力。相形之下,糧食生產在西南歐(法國西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則是逐漸被采納的,那里最先引進的是綿羊,后來引進的是谷物。日本從亞洲大陸采納集約型糧食生產非常緩慢,而見是逐步實現的,這大概是因為那里的以海產和本地植物為基礎的狩獵采集生活方式十分豐足的緣故吧。

正如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可以逐漸轉換為糧食生產的生活方式一樣,一種糧食生產制度也可逐漸轉換為另一種糧食生產制度。例如,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已開始馴化本地的植物,但也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發生交換關系,這些墨西哥第安人在谷物、南瓜屬植物和豆類三合一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更多產的作物體系。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采納了墨西哥的作物,他們中許多人逐步拋棄了本地的馴化植物;南瓜屬植物是獨立馴化的.玉米在公元200年左右從墨西哥引進,但直到公元900年始終是一種主要的作物,而豆類則是在一二百年之后引進的。甚至偶然也有放棄糧食生產制度、復歸狩獵采集生活的例子。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瑞典南部的狩獵采集族群采納了以西南亞作物為基礎的農業,但在公元前2700年時放棄了,重新回歸狩獵采集生活,又過了400年才又一次恢復了農業生活。

所有這些考慮清楚地表明,我們不應該認為采納農業的決定是在封閉狀態下作出的,就好像那些人在這以前沒有養活自己的手段似的。相反,我們必須把糧食生產同狩獵采集看作是相互競爭的供選擇的辦法。在狩獵采集外再種植某些作物或飼養某些牲口的混合經濟,不但在和這兩種“純粹”經濟競爭,而且也在和糧食生產比例或高或低的混合經濟競爭。盡管如此,在過去的1萬年中,普遍的結果—直是從狩獵采集轉變為糧食生產。因此,我們必須問一問:是什么因素使競爭優勢不屬于前者而屬于后者?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仍在爭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仍未解決,一個原因就是不同的因家可能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怎樣理清糧食生產出現過程中的因果關系問題。然而,我們仍然可以找出5個起作用的主要因素;而爭論也主要是圍繞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而展開的。

一個因素是獲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減少了。狩獵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在過去的13000年中變得好處越來越少了,因為他們所依賴的資源(尤其是動物資源)己不再那么豐富或者甚至消失。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看到,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在更新世結束時已在南美洲和北美洲滅絕了,有些在歐亞大陸和非洲滅絕了,這或者是因為氣候發生了變化,或者是因打獵的人的技巧提高了和人數增加了。雖然動物的滅絕在最終(在長期延遲之后)推動古代的印第安人、歐亞大陸居民和非洲人走上糧食生產道路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可以爭論,但在較晚近時期的一些海島上卻存在這方面的許多不容置疑的例證。最早的波利尼西亞移民在新西蘭消滅了恐鳥和大批殺死海豹.并在其他波利尼西亞島嶼上消滅或大批殺死海鳥和陸鳥。只有在那之后,他們才加強了他們的糧食生產。例如,雖然在公元500年移居復活節島的波利尼西亞人帶去了雞,但直到野鳥和海豚不再容易捉來充當食物時雞才成了主要的食物。同樣,促成新月沃地出現動物馴化的一個想得到的因素是野瞪羚的個體密度減少了,而在這之前野瞪羚一直是這一地區狩獵采集族群的主要的肉食來源。

第二個因素是:正如野生鳥獸資源的枯竭往往使狩獵采集活動好處不大一樣,由于獲得可馴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增加了,對植物進行馴化的做法可以得到較大的好處。例如,更新世結束時新月沃地的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野生谷物的產地面積,從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收獲大量的莊稼。這些野生谷物的收獲就是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小麥和大麥——馴化的先聲。

還有一個不利于狩獵采集生活的因素,是糧食生產可能最后依賴的一些技術——對野生糧食的收集、加工和貯藏的技術的長期發展。如果未來的農民不是首先弄清楚怎樣對小麥進行收割、脫粒和貯藏,那么長在麥稈上的麥粒即使有一噸重,他們又能怎樣去加以利用呢?公元前11000年后,各種必要的方法、工具和設備在新月沃地迅速出現,這些都是為處理當時新出現的大量野生谷物而發明出來的。

這些發明包括用來收割野生谷物的、裝在木柄或骨柄上的隧石鐮刀;從生長谷物的山坡把谷物運回家的籃子;給谷物去殼的石臼、杵或磨板;烘焙谷物以免在貯藏時發芽的技術;以及貯藏谷物的地窖,有些地窖還抹上灰泥防水。在公元前11000年后新月沃地的狩獵采集族群的遺址中,關于所有這些技術的證據非常豐富。所有這些技術雖然都是為利用野生谷物而發展起來的,但也是種植糧食作物的必備條件。這方面的長期發展構成了植物馴化的無意識的第一步。

第四個因素是人口密度增加和糧食生產出現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世界各地,凡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據的地方,考古學家們都發現了人口密度增加與糧食生產之間出現相互聯系的證據。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先有雞還是光有蛋的問題:是人口密度增加迫使人們求助于糧食生產,還是糧食生產促使人口密度增加?

這就是說,采納糧食生產為所謂的自身催化過程提供了例證——這是一個在正反饋循環中自身催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旦開始,速度就越來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步增加,迫使人們去獎勵那些無意中增加了糧食產量的人,以獲得更多的糧食。一旦人們開始生產糧食并過定居的生活,他們就能夠縮短生育間隔期,生出更多的人來,從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糧食。糧食生產與人后依賴的一些技術——對野生糧食的收集、加工和貯藏的技術的長期發展。如果未來的農民不是首先弄清楚怎樣對小麥進行收割、脫粒和貯藏,那么長在麥稈上的麥粒即使有一噸重,他們又能怎樣去加以利用呢?公元前11000年后,各種必要的方法、工具和設備在新月沃地迅速出現,這些都是為處理當時新出現的大量野生谷物而發明出來的。

這些發明包括用來收割野生谷物的、裝在木柄或骨柄上的隧石鐮刀;從生長谷物的山坡把谷物運回家的籃子;給谷物去殼的石臼、杵或磨板;烘焙谷物以免在貯藏時發芽的技術;以及貯藏谷物的地窖,有些地窖還抹上灰泥防水。在公元前11000年后新月沃地的狩獵采集族群的遺址中,關于所有這些技術的證據非常豐富。所有這些技術雖然都是為利用野生谷物而發展起來的,但也是種植糧食作物的必備條件。這方面的長期發展構成了植物馴化的無意識的第一步。

第四個因素是人口密度增加和糧食生產出現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世界各地,凡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據的地方,考古學家們都發現了人口密度增加與糧食生產之間出現相互聯系的證據。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先有雞還是光有蛋的問題:是人口密度增加迫使人們求助于糧食生產,還是糧食生產促使人口密度增加?

這就是說,采納糧食生產為所謂的自身催化過程提供了例證——這是一個在正反饋循環中自身催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旦開始,速度就越來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步增加,迫使人們去獎勵那些無意中增加了糧食產量的人,以獲得更多的糧食。一旦人們開始生產糧食并過定居的生活,他們就能夠縮短生育間隔期,生出更多的人來,從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糧食。糧食生產與人只有在這些地方,狩獵采集族群才能在一些適合糧食生產的地區—直生存到現代:這方面的三個突出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亞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被沙摸把他們同亞利桑那的印第安農民隔開而繼續生存下來;南非好望角地區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科伊桑族,由于那里的地中海型氣候帶不適于附近班團族農民的赤道作物而繼續生存下來,以及整個澳洲大陸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族群,由于被一片片狹窄的海域把他們同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的糧食生產者隔開而繼續牛存了下來。有幾個直到20世紀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族群所以能逃脫被糧食生產者取代的命運,是因為他們局處一隅,生活在一些不適于糧食生產的地區,尤其是在沙漠和北極地區。在當前的10年之內,即便是他們也會受到文明的誘惑,在政府官員或傳教上的壓力下定居下來,或聽任病菌的擺布。

第 七 章

怎樣識別杏仁

如果你是一個徒步旅行者,吃膩了農場上種植的瓜果蔬菜.那么試一試吃一點野生食物,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你知道,有些野生植物,如野草莓和烏飯樹的藍色槳果,不但味道好.而且吃起來安全。它們的樣子同我們所熟悉的農家品種相當類似,所以我們能夠很容易地把這些野生漿果認出來,雖然它們比我們種植的那些品種要小得多。愛冒險的徒步旅行者在吃蘑菇時小心冀冀,因為他們知道蘑菇中有許多品種吃了會致人死命。但即使是最愛吃干果的人也不會去吃野生的杏仁,因為其中有幾十種含有足以致人死命的氰化物(即納粹毒氣室中使用的那種毒物)。森林中到處都有其他許多被認為不能吃的植物。

然而,所有的作物都來自野生植物。某些野個植物是怎樣變成作物的呢?這是—個特別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許多作物(如巴旦杏)的祖先不是吃了叫人送命就是味道糟得難以入口,而其他一些作物(如玉米)在外觀上同它們的野生祖先又差別太大。住在巖洞里的那些男女是些什么樣的人,竟會想出“馴化”植物這個主意來?而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植物馴化可以定義為:栽種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無意地使其發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類消費的遺傳變化。對作物的培育在今天是—種由專業科學家去做的、自覺的、高度專業化的工作。他們已經了解現存的數以百計的作物,并著手開發新的品種。為了實現這一日標,他們種下許多種子或根,選出最好的后代,再種下它們的種子,把遺傳學知識用來培育能夠繁殖純種的優良品種,也許甚至會利用最新的遺傳工程技術來轉移某些有用的基因。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有一個系(果樹栽培學系),全系專門研究蘋果,還有一個系(葡萄栽培與葡萄酒工藝學系),專門研究葡萄和葡萄酒。

但是,植物馴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萬多年前。最早的農民當然不會利用分子遺傳技術來得到這種結果。這些最早的農民甚至沒有任何現存的作物可以作為樣品來啟發他們去培育新的作物品種。因此,他們不可能知道,不管他們做什么,他們最終都能一飽口福。

那么,最初的農民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馴化了植物的呢?比方說,他們是怎樣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況下把有毒的杏仁變成了無毒的杏仁的呢?除了使某些野生植物變得更大或毒性更少外,他們實際上還使它們產生了哪些變化呢’即使是—些重要的作物,馴化的時間也大不相同:例如,豌豆馴化的時間不遲于公元前8000年,橄欖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草莓要等到中世紀,美洲山核桃則更遲至1846年。許多能出產食物的重要的野生植物為千百萬人所珍視,例如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人們為了得到可吃的橡實而尋找橡樹,但橡樹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沒有馴化。是什么使得某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馴化,或更吸引人去對其馴化?為什么橄欖樹向石器時代的農民屈服了,而橡樹則然使我們最聰明的農藝師一籌莫展呢?

讓我們首先從植物的觀點來看一看馴化的問題。就植物來說,我們不過是無意間“馴化”了植物的成千上萬種的動物之一。

和其他所有動物(包括人)一樣,植物必須將其子代向它們能夠茁壯生長的地區擴散,并傳遞其親代的基因。小動物的擴散靠行走或飛翔,但植物沒有這樣的選擇自由,因此它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沿途搭便車旅行。有幾種植物的種子生得便于被風吹走或在水上漂流,而其他許多植物則把種子包在好吃的果子里并用顏色和氣味來宣告果子的成熟,從而哄騙動物把種子帶走。饑餓的動物把這果子扯下來吃掉,或者走開,或者飛走,然后在遠離親代樹的某個地方把種子吐出或隨糞便排出。種子可以用這種辦法被帶到幾千英里之外。

植物的種子連你的腸胃都無法消化,而且仍然能夠從你的排泄物中發出芽來,了解到這一點,你也許會感到驚奇。但任何愛冒險的而又不太容易嘔吐的讀者不妨做一做這方面的試驗,親自來驗證—下。許多野生植物的種子實際上必須通過動物的腸胃,然后才能發芽。例如,非洲有一種瓜很容易被一種形似鬣狗的叫做土狼的動物吃掉,結果這種瓜大多數都生長在土狼排泄的地方。

關于想要沿途搭便車旅行的植物是怎樣吸引動物的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一下野草莓的例子。當草莓的種子還沒有成熟、不能馬上播種時,周圍的果實是又青又酸又硬。當種子最后成熟時,果實就變得又紅又甜又嫩。果實顏色的變化成了一種信號,把鶇一類的鳥兒吸引來啄食果實然后飛走,最后吐出或隨糞便排泄出種子。

當然,草莓并不是有意要在種子準備好撒播的時候去招引鳥兒。鶇也不是有意要去馴化草莓。相反,草莓是通過自然選擇來演化的。末成熟草莓的額色越青和味道越酸,在種子成熟前來吃草莓從而使種子遭到破壞的鳥兒兒就越少;成熟草莓的味道越甜和顏色越紅,來撒播成熟種子的鳥兒就越多。

其他無數的植物都有適合于讓某些種類的動物吃掉并散播的果實。正如草莓適合于鳥兒一樣,橡實適合于松鼠.芒果適合于蝙蝠,某些莎草適合于螞蟻。這符合我們關于植物馴化的部分定義,因為祖代植物在遺傳方面的變化使它更有利于人類消費。但沒有人會一本正經地把這種演化過程稱為馴化,因為鳥兒、蝙蝠和其他動物不符合那個定義的另一部分:它們不是有意去栽種植物的。同樣,作物從野生植物開始演化的早期無意識階段包括這樣的一些演化方式,即植物吸引人類去采食并撒播它們的果實,但還不是有意去栽種它們。人類的排泄處所和土狼的一樣.也許就是最早的無意識的作物培育者的一個試驗場。

我們在許多地方偶然地播下了我們所吃的植物的種子,我們的排泄處僅僅是其中之一。當我們采集到可吃的野生植物并把它們帶回家的時候,有些在路上或家里散落了。有些水果在種子還仍然十分完好的時候就腐爛了,于是就被扔進了垃圾堆,不再吃它。草莓的種子是果實的一部分,實際上也被我們送入口中,但由于種子太小,最后還是被吞了下去,并隨糞便排了出來。但還有些水果的種子相當大,就被吐了出來。因此,我們的茅坑加上我們的痰盂和垃圾堆一起構成了最好的農業研究實驗室。

不管這些種子最后到了哪個“實驗室“,它們都是來自某種可吃的植物——即我們出于某種原因喜歡吃的植物。從你采摘漿果的那些日子起,你就知道挑選某些漿果或漿果灌木。最后,當最初的農民開始有意識地去播種時,他們播下的必然是他們存心采集的那些植物的種子,雖然他們還不懂大漿果的種子有望長成能夠結出更多大漿果的灌木這一遺傳原則。

因此,當你在一個炎熱、潮濕的日子里艱難地走進到處都是蚊子的多刺的灌木叢中時,你并非只是為了任何一叢草莓才這樣去做的。即使是無意識的,你還是決定了哪一叢草莓看上去最有希望,以及它是否值得你來這一趟。你的潛意識中的判斷標準是什么?

一個判斷標準當然就是大小。你喜歡大的漿果,因為你不值得為幾顆難看的小漿果去被太陽曬烤和蚊子叮咬。這就是許多作物的果實比它們野生祖先的果實大很多的部分原因。超市里的草莓和烏飯樹的藍色漿果同野生的品種相比顯得碩大肥壯,這情形是我們特別熟悉的;這方面的差異也只是最近幾百年才出現的。

在其他植物方面的這種大小差異.可以追溯到農業出現的初期,那時人工栽培的豌豆經過篩選和演化.其重量超過野生豌豆的10倍。狩豬采集族群在幾千年里采集的就是這種小小的野生豌豆,就像我們今天采集烏飯樹的藍色漿果一樣。然后,他們才有選擇地去收獲和種植那些最吸引人的最大的野生豌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業——它開始自動地促使豌豆的平均大小每代都有增加。同樣,超市里的蘋果的直徑一般在3英寸左右,而野生蘋果的直徑只有1英寸。最早的玉米棒子的長度幾乎不超過半英寸,但公元1500年墨西哥印第安農民已經培育出長達6英寸的玉米棒子,而現代的玉米棒子則可長達—“英尺半。

我們所栽種的植物的種子和它們的許多野生祖先的種子的另一個明顯的差異是在味苦方面。許多野生植物的種子為防動物把它們吃綽,在演化過程中味道變苦而難以人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選擇對種子和果實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實好吃的植物讓動物來撒播它們的種子,但果實里的種子必須很難吃。否則,動物就會把種子嚼碎,種子也就發不出芽來了。

關于苦味的種子及其在馴化過程中的變化,杏仁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大多數野巴旦杏的種子都含有一種叫做苦杏仁苷的其苦無比的化學物質,這種物質(前面已提到過)在分解時產生了有毒的氰化物。如果有人竟會蠢到不顧野生杏仁苦味的警告而去吃它,那他就會因此而喪命。既然無意識馴化的第一階段是采集可以吃的種子,那么對野生杏仁的馴化又是怎樣達到這第一階段的呢?

對此的解釋是:偶然有幾棵巴旦杏樹在一個基因上產生了突變,使它們不能合成苦味的苦杏仁苷o這些樹在荒野里滅絕了,沒有留下任何后代,因為鳥兒發現了它們的種子,把種子吃個精光。但最初的農民的孩于們由于好奇或饑餓,把他們周圍的野生植物每一種都弄一點來嘗嘗.最后竟品嘗到并發現了這些沒有苦味的巴旦杏樹。(同樣,如果今天的歐洲農民偶然發現了幾棵橡實甜而不苦的橡樹,他們仍然會感到慶幸。)這些不苦的巴旦杏的種子就是古代農民可能會去種的種子,開頭是無心地任其生長在垃圾堆上,后來則是有意地種在自己的果園里了。

不遲于公元前8000年的野生杏仁.已在發掘出來的希臘考古遺址中出現。到公元前3000年,在地中海以東的土地上已有野生杏仁在馴化。埃及國王圖坦卡蒙于公元前1325年左右去世后,放在他的著名陵墓里供他死后享用的食品中就有杏仁。在其他許多為人們所熟悉的作物中有利馬豆、西瓜、馬鈴薯、茄子和卷心菜。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有的味苦,有的有毒,其中偶然也有幾個味道甘美的品種,但那必定是從古代旅行者的排泄處長出來的。

如果說大小和味道是狩獵采集族群選擇野生植物的最明顯的標準,那么其他標準則包括果實肉多或無子、種子含油多以及纖維長。野南瓜種子外面的果肉很少,或根本沒有果肉,但早期的農民喜歡選擇果肉比種子多得多的南瓜。很久以前,人們在栽培香蕉時就選擇了全是肉而沒有種子的品種,從而啟發了現代農業科學家去培育無子柑桔、無子葡萄和無子西瓜。水果無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人類的選擇是怎樣把野生水果原來的演化作用完全顛倒了過來,因為原來的演化作用實際上只是撒播種子的一種手段。

在古代,有許多植物都是由于含油的果實和種子而同樣得到選擇的。在地中海地區最早得到馴化的果樹有油橄欖,栽培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栽培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它的油。人工栽培的油橄欖比野生的油橄欖不但果實大,而且含油量也高。古代農民為了得到含油的種子而選擇了芝麻、芥菜、罌粟和亞麻,而現代的植物學家為了同樣的目的而選擇了向日葵、紅花和棉花。

為了油而培育棉花,這還是近代的事。在這之前,當然是為了紡織用的纖維而選擇棉花。棉花的纖維(或稱棉絨)是棉花種子上的茸毛,美洲和舊大陸的早期農民為了得到長的棉絨獨立地選擇了不同品種的棉花。另外還有兩種作為古代紡織品原料而栽種的植物是亞麻和大麻,它們的纖維來自莖,因此對它們的選擇標準是又長又直的莖。雖然我們把大多數作物看作是為吃而種植的,但亞麻也是我們最早的作物之一(馴化時間不遲于公元前7000年)。它是亞麻布的原料,它一直是歐洲主要的紡織原料,直到工業革命后為棉花和合成纖維所代替。

迄今為止,我們對野生植物演化為作物所描述的種種變化.與早期農民實際上可能已注意到的一些特征直接有關——如果實的大小、苦味、多肉、含油和纖維的長度。通過收獲這些具有特別可取的品質的野生植物,古代人在無意識中傳播了這些植物,使它們走上了馴化之路。 然而,除此以外,至少還有其他4種主要變化未能引起采摘漿果的人去作出引入注目的選擇。在這些情況下,如果采摘漿果的人的確引起了什么變化,那或是由于其他植物因某些不明原因始終無法得到而收獲了可以得到的植物,或是由于改變了對植物起作用的選擇條件。

第一個這樣的改變影響了種子傳播的野生結構。許多植物都有其傳播種子的專門機制(從而使人類無法對它們進行有效的采集)。只有由突變產生的缺乏這種結構的種子才會被人收獲而成為作物的祖先。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種子(我們吃的豌豆)封閉在豆莢里。野豌豆要發芽生長,就必須破莢而出。為了做到這一點.豌豆就演化出一種基因,能使豆莢突然破裂,把豌豆彈射到地上。偶然產生突變的豌豆的豆莢不會爆裂。在野外,這種產生突變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親株上的豆莢里面,而只有這種能爆裂的豆莢才把它們的基因傳遞給后代。但與此相反的是,人類能夠收獲到的唯一豆莢可能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莢。因此,一旦人類開始把野豌豆帶回家去吃,立刻就產生了對這種單基因突變的選擇。對同樣不爆裂突變進行選擇的例子還有兵豆、亞麻和罌粟。

野生的小麥和大麥不是封閉在能夠爆裂的莢子里,而是長在麥稈的頂端,麥稈能自動脫落,使種子落到能夠發芽生長的地面上。一種單基因突變使麥稈不會脫落。在野生狀態下,這種突變對植物來說可能是毀滅性的.因為種子不能落地,就無法發芽生根。但這些產生突變的種子省力地留在稈子上可能是在等待人類來收獲它們并把它們帶回家。當人類接著種下了這些收獲來的產生突變的種子后,農民又一次可以從這些種子的后代中得到所有產生突變的種子,收獲它們,播種它們,而后代中未產生突變的那些種子就落到地上,而無法得到了。這樣,農民就180度地改變了自然選擇的方向:原來成功的基因突然變得具有毀滅性了,而毀滅性的突變卻變得成功了。1萬多年前,這種對不脫落的小麥和大麥麥稈的無意識的選擇,顯然是人類對植物的第一個重大的“改良”。這個變化標志著新月沃地農業的開始。

第二個改變甚至是古代旅行者更難以覺察的。對于在氣候變化無常的地區生長的一年生植物來說,如果所有的種子都迅速地同時發芽,那可能是毀滅性的。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那么只要—次干旱或霜凍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殺死,連傳種接代的種子都沒有了。因此,許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結果是通過發芽抑制劑來減少損失,使種子在開始階段休眠,然后在幾年里分批發芽。這樣,即使大多數幼苗由于一次惡劣的天氣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種子還會在以后發芽。

野生植物賴以減少損失的一種普通的適應性變化,是把它們的種子裹在一層厚厚的皮殼或保護層中。產生這種適應性變化的這許多植物包括小麥、大麥、亞麻或向日葵。雖然這些后發芽的種子仍然有機會在野外發芽,但請考慮一下隨著農業的發展而必然發生的情況。早期的農民可能在反復試驗中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松土、澆水然后播種的辦法來獲得更高的產量。如果是這樣,種子就會立即發芽并長成植物.它們的種子又可以收獲下來在來年種下。但許多野生植物的種子不會立即發芽,因此種下去也不會有任何收成。

野生植物中偶然產生突變的個體沒有厚厚的種皮,也沒有其他的發芽抑制劑。所有這些突變體迅速發芽,最后產生了突變的種子。早期的農民可能沒有注意到這種差異,他們只知道去注意和有選擇地收獲大的漿果。但播種一生長一收獲一播種這種循環會立即無意識地選擇了那些突變體。和種子傳播方面的變化一樣,發芽抑制方面的這些變化是小麥、大麥、豌豆的雌雄同株的植物來說,情況也是如此。但大多數野生植物都不是用這種方法來繁殖的。它們或者是雌雄同株,但不能自花授精,必須同其他雌雄同株的個體進行品種間的雜交(我的雄蕊使你的雌蕊受精,你的雄蕊使我的雌蕊受精),或者像所有正常的哺乳動物一樣,是雌雄異體。前一種植物叫做自交不親和雌雄同株,后一種植物叫做雄雄異株。這兩種情況對古代農民來說都不是好稍息,因為他們可能因此而糊里糊涂地失去所有對他們有利的突變體。

解決辦法涉及另一種難以覺察的變化。許多植物的突變影響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統。有些產生突變的個體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結出果實來,其結果就使我們有了無子的香蕉、葡萄、柑桔和菠蘿。有些產生突變的雄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們的自交不親和性,而變得能夠自花受精——許多果樹,如李、桃、蘋果、杏和櫻桃就是這一過程的例證。有些產生突變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異體,但也會變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古代的農民雖然還不懂得植物繁殖生物學,但仍然用所有這些辦法最后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作物,這些作物能夠繁殖純種,因而值得去重新種植,而不是那些本來被看好的突變體,它們的后代則因為毫無價值而湮沒無聞。

因此,農民就是從一些特有的植物中進行選擇,他們選擇所根據的標準猴,不但有大小和味道這些看得見的品質,而且還有諸如種子傳播機制、發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學這些看不見的特點。結果,不同的植物由于十分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特點而得到選擇。有些植物(如向日葵)由于大得多的種子而得到選擇,而另一些植物(如香蕉)則由于種子小或沒有種子而得到選擇。選擇生菜則取其茂盛的葉子而舍其種子或果實;選擇小麥和向日葵則取其種子而舍其葉;選擇南瓜則取其果實而舍其葉。特別有意思的是,由于不同的目的,對于一種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從而產生了外觀十分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倫時代即已有種植,不過那時種植甜菜是為了它們的葉(如叫做牛皮菜的現代甜菜品種),后來再種植則是為了它們可吃的根,最后(在18世紀)則是為了它們所含的糖份(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萊可能原本是為了它們的含油種子而被種植的,后來經過甚至更大的分化,對它們也就有了不同的選擇;有的選擇了葉(現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藍),有的選擇了莖(撇藍),有的選擇了芽(袍子甘藍),有的選擇了花芽(花椰菜和花莖甘藍)。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野生植物由于農民有意無意的選擇而變成了作物的問題。就是說,農民開始時選擇了某些植物個體的種子,帶回來種在自家的園子里,然后每年都挑選一些后代的種子,再在下一年種在園子里。但這種變化的很大一部分也由于植物的自我選擇而受到了影響。達爾文所說的“自然選擇”指的是一個物種的某些個體在自然條件下比同一物種中與之競爭的個體可以生存得更好與(或)繁殖得更成功。實際上,是差別生存狀況和繁殖狀況的自然過程作出了這種選擇。如果條件改變了,術同種類的個體有可能生存或繁殖得更好,從而“被自然所選擇”,其結果就是這個種群經歷了演化改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英國飛蛾工業黑化現象的發展:在19世紀,隨著環境變得更臟,顏色深的飛蛾比顏色淺的飛蛾更為普通,因為棲息在深暗骯臟的樹上的深色飛蛾.相形之下比淺色飛蛾更有可能逃脫捕食者的注意。

與工業革命改變了飛蛾的環境幾乎一樣,農業耕作也改變了植物的環境。經過松土、施肥、澆水和除草的園地所提供的生長環境,完全不同于山坡上干燥、未施肥的園地。植物在馴化中所產生的許多變化都來自此類條件的變化,因此也就有了那些處于有利條件的植物品種的變化。例如,如果農民在園子里播下的種子密密麻麻,那么在種子之間就會產生劇烈的競爭。大的種子可以利用良好的條件迅速生長,此時它們所處的地位就比小的種子有利,因為小的種子先前是長在干燥、未施肥的山坡上的,而那里種子比較稀少,競爭也不那么激劇,所以只有生長在那樣的地方才對它們有利。植物本身之間這種持續的競爭,對于獲得較大的種子和野生植物變成古代作物期間逐步形成的其他許多變化,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就植物的馴化來說,有些植物在很久以前就馴化了,有些直到中世紀才馴化,而還有一些野生植物競然不受我們所有活動的影響。這方面的巨大差異的原因是什么?我們可以考察一下不同作物在西南亞新月沃地發展的固定順序來推斷出許多答案。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小麥、大麥和豌豆,大約是在1萬年前馴化的.它們都起源于呈現許多優勢的野生祖先。它們已經可以食用,而且在野生狀態下產量很高。它們很容易生長,只要播種或栽植就行了。它們生長迅速,播種后不消幾個月就可收獲了。對于仍然處于流浪的獵人和定居的村民之間的早期農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優點。它們很容易貯藏,這和后來的許多作物如草莓和生菜不同。它們大都是自花傳粉:就是說,各種作物都是自己給自己傳授花粉,把它們自己的合意的基因毫無改變地傳遞下去,而不必向其他的對人類不大有用的品種進行雜交。最后,為了轉化為作物,它們的野生祖先很少需要在基因方面產生什么變化——例如,就小麥來說,只要產生使麥粒不脫落和迅速而均勻的發芽的突變就行了。

作物培育的下—階段包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馴化的最早的果樹和堅果樹,其中有橄欖樹、無花果樹、棗樹、石榴樹和葡萄藤。同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們的缺點是種植后至少要3年才開始結實,而達到盛產期則要等到10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已完全過上了定居的鄉村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種植這些作物。然而,這些早期的果樹和堅果樹仍然是最容易栽種的作物。和后來馴化的樹木不同,它們可以用插枝甚或播種的辦法來直接栽種。插枝還有一個好處:一旦古代農民發現或培育了一棵多產的果樹,他們可以確信,這棵樹的所有后代可以長得和它一模一樣。

第三階段涉及—些栽培起來難得多的果樹,包括蘋果、梨、李和櫻桃。這些樹不能靠插枝來種植。用種子來種也是白費力氣,因為即使是其中優秀品種的后代也十分易變、所結的果實也多半沒有價值。這些樹要靠困難的嫁接技術來種植,而這個技術在中國農業開始后很久才發展起來。即使你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也仍然是—項困難的工作。不僅如此,這原理本身也只有通過有意識的實驗才能發現。發明嫁接這種事情,大概不再是什么一個流浪者在某個排泄處方便,后來在返回時驚喜地發現那里竟因此而長出了結有甘甜水果的樹來。

許多在晚近階段發展起來的果樹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它們的野生祖先完全不是自花傳粉。它們必須由屬于同一品種但產生遺傳變異的另一植物進行異花傳粉。因此,早期的農民要么必須去找到不需要異花傳粉的果樹,要么必須有意識地去種植不同的遺傳品種或同一果園中附近的雄性和雌性個體。所有這些問題把蘋果、梨、李和櫻桃的馴化時間一直推遲到古典時期前后。然而,大約與此同時,還有一批在晚近出現的馴化植物卻得來全不費功夫,它們本來都是長在有意栽培的作物地里的雜草之類的野生植物。原本是雜草的作物包括黑麥、燕麥、蕪菁、蘿卜、甜菜、韭蔥和生菜。

雖然我剛才詳細介紹的一系列作物適用于新月沃地,但部分類似的一系列作物也出現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新月沃地的小麥和大麥是被稱之為谷物(禾本科)的那類作物的代表,而新月沃地的豌豆和兵豆則是豆類(屬豆科,包括大豆)的代表。谷類作物的優點是生長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頃耕地可產1噸食物。因此,今天的谷物占人類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半數以上,并包括現代世界上12種主要作物中的5種(小麥、玉米、稻米、大麥和高粱)。許多谷類作物蛋白質含量低,但這一缺陷可以由豆類來彌補,因為豆類的蛋白質通常達25%(大豆為38%)。因此,谷物和豆類一起為均衡飲食提供了許多必不可少的成分。

正如表7.1扼要說明的那樣,當地谷物和豆類組合的馴化,標志著許多地區糧食生產的開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是新月沃地的小麥和大麥與豌豆和兵豆的組合,中美洲的玉米與幾種豆類的組合,以及中國的稻米和小米與大豆和其他豆類的組合。不大為人所知的是非洲高粱、非洲稻米和珍珠稗與豇豆和野豆的組合,以及安第斯山脈的非谷類的昆諾阿藜與幾種豆類的組合。

表7.1同時表明,為獲得纖維在新月沃地曾對亞麻進行過早期馴化,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大麻、4種棉花、絲蘭和龍舌蘭在不同時期為中國、中美洲、印度、埃塞俄比亞、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和南美洲提供了制繩和織布的纖維,在這些地區的幾個地方,還用馴化動物的絨毛作為補充。在早期糧食生產的這些中心中,只有美國東部和新幾內亞仍然沒有纖維作物。

同這些類似之處相比,全世界的糧食生產體系中也存在著某些重大的差異。其中的一個差異是: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農業開始涉及種子撒播和農田單作以及最后用牲畜犁地等問題。就是說,用手把種子一把把撒下去,從而使整塊田因而只種一種作物。一旦牛、馬和其他大型哺乳動物得到馴化,它們就被套上了犁,于是農田就由畜力來耕作。然而,在新大陸還沒有馴化過任何可以套上犁頭的動物。相反,在那里耕地始終是用手持的棍棒或鋤頭,而種子也是用手一顆顆種下去,而不是滿把的撒播。因此,新大陸的大部分園地都是許多作物混種在一起,而不是單作。

表7.1古代世界各地早期主要作物類型舉例

地區 谷物 豆類 纖維 根與塊莖 瓜類

新月沃地 二粒小麥 豌豆、兵豆 亞麻 甜瓜

單粒小麥 大麥 鷹嘴豆

中國 粟、稷、稻米 大豆綠豆 大麻 [甜瓜]

中美洲 玉米 菜豆 棉花絲蘭 豆薯 南瓜類

龍舌蘭

安第斯山 昆諾阿藜 菜豆利馬豆 棉花 木薯、甘薯、馬鈴薯南瓜類

(含亞馬孫地區) 花生 園齒酢漿草

西非 高粱、非洲稻米、珍珠稗 豇豆野豆 棉花 非洲薯蕷 西瓜、葫蘆

(含薩赫勒地帶)

印度 [麥、稻、小米、高粱] 風信子豆 棉花 亞麻 黃瓜

黑綠豆綠豆

埃塞俄比亞 畫眉草、小米 [豌豆、兵豆] 菊芋 南瓜類

[稻、賣]

新幾內亞 甘蔗 薯蕷、芋艿

本表作物共5類,來自世界不同地區早期農業遺址。方括號中為最早在其他地方馴化的作物。從外地引進的或只是在后來才變得重要的作物從略,如非洲的香蕉.美國東部的玉米和豆類作物.以及新幾內亞的甘薯。。棉花為棉花屬中的 4個種,每一個均為世界特定地區的當地土生植物;南瓜類植物為葫蘆屬廄中的5個種。請注意:谷物、豆類和纖維作物標志著大多數地區農業的開始,但根用作物、塊莖作物在開始階段在某些地區才具有重要性。

農業體系中的另一個重大差異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來源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在許多地區,這方向的主要來源是谷物。小過,在另一些地區,谷物的這一任務被根和塊莖接管了或分擔了,顯然根和塊莖在古代的新月沃地和中國是無關緊要的。在赤道南美洲主食是木薯和甘薯,在安第斯山脈是馬鈴要和圓齒酢漿草的塊莖,在非洲是非洲薯蕷,在東南亞和新幾內亞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薯蕷和芋艿。樹生作物主要的有香蕉和面包果,它們也是東南業和新幾內亞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

因此,到了羅馬時代,今天的幾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得到馴化。正如我們還將在家畜方面看到的那樣(第九章),古代的狩獵采集族群非常熟悉當地的野生植物,而古代的農民顯然也已發現并馴化了幾乎所有值得馴化的動物。當然,中古的僧侶確已開始栽培草莓和樹莓,而現代的培育植物的人仍在改良古代的作物,并已增加一些新的次要作物,主要是一些漿果(如烏飯樹的藍色漿果、越桔和獼猴桃)和堅果(澳洲堅果、美洲山核桃和腰果)。但和古代的一些主食如小麥、玉米和稻米相比,這些新添的現代作物始終只具有不太大的重要性。

不過,在我們所列舉的關于馴化成功的例子中仍然缺乏許多野生植物。盡管它們具有食用價值,但我們卻不曾成功地馴化它們。在我們馴化失敗的這些例子中,引人注目的是橡樹。橡實不但是歐洲農民在荒年作物歉收時的應急食物,而且也是加利福尼亞和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的主食。橡實具有營養價值,含有豐富的淀粉和油。和許多在其他方面可以食用的野生食物一樣,大多數橡實含有味苦的丹寧酸,但愛吃橡實的人學會了用處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味苦的化學物質的同樣辦法來處理丹寧酸:或者用研磨和過濾來去掉丹寧酸,或者只從丹寧酸含量低的偶然產生突變的橡樹上收獲橡實。

為什么我們不能馴化像橡實這樣寶貴的糧食來源呢?為什么我們花了那么長的時間去馴化草莓和樹莓7對那些植物的馴化,即使是掌握了像嫁接這樣困難的技術的古代農民也會束手無策,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橡樹有3個不利因素。首先,它們生長緩慢,可能使大多數農民失去耐心。小麥種下去不消幾個月就可得到收成;杏仁種下去3、4年后就可長成能夠結果實的樹;但種下—顆橡實可能在10年或更長的時間里不會有什么收益。其次,橡樹所結的堅果無論是大小還是味道都適于松鼠,而我們都見到過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實的情景。如果偶爾有一顆橡實松鼠忘記把它挖出,那么這顆核實就可長出橡樹來。有數以10億計的松鼠,每一只松鼠每一年把數以百計的橡實傳播到幾乎任何一個適于橡樹生長的地方。這樣,我們人類就不可能為我們所需要的橡實去選擇橡樹。橡樹生長緩慢和松鼠行動迅速這些問題大概也說明了為什么山毛櫸和山核桃樹同樣未能馴化的原因,雖然歐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別對這兩種樹種大量地加以利用以獲得它們的堅果。

最后,杏仁和橡實的最重要差異也許是:杏仁的苦味由單一的優勢基因所控制,而橡實的苦味似乎由許多基因所控制。如果古代農民栽種了偶然產生不苦的突變的杏仁或橡實,那么根據遺傳規律,如果是巴旦杏樹,結果,長成的樹上的杏仁有一半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樹,則幾乎所有橡實可能仍然是苦的。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任何想要種橡實的農民的熱情蕩然無存,盡管他們已經趕走了松鼠并且保持耐心。

至于草莓和樹莓,我們在與鶇和其他吃漿果的鳥兒的競爭中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是的,羅馬人的確在他們的園子里照料過野草莓。但是,由于千百萬只歐洲鶇把野草莓的種子排泄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包括羅馬人的園子里),所以草莓始終是鶇想要吃的小漿果,而不是人想要吃的大漿果。由于近來保護網和溫室的發展,我們才終于能夠把鶇打敗,并根據我們自己的標推來重新設計草莓和樹莓。

因此,我們已經看到.超市上的大草莓和野生的小草莓之間的差異只是一個例子,用來說明把人工培育的植物與其野生祖先區別開來的許多特征。這些差異首先來自野生植物本身之間的自然變異。有些變異,如漿果的大小和堅果的苦味的變異,可能很快就被古代的農民注意到了。其他變異,如種子傳播機制或種子休眠方面的變異,在現代植物學興起之前,可能并未被人類認出來。但是,不管古代旅行者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選擇是否依賴于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選擇標準,由此而產生的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化起先總是一種無意識的過程。這是我們對野生植物個體進行選擇的必然結果,是園子里各植物個體之間競爭的結果,而這種競爭所偏愛的個體和在野外得天獨厚的個體是不同的。

這就是為什么達爾文在他的偉大著作(物種起源)中并不是一開始就解釋自然選擇問題的原因。他的第一章反而詳細說明了我們的馴化動植物是如何通過人類的人為選擇而出現的。達爾文不是討論我們通常認為和他聯系在一起的加拉帕戈斯群島的鳥類,而是一上來就討論——農民是怎樣培育出不同品種的醋栗的!他寫道,“我已經看到園藝學著作中對園丁們在用這樣差的材料取得這樣了不起的成果方面的令人嘆為觀止的技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的驚奇;但這種技術是簡單的,就其最后結果來說,對這一技術的采用也幾乎是無意識的。它在于總是去培育最出名的品種,播下它的種子,然后當碰巧出現了一個稍好一點的品種時,再去選擇它,就這樣地進行下去!蓖ㄟ^人為選擇來培育作物的這些原則仍然可以成為我們的關于物種起源通過自然選擇的最可理解的模式。

第 八 章

問題在蘋果還是

在印第安人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某些地區的人是怎樣開始培育野生植物的。對于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子孫后代在歷史上的地位來說,這是重大的、難以預見其后果的一步,F在,讓我們再回到我們原來的問題:為什么農業沒有在一些肥沃的十分合適的地區,如加利福尼亞、歐洲、氣候溫和的澳大利亞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區獨立地出現?而在農業獨立出現的那些地區中,為什么有些地區的農業發展會比另一些地區早得多?

這使我們想到了兩個形成對比的解釋:當地人的問題,或當地可以得到的野生植物的問題。一方面,也許地球上兒乎任何水分充足、氣候溫和的地區或熱帶地區,都有足夠的適于馴化的野生植物物種;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未能在其小某些地區發展起來的解釋,可能在于這些地區的人的民族文化特點。另—方面,也許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廣大的地區,至少有某些人可能已迅速接受了導致馴化的實驗。因此,只有缺乏適當的野生植物,可以解釋為什么糧食生產沒有在某些地區發展起來。

我們將在下—章看到,與此相對應的對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馴化問題,卻證明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它們的種類比植物少很多。世界上只有大約148種大型野生哺乳類陸生食草動物或雜食動物,它們是可以被認為有可能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只有不多的因素能夠決定某種哺乳動物是否適于馴化。因此,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去考察某一地區的大型哺乳動物.并分析一下某些地區缺乏對哺乳動物的馴化是否是由于不能得到合適的野生品種,而不是由于當地的人。

把這種辦法應用于植物可能要困難得多,因為植物的數量太大,光是會開花的野生植物就有20萬種,它們在陸地植物中占據首要地位,并成為我們的幾乎全部作物的來源。甚至在像加利福尼亞這樣的限定地區內,我們也不可能指望把所有野生動物考察一遍,并評估—下其中有多少是可馴化的。不過,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看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如果有人聽說竟有那么多種開花植物,他的第一個反應可能就是這樣:地球上既然有那么多種的野生植物,那么任何地區只要有足夠好的氣候,野生植物就必定十分豐富,足以為培育作物提供大量具有候選資格的植物品種。

但是,如果真是那樣,請考慮—下大多數野生植物都是不合適的,原因很明顯:它們是木本植物,它們不出產任何可吃的果實,它的葉和根也是不能吃的。在這20萬種野生植物中,只有幾千種可供人類食用,只有幾百種得到或多或少的馴化。即使在這幾百種作物中,大多數作物只是對我們的飲食的次要的補充,光靠它們還不足以支持文明的興起。僅僅十幾種作物的產量,就占去了現代世界全部作物年產量總噸效的80%以上。這十幾種了不起的作物是谷類中的小麥、玉米、稻米、大麥和高梁;豆類中的大豆;根或塊莖中的馬鈴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類作物現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費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們又都是在幾千年前馴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許多地區根本就不曾有過任何具有顯著潛力的本地野生植物,這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在現代沒有能馴化甚至一種新的重要的糧食植物,這種情況表明,古代人也許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馴化了所有值得馴化的野生植物。

然而,世界上有些地方何以未能馴化野生植物.這個問題仍然難以解釋。這方而最明顯的例子是,有些植物在一個地區馴化了,卻沒有在另一地區馴化。因此,我們能夠確信,的確有可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有用的作物,但同時也必須問一問:那個野生植物為什么在某些地區不能馴化?

一個令人困惑的典型例子來非洲。重要的谷物高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薩赫勒地帶馴化了。南至非洲南部也有野生高梁存在,但無論是高梁還是任何其他植物,在非洲南部都沒有人栽種.直到2000年前班固族農民才從赤道以北的非洲地區引進了一整批作物。為什么非洲南部的土著沒有為自己去馴化高梁呢?

同樣令人困惑的是,人們未能馴化歐洲西部和北非的野生亞麻,也未能馴化巴爾干半島南部的野生單粒小麥。既然這兩種植物同屬新月沃地最早的8大作物,它們也應該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馴化的兩種植物。在它們隨同整個糧食生產從新月沃地引進后,它們立即在新月沃地以外的這些野生產地被用來栽培。那么,這些邊遠地區的一些族群為什么不是早已主動地開始去種植它們呢?

同樣,新月沃地最早馴化的4種水果在遠至東地中海以外地區都有野生產地,它們似乎最早在那里得到馴化:橄欖、葡萄和無花果往西出現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非,而棗椰樹則擴散到整個北非和阿拉伯半島。這4種水果顯然是所有野生水果中最容易馴化的。那么,為什么新月沃地的一些族群未能馴化它們,而只是在它們己在東地中海地區得到馴化并從那里作為作物引進之后才開始種植它們呢?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涉及這樣一些野生植物:它們并沒有在那些從未自發地出現糧食生產的地區得到馴化,雖然它們也有在其他地方得到馴化的近親。例如,歐洲橄欖就是在東地中海地區馴化的。在熱帶非洲、非洲南部、亞洲南部和澳大利亞東部還有大約40種橄攬.其中有些還是歐洲橄欖的近親,但沒有一種得到馴化。同樣,雖然有一種野蘋果和野葡萄在歐亞大陸得到了馴化,但在北美洲還有許多有親緣關系的野蘋果和野葡萄,其中有些在現代已和來自歐亞大陸的野蘋果和野葡萄進行了雜交,以改良這些作物的品種。那么,為什么美洲土著自己沒有去馴化這些顯然有用的蘋果和葡萄呢?

這種例子可以說是不勝枚舉。但這種推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植物馴化不是什么要么狩獵采集族群去馴化一種植物,要么就繼續過他們原來那種流浪生活的問題。假定只要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印第安人定居下來并栽培野蘋果,那么北美洲的野蘋果就的確會演化成為一種了不起的作物。但是,到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是不會拋棄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在村子里定居下來并開始照料蘋果園的,除非還有其他許多可以馴化的動植物可以利用來使定居的從事糧食生產的生存方式能夠與狩獵采集的生存方式一爭高下。

總之,我們怎樣去評估某一地區整個植物群馴化的可能性?對于這些未能馴化北美洲蘋果的印第安人來說,問題實際上是在印第安人還是在蘋果’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在獨立的馴化中心中處于兩個極端的3個地區。我們已經看到,其中一個地區就是新月沃地,它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糧食生產中心,也是現代世界主要作物中的幾種作物以及幾乎所有的主要馴化動物的發源地。另外兩個地區是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這兩個地區的確馴化過當地的作物,但這些作物品種很少,只有一種成為世界上的重要作物,而且由此產生的整個糧食也未能像在新月沃地那樣幫助人類技術和行政組織的廣泛發展。根據這個比較,我們不妨問一問: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和環境是否具有對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的植物群和環境的明顯優勢?

人類歷史的主要事實之一,是西南亞的那個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區(因其在地圖上的新月狀高地而得名,見圖8.1)在人類發展早期的重要性。那個地區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國以及我們所說的文明(不論是福是禍)在內的一連串新情況發生的地方。而所有這些新情況之所以發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糧食的貯存,以及可以養活不從事農業的專門人材,凡此種種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現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飼養為形式的糧食生產。糧食生產是新月沃地出現的那些重要新事物中的第一個新事物。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現代世界的由來,就必須認真對待這樣的問題,即為什么新月沃地的馴化動植物使它獲得了如此強大的領先優勢。

幸運的是,就農業的興起而論,新月沃地顯然是地球上研究得最為詳盡和了解得最為透徹的地區。對在新月沃地或其鄰近地區馴化的大多數作物來說,其野生祖先已經得到認定;野生祖先與作物的密切關系已經通過遺傳和染色體的研究而得到證明;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已經確知;野生祖先在馴化條件下所產生的種種變化已經得到確定井經常被人從單一基因角度去認識;這些變化可以從考古記錄的連續堆積層中看到;而且馴化的大致地點和時間也已清楚。我不否認其他一些地區,主要是中國,也具有作為早期馴化地點的有利條件,但對新月沃地來說,這些有利條件和由此而來的作物的發展卻可以得到更詳細得多的說明。

新月沃地的一個有利條件是:它地處所謂的地中海氣候帶內,這種氣候的特點是冬季溫和而濕潤,夏季漫長、炎熱而干燥。在這種氣候下生長的植物必須能夠熬過漫長的干燥季節,并在雨季來臨時迅速恢復生長。新月沃地的許多植物,尤其是谷類和豆類植物,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環境,從而變得對人類有用:它們是一年生植物,就是說這種植物本身會在干旱季節逐漸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許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氣力用來生產大籽粒的種子,種子在旱季休眠,并準備好在雨季到來時發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會浪費氣力去生長不可食用的木質部或纖維梗莖,就像喬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樣。但是許多大籽粒的種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類的種子,是可以供人類食用的。它們構成了現代世界的12種主要作物中的6種。相比之下,如果你住在森林旁邊并憑窗遠眺,那么你所看到的植物往往都是喬木和灌木,其中大多數植物的枝干都是不能食用的,它們也很少把氣力花在生產可供食用的種子上。當然,在氣候濕潤地區的森林里,有些樹木的確產生了可供食用的大種子,但這些種子的適應能力還不能使它們度過漫長的旱季,因而不適合人類的長期貯藏。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另一個有利條件是:新月沃地許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產,它們大片大片地出現,對于狩獵采集族群來說,其價值必定是顯而易見的。植物學家們進行了一些試驗性的研究,從天然的大片野生谷物中采集種子,就像1萬多年前狩獵采集族群所做的那樣。這些研究表明,每年每公頃可以收獲近一噸的種子,只要花費一個大卡的勞力就可產生50個大卡的食物能量。新月沃地的有些狩獵采集族群在種子成熟的短暫時間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們作為糧食貯存起來以備一年中其余時間之需,這樣,他們甚至在開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己在永久性的襯莊里定居了下來。

由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在野生狀態中即已如此多產,人工栽培幾乎沒有給它們帶來別的什么變化。我們在前一章里已經討論過,主要的變化——種子傳播和發芽抑制方面自然機制的破壞——在人類開始把種子種到田里之后立即自動而迅速地形成了。我們現在的小麥和大麥作物的野生祖先,同這些作物本身在外觀上如此相似,使我們對野生祖先的身份從來不會有任何懷疑。由于馴化如此容易,大籽粒的一年生植物就成為不僅在新月沃地而且也在中國和薩赫勒地帶培育出來的最早的作物或最早的作物之一。

請把小麥和大麥的這種迅速的演化同新大陸的首要谷類作物玉米的情況作一對比。玉米的可能祖先是一種叫做墨西哥類蜀黍的野生植物,它的種子和花的結構都和玉米不同,以致植物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激烈爭論它是否就是玉米的祖先。墨西哥類蜀黍作為食物的價值,可能沒有給狩獵采集族群留下什么印象:它在野生狀態下的產量不及野生小麥,它的種子也比最終從它演化出來的玉米少得多,而且它的種子外面還包著不能食用的硬殼。墨西哥類蜀黍要想成為一種有用的作物,就必須經歷其生殖生物學的劇變,以大大增加種子的數量,并去掉種子外面的那些像石頭一樣的硬殼?脊艑W家們仍在激烈地爭論,在美洲的作物發展過程中,古代的玉米棒究竟經過了多少個百年或千年才從一丁點兒大小發展到人的拇指那么大小,但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后來又經過了幾千年它們才達到現代這么大小!吺切←満痛篼湹闹苯觾r值,一邊是墨西哥類蜀黍所引起的種種困難,這兩者之間的懸殊差別也許就是新大陸人類社會和歐亞太陸人類社會的發展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第三個有利條件是: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植物比例很高——就是說,它們通常是自花傳粉,但偶爾也有異花傳粉的。請回想一下,大多數野生植物或者是定期進行異花傳粉的雌雄同株,或是必然要依靠另一個體傳授花粉的雄性和雌性個體。生殖生物學的這些事實使早期農民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剛剛找到了種由突變產生的高產植物,它的后代可能因與其他植物雜交而失去其遺傳優勢。因此,大部分作物都來自少數野生植物。這些野生植物或者是通常自花傳粉的雌雄同株,或者是靠無性繁殖來繁殖自己(例如,靠在遺傳上復制親代植物的根)。這樣,新月沃地植物群中眾多的雌雄同株自花傳粉的植物就幫助了早期的農民,因為這意味著眾多的野生植物群有了一種給人類帶來方便的繁殖生物學。

自花傳粉植物也給早期的農民帶來了方便,因為這些植物偶爾也會異花傳粉,從而產生了可供選擇的新的植物品種。這種偶爾的異花傳粉現象不僅發生在同種的一些個體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有親緣關系的品種之間以產生種間雜種。新月沃地的自花傳粉植物中的—個這樣的雜種——面包小麥已經成為現代世界最有價值的作物。

已在新月沃地馴化的最早的8種重要的作物,全都是自花傳粉植物。其中3種是自花傳粉的谷類作物——單粒小麥、二粒小麥和大麥,小麥具有額外的優勢,即蛋白質含量高達8%一14%。相形之下,東亞和新大陸的最重要的谷類作物——分別為稻米和玉米——蛋白質含量較低,從而造成了重大的營養問題。

這些就是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向最早的農民提供的一些有利條件:它包括適予馴化的數量多得出奇的野生植物。然而,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氣候帶向西延伸,經過南歐和西北非的廣大地區。世界上還有4個類似地中海氣候帶的地區:加利福尼亞、智利、澳大利亞西南部和南非(圖8.2)。然而,這些另外的地中海氣候帶不但無法趕上新月沃地而成為早期的出現糧食生產的地方;它們也根本沒有產生過本地的農業。歐亞大陸西部的這種特有的地中海氣候帶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有利條件呢?

原來地中誨氣候帶,尤其是在新月沃地那個地區,具有勝過其他地中海氣候帶的5個有利條件。第一,歐亞太陸西部顯然是世界上屬于地中海氣候帶的最大地區。因此,那里的野生動植物品種繁多,超過了澳大利亞西南部和智利這些比較小的地中海氣候帶。第二,在地中海氣候帶中,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氣候帶的氣候變化最大,每一季、每一年氣候都有不同。這種氣候變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數量特別眾多的一年生植物的演化。物種多和一年生植物多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就意味著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氣候帶顯然是一年生植物品種最繁多的地區。

關于這種植物財富對人類的意義,地理學家馬克·布盧姆勒對野生禾本科植物分布的研究對此作出了說明。在世界上幾千種野生禾本科植物中,布盧姆勒把其中種子最大的56種——自然的精華——列成表格:這些禾本科植物種子比中等的禾本科植物種子至少要重10倍(見表8.1)。幾乎所有這些植物都是在地中海氣候帶或其他干旱環境中土生土長的。此外,它們又都以壓倒優勢集中在新月沃地和歐亞大陸西部地中海氣候帶的其他一些地區,從而使最初的農民有了巨大的選擇余地:全世界56種最有價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大約32種[特別是,在居首位的這56種作物中,新月沃地最早的兩種作物大麥和二粒小麥在種子大小方面分別列第三位和第十三位。相比之下,智利的地中海型氣候帶只有兩種,加利福尼亞和非洲南部各有一種,而澳大利亞西南部連一種都沒有。僅僅這一事實就很有助于說明人類歷史的進程。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氣候帶的第三個有利條件,是它在短距離內高度和地形的富于變化。它的高度從地球上的最低點(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在德黑蘭附近),應有盡有,從而保證了環境的相應變化,也因此而保證了可能成為作物的祖光的品種繁多的野生植物。這些高山的近傍是河流縱橫的地勢平緩的低地、泛濫平原和適于灌溉農業的沙漠。相比之下,澳大利亞西南部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南非和歐洲西部的地中海型氣候帶,無論是高度、動植物棲息地還是地形都變化較少。

新月沃地的高度變化意味著可以把收獲季節錯開:高地植物結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因此,狩獵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種子成熟時沿著山坡逐步向上去收獲它們,而不是在一個高度上由于收獲季節集中而無法應付,因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同時成熟的。作物栽培開始后,對最早的農民來說,采下野生谷物的種子,并把它們種在潮濕的谷底,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這些野生谷物本來都是長在山坡上,依賴不知何時才會來到的雨水,而把它們種在潮濕的谷底,它們就能可靠地生長,也不再那么依賴雨水了。

新月沃地在很小距離內的生物多樣性,幫助形成了第四個有利條件——那里不僅有大量的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的得到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的野生祖先。我們將會看到,在其他一些地中海型氣候帶,如加利福尼亞、智利、澳大利亞西南部和南非,很少有或根本沒有適于馴化的野生哺乳動物。相比之下,有4種大型哺乳動物——山羊、綿羊、豬和!茉缇驮谛略挛值伛Z化了,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除狗以外的其他任何動物都要早。這些動物今天仍然是世界上5種最重要的己馴化的哺乳動物中的4種(第九章)。但它們的野生祖先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大同小異的地區最為常見,但結果卻是這4種動物在不同的地方馴化了:綿羊可能是在中部地區,山羊或者是在東部高地(伊朗的扎格羅斯山脈),或者是在西南部(黎凡特(地中海東部諸國與島嶼)),豬在中北部,牛在西部,包括安納托利亞。然而,盡管這4種動物的野生祖先數量眾多的地區是如此不同,但由于它們生活的地方相當靠近,所以一經馴化,它們就很容易地從新月沃地的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于是這整個地區最后就到處都有這4種動物了。

新月沃地的農業開始于對所謂8大“始祖作物”的早期馴化(因為是這些作物開創了這一地區的、可能還有全世界的農業)。這8大始祖作物是谷類中的二粒小麥、單粒小麥和大麥;豆類中的兵豆、豌豆、鷹嘴豆和苦巢菜;以及纖維作物亞麻。在這8種作物中,只有亞麻和大麥這2種在新月沃地和安納托利亞以外地區有廣泛的野外分布。還有2種始祖作物只有很小的野外分布,一種是鷹嘴豆,只限于土耳其東南部,還有一種是二粒小麥,只限于新月沃地本身。因此,農業在新月沃地可以從馴化當地現成的野生植物開始,而不用等到引進在別處由馴化野生植物而得到的作物。相反,這8大始祖作物中有2種除新月沃地外不可能在世界上的仟何地方得到馴化,因為它們在其他地方沒有野生分布。

由于能夠得到合適的野生哺乳動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們能夠為集約型糧食生產迅速裝配起一個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組合。這個組合包括作為碳水化合物主要來源的3種谷物,作為蛋白質主要來源的4種豆類(含蛋白質20%至25%)和4種家畜,再以小麥的豐富蛋白質為補充;以及作為纖維和油(叫做亞麻籽油:亞麻籽含有約40%的油)的一個來源的亞麻。最后.在動物馴化和糧食生產出現的幾千年后,這些動物也開始被用來產奶和剪毛,并幫助人類犁田和運輸。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農民的這些作物和牲畜開始滿足人類的基本經濟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衣著、牽引和運輸。

新月沃地早期糧食生產的最后一個有利條件是:同包括西地中海沿岸在內的一些地區相比,那里所面臨的來自狩獵采集生活方式的競爭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亞很少有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線,所以那里較少水產資源(如江河和近海魚類及有殼水生動物)。在那里,為了肉食而被人獵殺的哺乳動物之一是瞪羚。瞪羚本來是群居動物,但因人口增加而被過度利用,數目已大大減少。因此,糧食生產的整個好處很快就超過了狩獵采集的整個好處。以谷物為基礎的定居村莊在糧食生產前就已存在,并使那些狩獵采集族群容易接受農業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從狩獵采集向糧食生產的轉變是比較快的:遲至公元前9000年,人們還沒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賴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有些社會已幾乎完全依賴作物和家畜了。

中美洲的情況則與此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那個地區只有兩種可以馴化的動物(火雞和狗),它們所提供的肉遠遠少于牛、綿羊、山羊和豬;而且我已解釋過,中美洲的主要谷物玉米難以馴化,或許培育起來也很緩慢。因此,中美洲動植物的馴化可能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開始(這個年代仍然很不確定);這方面的最早發展應歸功于仍然四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而定居的村莊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宣告出現。

在所有這些關于促使新月沃地很早出現糧食生產的諸多有利條件的討論中,我一直不曾提出過任何想象中的關于新月沃地各族群本身所具有的有利條件。事實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認真提出過那一地區的族群具有任何想象中的與眾不同的生物學上的特點,以致竟會幫助實現了該地區糧食生產的巨大力量。相反,我倒是看到了新月沃地的氣候、環境和野生動植物的許多與眾不同的特點一起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既然在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當地發展起來的整個糧食生產的力量要小得多,那么解釋也許與那些地區的族群有關?然而,在我們轉而討論那些地區之前,我們必須考慮一下兩個相關的問題。世界上任何地區,只要那里不是獨立發展出糧食生產,或者最后整個糧食生產的力量不是那么大,就都會產生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狩獵采集族群以及最早的農民真的十分了解當地現有的各種野生物種和它們的用途,或者他們可能忽略了一些主要作物的潛在祖先?第二個問題是:如果他們真的了解當地的動植物,那么他們是否利用這種知識來馴化現有的最有用的物種,或者是否有某些文化因素使他們沒有能那樣去做?

關于第一個問題,有一門叫做人種生物學的學科專門研究人對其環境中的動植物的了解程度。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世界上幸存的為數很少的狩獵采集族群以及仍然嚴重依賴野生食物和自然產品的農業部族。這些研究普遍表明,這些族群是博物學的活的百科全書,他們叫得出(用當地語言)多達1000種或更多的動植物的名稱,他們對這些物種的生物學特點、地理分布和潛在用途具有詳盡的知識。隨著人們越來越依賴已經馴化的動植物,這種傳統知識逐漸失去了價值,甚至已經失傳,直到人們成了連野草和野豆也分不清的現代超市上的購物者。

這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過去33年中,我在新幾內亞進行生物調查,在野外度過我的時光,我的身邊始終有一批仍然廣泛利用野生動植物的新幾內亞人陪伴著我。有一天,我和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在叢林中餓得發慌,因為另一個部落擋住了我們返回補給基地的路。這時,一個福雷部落的男子回到營地,帶來了一個大帆布背包,里面裝滿了他找到的蘑菇。他開始烤起蘑菇來。終于可以大吃一頓了!但我在這時產生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這些蘑菇有毒,怎么辦?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們解釋說,我在書上讀到過有些蘑菇是有毒的,我還聽說過由于有毒蘑菇和無毒蘑菇難以區別,甚至美國的一些采集蘑菇的專家也因中毒而死,雖然我們大家都很餓,但完全不值得去冒這個險。這時,我的朋友們生氣了,他們叫我閉嘴,好好聽他們說。多少年來,我向他們查問了幾百種樹木和鳥類的名字,現在我怎么可以侮辱他們,認為他們連不同的蘑菇都不認識呢?只有美國人才會愚蠢到分不清有毒蘑菇和無毒蘑菇。他們接著給我上課,告訴我29種可以食用的蘑菇,每一種蘑菇在福雷語中的名字,以及森林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這一種蘑菇叫做坦蒂,是長在樹上的,它鮮美可口,絕對可吃。

每次我帶著新幾內亞人到島上的其他地方時,他們總要和他們遇見的其他新幾內亞人談起當地的動植物,并把可能有用的植物采集下來,帶回他們住的村子里試種。我與新幾內亞人在一起時所獲得的經驗,比得上研究其他地方傳統族群的人種生物學家的經驗。然而,所有這些族群或是至少在從事某種糧食生產,或是成了世界上部分被同化了的以往狩獵采集社會的最后殘余。在糧食生產出現前,關于野生物種的知識大概要豐富得多,因為那時地球上的每一個人仍然完全依靠食用野生物種為少。最早的農民繼承了這方面的知識,這是生活在對自然界的密切依賴之中的生物學上的現代人類經過幾萬年對自然界的觀察而積累起來的知識。因此,具有潛在價值的野生物種竟會逃過最早的農民的注意,這看來是極不可能的。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古代的狩獵采集族群以及農民在為了采集并最終栽培的目的而選擇野生植物時,是否同樣地很好利用了他們的人種生物學知識。一個可以用來驗證的例子來自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河谷邊緣的一個叫做特勒阿布胡瑞拉的考古遺址。從公元前1萬年到公元前9000年,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已終年定居在村莊里,但他們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作物栽培只是在接下來的1000年中才開始的?脊艑W家戈登·希爾曼、蘇珊·科利奇和大衛·哈里斯從這個遺址找到了大量燒焦了的植物殘燼,它們可能是遺址上的居民在別處采集后帶回來又被拋棄的成堆無用的野生植物。這些科學家分析了700多個樣本,每個樣本平均含有屬于70多種植物的500多顆可識別的種子。結果證明,村民們采集了種類繁多(157種!)的植物,這些都是從己燒焦的種子辨認出來的,更別提現在還無法確認的其他植物了。

是不是這些無知的村民把他們發現的每一種種子植物采集下來,帶回家去,因吃了其中的大多數而中毒,而只靠吃很少幾種來維持生存?不,他們不會那樣愚蠢。雖然這157種植物聽起來好橡是不加區別地采集的結果,但還有更多的生長在附近野地里的植物沒有在這些燒焦的殘燼中發現。被選中的這157種植物分為3類。其中有許多植物,它們的種子沒有毒,因而立即可吃。其他一些植物,如豆類和芥科植物,它們的種子有毒,但毒素很容易去掉,種子仍然可吃。有些種子屬于傳統上用作染料和藥材來源的植物。不在被選中的這157種中的許多野生植物.有的可能沒有什么用處,有的可能對人有害,其中也包括當地生長的毒性最強的一些野草。

因此,特勒阿布朗瑞拉的狩獵采集族群并沒有把時間浪費在不加區別地去采集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野生植物。相反,他們同現代的新幾內亞人一樣,顯然對當地的野生植物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們就利用這種知識只去選擇現有的最有用的種子植物并把它們帶回家。但是,這些被收集來的種子競構成了促使植物馴化邁出無意識的第一步的材料。

關于古代族群如何明顯地充分利用他們的人種生物學知識這個問題,我的另一個例子來自公元前9000年的約旦河谷,最早的作物栽培就是在這一時期在那里開始的。約旦河谷最早馴化的谷物是大麥和二粒小麥.它們在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高產的作物。但和在特勒阿布胡瑞拉一樣,另外數百種結籽的野生植物必定就生長在這附近,其中l00種或更多可能是可以食用的,因此在植物馴化出現前就已被人采集。對于大麥和二粒小麥,是什么使它們成為最早的作物’約旦河谷的那些最早的農民難道對植物學一竅不通,竟然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或者,難道大麥和二粒小麥竟是他們所能選擇的當地最好的野生谷物?

有兩個以色列科學家奧弗·巴爾—約瑟夫和莫迪凱·基斯列夫通過研究今天仍在約旦河谷生長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來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舍棄了那些種子小或種子不好吃的品種,挑選出23種種子最好吃的也是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大麥和二粒小麥在被選之列,這是毫不奇怪的。

但如認為其他21種候補的禾本科植物可能同樣有用,那是不正確的。在那23種禾本科植物中,大麥和二粒小麥從許多標準看都是最好的。二粒小麥的種子最大,大麥的種子次大。在野生狀態中,大麥是23種中產量最高的4種之一,二粒小麥的產量屬于中等。大麥還有一個優點:它的遺傳性和形態使它能夠迅速形成我們在前一章所討論的種子傳播和發芽抑制方面的變化。然而,二粒小麥也有補償性的優點:它比大麥容易采集,而且它還有一個不同于其他谷物的獨特之處,因為它的種子容易和外殼分離。至于其他21種禾本科植物的缺點包括:種子較。谠S多情況下產量較低,在有些情況下它們是多年生植物,而不是一年生植物,結果它們在馴化過程中的演化反而會變得很慢。

因此,約旦河谷最早的農民從他們能夠得到的23種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選擇了這兩種最好的。當然,在栽培之后產生的演化,如種子傳播和發芽抑制方面的改變,可能是這些最早的農民的所作所為的意想不到的結果。但是,他們在把谷物采集下來帶回家去栽培時,一開始就選擇了大麥和二粒小麥而不是其他谷物,這可能是有意識的行動,是以種子大小、好吃和產量高這些容易發現的標準為基礎的。

約旦河谷的這個例子同特勒阿布胡瑞拉的例子一樣,說明最早的農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他們對當地植物的豐富知識。除了少數幾個現代的專業植物學家外,他們對當地植物的了解遠遠超過了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他們幾乎不可能不去培育任何有用的比較適合馴化的野生植物。

同新月沃地的糧食生產相比,世界上有兩個地方(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雖然也有本地的糧食生產系統,但顯然是有缺陷的,F在我們可以來考察一下,當更多產的作物從別處引進這兩個地方后,當地的農民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果結果證明沒有采納這些作物是由于文化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么我們就會產生無法擺脫的懷疑。盡管我們迄今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推理,我們可能仍然不得不懷疑,在當地的野生植物群中隱藏著一種潛在的重要作物的真正祖先,只是由于同樣的文化因素,當地農民未能加以利用罷了。這兩個例子同樣會詳細地說明一個對歷史至關重要的事實:地球上不同地區的當地作物并不是同樣多產的。

新幾內亞是僅次于格陵蘭的世界第二大島,它在澳大利亞北面,靠近赤道。由于地處熱帶,加上十分多樣化的地形和生境,新兒內亞的動植物品種非常豐富,雖然在這方面它因是一個海島,比起大陸熱帶地區來有所不及。人類在新幾內亞至少已個活了4萬年之久——比在美洲長得多,比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在歐洲西部生活的時間也稍長一些。因此,新幾內亞人有充分的機會去了解當地的植物群和動物群。他們是否積極地把這種知識用來發展糧食生產呢?

我已經提到,采納糧食生產涉及糧食生產的生活方式與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之間的競爭。在新幾內亞,狩獵采集的回報還沒有豐厚到可以打消發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尤其是,現代新幾內亞的獵人由于野生獵物的不足而處于受到嚴重損害的不利地位:除了100磅重的不會飛的烏(鶴鴕)和50磅重的袋鼠外,沒有更大的本土陸地動物。沿海低地的新幾內亞人的確獲得了大量的魚和有殼水生動物,而內地的有些低地人今天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尤其要靠西谷椰子維持生存。但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沒有任何居民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相反,所有現代高原居民都是農民,他們只是為了補充日常飲食才利用野生食物。當高原居民進入森林去打獵時,他們帶去路上吃的是園子里種的蔬菜。如果他們不幸斷了糧,他們甚至會餓死,盡管他們熟知當地可以得到野生食物。既然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在現代新幾內亞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是這樣地行不通,那么今天新幾內亞所有的高原居民和大多數低地居民成了具有復雜的糧食生產系統的定居農民,這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廣闊的、昔日覆蓋著森林的高原地區,被傳統的新幾內亞農民改造成圍上了籬笆、修建起排水系統、精耕細作的、能夠養活稠密人口的農田系統。

考古學的證據表明,新幾內亞農業起源很早,約公元前7000年。在這早期年代里,新幾內亞周圍的所有陸塊仍然只有狩獵采集族群居住,因此這一古老的農業必定是在新幾內亞獨立發展起來的。雖然從這些早期農田里還沒有發現明確的作物殘骸,但其中可能包含了歐洲人殖民時期在新幾內亞種植的那幾種作物,而且現在已經知道,這些作物都是從它們的新兒內亞野生祖先在當地馴化出來的。在本地馴化的這些植物中位居最前列的是現代世界的主要作物甘蔗。今天甘蔗年產量的總噸數幾乎等于第二號作物和第三號作物(小麥和玉米)產量的總和。其他一些肯定原產新幾內亞的作物是香蕉、堅果樹、巨大的沼澤芋以及各種各樣可吃的草莖、根和綠葉蔬菜。面包果樹和根用作物薯蕷及(普通)芋艿可能也是在新兒內亞馴化的,雖然這種結論仍然不能確定,因為它們的野生祖先并不限于新幾內亞,而是從新幾內亞到西南亞都有分布。至于它們究竟像傳統所認為的那樣是在西南亞馴化的,還是在新幾內亞或甚至只是在新幾內亞獨立馴化的,目前我們還缺乏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證據。

然而,結果證明.新幾內亞的生物區系受到3個方面的嚴重限制。首先,在新幾內亞沒有任何馴化的谷類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薩赫勒地帶和中國都有幾種極其重要的谷類作物。新幾內亞重視根用作物和樹生作物,但它卻把我們在其他濕潤的熱帶地區(亞馬孫河流域、熱帶西非和東南亞)的農業體系中所看到的一種傾向推向極端,因為那些地區的農民雖也重視根用作物,但卻設法培育了至少兩種谷物(亞洲稻米和一種叫做薏苡的大籽粒亞洲谷物)。新幾內亞未能出現谷物農業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種具有一種引人注目的缺點:世界上56種種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沒有一種是生長在那里的。

其次,新幾內亞的動物群中沒有任何可以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F代新幾內亞馴養的動物只有豬、雞和狗,它們也都是在過去幾干年中經由印度尼西亞從東南亞引進的。因此,雖然新幾內亞的低地居民從他們捕捉到的魚類獲得了蛋白質,但新幾內亞的高原地區的居民在獲得蛋白質方面受到嚴重的限制,因為給他們提供大部分卡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質含量很低。例如,芋艿的蛋白質含量幾乎不到1%,甚至比白米差得多,更遠在新月沃地的小麥和豆類(蛋白質含量分別為8%一14%和20%—25%)之下。

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兒童患有膨脹病,這是飲食量多但蛋白質缺乏所引起的典型的疾病。新幾內亞人無分老幼,常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動物,而在別的地方.由于能夠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獵物,人們對那些東西是不屑一顧的。蛋白質缺乏可能也是新兒內亞高原社會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最后,以往新幾內亞能夠得到的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質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為這些作物在如今生活著許多新幾內亞人的高地上生長不好。然而,許多世紀前,一種原產于南美洲的新的根用作物傳到了新幾內亞,它先由西班牙人引進菲律賓,后來大概再由非律賓傳到新幾內亞的。同芋艿和其他可能歷史更悠久的根用作物相比,甘薯能夠在地勢更高的地方生長,長得更快,按每英畝耕地和每小時所花的勞力計算,產量也更高。甘薯引進的結果是高原人口激增。就是說,雖然在甘薯引進前人們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從事農業已有數千年之久,但當地現有的作物一直在他們能夠居住的高原地區使他們能夠達到的人口密度受到了限制。

總之,新幾內亞提供了一個和新月沃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啟發性的對比。同新月沃地的狩獵采集族群一樣,新幾內亞的狩獵采集族群也是獨立地逐步形成糧食生產的。然而,由于當地沒有可以馴化的谷物、豆類植物和動物,由于因此而帶來的高原地區蛋白質的缺乏,同時也由于高原地區當地現有根用作物的局限,他們的土生土長的糧食生產受到了限制。不過,新幾內亞人對他們現有的野生動植物的了解,一點也不比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民族差。他們同樣能夠發現并檢驗任何值得馴化的野生植物。他們完全能夠認出在他們現有的作物之外的其他一些有用的作物,他們在甘薯引進時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它就是證明。今天,這個教訓在新幾內亞正在又一次被人們所接受,因為那些具有優先獲得引進的新作物和新牲畜的機會(或具有采納它們的文化意愿)的部落發展壯大了自己,而受到損害的則是那些沒有這種機會或意愿的部落。因此.新幾內亞土生土長的糧食生產所受到的限制與新幾內亞的族群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新幾內亞的生物區系和環境有著最密切的關系。

的另一個例子來自美國東部。同新幾內亞一樣,那個地區也為獨立馴化當地的野生植物提供了條件。然而,人們對美國東部早期發展的了解,要比對新幾內亞早期發展的了解多得多:美國東部最早的農民所種植的作物已經得到確認,當地植物馴化的年代和作物序列也已為人們所知。在其他作物開始從別處引進之前很久,美洲土著便已在美國東部的河谷地區定居下來,并在當地作物的基礎上發展了集約型的糧食生產。因此,他們有能力去利用那些最有希望的野生植物。他們實際上栽培了哪些野生植物,以及怎樣把由此而產生的當地一系列作物去和新月沃地的一系列始祖作物作一比較呢?

原來美國東部的始祖作物是4種植物,它們在公元前2500年至l 500年這一時期得到馴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麥和大麥的馴化時間晚了整整6000年。當地的一種南瓜屬植物不但能產生可吃的種子,而且還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3種始祖作物完全是因為它們的可吃的種子才被人栽種的(向日葵、一種叫做菊草的雛菊親緣植物和一種叫做藜的菠菜遠親植物)。

但4種種子作物和一種容器遠遠夠不上完全的糧食生產組合。這些始祖作物在2萬年中不過是飲食的小小補充,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仍然主要地依賴野生食物,尤其是野生的哺乳動物和水鳥、魚、有殼水生動物和堅果。直到公元前500年至200年這一時期,在又有3種種子作物(扁蓄、五月草和小大麥)得到栽培之后,農業才成為他們食品的主要部分的來源。

現代的營養學家可能會對美國東部的這7種作物大加贊賞。它們的蛋白質含量都很高——達17%一33%,而小麥是8%一14%,玉米是9%,大麥和白米甚至更低。其中兩種——向日葵和菊草含油量也很高(45%一47%)。尤其是菊草,由于含有32%的蛋白質和45%的油,可能成為營養學家夢寐以求的最佳作物。我們今天為什么仍然沒有吃上這些理想的糧食呢?

唉,美國東部的這些作物的大多數雖然在營養方面有其優點,但它們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嚴重的缺點。藜屬植物、扁蓄、小大麥和五月草的種子很小,體積只有小麥和大麥種子的十分之一。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風媒傳粉的豚草的親緣植物,而豚草是眾所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樣,凡是在菊草長得茂盛的地方,菊草的花粉都會引起花粉病。如果這一點還不能使你想要做一個種植菊草的農民的熱情完全稍失的話,就請你注意它有一種今某些人討厭的強烈氣味,而且接觸到它會引起皮膚過敏。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經由貿易路線開始到達美國東部。玉米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引進的,但在許多世紀中,它所起的作用始終較小。最后,在公元900年左右,一個適應北美洲短暫夏季的新品種的玉米出現了,而在公元1100年左右隨著豆類的引進,墨西哥的玉米、豆類和南瓜類這三位一體的作物便齊全了。美國東部的農業大大地集約化了,人口稠密的酋長管轄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發展了起來。在某些地區,原來在當地馴化的作物同遠為多產的墨西哥三位一體的作物一起保留了下來,但在另一些地區,這三位一體的作物則完全取代了它們。沒有一個歐洲人見到過生長在印第安人園子里的菊草,因為到歐洲人于公元1492年開始在美洲殖民時,菊草作為一種作物已經消失了。在美國東部所有這些古代特有作物中,只有2種(向日葵和東部南瓜)能夠同在其他地方馴化的作物相媲美,并且至今仍在種植。我們現代的橡實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蘆就是從幾千年前馴化的美洲南瓜屬植物演化而來的。

因此,像新幾內亞的情形—樣,美國東部的情形也是富于啟發性的。從假定出發,這個地區看來可能具有促進當地多產農業的條件。它有肥沃的土壤,可靠而適中的雨量,以及保持今天豐產農業的合適的氣候。該地的植物群品種繁多,包括多產的野生堅果樹(橡樹和山核桃樹)。當地的印第安人發展了以當地馴化植物為基礎的農業,從而在村莊里過著自給自足的定居生活,他們甚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期間帶來了文化的繁榮(以今天俄亥俄州為中心的霍普韋爾文化)。這樣,他們在幾千年中就能夠把最有用的可以得到的任何野生植物當作潛在的作物來加以利用。

盡管如此,霍普韋爾文化繁榮的出現,還是比新月沃地鄉村生活的出現晚了差不多9000年。不過,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位一體的作物組合才引發了人口的較大增長,即所謂的密西西比文化的繁榮。人口的增長使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得以建設最大的城鎮和最復雜的社會。但這種人口的增長畢竟來得太晚,沒有能使美國的印第安人為迫在眉睫的歐洲人殖民災難作好準備。僅僅以美國東部的作物為基礎的糧食生產,還不足以引發人口的增長,這原因是不難說明的。這一地區現有的野生谷物,遠遠不如小麥和大麥那樣有用。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沒有馴化過任何可在當地得到的豆類、纖維作物、水果樹或堅果樹。除了狗,他們沒有任何家畜,而狗大概也是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馴化的。

有一點也是很清楚的:美國東部的印第安人對他們周圍的野生植物中潛在的主要作物并未視而不見。即使是用現代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20世紀植物育種專家.在利用北美的野生植物方面也很少取得成功。誠然.我們現在已把美洲山核桃馴化成一種堅果樹并把烏飯樹的藍色漿果馴化成一種水果,而且我們也已把歐亞大陸的一些水果作物(蘋果、李、葡萄、樹莓、黑刺莓、草莓)同北美的野生親緣植物進行雜交來改良品種。然而,這幾項成就對我們飲食習慣的改變,遠遠不及公元900年后墨西哥的玉米對美國東部印第安人飲食習慣的改變那樣深刻。

對美國東部馴化植物最了解的農民,就是這個地區的印第安人自己。他們在墨西哥三位一體的作物引進后宣判了當地馴化植物的命運:或者把它們完全拋棄,或者把它們的重要性降低。這個結果也表明了印第安人沒有受到文化保守主義的束縛,而是在看到一種優良的植物時完全能夠認識到它的價值。因此,同在新幾內亞一樣,美國東部土生土長的糧食生產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完全決定于美洲的生物區系和環境。

現在,我們已經考慮了3個對照地區的例子,在這3個例子中,糧食生產都是土生土長的。新月沃地處于一個極端;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處于另一個極端。新月沃地的族群對當地植物的馴化在時間上要早得多。他們馴化了多得多的植物品種,馴化了產量多得多或價值大得多的植物品種,馴化了范圍廣泛得多的各種類型的作物,更快地發展了集約型糧食生產和稠密的人口,因此,他們是帶著更先進的技術、更復雜的行政組織和用以傳染其他族群的更流行的疾病進人現代世界的。

我們發現,新月沃地、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的這些差異,直接來自可以用來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不同系列,而不是來自這些族群本身的局限性。當更多產的作物從別處引進時(新幾內亞的甘薯,美國東部的墨西哥三位一體的作物),當地族群迅即利用了它們,加強了糧食生產,從而大大地增加了人口。如果把范圍加以擴大.依我看在地球上的—些根本沒有在當地發展出糧食生產的地區——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阿根廷無樹大草原、歐洲西部等等——適合馴化的野動植物可能比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還要少,因為在新幾內亞和美國東部至少還出現了有限的糧食生產。事實上,無論是本章中提到的馬克·布盧姆勒在世界范圍內對當地現有的大籽粒野生禾本科植物的調查,還是下一章中將要述及的在世界范圍內對當地現有的大型哺乳動物的調查,都一致表明,所有這些不存在本地糧食生產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糧食生產的地區,都缺少可馴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請回憶一下:糧食生產的出現涉及糧食生產與狩獵采集之間的競爭問題。因此,人們也許想要知道,糧食生產出現緩慢或沒有出現糧食生產這種種情況,可能是由于當地可以獵取和采集的資源特別豐富,而不是由于適合馴化的物種特別容易獲得。事實上,當地糧食生產出現很晚或根本沒有出現糧食生產的大多數地區,向狩獵采集族群所提供的資源持別貧乏而不是特別豐富,因為澳大利亞和美洲(而不是歐亞太陸和非洲)的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到冰期快結束時已經滅絕。糧食生產所面臨的來自狩獵采集的競爭.在這些地區甚至比在新月沃地少。因此,在當地未能出現糧食生產或糧食生產受到限制這些情況,決不能歸咎于來自大量狩獵機會的競爭。

為了不使這些結論被人誤解,我們在結束這一章時應該提出不可夸大兩個問題的告誡:一些族群接受更好的作物和牲畜的意愿,和當地現有的野生動植物所帶來的限制。這種意愿和限制都不是絕對的。

我們已經討論廠許多關于當地族群采納在別處馴化的更多產的作物的例子。我們的一般結論是:人們能夠認識有用的植物.因此大概也會認識當地適合馴化的更好的植物,如果這種植物存在的話,而且他們也不會由于文化保守主義和禁忌而不去那樣做。但是,必須對這句話加上一個重要的限定語:“從長遠觀點看和在廣大地區內”。任何一個了解人類社會的人都能舉出無數的例子,來說明一些社會拒絕接受可能會帶來利益的作物、牲畜和其他新事物。

當然,我并不贊成那種明顯的謬論,即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會迅速地采納每一個可能對它有益的新事。事實上,在整個大陸和其他—些包含數以百計的互相競爭的廣大地區,有些社會對新事物可能比較開放,有些社會對新事物可能比較抵制。那些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術的社會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從而取代、征服或殺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會。這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它的表現遠遠超過了采納新作物的范圍,我們將在第十三章再回頭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的另一個告誡涉及當地現有的野生物種使糧食生產的出現所受到的限制。我不是說,在所有那些在現代以前實際上不曾在當地出現糧食生產的地區,不管經過多少時間也不可能出現糧食生產。今天的歐洲人因為看到澳大利亞土著進人現代世界時的身份是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族群,使常常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土著將永遠如此。

為了正確認識這種謬誤,請考慮一下有一個天外來客在公元前3000年)年訪問地球。這個外星人在美國東部可能沒有看到糧食生產,因為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糧食生產才在那里開始出現。如果這個公元前3000年的外星人得出結論說,美國東部野生動植物所造成的限制永遠排除了那里的糧食生產,那么在隨后1000年中發生的事情可能證明這個外星人錯了。甚至是在公元前9000年而不是8500年來到新月沃地的游客,也可能會誤以為新月沃地永遠不適合糧食生產。

換言之,我的論點不是說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歐洲西部以及沒有本地糧食生產的所有其他地區沒有可馴化的物種,而且如果不是外來的馴化動植物或族群的到來,那些地方可能仍然為狩獵采集族群無限期地占有。相反,我注意到地區之間在現有的可馴化物種的儲備方面差異甚大,這些地區的本地糧食生產出現的年代也相應地有所不同,而且在某些肥沃地區直到現代仍沒有獨立出現過糧食生產。

澳大利亞這個據稱最“落后的”大陸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澳大利亞東南部是這個大陸上水源充足、最適合糧食生產的地方。那里的土著社會在最近的幾千年里似乎一直在按照一種可能最終導致本地糧食生產的發展軌跡在演化。他們已經建立了過冬的村莊。他們已經開始加強利用它們的環境,建造漁柵、編織漁網,甚至挖掘長長的水渠來從事漁業生產。如果歐洲人沒有在1788年向澳大利亞殖民,從而中途破壞了那個獨立的發展軌跡,那么澳大利亞土著也許不消幾千年就可成為糧食生產者,照料一池池馴化了的魚,種植馴化了的澳大利亞薯蕷和小籽粒的禾本科植物。

根據這一點,我現在就能夠回答包含在本章標題里的那個問題。我提出的那個問題是:北美印策安人未能馴化北美蘋果的原因是在印第安人還是在蘋果。

我并非因此就暗示說蘋果不可能在北美馴化。請記。禾O果在歷史上是最難栽培的果樹之一,也是在歐亞大陸馴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樹之一,因為蘋果的繁殖需要復雜的嫁接技術。直到希臘古典時期,即歐亞大陸糧食生產開始出現后8000年,即使在新月沃地和歐洲也沒有關于大規模馴化蘋果的證據。如果美洲印I第安人開始以同樣的速度發明或學會嫁接技術,并終于也馴化了蘋果,那也要在公元5500年左右,即北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現植物馴化后大約8000年。

因此,在歐洲人到達時印第安人仍未能馴化北美的蘋果,其原因不在印第安人,也不在蘋果。就蘋果馴化必要的生物條件而言,北美印第安農民和歐亞大陸農民一樣,北美的野生蘋果也和歐亞大陸的野生蘋果一樣。事實上,本章讀者現在正在津津有味地吃著的從超市上買來的蘋果,有些品種就是不久前將歐亞大陸的蘋果同北美的野生蘋果進行雜交而培育出來的。印第安人未能馴化蘋果的原因卻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個野生動植物組合。這個組合的不太多的馴化潛力,就是北美糧食生產很晚才開始的主要原因

第 九 章

斑馬、不幸的婚姻和

安娜·卡列尼娜原則

可馴化的動物都是可以馴化的;不可馴 化的動物各有各的不可馴化之處。

如要你認為你以前讀到過和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說對了。只要稍稍改動一下,那就成了托爾斯泰偉大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蓖袪査固┻@句話的意思是,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須在許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兩性的吸引、對金錢的共識、對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親六眷,以及其他重大問題。在所有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個方面出了問題,就可使婚姻毀掉,即使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樣不少。

這個原則推而廣之,可以用來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許多方而。對于成功,我們往往是尋求容易的、單一因素的解釋。然而,對于大多數重大的事情來說,成功實際上需要避免許多個別的可能的失敗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則說明動物馴化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那就是,許多看似合適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如斑馬和西瑞,從來沒有被馴化過,而成功馴化的動物幾乎清一色地出產在歐亞大陸。在前兩章里我們討論了為什么許多看似適于馴化的野生植物沒有得到馴化,現在我們可以著手解決與馴養的哺乳動物有聯系的問題。我們前面的關于蘋果或印第安人的問題現在變成了關于斑馬或非洲人的問題。

在第四章中,我們曾提醒自己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對那些擁有它們的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那許多方面。最顯著的是,這些動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陸上運輸、皮革、軍事突擊手段、犁具牽引、毛絨以及使先前沒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

當然,除此以外,馴養的小型哺乳動物、馴養的鳥類和昆蟲對人類也是有益的。有許多鳥是因為它們的肉、蛋和羽毛而被馴化的:中國的雞、歐亞太陸某些地區的各種鴨和鵝、中美洲的火雞、非洲的珍珠雞和南美洲的美洲家鴨。狼在歐亞大陸和北美經過馴化變成了我們的狗,用來打獵、看門、做寵物,以及在某些社會里充當食物。為充當食物而被馴化的嚙齒目動物和其他小型哺乳動物包括歐洲的免、安第斯山脈的豚鼠、西非的一種巨鼠、可能還有加勒比海諸島上的一種叫做硬毛鼠的嚙齒目動物。白鼬在歐洲被馴化來兔,貓在北非和西南亞被馴化來獵捕嚙齒目有害動物。近至19世紀和20世紀馴化的小型哺乳動物包括為毛皮而飼養的狐、水貂和絨鼠以及當寵物飼養的倉鼠。甚至有些昆蟲也被馴化了,主要的有蜜蜂和中國的蠶蛾,飼養它們是分別為了得到蜂蜜和蠶絲。

許多這樣的小動物就是這樣為人類提供食物、衣著和溫暖。但它們沒有一種可以拉犁或拉車,沒有一種可以供人騎乘,除狗外沒有一種可以拉雪橇或成為戰爭機器,在用作食物方面它們也沒有一種像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那樣重要。因此,這一章的剩余部分將只限于討論大型哺乳動物。

馴化的哺乳動物的重要性全靠數量驚人之少的幾種大型陸生食草動物。(只有陸生哺乳動物得到了馴化,其原因顯而易見,在現代海洋世界的設施發展起來以前,水生哺乳動物是很難飼養和繁殖的。)如果我們把“大型”規定為“重量超過100磅”,那么只有34種這樣的哺乳動物在20世紀前得到馴化(見表9.1所列)o在這14種古代哺乳動物中,9種(表9.1中的“次要的9種”)僅對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區的人來說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單峰駱駝、中亞雙峰駱駝、美洲駝/羊駝(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種)、驢、馴鹿、水牛、牦牛牛、爪畦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種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這5種馴化的主要哺乳動物是牛、綿羊、山羊、豬和馬。

這里所列舉的初看起來似乎有明顯的遺漏。曾幫助漢尼拔的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非洲象怎么樣?今天在東南亞仍被用作役畜的亞洲象怎么樣?是的,我沒有忘記它們,但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區別。象被馴服了,但絕不是馴化。過去漢尼拔的象和今天亞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馴服的好象;它們在圈養中是不交配的。相比之下,馴化動物則可定義為:使某種動物在圈養中通過有選擇的交配,使其與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為控制其繁殖與飼養的人類所利用。

換句話說,馴化就是把野生動物改變成對人類更有用的東西。真正馴化的動物在許多方面不同于它們的野生祖先。這方面的差異是由兩個過程產生的:人類對那些比同種中其他動物個體更有益于人類的動物個體所作出的選擇,和動物對在不同于野生環境的人類環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選擇變異力量所作出的自動演化反應。我們己在第七章中看到,所有這些說法也適用于植物馴化。

馴化的動物產生了不同于它們的野生祖先的演變,有以下幾個方面。許多動物的形體大小改變了:牛、豬和綿羊在馴化中形體變小了,而豚鼠在馴化中則形體變大了。綿羊和羊駝因保留了毛絨并減少或失去了硬毛而得到選擇,而母牛則因產奶量高得到選擇。有幾個馴養的動物同它們的野生祖先相比,腦袋較小,感覺器官也較不發達,因為它們不再需要它們的祖先賴以逃脫野外捕食者的那種比較大的腦袋和比較發達的感覺器官了。

為了正確認識在馴化中產生的變化,可以把家犬的野生祖先狼同許多不同品種的狗加以比較。有些狗比狼大得多(丹麥大狗),而另一些狗則又小得多(哈巴狗)。有的生得體型修長,可用于賽跑(靈提),有的天生腿短,如用于賽跑則毫無價值(達克斯獵狗)。它們在毛形和顏色方面差異很大.有些甚至連毛都沒有。波利尼西亞人和阿茲特克人培育出來的狗,是為了充當糧食而特地飼養的品種。把達克斯獵狗拿來和狼比較一下,而如果你并不知道它們之間的關系,你也會毫不懷疑前者是從后者演化來的。

這14種古代大型食草類馴化哺乳動物的野生祖先,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勾的。這樣的野生祖先在南美只有一種,它產生了美洲駝和羊駝。北美、澳大利亞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連1種都沒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沒有本地的馴化哺乳動物,這尤其令人驚訝,因為今天旅游者去非洲旅游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去看那里豐富多樣的野生哺乳動物。相比之下,這14種中有13種(包括主要的5種中的全部)的野生祖先只有歐亞大陸才有。(和在本書中的其他地方一樣,我使用的“歐亞大陸”這個詞在幾種情況下把北非也包括在內,因為從生物地理學和人類文化的許多方面來看,北非與歐亞太陸的關系比它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關系更加密切。)

當然,這13種的野生祖先并非全都同時出現在整個歐亞大陸。沒有一個地區擁有這全部13種,有幾種的野生祖先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野生牦牛只限于西藏和鄰近的高原地區。然而,在歐亞大陸的許多地方,這13種中的確有好幾種同時生活在同一地區:例如,野生祖先中有7種出現在西南亞。

各大陸之間野生祖先的這種十分不均勻的分布,成了歐亞大陸人而不是其他大陸的人最后得以擁有槍炮、病菌和鋼鐵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怎樣來解釋這14種古代哺乳動物集中出現在歐亞大陸的現象呢?

有一個原因很簡單。歐亞大陸擁有數量最多的陸生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無論它們是否都是馴化動物的祖先。我們不妨把某個“馴化的候補者”定義為平均重量超過100磅(45公斤)的任何陸生草食的或雜食的哺乳動物(不是以肉食為主的哺乳動物)。表9.2表明,歐業大陸擁有最多的可供馴化的候補哺乳動物,達72種.正如它在其他許多植物群和動物群方面擁有最多的品種一樣。這是因為歐亞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塊,它的生態環境也是千變萬化的,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從廣闊的熱帶雨林、溫帶雨林、沙漠和沼澤到同樣廣闊的凍原,應有盡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可供馴化的候補哺乳動物較少,共51種,正如它在其他大多數植物群和動物群方面品種較少一樣——因為同歐亞大陸相比,它的面積較小,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較少。非洲熱帶雨林的面積比東南亞的。诒本37度北沒有任何溫帶的動植物生存環境。我在第一章中討論過,美洲以前的可供馴化的候補動物幾乎和非洲的一樣多,但美洲的大多數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包括那里的馬、那里的大多數駱駝以及其他一些如果生存下來也可能得到馴化的動物)在13000年前就已滅絕了。澳大利亞是最小的也最孤立的大陸,那里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種類始終比歐亞大陸、非洲或美洲少得多。正如在美洲一樣,在澳大利亞除紅袋鼠外所有這少數幾種可供馴化的候補動物,大約在這個大陸第一次有人移居時就已滅絕了。

因此,歐亞大陸何以一直是大型哺乳動物馴化的主要場所,對這個問題的部分解釋是:它是一個一開始就擁有最多的可供馴化的野生哺乳動物的大陸,在過去的4萬年中,那里這樣的動物因絕種而消失的也最少。但表9.2中的數字提醒我們,那不是全部的解釋。有一點也是確然無疑的:在那些候補的哺乳動物中,實際得到馴化的比例在歐亞大陸最高(18%),而在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特別低(在51種候補動物中竟沒有一種得到馴化)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大量的非洲和美洲哺乳動物沒有得到馴化,盡管它們在歐亞大陸有得到馴化的近親或和它們極相似的動物。為什么歐亞大陸的馬能夠馴化,而非洲的斑馬卻不能呢?為什么歐亞大陸的豬能夠馴化,而美洲的西瑞或非洲的3種真正野豬卻不能?為什么歐亞大陸的5種野牛(松毛長角野牛、水牛、牦牛、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能夠馴化,而非洲野;蛎乐抟芭s不能?為什么亞洲的摩弗倫羊(我們飼養的綿羊的祖先)能夠馴化,而北美洲的加拿大盤羊卻不能?

雖然非洲、美洲和懊大利亞的所有那些族群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他們在動物馴化方面是否都有歐亞大陸族群所沒有的某些文化障礙?例如,非洲的大型野生動物數量很多.可以通過貓殺來得到,從而使非洲人特意去飼養家畜成為多余之舉?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否!有5個方面的證據可以駁倒上面的解釋:非歐亞大陸族群迅速接受了歐亞大陸馴化的動物,人類有豢養寵畜的普遍愛好,古代的那14種哺乳動物迅速得到馴化.其中有幾種還屢次獨立地得到馴化.以及現代人所作的進一步馴化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首先,當歐亞大陸的主要5種馴化的哺乳動物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時,凡是條件許可的地方,它們都被迥然不同的—些族群所接受。這些非洲牧人因此取得了對非洲狩獵采集族群的巨大優勢,并迅速取代他們。尤其是班圖族農民,由于獲得了牛和綿羊,從他們的家園向西非擴展,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在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余大多數地區打垮了先前的狩獵采集族群。甚至在沒有獲得作物的情況下,一些科伊桑族群由于在約2000年前獲得了牛和綿羊而在非洲南部的廣大地區取代了科伊桑的狩獵采集族群。馴養的馬匹引進西非后改變了那里的戰爭情況,把那個地區變成了一批依靠騎兵的王國。使馬匹未能向西非以外地區擴散的唯一因素是采采蠅傳播的錐蟲病。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缺少適于馴化的本地野生哺乳動物的當地族群終于有機會獲得歐亞大陸的家畜,這種模式就會反復出現。無論是在北美還是在南美,在馬從歐洲人的定居點逃逸出來后不到一代人時間,歐洲馬就被印第安人熱切地接受了。例如,到19世紀,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已經成了騎術精良的戰士和獵捕野牛的能手,但他們卻是在17世紀晚些時候才得到馬匹的。從西班牙人那里獲得的綿羊,同樣改變了納瓦霍族印第安人的社會,尤其是使納瓦霍人得以織出他們因之而出名的美麗的羊毛毯。在帶狗的歐洲人于塔斯馬尼亞島定居后不到10年,以前從未見過狗的塔斯馬尼亞島土著就開始為狩獵之用而飼養很多的狗。岡此,在澳大利亞、美洲和非洲的數以千計的文化各異的土著中,沒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在妨礙動物馴化。

毫無疑問,如果這些大陸上的某些本地野生哺乳動物是可馴化的,那么澳大利亞、美洲和非洲的某些族群可能已馴化了它們,并從它們身上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像他們從歐亞大陸的家畜得到利益一樣,因為當年在能夠得到這些家畜時,他們曾立即予以來納。例如,可以考慮一下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各個族群,他們生活的地方和野班馬和野牛近在咫尺。為什么非洲沒有至少一個狩獵采集部落馴化這些斑馬和野牛,從而獲得對其他非洲人的支配力量,而不必等到歐亞大陸的馬和牛的到來?所有這些事實表明,對于歐業大陸以外沒有當地哺乳動物的馴化這個問題的解釋,在于當地現有的野生哺乳動物本身,而不是在于當地的人。

支持這一解釋的第二個證據來自寵物。把野生動物當寵物來飼養并加以調教,是動物馴化的第一階段。各個大陸的幾乎所有傳統的人類社會都有關于寵物的記述。這樣調教出來的野生動物的種類,遠遠多于最后得到馴化的野生動物的種類,并且包括了幾種我們幾乎不曾料想會成為寵物的野生動物。

例如,在我工作的那些新幾內亞的村莊里,我常?吹饺藗儙е鴮櫸锎、袋貂和從鹟到鶚無所不有的鳥。這些被捕捉到的動物雖然有些被當作寵物來飼養,但大多數最后還是被吃掉了。新幾內亞人甚至還經常去捕捉鶴鴕(一種形似鴕鳥的不會飛的大型鳥類)的幼鳥,并把它們喂養大當美昧來吃——雖然捕捉到的成年鶴鴕極其危險,不時地把村民來個開膛破肚。有些亞洲族群調教雕用于打獵,雖然偶爾也有關于這些兇猛的寵物殺死訓練它們的人的傳聞。古埃及人和亞述人以及現代的印度人訓練獵豹用于打獵。古埃及人的繪畫表明,他們甚至還馴養(并不令人驚奇)有蹄類哺乳動物如瞪羚和麋羚,鳥類如鶴,比較令人驚奇的是馴養長頸鹿(可能有危險),最令人驚奇的是馴養鬣狗。非洲象盡管明顯有危險,但在羅馬時代已有人馴養,而亞洲象在今天仍然在被人馴養。也許最不可能成為寵物的動物是歐洲棕熊(與美洲的灰熊是同種),但日本的阿伊努人常把熊崽抓來馴養,待養大后在宗教儀式上殺來吃。

因此,許多野生動物在導致馴化的動物與人的關系的連續序列中都達到了第一階段,但只有幾種出現在序列的另一端而成為家畜。一個多世紀前,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簡明地概述了這方面的差異:“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有可能得到馴化,有幾種……在很久以前就馴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時僅僅由于在一個小小的細節上出了問題,就注定永遠野生了!

動物馴化的年代,為證實高爾頓的觀點提供了第三個證據。高爾頓認為,早期牧民很快就馴化了所有適于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關于有些動物的馴化年代,我們已有了考古證據。這些動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2500年這一段時間馴化的——就是說,是在上次冰期結束后出現的定居的農牧社會開頭的幾千年內馴化的。正如表9.3所概述的那樣,大型哺乳動物馴化的年代從綿羊、山羊和豬開始,到駱駝結束。公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沒出現過任何有重大意義的動物馴化了。

當然,在公元前2500年的很久之后,確實有些小型哺乳動物首次得到了馴化。例如,直到中世紀兔子由于可以充當食物才得到馴化,實驗室研究用的老鼠直到20世紀才得到馴化,作為寵物飼養的倉鼠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得到馴化。小型哺乳動物馴化的繼續發展并不令人感到驚奇,因為確實有數以千計的野生動物可以用作馴化的候補者,同時也因為對傳統社會來說它們的價值太小,不值得花氣力去飼養。但大型哺乳動物的馴化實際上在4500年前就結束了。到那時,世界上全部148種可以用來馴化的候補大型動物必定已被試驗過無數次,結果只有幾種通過了試驗,剩下的就再也沒有適合馴化的了。

還有第四個證據可以用來說明某些哺乳動物適合馴化的程度比另一些哺乳動物大得多。這個證據來自對同一種動物所進行的反復的獨立的馴化。以我們稱之為線粒體DNA的遺傳物質的各個部分為基礎的遺傳學證據最近證實了,有隆肉的印度牛和沒有隆肉的歐洲牛的野生祖先是在幾萬年前即已分化的兩個不同的野牛種群,而這在過去長期以來是一直遭到懷疑的。換句話說,印度人馴化了本地的亞種松毛長角野牛,西南亞人獨立地馴化了他們自己的西南亞亞種松毛長角野牛,而北非人可能也是獨立地馴化了北非的松毛長角野牛。

同樣,在美洲以及可能還有包括中國和西南亞在內的歐亞大陸的幾個不同地區,狼被獨立地馴化成狗,F代豬的馴化地點按先后順序有中國、歐亞大陸西部以及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地區。這些例子又一次著重表明了:相同的幾種適于馴化的野生動物吸引了許多不同的人類社會的注意。

在馴化動物方面現代嘗試的失敗,提供了最后一個證據,表明過去在馴化剩下的大批候補野生動物方面的失敗是由于這些動物本身的缺點,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點。今天的歐洲人繼承了地球上最悠久的動物馴化傳統之一——這個傳統是大約一萬年前在西南亞開始的。自15世紀以來,歐洲人的足跡遍布全球,他們見到了歐洲沒有的野生哺乳動物。歐洲的移民,如我在新幾內亞遇到的帶著寵物袋鼠和袋貂的那些人,和土著—樣,馴養了許多當地的哺乳動物,或把它們當作寵物。遷往其他大陸的歐洲牧人和農民也認真努力地去馴化當地的一些哺乳動物。

表9.3大型哺乳動物馴化得到證明的最早的大致年代

動物 年代(公元前) 地點

狗 10000 西南亞 、中國、北美

綿羊 8000 西南亞

山羊 8000 西南亞

豬 8000 中國、西南亞

牛 6000 西南亞、印度、北非

馬 4000 烏克蘭

驢 4000 埃及

水牛 4000 中國?

美洲駝/羊駝 3500 安第斯山脈

中亞雙峰駝 2500 中亞

阿拉伯單峰駝2500 阿拉伯半島

表中的年代和地點只是迄今為止得到證明的最早的年代和地點

在19世紀和20世紀,至少有6種大型哺乳動物——大角斑羚、駝鹿、麋鹿、麝牛、斑馬和美洲野!闪艘恍┌才诺锰貏e井井有條的計劃的研究對象,這些計劃由現代的動物育種專家和遺傳學家執行,目的就是對這些動物進行馴化。例如.非洲最大的羚羊大角斑羚因其肉質肥美和奶量豐富而在烏克蘭的新阿斯卡尼亞動物園以及英國、肯尼亞、津巴布韋和南非等地一直成為被選中的研究對象;蘇格蘭阿伯丁的羅威特研究所經營了一家駝鹿(用英國的術語說就是馬鹿)實驗農場;在俄羅斯的佩切羅—伊利奇國家公園也開辦了一家麋鹿實驗農場。然而,這些現代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雖然美洲野牛肉偶爾也出現在美國的一些超級市場上,雖麋鹿已在瑞典和俄羅斯被用來騎乘、擠奶和拉雪橇,但這些努力沒有一項產生具有足夠經濟價值的成果來吸引許多大牧場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同歐亞大陸的那些容易感染非洲疾病的家畜相比,非洲大角斑羚對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對氣候的適應能力使它獲得了一種巨大的優勢,但近來在非洲范圍內進行的馴化大角斑羚的努力始終未能得到普及。

因此,無論是幾千年中一直能夠得到用于馴化的候補動物的本地牧人,還是現代的遺傳學家,都一直未能成功地使古代那14種以外的大型哺乳動物成為有用的馴化動物,而那14種動物至少在4500年前就已馴化了。然而,今天的科學家們只要愿意,無疑能夠為許多種動物去實現關于馴化的那一部分的定義,即關于控制交配和食物的規定。例如,圣迭戈和洛杉磯的動物園現在正使最后幸存的加利福尼亞兀鷹受到超過任何其他馴化動物的嚴格的交配控制。對每一只兀鷹都要進行遺傳鑒定,并由計算機程序來決定哪一只雄鷹同哪一只雌鷹進行交配,以便達到人類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是為了產生最大限度的遺傳差異,從而使這種瀕臨滅絕的鳥得以保存)。一些動物園正在執行用于其他許多有滅絕之虞的動物的繁殖計劃,這些動物包括大猩猩和犀牛。但這些動物園嚴格挑選加利福尼亞兀鷹,不可能帶來經濟上有益的結果。動物園對犀牛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雖然活犀牛的肉重達3噸以上。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馴化犀牛(以及其他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有著不可逾越的障礙。

總之,在全世界作為馴化候補考的148種陸生食草類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中,只有14種通過了試驗。為什么其余的134種沒有能通過試驗呢?弗朗西斯·高爾頓在把其余那些動物說成是“注定要永遠野生”時指的是哪些情況呢?

答案來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則。要能得到馴化,每一種候補的野生動物都必須具有許多不同的特點。缺少了哪一個必不可少的特點,都會使馴化的努力失敗,就像使建立幸;橐龅呐κ∫粯。我們在擔任斑馬和人類這一對的婚姻問題咨詢指導時,至少可以找出馴化失敗的6組原因。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種動物在吃某種植物或另一種動物時,食物生物量轉換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遠遠低于l0O%:通常在10%左右。就是說,要花費1萬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養出一頭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養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動物,你就得用1萬磅重的食草動物去喂它,而這1萬磅重的食草動物又需要用l0萬磅的玉米來飼養。即使在食草動物和雜食動物中,也有許多像樹袋熊這樣的動物在偏愛植物方面過分挑剔,要想成為飼養場里的牲畜實在不敢恭維。

由于這種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沒有—種食肉的哺乳動物為了充當食物而被馴化。(其所以未能得到馴化,不是因為其肉硬或無味:我們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魚類,而我本人也能證明獅肉餡餅的美味。)最最勉強的例外是狗。狗本來是被馴化來看門和做打獵的伙伴的,但不同品種的狗被培育出來,在阿茲特克時代的墨西哥、波利尼西亞和古代中國,狗還被飼養來充當食物。然而,經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類社會的萬不得已的事:阿茲特克人沒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亞人和古代中國人只有豬和狗。有了馴養的食草哺乳動物的人類社會也不會費心思去吃狗肉的,除非把它當作一種少有的美味佳看(就像在今天西南亞的某些地區那樣)。此外,狗不是嚴格的食肉動物,而是雜食動物:如果你天真地認為你的愛犬其實是吃肉的,那就請你讀一讀你家狗食袋上的原料配方一覽表。阿茲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亞人養來吃的狗即使靠吃蔬菜和食物下腳也一樣能長得膘肥體壯。

生長速度。為了值得飼養,馴化動物也必須生長迅速。這個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給排除了,雖然它們都吃素,絕對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個想要成為飼養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場主會花15年時間去等待他的牧群長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現代亞洲人發現把大象從野外捉來加以調教要省錢得多。

圈養中的繁殖問題。我們人類不喜歡在眾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潛在價值的動物也不喜歡這樣傲。這就是對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獵豹的馴化嘗試中途天折的原因,雖然幾千年來我們一直懷有馴化它的強烈興趣。

我在前面提到過,馴養的獵豹作為比狗不知強多少倍的獵獸,曾受到古埃及人、古亞述人和現代印度人的重視。印度莫臥兒帝國的一個皇帝圈養了1000頭獵豹。盡管許多富有的王公貴族為此投人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們所有的獵豹都是從野外捉來后馴養的。這些王公貴族想要使獵豹在圈養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現代動物園的生物學家才成功地使第一頭獵豹在動物園里出生。在野外,幾個雄性獵豹兄弟對一頭雌性獵豹要追逐好幾天,而所以需要用這種粗魯的長距離的求愛方式,似乎是為了使雌性獵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關在籠子里的獵豹通常拒絕按照那種精心策劃的求愛程式辦事。

類似的問題也使繁殖南美小羊駝的計劃受挫。南美小羊駝是安第斯山脈的一種野駱駝,它的毛是獸毛中最細最輕的,因而為人們所珍視。古代印加人把野生小羊駝趕進圍欄,剪下它們的毛.然后再把它們放走。需要這種名貴駝毛的現代商人要么用印加人的老辦法,要么干脆把野生的小羊駝殺死。盡管有金錢和名聲的強烈刺激.為了獲得駝毛而在圈養中繁殖小羊駝的所有嘗試都失敗了,其原因包括:小羊駝在交配前要經過長時間的復雜的求偶程式,一種在圈養中無法做到的程式;雄性小羊駝彼此之間水火不能相容;以及它們需要一個終年使用的覓食區和一個分開的終年使用的睡眠區。

兇險的性情。當然,幾乎任何一種體形夠大的哺乳動物都能殺人。豬、馬、駱駝和牛都殺死過人。然而,有些大型動物性情還要兇險得多,比其他動物也危險得多。動則殺人的傾向使許多本來似乎理想的動物失去了馴化的候補資格。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貴的美食,灰熊體重可達1700磅,它們主要吃素(雖然也是可怕的獵手),它們素食的范圍很廣,它們靠吃人的食物下腳而茁壯生長(從而在黃石公園和冰川國家公園造成了巨大的問題).它們生長的速度也比較快。如果灰熊能在圈養中表現良好,它們就會成為絕妙的產肉動物。日本的阿伊努人做過試驗,習慣上把飼養灰熊的幼仔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的—部分。然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覺得還是小心為妙,在灰熊的幼崽長到一歲大時便把它們殺來吃掉。較長時間地飼養灰熊可能是自殺行為;我不知道有誰馴養過成年灰熊。

另一種本來合適但由于同樣明顯的原因而被自己取消了馴化候補資格的動物是非洲野牛。它很快就長到一噸重。它過著群居生活。野牛群中具有完善的優勢等級,這是野牛群的一個特點,關于這個特點的好處我們將在以后討論。但非洲野牛被認為是非洲最危險、脾氣最難預料的大型哺乳動物。任何一個蠢到想去馴化非洲野牛的人要么因此而送命,要么不得不在它長得太大大兇險之前把它殺死。同樣,河馬這個4噸重的素食動物,如果不是因為它們那樣危險,可能會成為農家的大牲口。河馬每年殺死的人比非洲的任何其他哺乳動物(甚至包括獅子)殺死的人都要多。

對于這些臭名昭著的兇猛的動物失去了馴化的候補資格這一點,很少人會感到驚奇。但還有一些候補動物,它們的危險卻鮮為人知。例如,8種野生的馬科動物(馬及其親繞動物)在性情方而差異很大,雖然這8種在遺傳上彼此非常接近,所以彼此可以交配并生出健康的(雖然通常不育的)后代。其中的兩種——馬和北非驢(現代驢的祖先)成功地得到馴化。同北非驢關系密切的是亞洲驢,也叫中亞野驢。由于中亞野驢的家鄉包括西方文明和動物馴化的搖籃新月沃地,古代人必定用中亞野驢進行過廣泛的試驗。我們根據蘇美爾人和后人的描繪得知,中亞野驢經常被人獵殺,也經常被人捉來同驢和馬雜交。古人描繪過一種形狀像馬的動物,用來騎乘或拉車,可能就是指中亞野驢。然而,所有描繪過它們的人,從羅馬人到現代動物園飼養員,對它們的暴躁脾氣和咬人惡習都沒有好評。因此,雖然中亞野驢在其他方面和驢的祖先有相似之處,但卻從未被馴化過。

非洲的4種斑馬情況甚至更糟。馴化它們的努力已經到了讓它們拉車的地步:在19世紀的南非,有人試過把它們當役畜,怪人沃爾特·羅特希爾德勛爵坐著斑馬拉的馬車在倫敦街上駛過?上У氖,斑馬長大后變得難以對付。(我們并不否認有許多馬有時脾氣也很暴躁,但斑馬和中亞野驢的脾氣要暴躁得多,而且一律如此。)斑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討厭習慣。它們因此而咬傷的美國動物園飼養員甚至比老虎咬傷的還多!斑馬實際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在牧馬騎術表演中獲得套馬冠軍的牛仔也無法做到——因為斑馬有一種萬無一失的本領,在看著繩圈向它飛來時把頭一低就躲開了。

因此,給斑馬裝上鞍子或騎上它是很少有的事(如果曾經有過的話),于是南非人想要馴化它們的熱情減少了。具有潛在危險的大型哺乳動物的難以預測的攻擊行為,也是在馴化麋鹿和大角斑羚方面開始時頗有希望的現代實驗沒有取得更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容易受驚的傾向。大型食草類哺乳動物以不同的方式對來自捕食者或人類的危險作出反應。有幾種在覺察到危險時會變得神經緊張,動作敏捷,并且照例立即逃走。還有幾種則動作遲緩.不那么緊張,在群集中尋求保護,在受到威脅時站在原地不動,不到必要時不會逃跑。大多數鹿和羚羊(馴鹿是顯著的例外)屬于前—種,綿羊和山羊則屬于后一種。

自然,容易緊張的那幾種難以圈養。如果把它們關在圍欄里,它們也可能驚恐不安,不是被嚇死,就是為了逃生在圍欄上撞死。例如,瞪羚的情況就是如此。幾千年來,在新月沃地的—些地區,瞪羚是最經常被獵捕的動物。在該地區最早定居的人除了瞪羚再沒有更多機會去馴化別的哺乳動物。但沒有任何瞪羚得到馴化。想象一下放牧這樣一種動物的情景吧:它飛速逃走,盲目地向圍墻一頭撞去,它一跳就能達到差不多30英尺遠,奔跑的速度能夠達到每小時50英里!

群居結構。幾乎所有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都證明它們的野生祖先具有3個共同的群居特點:它們生活在群體里;它們在群體成員中維持著一種完善的優勢等級;這些群體占據重疊的生活范圍,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領域。例如,一個野馬群包括一匹公馬、6、7匹母馬和一些小馬駒。母馬A支配著母馬B、c、D和以母馬B順從母馬A,但支配母馬c、D和E。母馬C順從母馬B和A,但支配母馬D和E.以此類推。馬群在行進時,其成員保持著一種固定不變的次序:公馬殿后;級別最高的母馬居前,后面跟隨著它的小馬駒,次序按年齡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馬按級別排列,每匹母馬后面跟隨著它的按年齡排列的小馬駒。這樣,許多成年馬就可以在這個馬群中共處,用不著經常打架,而且每匹馬都知道自己在馬群中的地位。

路人的后面,就像通常跟在級別最高的母馬后面一樣。綿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體中也有類似的等級。隨著幼獸在這個群體中長大,它們就牢牢記住了它們經?吹降纳砼缘哪切﹦游,在野生環境中,它們看到的是同種的成員,但在圈養狀態下,群體中的幼獸看到的還有身旁的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記住了。

這種群居動物適合于放牧。既然它們彼此相安無事,所以就能把它們集中在一起。既然它們本能地跟隨一個起支配作用的領袖.而且把人當作那個領袖而牢牢記住,所以它們就樂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驅趕。群居動物在擁擠的圈養條件下也能生長良好,因為它們在野生時就已習慣于生活在密集的群體中了。

相形之下,獨居的地盤性的動物就不能把它集中起來放牧。它們彼此不能相容,它們沒有把人牢牢地記在心上,它們也不會本能地順從。誰見過一群貓(野生時是獨居的和地盤性的)跟在一個人的后面或者讓—個人把它們集中起來照管?每一個喜歡貓的人都知道.貓不像狗那樣對人出于本能地順從。貓和雪貂是唯—的得到馴化的地盤性哺乳動物,我們馴化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它們當作肉食來源而大群地放牧,而是把它們當作獨居的獵獸或寵物來飼養。

雖然大多數獨居的地盤性動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馴化.但不能反過來說大多數群居的動物都能得到馴化。下面的另外幾個原因中只要有一個原因,它們中的大多數就不能馴化。

首先,有許多動物的群體并不擁有重疊的生活范圍,而是保持排斥其他群體的獨占領域。把這兩樣動物圈養在一起,就如同把兩只獨居的雄性動物圈養在一起一樣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許多動物在一年的部分時間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節就變成地盤性的了,這時它們見面就爭斗,彼此不能相容。大多數的鹿和羚羊都是如此(馴鹿又一次例外),這也是所有群居的羚羊不適合馴化的主要因素之一.雖然非洲以這些羚羊而著名。雖然人們對非洲羚羊的第一個聯想是“沿地平線密密麻麻的羊群”,但事實上這些羊群中的雄性羚羊在交配期間都劃分了地盤,彼此兇猛地爭斗。因此,這些羚羊不能像綿羊、山羊或牛那樣圈養在擁擠的圍欄思。爭奪地盤的行為加上性情兇猛和生長緩慢,同樣使犀牛不能成為農家場院里的牲口。

最后,許多群居動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數鹿和羚羊,并沒有界限分明的優勢等級,因此在本能上并沒有準備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領袖牢記在心(因而也不會把人記在心上)。結果.雖然許多鹿和羚羊給馴服了(請想一想班比的所有那些真實的故事),但人們從來沒有見過那種像綿羊一樣成群放牧的馴養的鹿和羚羊。這個問題也使對北美加拿大盤羊的馴化半途而廢,雖然這種羊和亞洲的摩弗倫羊同屬,是我們馴養的綿羊的祖先。加拿大盤羊適合我們的需要,在大多數方面與摩弗倫羊相似,只是在一個關鍵方面例外:它們缺乏摩弗倫羊的那種固定不變的行為,即使這些個體對另一些它們承認其優勢的個體表現順從。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我在本孽開始時提出的那個問題。從一開始,動物馴化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那種表面上的隨意性:有些動物馴化了,而它們的近親卻沒有得到馴化。除少數幾種外,所有可以作為馴化候補者的動物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則排除了。人類同大多數動物締結了一種不幸的婚姻,這是由于許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個或多個原因造成的:動物的日常食物、生長速度、交配習慣、性情、容易受驚的傾向以及群居組織的幾個不同的特點。只有很少一部分野生哺乳動物由于在上述所有這些方面都能協調一致而最終得以和人類結成美滿的婚姻。

歐亞大陸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陸的民族繼承了多得多的可馴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類食草動物。這一結果及其為歐亞大陸社會帶來的全部利益,來自哺乳動物地理學、歷史和生物學這3個基本事實。首先,歐亞大陸由于其廣大面積和生態的多樣性.一開始就擁有最多的可供馴化的候補動物。其次,澳大利亞和美洲,而不是歐亞大陸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動物滅絕的大規模浪潮中失去了它們大多數可供馴化的候補動物——這可能是因為前兩個大陸的哺乳動物不幸首先突然接觸到人類,而且這時已是我們的進化史的后期階段,我們的狩獵技巧已經得到了高度的發展。最后,證明適合馴化的幸存的候補動物,在歐亞大陸要多于其他大陸。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曾馴化的候補動物,就可以看出使其中每一種失去馴化資格的一些特有原因。因此,托爾斯泰可能會贊同一位前輩作家圣馬太。的真知灼見:“被傳喚者眾,而被選中者少!

第 十 章

遼闊的天空和偏斜的軸線

請在下頁的世界地圖(圖10.1)上比較一下各大陸的形狀和軸線走向。你會對一種明顯的差異產生深刻的印象。美洲南北向距離(9000英里)比東西向距離大很多:東西最寬處只有3000英里,最窄處在巴拿馬地軸.僅為40英里。就是說,美洲的主軸線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況也是一樣,只是程度沒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歐亞大陸的主軸線則是東西向的。那么.大陸軸線走向的這些差異對人類歷史有什么影響呢?

本章將要討論我所認為的軸線走向的差異所產生的巨大的、有時是悲劇性的后果。軸線走向影響了作物和牲口的傳播速度,可能還影響文字、車輪和其他發明的傳播速度。這種基本的地理特征在過去500年中對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歐亞大陸人十分不同的經驗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糧食生產的傳播對于了解在槍炮、病菌和鋼鐵的出現方面的地理差異,同糧食生產的起源一樣證明是決定性的。關于糧食生產的起源問題,我們在前幾章已經考察過了。正如我們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樣,這是因為地球上獨立出現糧食生產的地區多則9個,少則5個。然而,在史前時期,除了這少數幾個糧食生產的發源地外,在其他許多地區也已有了糧食生產。所有這些其他地區之所以出現糧食生產,是由于作物、牲口以及栽種作物和飼養牲口的知識的傳播,在某些情況下,則是由于農民和牧人本身遷移的結果。

糧食生產的這種傳播的主要路線,是從西南亞到歐洲、埃及和北非、埃塞俄比亞、中亞和印度河河谷;從薩赫勒地帶和西非到東非和南非;從中國到熱帶東南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朝鮮和日本;以及從中美洲到北美洲。此外,糧食生產甚至在它的發源地由于來自其他發源地的另外一些作物、牲口和技術而變得更加豐富了。

正如某些地區證明比其他地區更適合于出現糧食生產一樣,糧食生產傳播的難易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從生態上看十分適合于糧食生產的地區,在史前期根本沒有學會糧食生產,雖然史前糧食生產的一些地區就在它們的附近。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農業和畜牧業沒有能從美國西南部傳入印第安人居住的加利福尼亞,也沒有能從新幾內亞和印度尼西亞傳入澳大利亞;農業沒有能從南非的納塔爾省傳入南非的好望角省。即使在所有那些在史前期傳播了糧食生產的地區中,傳播的速度和年代也有很大的差異。在一端是糧食生產沿東西軸線迅速傳播:從西南亞向西傳人歐洲和埃及,向東傳入印度河河谷(平均速度為每年約0.7英里);從菲律賓向東傳入波利尼西亞(每年3.2英里)。在另一端是糧食生產沿南北軸線緩慢傳播:以每年不到0.5英里的速度從墨西哥向北傳入美國的西南部;玉米和豆類以每年不到0.3英里的速度從墨西哥向北傳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成為美國東部的多產作物;美洲駝以每年不到0.2英里的速度從秘魯向北傳入厄瓜多爾。如果不是像我過去的保守估汁和某些考古學家現在所假定的那樣,遲至公元前3500年玉米才得到馴化,而是像大多數考古學家過去經常假定(其中許多人現在仍這樣假定)的那樣,玉米馴化的年代要大大提前,那么上述差異甚至可能更大。

在全套作物和牲口是否得到完整的傳播這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從而又一次意味著傳播所碰到的障礙有強弱之分。例如,雖然西南亞的大多數始祖作物和牲口的確向西傳入了歐洲,向東傳入了印度河河谷,但在安第斯山脈馴養的哺乳動物(美洲駝/羊駝和原鼠)在哥倫布以前沒有一種到達過中美洲。這種未能得到傳播的令人驚異的現象迫切需要予以解釋。畢竟,中美洲已有了稠密的農業人口和復雜的社會,因此毫無疑問,安第斯山脈的家畜(如果有的話)大概是提供肉食、運輸和毛絨的重要來源。然而,除狗外,中美洲完全沒有土生土長的哺乳動物來滿足這些需要。不過,有些南美洲作物還是成功地到達了中美洲,如木薯、甘薯和花生。是什么選擇性的阻礙讓這些作物通過,卻篩選掉美洲駝和脈鼠?

對于物種傳播的這種地理上的難易差別.有一個比較巧妙的說法,叫做搶先馴化現象。大多數后來成為我們的作物的野生植物在遺傳方面因地而異,因為在不同地區的野生祖先種群中已經確立了不同的遺傳突變體。同樣,把野生植物變成作物所需要的變化,原則上可以通過不同的新的突變成產生相同結果的不同的選擇過程來予以實現。根據這一點,人們可以考察一下在史前期廣泛傳播的某種作物,并且問一問它的所有變種是否顯示了同樣的野生突變或同樣的轉化突變。這種考察的目的,是要斷定這種作物是在一個地區發展起來的,還是在幾個地區獨立發展起來的。

如果對新大陸的古代主要作物進行這種遺傳分析,其中有許多證明是包括兩個或更多的不同的野生變種,或兩個或更多的不同的轉化突變體。這表明,這個作物是在至少兩個不同的地區獨立馴化的,這個作物的某些變種經遺傳而獲得了一個地區特有的突變,而同一作物的另一些變種則通過遺傳而獲得了另一地區的突變。根據這個基本原理,一些植物學家斷定說,利

馬豆、菜豆和辣椒全都在至少兩個不同的場合得到馴化.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南美洲;而南瓜同植物和種子植物藜也至少獨立馴化過兩次,一次是在中美洲,一次是在美國東部。相形之下,西南亞的大多數古代作物顯示出只有一個不同的野生變種或不同的轉化突變體,從而表明了該作物的所有現代變種都起源于僅僅一次的馴化。

如果這種作物是在其野生產地的幾個不同地區反復地、獨立地馴化的,而不是僅僅一次和在一個地區馴化的,那么這又意味著什么呢?我們已經看到,植物馴化就是把野生植物加以改變,使它們憑借較大的種子、較少的苦味或其他品質而變得對人類有益。因此,如果已經有了某種多產的作物,早期的農民肯定會去種植它,而不會從頭開始去采集它的還不是那樣有用的野生親緣植物來予以重新馴化。支持僅僅一次馴化的證據表明,一旦某種野生植物得到了馴化,那么這種作物就在這種野生植物的整個產地迅速向其他地區傳播,搶先滿足了其他地區對同一種植物獨立馴化的需要。然而,如果我們發現有證據表明,同一種植物的野生祖先在不同地區獨立地得到馴化,我們就可以推斷出這種作物傳播得太慢,無法搶先阻止其他地方對這種植物的馴化。關于在西南亞主要是一次性馴化而在美洲則是頻繁的多次馴化的證據,也許因此而提供了關于作物的傳播在西南亞比在美洲容易的更巧妙的證據。

某種作物的迅速傳播可能不但搶先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某個地方的馴化,而且也阻止了有親緣關系的野生植物的馴化。如果你所種的豌豆已經是優良品種,那么從頭開始再去馴化同一種豌豆的野生祖先,當然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去馴化近親的野豌豆品種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對農民來說,

這種豌豆和已經馴化的豌豆實際上是同一回事。西南亞所有的始祖作物搶先阻止了對歐亞大陸西部整個廣大地區任何近親植物的馴化。相比之下,在新大陸有許多例子表明,一些同等重要的、有密切親緣關系的然而又有區別的植物,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馴化的。例如,今天全世界種植的棉花有95%屬于史前時期在中美洲馴化的短絨棉。然而,史前期南美洲農民種植的卻是巴巴多斯棉。顯然,中美洲的棉花難以到達南美洲,才使它未能在史前時代搶先阻止那里不同品種的棉花得到馴化(反之亦然)。辣椒、南瓜屬植物、莧屬植物和藜科植物是另一些作物,它們的一些不同的然而有親緣關系的品種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馴化的,因為沒有一個品種的傳播速度能夠快到搶先阻止其他品種的馴化。

因此,許多不同的現象歸結為同一個結論:糧食生產從西南亞向外傳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快。這些現象包括:糧食生產完全未能到達某些生態條件適合于糧食生產的地區;糧食生產傳播的速度和選擇性方面存在著差異;以及最早馴化的作物是否搶先阻止了對同一種植物的再次馴化或對近親植物的馴化方面也存在著差異。糧食生產的傳播在美洲和非洲比在歐亞大陸困難,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糧食生產從西南亞(新月沃地)向外迅速傳播的情況。在那里出現糧食生產后不久,即稍早于公元前8000年,糧食生產從中心向外擴散的浪潮在歐亞大陸西部和北非的其他地方出現了.它往東西兩個方向傳播,離新月沃地越來越遠。在本頁上我畫出了遺傳學家丹尼爾·左哈利和植物學家瑪麗亞·霍普夫匯編的明細圖(圖10.2),他們用圖來說明糧食生產的浪潮到公元前6500年到達希臘、塞浦路斯和印度次大陸,在公元前6000年后不久到達埃及,到公元前5400年到達中歐.到公元前5200年到達西班牙南部,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到達英國。在上述的每一個地區,糧食生產都是由最早在新月沃地馴化的同一組動植物中的某些作物和牲口所引發的。另外,新月沃地的整套作物和牲口在某個仍然無法確定的年代進入非洲,向南到了埃塞俄比亞。然而,埃塞俄比亞也發展了許多本地的作物,目前我們還不知道是否就是這些作物或陸續從新月沃地引進的作物開創了埃塞俄比亞的糧食生產。

當然,這全部作物和牲口并非全都傳播到那些邊遠地區。例如,埃及太溫暖,不利于單粒小麥在那里落戶。在有些邊遠地區,在這全部作物和牲口中,有些是在不同的時期引進的。例如,在西南歐,綿羊引進的時間早于谷物。有些邊遠地區也著手馴化幾種本地的作物,如歐洲西部的罌粟,可能還有埃及的西瓜。但邊遠地區的大部分糧食生產,在開始時都依賴新月沃地馴化的動植物。緊跟在這些馴化的動植物之后傳播的,是創始于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地區的其他發明,其中包括輪子、文字、金屬加工技術、擠奶、果樹栽培以及啤酒和葡萄酒的釀造。

為什么這一批植物竟能使糧食生產在歐亞大陸整個西部得以開始?這是不是因為在許多地區都有一批這樣的野生植物,它們在那里和在新月沃地一樣被發現有用,從而獨立地得到馴化?不,不是這個原因。首先,新月沃地的始祖作物有許多原來甚至不是在西南亞以外地區野生的。例如,在8種主要的始祖作物中,除大麥外,沒有一種是在埃及野生的。埃及的尼羅河流域提供了一種類似于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環境。因此,在兩河流域生長良好的那一批作物,在尼羅河流域也生長得相當良好,從而引發了埃及本土文明的引人注目的興起。但是,促使埃及文明的這種令人注目的興起的糧食,在埃及原來是沒有的。建造人面獅身像和金字塔的人吃的是新月沃地原生的作物,而不是埃及原生的作物。

其次,即使在西南亞以外地區確曾出現過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我們也能夠肯定歐洲和印度的作物大都得自西南亞,而不是在當地馴化的。例如,野生亞麻往西出現在英國和阿爾及利亞,往東出現在里海沿岸,而野生大麥往東甚至出現在西藏。然而,就新月沃地的大多數始祖作物而言,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工培育的品種的染色體都只有一種排列,而它們野生祖先的染色體卻有多種排列;要不,就是它們只產生一種突變(來自許多可能的突變),而由于有了這種突變,人工培育的品種和它們的野生祖先的區別就在于它們有了為人類所向往的一些特點。例如,所有人工培育的豌豆都有相同的隱性基因,這種基因使人工培育的豌豆的成熟豆莢不會像野豌豆的豆莢那樣自然爆裂,把豌豆灑落地上。

顯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數始祖作物在它們最初在新月沃地馴化后,就不會在其他地方再次馴化。如果它們是多次獨立馴化的,它們的染色體的不同排列或不同的突變就會顯示出這種多重起源所遺留的影響。因此,這些就是我們在前面討論的關于搶先馴化現象的典型例子。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傳播,搶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圍內或其他地方馴化同一野生祖先的企圖。一旦有了這種作物,就再沒有必要把它從野外采集來,使它再一次走上馴化之路。

在新月沃地和其他地方,大多數始祖作物的祖先都有可能也適于馴化的野生親緣植物。例如,豌豆是豌豆屬植物,這個屬包括兩個野生品種:豌豆和黃豌豆,前者經過馴化而成為我們園圃里的豌豆,后者則從未得到馴化。然而,野生的黃豌豆無論是新鮮的還是干的,味道都很好,而且在野外隨處可見。同樣,小麥、大麥、兵豆、鷹嘴豆、菜豆和亞麻,除已經馴化的品種外,全都有許多野生的親緣植物。在這些有親緣關系的豆類和大麥類作物中,有一些事實上是在美洲或中國獨立馴化的.離新月沃地的早期馴化地點已經很遠。但在歐業大陸西部,在幾個具有潛在價值的野生品種中,只有一種得到馴化——這大概是因為這一個品種傳播得太快,所以人們停止采集其他的野生親緣植物,而只以這種作物為食。又一次像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那樣,這種作物的迅速傳播不但搶先阻止馴化其野生祖先的企圖.而且也阻止了任何可能想要進一步馴化其親緣植物的企圖。

為什么作物從新月沃地向外傳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回答部分地決定于我在本章開始時談到的歐亞大陸的東西向軸線。位于同一緯度的東西兩地,白天的長度和季節的變化完全相同。在較小程度上.它們也往往具有類似的疾病、溫度和雨量情勢以及動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區(植被類型)。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在緯度上的位置大致相同,彼此東西相隔各為4000英里,但它們在氣候方面都很相似,而各自的氣候與其正南方僅僅1000英里處的氣候相比反而存在差異。在各個大陸上,被稱為熱帶雨林型的動植物生境都在赤道以南和赤道以北大約10度之內,而地中海型低矮叢林的動植物生境(如加利福尼亞的沙巴拉群落和歐洲的灌木叢林地帶)則是在北緯大約30度至40度之間。

但是,植物的發芽、生長和抗病能力完全適應了這些氣候特點。白天長度、溫度和雨量的季節性變化,成了促使種子發芽、幼苗生長以及成熟的植物開花、結子和結果的信號。每一個植物種群都通過自然選擇在遺傳上作好安排,對它在其中演化的季節性情勢所發出的信號作出恰當的反應。這種季節性的情勢因緯度的不同而產生巨大的變化。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長度全年固定不變,但在溫帶地區,隨著時間從冬至向夏至推進,白天逐步變長,然后在整個下半年又逐步變短。生長季節——即溫度與白天長度適合植物生長的那一段時間——在南緯度地區最短,在靠近赤道地區最長。植物對它們所處地區的流行疾病也能適應。

那些在遺傳安排方面未能配合栽種地區緯度的植物可要遭殃了!請想象一下,一個加拿大農民如果愚蠢到竟會栽種一種適于在遙遠的南方墨西哥生長的玉米,那會有什么樣的結果。這種玉米按照它那適合在墨西哥生長的遺傳安排,應該在三月份就準備好發芽,但結果卻發現自己仍被埋在10英尺厚的積雪之下。如果這種玉米在遺傳上重新安排,以便使它在一個更適合于加拿大的時間里———如六月份的晚些時候發芽,那么它仍會由于其他原因而碰到麻煩。它的基因會吩咐它從容不迫地生長,只要能在5個月之后成熟就行了。這在墨西哥的溫和氣候下是一種十分安全的做法,促在加拿大就是一種災難性的做法了,因為這保證會使玉米在能夠長出任何成熟的玉米棒之前就被秋霜殺死了。這種玉米也會缺少抵抗北方氣候區的疾病的基因,而空自攜帶著抵抗南方氣候區的疾病的基因。所有這些特點使低緯度地區的植物難以適應南緯度地區的條件,反之亦然。結果,新月沃地的大多數作物在法國和日本生長良好,但在赤道則生長很差。

動物也一樣,能夠適應與緯度有關的氣候特點。在這方面,我們就是典型的動物,這是我們通過內省知道的。我們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暫的白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們中的另一些人則受不了炎熱的熱帶氣候和那里特有的病菌。在近來的幾個世紀中,歐洲北部涼爽地區的海外移民更喜歡遷往北美、澳大利亞和南非的同樣涼爽的氣候區,而在赤道國家肯尼亞和新幾內亞,則喜歡住在涼爽的高原地區。被派往炎熱的熱帶低地地區的北歐人過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瘧疾之類的疾病,而熱帶居民對這類疾病已經逐步形成了某種自然的抵抗力。

這就是新月沃地馴化的動植物如此迅速地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播的部分原因:它們已經很好地適應了它們所傳播的地區的氣候。例如,農業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越過匈牙利平原進入中歐后立即迅速傳播,所以從波蘭向西直到荷蘭的廣大地區內最早的農民遺址(其標志為繪有線條裝飾圖案的特有陶器)幾乎是同時存在的。到公元元年,原產新月沃地的谷物已在從愛爾蘭的大西洋沿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的8000英里的大片地區內廣為種植。歐亞大陸的這片東西向的廣闊地區是地球上最大的陸地距離。

因此,歐亞大陸的東西向軸線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開創了從愛爾蘭到印度河流域的溫帶地區的農業,并豐富了亞洲東部獨立出現的農業。反過來,最早在遠離新月沃地但處于同一緯度的地區馴化的作物也能夠傳回新月沃地。今天.當種子靠船只和飛機在全世界運來運去的時候,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的一日三餐是個地理大雜燴。美國快餐店的一頓典型的飯食可能包括雞(最早在中國馴化)和土豆(來自安第斯山脈)或玉米(來自墨西哥),用黑胡椒粉(來自印度)調味,再喝上一杯咖啡(原產埃塞俄比亞)以幫助消化。然而,不遲于2000年前,羅馬人也已用多半在別處出產的食物大雜燴來養活自己。在羅馬人的作物中,只有燕麥和罌粟是意大利當地生產的。羅馬人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一批始祖作物,再加上溫孛(原產高加索山脈)、小米和蒔蘿(在中亞馴化)、黃瓜、芝麻和柑桔(來自印度),以及雞、米、杏、桃和粟(原產中國)。雖然羅馬的蘋果至少是歐亞大陸西部的土產,但對蘋果的種植卻要借助于在中國發展起來并從那里向西傳播的嫁接技術。

雖然歐亞大陸有著世界上處于同一緯度的最廣闊的陸地.并由此提供了關于馴化的動植物迅速傳播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還有其他一些例子。在傳播速度上堪與新月沃地整批作物相比的是一批亞熱帶作物的向東傳播,這些作物最初集中在華南,在到達熱帶東南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時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作物。在1600年內,由此而產生的那一批作物(包括香蕉、芋艿和薯蕷)向東傳播了5000多英里,進入熱帶太平洋地區,最后到達波利尼西亞群島。還有一個似乎可信的例子,是作物在非洲廣闊的薩赫勒地帶內從東向西的傳播.但古植物學家仍然需要弄清楚這方面的詳細情況。

可以把馴化的植物在歐亞大陸東西向傳播之易與沿非洲南北軸線傳播之難作一對比。新月沃地的大多數始祖作物很快就到達了埃及,然后向南傳播,直到涼爽的埃塞俄比亞高原地區,它們的傳播也就到此為止。南非的地中海型氣候對這些作物來說應該是理想的,但在埃塞俄比亞與南非之間的那2000英里的熱帶環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非洲農業是從馴化薩赫勒地帶和熱帶西非的當地野生植物(如高梁和非洲薯蕷)開始的,這些植物已經適應了這些低緯度地區的溫暖氣候、夏季的持續降雨和相對固定不變的白天長度。

同樣,新月沃地的家畜通過非洲向南的傳插也由于氣候和疾病(尤其是采采蠅傳染的錐蟲病)而停止或速度減慢。馬匹所到的地方從來沒有超過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王國。在2000年中,牛、綿羊和山羊在塞倫格蒂大平原的北緣一直止步不前,而人類的新型經濟和牲畜品種卻仍在發展。直到公元元年至公元200年這一時期,即牲畜在新月沃地馴化的大約8000年之后,牛、綿羊和山羊才終于到達南非。熱帶非洲的作物在非洲向南傳播時也遇到了困難,它們只是在新月沃地的那些牲畜引進之后才隨著黑非洲農民(班圖族)到達南非。然而,這些熱帶非洲的作物沒有能夠傳播到南非的菲什河彼岸,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的地中海型氣候條件阻止了它們的前進。

這個結果是過去2000年的南非歷史中人們非常熟悉的過程。南非土著科伊桑人(亦稱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有些已有了牲畜,但仍沒有農業。他們在人數上不敵黑非洲農民,并在菲什河東北地區被黑非洲農民取而代之,但這些黑非洲農民的向南擴張也到菲什河為止。只有在歐洲移民于1652年由海路到達,帶來新月沃地的—整批作物時,農業才得以在南非的地中海型氣候帶興旺發達起來。所有這些民族之間的沖突,造成了現代南非的一些悲。簹W洲的病菌和槍炮使科伊桑人迅速地大量死亡;歐洲人和黑人之間發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一系列戰爭;發生了又一個世紀的種族壓迫;現在,歐洲人和黑人正在作出努力,在昔日科伊桑人的土地上尋找一種新的共處模式。

還可以把馴化的植物在歐亞大陸傳播之易與沿美洲南北軸線傳播之難作一對比。中美洲與南美洲之間的距離——例如墨西哥高原地區與厄瓜多爾高原地區之間的距離——只有1200英里,約當歐亞大陸上巴爾干半島與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照離。巴爾干半島為大多數美索不達米亞的作物和牲畜提供了理想的生長環境,并在不到2000年的時間內接受了這一批在新月沃地形成的馴化動植物。這種迅速的傳播搶先剝奪了馴化那些動植物和親緣物種的機會。墨西哥高原地區和安第斯山脈對彼此的許多作物和牲畜來說同樣應該是合適的生長環境。有幾種作物,特別是墨西哥玉米.確實在哥倫布時代以前就己傳播到另一個地區。

但其他一些作物和牲畜未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間傳播。涼爽的墨西哥高原地區應該是飼養美洲駝、豚鼠和種植馬鈴薯的理想環境,因為它們全都是在南美安第斯山脈涼爽的高原地區馴化的。然而,安第斯山脈的這些特產在向北傳播時被橫隔在中間的中美洲炎熱的低地完全阻擋住了。在美洲駝于安第斯山脈馴化了5000年之后,奧爾梅克人的、馬雅人的、阿茲特克人的以及墨西哥其他所有土著人的社會仍然沒有馱畜,而且除狗以外也沒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馴養的哺乳動物。

反過來,墨西哥馴養的火雞和美國東部種植的向日葵本來也是可以在安第斯山脈茁壯生長的,但它們在向南傳播時被隔在中間的熱帶氣候區阻擋住了。僅僅這700英里的南北距離就使墨西哥的玉米、南瓜類植物和豆類植物在墨西哥馴化了幾千年之后仍然不能到達美國的西南部,而墨西哥的辣椒和藜科植物在史前時期也從未到達那里。在玉米于墨西哥馴化后的幾千年中,它都未能向北傳播到北美的東部,其原因是那里的氣候普遍較冷和生長季節普通較短。在公元元年到200年之間的某一個時期,玉米終于在美國的東部出現,但還只是一種十分次要的作物。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在培育出能適應北方氣候的耐寒的玉米品種之后,以玉米為基礎的農業才得以為北美最復雜的印第安人社會——密西西比文化作出貢獻,不過這種繁榮只是曇花一現,由于同哥倫布一起到來的和在他之后到來的歐洲人帶來的病菌而壽終正寢。

可以回想一下,根據遺傳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數作物證明只是一次馴化過程的產物,這個過程所產生的作物傳播很快,搶先阻止了對相同品種或親緣品種植物的任何其他的早期馴化。相比之下,許多顯然廣為傳播的印第安作物中,卻包含有一些親緣植物,或甚至屬于同一品種但產生了遺傳變異的變種,而這些作物又都是在中美洲、南美洲和美國東部獨立馴化出來的。從地區來看,在莧屬植物、豆類植物、黎科植物、辣椒、棉花、南瓜屬植物和煙草中,近親的品種互相接替。在四季豆、利馬豆、中國辣椒和瓠瓜中,同一品種的不同變種互相接替。這種由多次獨立馴化所產生的結果,也許可以提供關于作物沿美洲南北軸線緩慢傳播的進一步證明。

于是,非洲和美洲這兩個最大的陸塊,由于它們的軸線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產生了作物傳播緩慢的結果。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區,南北之間的緩慢傳播只在較小范圍內產生重要的影響。這方面的另一些例子包括作物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與南印度之間十分緩慢的交流,華南的糧食生產向西馬來西亞的緩慢傳播,以及熱帶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的糧食生產未能在史前時期分別抵達澳大利亞西南部和東南部的現代農田。澳大利亞的這兩個角落現在是這個大陸的糧倉,但它們卻遠在赤道以南2000多英里之外。那里的農業得等到適應歐洲涼爽氣候和較短生長季節的作物乘坐歐洲人的船只從遙遠的歐洲來到的那個時候。

我一直在強調只要看一眼就可容易地在地圖上確定的緯度,因為它是氣候、生長環境和糧食生產傳播難易的主要決定因素。然而,緯度當然不是這方而唯一的決定因素,認為同一緯度上的鄰近地區有著同樣的氣候(雖然它們不一定有著同樣的白天長度),這種說法包并不總是正確的。地形和生態方面的界線,在某些大陸比在另一些大陸要明顯得多,從而在局部上造成了對作物傳播的重大障礙。

例如,雖然美國的東南部和西南部處在同一個緯度上,但這兩個地區之間的作物傳播卻是十分緩慢而有選擇性的。這是因為橫隔在中間的得克薩斯和南部大平原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干旱而不適于農業。在歐亞大陸也有一個與此相一致的例子,那就是新月沃地的作物向東傳播的范圍。這些作物很快就向西傳播到大西洋,向東傳播到印度河流域,而沒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礙。然而,在印度如要再向東去,則由于主要是冬季降雨轉變為主要是夏季降雨而大大延緩了涉及不同作物和耕作技術的農業向印度東北部恒河平原的擴展。如果還要向東,則有中亞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一起把中國的溫帶地區同氣候相似的歐亞大陸西部地區分隔開來。因此,中國糧食生產的早期發展獨立于處在同—緯度的新月沃地的糧食生產,并產生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作物。然而,當公元前2000年西亞的小麥、大麥和馬匹到達中國時.就連中國與歐亞大陸西部地區之間的這些障礙也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克服。

而且,這種南北轉移2000英里所產生的阻力,也因當地條件的不同而迥異。新月沃地的糧食生產通過這樣長的距離傳播到埃塞俄比亞,而班圖人的糧食生產從非洲的大湖區向南迅速傳播到納塔爾省,因為在這兩個例子中,隔在中間的地區有相似的降雨情勢.因而適合于農業。相比之下,作物要想從印度尼西亞向南傳播到澳大利亞的西南部地區則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通過短得多的距離從墨西哥向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傳播也因中間隔著不利于農業的沙漠地區而速度緩慢。中美洲在危地馬拉以南沒有高原,中美洲在墨西哥以南尤其是巴拿馬地形極狹,這在阻礙墨西哥高原地區和安第斯山脈地區之間作物和牲口的交流方面,至少同緯度的梯度一樣重要。

大陸軸線走向的差異不僅影響糧食生產的傳播,而且也影響其他技術和發明的傳播。例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西南亞或其附近發明的輪子,不到幾百年就從東到西迅速傳到了歐亞大陸的很大一部分地區,而在史前時代墨西哥獨立發明的輪子卻未能傳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脈地區。同樣,不遲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發展起來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約1000年之內向西傳到了迦太基,向東傳到了印度次大陸,但在史前時期即已盛行的中美洲書寫系統,經過了至少2000年時間還沒有到達安第斯山脈。

當然,輪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樣同緯度和白天長度有直接關系。相反,這種關系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糧食生產系統及其影響來實現的。最早的輪子是用來運輸農產品的牛拉大車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產糧食的農民養活的上層人士使用,是為在經濟上和體制上都很復雜的糧食生產社會的目的服務的(如對王室的宣傳、存貨清單的開列和官方記錄的保存)。一般說來,對作物、牲畜以及與糧食生產有關的技術進行頻繁交流的社會,更有可能也從事其他方面的交流。

美國的愛國歌曲(美麗的亞美利加)說到了從大海到閃光的大海,我們的遼闊的天空,我們的琥珀色的谷浪。其實,這首歌把地理的實際情況弄反了。和在非洲一樣,美洲本地的作物和牲畜的傳播速度由于狹窄的天空和環境的障礙而變得緩慢了。從北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從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亞高原,或者從埃及到南非,看不見本地綿延不斷的谷浪,而琥珀色的麥浪倒是在歐亞大陸遼闊的天空下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美洲本地和撤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農業傳播速度相比,歐亞大陸農業的更快的傳播速度在對歐亞大陸的文字、冶金、技術和帝國的更快傳播方面發揮了作用。

提出所有這些差異,并不就是說分布很廣的作物是值得贊美的,也不是說這些差異證明了歐亞大陸早期農民具有過人的智慧。這些差異只是反映了歐亞大陸軸線走向與美洲或非洲大陸軸線相比較的結果。歷史的命運就是圍繞這些軸線旋轉的。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禮物

現在,我們已經考察了糧食生產是怎樣在幾個中心出現的,以及糧食生產是怎樣以不同速度從那里向其他地區傳播的。這些地理上的差異就是對耶利的問題的最后的重要回答,而耶利的問題是:不同的民族最后何以在權力和富裕方面大相徑庭。然而,糧食生產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原因。在一對一的的戰斗中,赤手空拳的農民可能不是赤手空拳的狩獵采集者的對手。

對于農民力量的一部分解釋,在于糧食生產所能養活的稠密得多的人口:10個赤手空拳的農民在戰斗中肯定能戰勝過一個赤手空拳的狩獵采集者。另一部分解釋是:無論農民還是狩獵采集者都不是赤手空拳的,至少不是在比喻的意義上。農民往往會呼出更可怕的病菌,擁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一般來說更為有效的技術,并且生活在集中統一的政府之下,而這種政府里有更懂得如何去發動征服戰爭的有文化修養的杰出人物。因此,下面的四章將探討一下糧食生產這個終極原因是如何導致病菌、文化修養、技術和集中統一的政府這些直接原因的。

一個醫院的病例令人難忘地向我說明了牲畜、作物與病菌之間的關系,這個病例是我從一個醫生朋友那里聽說的。當我的朋友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時,他被叫進醫院的一個房間去給一對受到一種怪病折磨得夫婦看病。這對夫婦彼此溝通有困難,同我的朋友溝通也有困難,這對治病是不利的。做丈夫的是一個膽怯的瘦小男子,不知是什么病菌使他得了肺炎。他只能說幾句英語,充當翻譯的是他美麗的妻子。她為丈夫的病憂心忡忡,并對陌生的醫院環境感到害怕。我的朋友在醫院里工作了整整一個星期,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異乎尋常的危險因數引起了這種怪病,這使他感到疲憊不堪。身心勞累使他忘記了關于病人秘密的所有教導: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竟要求那個做妻子的去問她丈夫是否有過可以引起這種感染的性經歷。

這位醫生注意到,那個做丈夫的變得面紅耳赤,把身體蜷縮起來,使原本瘦小的身軀似乎變得更小了。他恨不得一頭鉆到床單下面去,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結結巴巴地說出幾句話來。他妻子突然怒叫一聲,站直了身子,居高臨下地對著他。醫生還沒有來得及攔阻,她已一把抓住一只很沉的金屬瓶,用盡全力向她丈夫的腦袋砸去,接著怒氣沖沖地跑出了房間。醫生花了一番功夫才把他弄醒過來,甚至花了更大的工夫才從那男人的結結巴巴的英語中探聽出他究竟作了些什么竟使他的妻子如此暴怒。答案慢慢地出來了:原來他剛才承認不久之前到家里的農場去時和母羊性交過幾次,也許這就是使他傳染上那種神秘的病菌的原因。

這件事情聽起來有點荒誕不經,也不可能有什么更普遍的意義。但事實上,它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緣自動物的人類疾病。我們愛羊很少會像那病人那樣一樣是出于肉欲。但我們大多數人對于我們的貓、狗之類的寵物有一種柏拉圖式的愛。從我們所飼養的羊和其他牲畜的龐大數目來看。我們的社會毫無疑問對他們有一種過渡的喜愛。例如最近的一次人口調查表明,澳大利亞人對他們的羊非常重視,1708.54萬人竟養了1.616只羊。

我們有些成年人會從我們的寵物那里得到傳染病,而兒童得這種傳染病地甚至會更多。通常這種病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舒服,但有些也會發展成為大病。整個近代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是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它們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雖然奇怪的是引起我們人類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數病菌如今幾乎只局限于在人類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爭受害者死于戰爭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戰斗創傷的要多。所有那些為偉大的將軍們歌功頌德的軍事史對于一個令人泄氣的事實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這個事實就是: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并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病人的最可怕的細菌。

關于病菌的歷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來自隨同哥倫布1942年的航行而開始的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雖然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殺死的印第安人不計其數,但兇惡的西班牙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卻要多得多。為什么在歐洲和美洲之間這種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這樣不對等?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沒有大批殺死西班牙入侵者,并傳回歐洲,消滅掉歐洲95%的人口?不但在大批殺死想要成為非洲和亞洲熱帶地區的征服者的歐洲人方面,而且在歐亞大陸的病菌大批殺死其他許多土著方面,都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因此,人類疾病緣自動物這一問題是構成人類歷史最廣泛模式的潛在原因,也是構成今天人類健康的某些最重要問題的潛在原因。(請想一想艾滋病吧,那是一種傳播速度非?斓娜祟惣膊,似乎是從非洲野猴體內一種病毒演化而來。)本章一開始將要考慮什么是“疾病”,問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們生病”,而其他大多數生物卻不會使我們生病。我們將考察一下,為什么我們最熟悉的傳染病中有許多成為流行病而迅速傳播,如當前的艾滋病的流行和中世紀黑死。ㄏ偈笠撸┑牧餍。然后,我們還將考慮現在只在我們中間傳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怎樣從他們原來的宿主動物身上轉移到我們身上來的。最后,我們還要看一看,對我們的傳染疾病緣自動物的深刻見解,是如何有助于說明歐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間重大的,幾乎是單向的病菌交流的。

自然,我們都喜歡按照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考慮疾病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挽救自己和殺死病原體?讓我們消滅這些壞蛋,而不必介意它們的動機是什么!然而,在一般的生活中,為了打敗敵人,必須了解敵人,在醫學中尤其如此。

因此,讓我們首先暫時把我們人類的偏見放在一邊,從病菌的角度來考慮疾病問題,要知道,病菌同我們一樣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病菌以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們生病,如使我們的生殖器潰瘍或腹瀉。它這樣做會得到什么樣的演化利益呢?這似乎是特別令人費解而又自拆臺腳的事,因為病菌殺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殺死了它自己。

從根本上來說,病菌的煙花和其他物種沒什么兩樣。演化所選擇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幫助后代向適于生的地方傳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個體?梢詮臄祵W上把病菌的傳播定義為:由每一個原發病人所傳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數目。這個數目的大小取決于每一個受害者能夠傳染給新的受害者的持續時間長短,以及這種病菌從一個受害者轉移到下一個受害者的效率。

病菌已演化出各種不同的方式,從一個人傳播給另一個人,以及從動物傳播給人。傳播能力強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結果就會得到自然選擇的偏愛。我們的疾病的許多“癥狀”,實際上不過是某種非常聰明的病菌在改變我們的身體或行為以便使我們幫助傳播病菌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傳播的最不費力的方式,就是等待著被動的傳染給下一個受害者。有些病原體等待下一個宿主被下一個宿主吃掉,就是這種策略的運用:例如沙門氏菌就是因為我們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蟲病的寄生蟲就是等我們在殺豬后吃了未煮熟的豬肉而從豬身上進入我們體內的;引起線蟲肉芽病的寄生蟲是喜歡吃壽司的日本人和美國人因為吃了生魚片而有時感染上的。這些寄生蟲都是從被吃的動物傳遞給認得,但引起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強笑。ㄒ喾Q庫魯病-流行于新幾內亞東部的一種致命病毒性腦病,其特征為運動共濟失調(如不自主強笑)、戰栗樣震顫和構音障礙。)的病毒通常是從一個被吃的人傳遞給另外一個人的。這種病是通過吃人肉傳播的:高原地區的母親們把死于庫魯病的人的腦髓挖出來等待下鍋,一旁的孩子把這未煮過的腦髓用手擺弄后添了添手指,從而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舊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蟲的唾液中“搭便車”,這個昆蟲咬了原來的宿主,然后趕緊離開去尋找新的宿主。提供這種“免費搭車”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蠅,他們分別傳播瘧疾、瘟疫、傷寒或昏睡病。這種被動傳播的最卑鄙的把戲是通過婦女傳給臺兒,從而使出生后的嬰兒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風疹和現在的艾滋病的病原體就是靠玩這種把戲造成了道德的困境,而一些主張應該有一個基本正確的世界的人,不得不同這種困境作殊死的斗爭。

其他一些病菌可以說是由自己來處理事情。它們改變宿主的結構和習慣,來加速自己的傳播。從我們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類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器潰瘍是一種極不光彩的事。然而,從病菌的觀點看,它們只是一種有用的手段,用以獲得宿主的幫助把病菌移人新宿主的體腔。天花造成的皮膚損傷,同樣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接觸來傳播病菌的(有時是十分間接的,如一心想要消滅“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國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過的毯子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運用的策略就更厲害了,它們誘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噴嚏,把一群病菌向未來的新宿主噴射出去。同樣,霍亂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瀉,把病菌送人潛在的新受害者飲用的水源。引起朝鮮出血熱的病毒通過鼠尿來傳播。在改變宿主的行為方面,再沒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這種病毒不但進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還驅使這只狗瘋狂地亂咬,從而使許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這種小蟲子所作的實際努力來說,應該得獎的還是鉤蟲和血吸蟲之類的寄生蟲。它們的幼蟲通過前一個受害者的糞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從那里努力地鉆進新宿主的皮膚。

因此,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生殖器潰瘍、腹瀉和咳嗽都是“癥狀”。但從病菌的觀點看,它們就是傳播病菌的聰明的演化策略。這就是為什么“使我們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為什么病菌會演化出殺死宿主這種明顯自拆臺腳的策略呢?

從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癥狀促進病菌高效傳播的一個無心的附帶結果(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個莫大的安慰!)。是的一個沒有得到治療的霍亂病人,最后可能因為每天拉稀達幾加侖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時間里,只要這病人仍然活著,霍亂菌就會由于大量傳播進下一個受害者的飲用水源而得到好處。倘若每個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個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個宿主碰巧死了,霍亂菌仍然會傳播開去。

我們對病菌利益的不帶感情的考察就到此為止,F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考慮一下我們本身的自私的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辦法就是殺死那些該死的病菌。我們受到感染的一個普遍反應是發燒。而我們又一次在習慣上把發燒看作是一種“癥狀”,好像就這樣無緣無故地照例發生了。但是,體溫的調節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有些病對熱的反應比我們的身體更敏感。提高我們的體溫,實際上就是要在烤死我們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們的另一個普遍反應就是把我們的免疫系統動員起來。我們的白血細胞和其他細胞積極地搜出并殺死外來病菌。我們在抵抗某種使我們受到感染的病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體,使我們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們根據經驗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們對它們的抵抗力只是暫時的;我們最后還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這種病的。然而,對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風疹、百日咳以及現在已被戰勝的天花——我們的由一次感染激發起來的抗體使我們獲得終生免疫。這就是預防接種的原理:給我們接種一種已死的或變弱了的菌株,促使我們的抗體產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可是,有些聰明的病菌在我們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學會了改變我們的抗體能認出來的那一細菌的某些分子結構(即所謂的抗原)來使我們上當。新品種的流行性感冒通過不斷的演化或改造,產生了不同的抗原,這就是為什么雖然你在兩年前得過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種流感到來時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緣故。瘧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變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難抓住的主顧。最難抓住的是艾滋病,因為它甚至在一個病人的體內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從而破壞了這個病人的免疫系統。

我們最緩慢的防御反應是通過自然選擇表現出來的。自然選擇改變了我們一代代的基因頻率。對于幾乎任何一種疾病來說,某些人證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強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時,那些具有抵抗某種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這種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來。因此,在歷史的進程中,在反復接觸某種病原體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個體的人數比例較高——這完全是因為沒有這種基因的不幸的個體不大可能生存下來把他們的基因傳給后代。

你可能又一次認為,這是莫大的安慰。這種演化反應對基因易受感染的行將消失的個體沒有任何好處。然而,這的確意味著整個人口有了抵抗這種病原體的更強的能力。關于這種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鐮狀紅細胞基因、泰薩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纖維變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猶太人和北歐人分別獲得了保護自己(以一定的代價)抵抗瘧疾、肺結核和細菌性腹瀉的能力。

總之,我們同大多數物種的相互作用,就像我們同蜂鳥的關系所證明的那樣,不會使我們“生病”,也不會使蜂鳥“生病”。無論是我們還是蜂鳥,都不需演化出相互防范的能力。這種和平的關系能夠維持下去,因為蜂鳥不指望我們為它們傳播后代,也不指望我們把身體給它們當食物。蜂鳥演化的結果是它們以花蜜和昆蟲為食,而這些東西是它們靠運用翅膀得來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結果卻是以我們體內的養料為食,一旦原來的受害者死了或者產生了抵抗力,它們也沒有翅膀可以讓它們飛到一個新的受害者的身體上去。因此,許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讓它們在潛在的受害者之間進行傳播,而許多這樣的花招也就是我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癥狀”。我們也已演

化出我們自己的反花招,對此細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來予以回答。我們和我們的病原體現在在一場逐步升級的演化競賽中難解難分,以競賽一方的死亡為失敗的代價,而自然選擇就是這場競賽的裁判,F在就讓我考慮一下這場競賽的形式:是閃電戰還是游擊戰?

假定我們計算一下某個地區某種傳染病病例的數目,并注意這些數目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變化模式在各類疾病中是大不相同的。對某些疾病如瘧疾或鉤蟲病來說,在一個受侵襲的地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個月都會有新的病例出現。然而,所謂流行疾病在一個很長時間里可能連一例都沒有,然后是一大批病例,接著有一陣子又沒有任何病例。

在這些流行疾病中,流行性感冒是大多數美國人因有親身經歷而非常熟悉的一種病,有幾年對我們來說特別糟糕(但對流行性感冒病毒來說則是美好的年頭);魜y這種流行病發生的間隔時間較長,1991年秘魯的霍亂是20世紀首次到達新大陸的流行病。雖然今天流行性感冒和霍亂的流行成了報紙的頭版新聞報道,但在現代醫藥出現前的流行病通常要可怕得多。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殺死2100萬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間殺死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數高達70%。19世紀80年代初,當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修經薩斯喀徹溫時,該省以前很少接觸過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于肺結核的人數每年竟達到驚人的9%。

作為流行病而不是作為點滴的小病光顧我們的這些傳染病有幾個共同的特點。首先,它們從一個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傳給近旁健康的人,結果使整個人口在很短時間內受到感染。其次,它們都是“急性”。涸诤芏虝r間內,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復。第三,我們當中的確獲得康復的那些幸運的人產生了抗體,使我們在很長時間內,也可能是一輩子不用擔心這種病會復發。最后,這些病往往只在人類中傳播;引起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動物身上。所有這4個特點也適用于美國人所認為的那些習見的兒童急性傳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風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這4個特點結合起來往往造成了某種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難理解。簡單地說,情況是這樣的:病菌的迅速傳播和癥狀的迅速發展,意味著當地人口中的每一個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復并獲得免疫力。仍然會受到感染的人都不會活下來。但由于這種病菌除了在活人體內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這種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后代達到易受感染的年代——直到一個受到感染的外來人使一場流行病重新開始。

關于這些疾病是怎樣流行起來的,有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大西洋上叫做法羅群島的與世隔絕的島嶼上的麻疹病史。1781年,一次嚴重的麻疹流行病到達法羅群島,接著又消失了,其后該群島就不再有麻疹發生,直到1846年,一個受到感染的木匠從丹麥坐船到來。不出3個月,法羅群島的幾乎全部人口(7782人)都得了麻疹,于是有的人死去,有的人康復,麻疹病毒又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會在任何少于50萬人的人口中消失。只有在比較多的人口中,這種病才會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直到原先受感染地區里出生的嬰兒達到足夠的數目,麻疹又會卷土重來。

適用于法羅群島上麻疹的情況,也適用于世界上其他一些我們所熟悉的急性傳染病。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這些病需要有足夠多的人口,足夠擁擠的稠密人口,這樣,到這種病不然就會衰退的時候,又有一批眾多的易受感染的兒童現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類似的疾病也叫做群眾疾病。

顯然,群眾疾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獵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種的農民中存在,F代亞馬孫河地區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悲慘經歷表明,一個小部落可能被一個外來人帶來的一種流行病幾乎全部消滅——因為這個小部落中沒有一個人有任何抵抗這種病菌的抗體。例如,1902年冬天,由捕鯨船“活躍”號上的一個水手帶來的一場痢疾流行使56個薩德勒繆特愛斯基摩人中的51個人喪生,這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極地區南安普頓島上的一群完全與世隔絕的人。此外,麻疹和我們的其他一些“童年”病,殺死受感染的成年人比殺死兒童的可能性更大,而那個小部落里的成年人又全都是易受感染的。(相比之下,現代的美國成年人很少有感染上麻疹的,因為他們中大多數在童年時或者得過麻疹,或者接受過預防接種。)那場流行病在把那個小部落中的大多數人殺死后接著就消失了。小部落人口少,這一點不但說明了為什么他們承受不住從外面帶來的流行病,而且也說明了為什么他們沒有能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來人。

然而,這并不是說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們同樣會得傳染病,不過只限于幾種傳染病而已。有些傳染病是由能在動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結果這種病不會消失,而且始終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黃熱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攜帶的,它總是能夠通過野猴感染非洲的農村人口,再從這些人通過橫渡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帶去感染新大陸的猴子和人。

還有一些傳染病發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們是麻風和雅司病( 雅司。褐附浧つw接觸感染雅司螺旋體而發生的疾病,皮膚損害很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熱帶地區。)之類的慢性病。由于這種病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殺死它的患者,所以患者在活著時就成了感染這個小部落的其他成員的病菌倉庫。例如,我在60年代曾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卡里穆伊巴西姆工作過,那里的居民是幾千個與世隔絕的人,他們的麻風病發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約40%!人口少的群體畢竟也是容易得一些非致命的傳染病的。由于我們對這種傳染病沒有形成免疫力,結果同一個人在康復之后仍會再度感染。鉤蟲和其他許多寄生蟲的情況就是如此。

所有這些為與世隔絕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諒必都是人類最古老的疾病。它們是我們在早期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中得以形成并保持的疾病,因為那時的總人口為數甚少而且零星分散。這些疾病是我們與我們的野生近親非洲類人猿所共有的,或者與它們的疾病相類似的。相比之下,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那種群眾疾病只有在積聚起眾多的稠密人口時才可能出現。這種人口的積聚,隨著大約1萬年前農業的開始出現而出現,然后又隨著幾千年前城市的開始出現而加速發展。事實上,許多為人們所熟悉的傳染病的得到證實的最早出現年代,竟晚得令人驚奇:天花出現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從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斷出來),流行性腮腺炎出現在公元前400年,麻風出現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質炎出現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現在1959年。

為什么農業的出現會成為我們群眾傳染病形成的開端?其中一個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那就是農業比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獵采集族群經常變換營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蟲的幼蟲。但農民是定居的,他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來的污水之中,從而為病菌從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另一個人的飲用水源提供了捷徑。

有些農業人口把自己的糞便收集起來,當作肥料撒到人們勞動的田里,從而使糞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蟲去感染新的受害者變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農業和魚類養殖為蝸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環境。蝸牛是吸血蟲的宿主,而水蛭則在我們涉過滿是糞便的水中時鉆進我們的皮膚。定居的農民周圍不但有自己的糞便,而且還有被他們貯藏的糧食吸引來的傳播疾病的嚙齒目動物。非洲農民砍伐出來的林中空地也為瘧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如果說農業的出現就這樣地使我們的病菌交了好運,那么城市的出現則給它們帶來了更大的幸運,因為在甚至更糟的衛生條件下,更加擁擠的稠密人口使情況惡化了。直到20世紀初,歐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穩定下來:在那以前,來自農村的健康農民不斷地移居城市,這對于補充城市中因群眾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對病菌來說,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到羅馬時代,這些貿易路線把歐洲、亞洲和北非有效地連接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所謂安東尼瘟疫的天花終于到達羅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間殺死了幾百萬羅馬城鎮居民。

同樣,所謂查士丁尼瘟疫的腺鼠疫也第一次在歐洲出現了(公兀542--543年)。但直到公元1346年,所謂黑死病的鼠疫才開始全力打擊歐洲,那時一條新的與中國的陸上貿易路線,為滿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一條沿歐亞大陸東西軸線,從到處瘟疫的中亞地區到歐洲的快速運輸通道。今天,我們的噴氣飛機使得甚至最長的洲際飛行比人類任何傳染病的持續時間都要短暫。這就是1991年一架停在利馬(秘魯)的阿根廷航空公司飛機如何設法做到從利馬飛越3000英里把幾十個感染霍亂的人當天送到我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磯。美國人周游世界和外國人 移居美國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們變成另一座熔爐——這一回是病菌的熔爐,而這些病菌我們原先認為不過是在遙遠的國度 引起一些古怪的疾病而未曾予以理會。

因此,當人口的數量和集中達到一定程度時,我們也就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至少能夠形成并保持只有我們人類才會有的群眾疾病。但這個結論也有其矛盾之處:在那時以前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們必須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這些新的疾病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最近,由于對致病病菌所進行的分子研究,證據正在不斷出現。就引起我們獨有的疾病的許多病菌來說,分子生物學家現在能夠確定一些親緣關系最為接近的病菌。這些病菌同樣證明是群眾傳染病的媒介——不過只在我們的各種家畜和寵物中流行罷了!在動物中,流行病同樣需要稠密的大種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只動物:這些流行病主要地只發生在需要有大的種群的群居動物中。因此,當我們馴養牛和豬這類群居動物時,它們已經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過在等待著轉移給我們罷了。

例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親緣關系最為接近。這種可怕的流行病侵襲牛和許多野生的反芻哺乳動物,但不侵襲人。反過來,麻疹也不侵襲牛。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極其相似這一點表明,后者從牛轉移給人,然后通過改變其特性以適應人的情況而演化成麻疹病毒?紤]到許多農民的生活和睡眠同牛及其糞便、呼吸、潰瘍和血液近在咫尺,這種轉移就一點也不令人奇怪了。自從我們對牛馴養以來,我們和牛的這種親密關系已存在了9000年之久——這大量時間足以使牛瘟病毒發現我們就在它的近旁。如表11.1所示,其他一些我們所熟悉的傳染病同樣可以追溯到我們的動物朋友身上的疾病。

表11.1 來自我們的動物朋友的致命禮物

人類疾病 攜帶親緣關系最為接近的抗原體的動物

麻疹 牛(牛瘟)

肺結核 牛

天花 . 牛(牛痘)或攜帶親緣痘病毒的其他牲畜

流行性感冒 豬和鴨

百日咳 豬、狗

惡性瘧疾 禽鳥(雞和鴨?)

考慮到我們同我們所喜愛的動物的親密關系,我們必定不斷地受到它們的病菌的攻擊。這些入侵者經過自然選擇的篩選,只有少數得以成為人類的疾病。只要把當前的一些疾病迅速地觀察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原為動物疾病向人類轉化疾病演化的4個階段。 ·

第一階段可以由幾十種病作為例證,這些病是我們有時從我們的寵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來的。它們包括從我們的貓那里得來的貓抓熱,從我們的狗那里得來的鉤端螺旋體病,從我們的雞和鸚鵡那里得來的鸚鵡熱,以及從我們的牛那里得來的布魯氏菌病。我們同樣也會從野生動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獵人在剝野兔皮時可能得兔熱病。所有這些病菌仍然處在向人類轉化病原體演化的早期階段。它們仍然不能直接地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甚至它們從動物身上轉移給我們也仍屬罕見。

在第二階段,原先動物的病原體的演化已達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傳播從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然而,這種流行病由于幾個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現代醫藥治愈了,或因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已得過病了,有的獲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經死了。例如,以前有——種叫做奧尼翁—尼翁熱的不明熱病于1959年在非洲出現,接

著感染了幾百萬非洲人。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種病毒引起的,由蚊子傳染給人。病人很快康復并不會復發,這一點有助于這種新出現的病很快消失。美國人家鄉的一種病叫做布雷格堡熱,這是給——種新出現的鉤端螺旋體病取的名字,這種病于1942年夏季在美國爆發,隨后很快消失不見了。

由于另—原因而消失不見的一種致命疾病是新幾內亞的庫魯病。這種病因吃人肉而傳染,是由一種作用緩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這種病毒,就終生不會痊愈。就在庫魯病快要消滅新幾內亞的2萬人的福雷部落時,澳大利亞政府于1959年左右建立了對這一地區的管理,結束了吃人肉的習俗,從而也結束了庫魯病的傳播。醫學史連篇累牘地記載了一些我們今天聞所未聞的疾病,但這些病曾一度引起了令人恐怖的流行病,接著又像出現時那樣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有許多流行病在現代醫學發明出用以確定罪魁禍首的病菌的方法之前很久便已銷聲匿跡了,從1485年到1552年在歐洲迅速蔓延并使歐洲一片驚慌的“英國汗熱病”和18、19世紀法國的“皮卡迪汗熱病”只是其中兩例而已。 · :

我們主要疾病的演化的第三階段可以原先的動物病原體為代表,這些病原體確已在人體內安家落戶,但并沒有(尚未?)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類的主要殺手。拉沙熱是由一種可能來自嚙齒目動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十分難以預料。拉沙熱是1969年在尼日利亞觀察到的,它在那里引起了一種傳染性很強的致命疾病,即使出現一例這樣的病,尼日利亞的醫院就都得關閉。情況比較清楚的是萊姆病,它是由一種螺旋體引起的,老鼠和鹿攜帶的扁虱叮咬了人,這種螺旋體就從口丁咬處進人人體。雖然人類感染萊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晚至1962年才在美國出現,但在我國的許多地方,萊姆病已經達到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來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有了關于人類感染這種病的最早記錄。這種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從艾滋病毒的觀點看)。

這種演化的最后階段可以只有人類才會感染的那些主要的由來已久的疾病為代表。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體在演化過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體都曾力圖迅速轉移到我們身上——但多半失敗了。

在這些階段究竟發生了什么,使一種本來為動物所獨有的疾病轉化為一種為人類所獨有的疾病?有一種轉化涉及居中傳病媒介的改變:如果一種依賴某種節肢動物為傳播媒介的病菌要轉移到一個新宿主身上去,這種病菌可能不得不也去尋找一種新的節肢動物。例如,斑疹傷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間傳播的,這些跳蚤過不多久就能把斑疹傷寒從老鼠身上轉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傷寒菌發現,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種效率高得多的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往來的方法。由于美國人大都消滅了身上的虱子,斑疹傷寒又發現了進入我們體內的一條新的路線:先是傳染給北美東部的飛鼠,這些飛鼠藏在閣樓上,然后再通過這些飛鼠傳染給住戶。

總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則通過自然選擇適應新的宿主和傳病媒介。但同牛的身體相比,我們的身體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統、虱子、排泄物和化學物質。在這種新的環境下,病菌必須演化出新的生存和傳播方法。在幾個富有啟發性的病例中,醫生或獸醫實際上已經能夠觀察到演化出這種新方法的病菌。

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例子,是多發性黏液瘤病襲擊澳大利亞兔子時所發生的情況。這種黏液病毒本來是巴西野兔攜帶的病毒,據觀察,這種病毒在歐洲家兔中造成了一種致命的流行病,而歐洲家兔是另一種不同的兔子。原來,在19世紀有人愚蠢地把歐洲兔引進了澳大利亞,結果造成那里的兔子泛濫成災。因此,在1950年,黏液病毒被有意識地引進澳大利亞,以期解決這個大陸上的歐洲兔災。在第一年,黏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令人滿意的(對澳大利亞農民來說)99.8%的死亡翠。令這些農民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90%,最后下降到25%,使得要在澳大利亞完全消滅兔子的希望落空了。這里的問題是:這種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于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于我們的利益。這種病毒之所以產生變化,是為了少殺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時間再死。結果,不那么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把下一代病毒傳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對于發生在人類中的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們只需考慮一下梅毒的令人驚異的演化情況就行了。今天,一提起梅毒,我們立刻會聯想到兩種情況:生殖器潰瘍和病情發展的十分緩慢,許多得不到治療的患者要過好多年才會死去。然而,當梅毒于1495年首次在歐洲明確見諸記錄時,它的膿皰通常從頭部到膝部遍市全身,使臉上的肉一塊塊脫落,不消幾個月就使人一命嗚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癥狀的疾崗。顯然,同多發性黏液瘤病一樣,為使患者活得長些而進行演化的那些梅毒螺旋體因此就能夠把它們的螺旋體后代傳染給更多的患者

人類歷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從歐洲人征服新大陸并使那里人口減少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證。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歐亞大陸的病菌的,要比在戰場上死于歐洲人的槍炮和刀劍下的多得多。這些病菌殺死了大多數印第安人和他們的領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氣,從而削弱了對歐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爾特斯率領600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陸,去征服擁有好幾百萬人口的勇猛好戰的阿茲特克帝國?茽柼厮沟竭_阿茲特克的首都特諾奇提特蘭城,又帶著他的“僅僅”損失了三分之二的隊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這既證明了西班牙人的軍事優勢,也證明了阿茲特克人開始時的幼稚。但當科爾特斯的第二次襲擊來到時,阿茲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極其頑強地展開了巷戰。使西班牙人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隨著一個受到感染的來自西班牙屬地古巴的奴隸到達墨西哥。由此而產生的天花流行接著殺死了阿茲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難不死的阿茲特克人也被這種怪病弄得士氣低落,因為這種病專殺印第安人而竟不傷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為西班牙人的不可戰勝作宣傳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來2000萬左右的人口急劇減少到160萬左右。

皮薩羅于1531年率領168個人在秘魯海岸登陸去征服有幾百萬人口的印加帝國時,同樣帶來了一場浩劫。對皮薩羅來說幸運的而對印加人來說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陸路到達,殺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納·卡帕克皇帝和他的指定繼承人。我們已在第三章中看到,皇位空缺的結果是使瓦伊納·卡帕克的另兩個兒子阿塔瓦爾帕和瓦斯卡爾卷入了一場內戰,使皮薩羅在征服這個分裂的帝國中坐收漁人之利。

當我們美國人想到存在于1492年的新大陸人口最多的社會時,出現在我們心頭的往往只是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那些社會。我們忘記了北美洲也曾在那最合邏輯的地方——密西西比河流域養活了人口眾多的印第安人社會,我們今天的一些最好的農田就在這個地方。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征服者對于摧毀這些社會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一切都是由事先已經傳播的歐亞大陸的病菌來完成的。當埃爾南多·德索托成為第一個歐洲征服者于1540年在美國東南部行軍時,他碰到了兩年前因當地居民死于流行病而被放棄的一些城鎮舊址。這些流行病是從沿海地區印第安人那兒傳來的,而這些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區來的西班牙人感染的。西班牙人的這些病菌趕在這些西班牙人之前向內陸傳播。

德索托仍然看得到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鎮。在這次遠征結束后,又過了很久,歐洲人才又一次到達密西西比河河谷,但這時歐亞大陸的病菌已在北美洲安家落戶,并不斷向四處傳播。到歐洲人下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出現,即17世紀初法國的移民出邵時,所有這些印第安人的大城鎮已經消失殆盡。它們的遺跡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那些大土堆。直到最近我們才知道,構筑這種大土堆的社會,有許多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時仍然大部分完好無損,它們的瓦解(可能是疾病造成的結果)是從1492年到歐洲人對密西西比河進行系統勘探這一段時間里發生的。

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小學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來只有大約100萬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數說得這樣少,對于為白人的征服行為辯解是有用的,因為他們所征服的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認為幾乎是空無所有的大陸。然而,考古發掘和對最早的歐洲探險者所留下的關于我們海岸地區的描寫的仔細研究現已表明,印第安人原來的人數在2000萬左右。就整個新大陸來說,據估計在哥倫布來到后的一兩個世紀中,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

主要的殺手是舊大陸來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病菌,因此對它們既沒有免疫能力,也沒有遺傳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傷寒爭先恐后地要做殺手的頭把交椅。好像這些病還嫌不夠似的,緊隨其后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結核和黃熱病。在無數情況下,白人實際上在當地親眼目睹了病菌來到時所產生的破壞。例如,1837年,具有我們大平原最精致的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從一艘自圣路易沿密蘇里河逆流而上的輪船上感染了天花。一個曼丹人村莊里的人口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從2000人急劇減少到不足40人。

雖然有十幾種來自舊大陸的主要傳染病在新大陸安家落戶,但也許還沒有一種主要的致命疾病從美洲來到歐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傷寒,但它的原發地區仍然是有爭議的。如果我們還記得稠密的眾多人口是我們的群眾傳染疾病演化的先決條件的話,那么病菌的這種單向交流就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最近對前哥倫布時代新大陸人口的重新估計是正確的,它不會比同時代的歐亞大陸人口少得太多。新大陸的

一些城市,如特諾奇提特蘭城,屬于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為什么特諾奇提特蘭城沒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著那些西班牙人呢?

一個可能的起作用的因素是,開始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在新大陸要稍晚于舊大陸。另一個因素是,美洲的3個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安第斯山脈地區、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并未由于經常性的快速貿易而連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就像歐洲、北非、印度和中國在羅馬時代連接起來那樣。然而,這些因素仍然不能說明為什么新大陸最后顯然完全沒有任何流行的群眾疾病。據報道,在1萬年前死去的一個秘魯印第安人的干尸上發現了肺結核菌的DNA,但在這方面所使用的識別方法并不能把人的肺結核菌同一種親緣很近的在野生動物中廣泛傳播的病原體(?苿游锓种U菌)區別開來。

其實,只要我們暫停一下,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那么美洲之所以未能出現流行的致命的群眾疾病的主要原因就一定會變得很清楚。這個問題就是,想象一下這些疾病可能會從什么病菌演化而來?我們已經看到,歐亞大陸的群眾疾病是從歐亞大陸馴化的群居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盡管歐亞大陸有許多這樣的動物,但在美洲馴化的動物只有5種: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的火雞、安第斯山脈地區的美洲駝/羊駝和豚鼠、熱帶南美的美洲家鴨和整個美洲的狗。反過來,我們也看到,新大陸馴化動物的這種極端缺乏,反映了用以啟動馴化的野生動物的缺乏。在大約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結束時,美洲有大約80%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便已滅絕了。同牛和豬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幾種馴化動物不可能成為群眾疾病的來源。美洲家鴨和火雞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們也不是我們喜歡摟摟抱抱與我們有大量身體接觸的動物(如小綿羊)。豚鼠可能有一種類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錐蟲感染,使我們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這一點還不能肯定。開始,最令人驚奇的是,人類疾病沒有一種來自美洲駝(或羊駝),這使人不由去把這種相當于歐亞大陸牲畜的安第斯山牲畜研究一番。然而,美洲駝有4個方面使它們不能成為人類病原體的一個來源:它們不像綿羊、山羊和豬那樣大群飼養;它們的總數絕少會趕上歐亞大陸的家畜種群,因為它們從來沒有傳播到安第斯山脈以外地區;人們不喝美洲駝的奶(因此不會受到它們的感染);美洲駝不是在室內飼養,和人的關系不那么密切。相比之下,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居民中做母親的婦女常常用自己的奶喂小豬,而豬也和牛一樣經常養在農民的簡陋小屋里。

源于動物的疾病在歷史上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沖突;歐亞大陸的病菌在大量消滅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諸島居民、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這些以前沒有接觸過歐亞大陸病菌的民族的累計死亡率在50%和100%之間。例如,伊斯帕尼奧拉島(即海地島)的印第安人口,從哥倫布于公元1492年到達時的800萬左右減少到1535年的零。麻疹于1875年隨著一位訪問澳大利亞歸來的斐濟酋長到達斐濟,接著把當時仍然活著的所有斐濟人殺死了四分之一(在這之前,大多數斐濟人已在1791年死于隨著第一批歐洲人的到來而開始的流行病)。梅毒、淋病、肺結核和流行性感冒于1779年隨庫克船長到來,接著于1804年又發生了一場斑疹傷寒大流行以及后來的許多“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從1779年的50萬左右減少到1853年的84 000人。這一年,天花終于來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殺死了1萬左右。這種例子多得舉不勝舉。

然而,病菌也并不是只對歐洲人有利。雖然新大陸和澳大利亞并沒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歐洲人,但熱帶亞洲、非洲、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卻有。舊大陸的整個熱帶地區的瘧疾、熱帶東南亞的霍亂和熱帶非洲的黃熱病,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最著名的熱帶致命疾病。它們是歐洲人在熱帶地區殖民的最嚴重的障礙,同時也說明了為什么直到歐洲人瓜分新大陸開始后將近400年,歐洲人對新幾內亞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瘧疾和黃熱病通過船只運輸傳播到美洲,它們也成了對新大陸殖民的主要障礙。一個為人們所熟知的例子是:這兩種病在使法國人修建巴拿馬運河的努力中途失敗,以及幾乎使美國人最后取得成功的修建這條運河的努力中途失敗方面所起的作用。

讓我們把所有這些事實牢記心中,在回答耶利的問題時努力重新全面認識病菌所起的作用。毫無疑問,歐洲人在武器技術和行政組織方面擁有對他們所征服的大多數非歐洲民族的巨大優勢。但僅僅這種優勢還不能完全說明開始時那么少的歐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區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沒有歐洲送給其他大陸的不祥禮物——從歐亞大陸人和家畜的長期密切關系中演化出來的病菌,這一切也許是不會發生的。

第三部分 從糧食到槍炮、病菌與鋼鐵

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禮物

第十二章

藍圖和借用字母

19世紀的作家往往把歷史看作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進程。這一轉變的主要標志,包括農業的發展、冶金、復雜的技術、集中統一的政府和文字。其中文字在傳統上是最受地理限制的一種標志:在伊斯蘭教和歐洲殖民者向外擴張之前,澳大利亞、太平洋諸島、非洲赤道以南地區和除中美洲一小部分地區外的整個新大陸.都沒有文字。由于處于一隅,以文明自詡的民族總是把文字看作是使他們比“野蠻人”優越的最鮮明的特點。

知識帶來力量。因此,文字也給現代社會帶來了力量,用文字來傳播知識可以做到更準確、更大量和更詳盡,在地域上可以做到傳播得更遠,在時間上可以做到傳播得更久。當然,有些民族(引人注目的是印加入)竟能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掌管帝國,而且“文明的”民族也并不總是能打敗“野蠻人”,面對匈奴人的羅馬軍隊知道這一點。但歐洲人對美洲、西伯利亞和澳大利亞的征服,卻為近代的典型結果提供了例證。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并駕齊驅,成為一種現代征服手段。組織開拓殖民地的艦隊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用文字傳達的。船隊確定航線要靠以前歷次探險所準備的構圖和書面的航海說明。以前探險的書面記錄描寫了等待著征服者的財富和沃土,從而激起了對以后探險的興趣。這些記錄告訴后來的探險音可能會碰到什么情況,并幫助他們作出準備。由此產生的帝國借助文字來進行管理。雖然所有這些信息在文字出現以前的社會里也可以用其他手段來傳播,但文字使傳播變得更容易、更詳盡、更淮確、更能取信于人。

既然文字具有這種壓倒一切的價值,那么,為什么只有某些民族產生了文字,而其他民族則沒有產生文字?例如,傳統的狩獵采集族群為什么沒有發明出自己的文字,也沒有借用別人的文字?在島嶼帝國中,為什么文字出現在說彌諾斯語(古克里特語)的克里特,而不是出現在說波利尼西亞語的湯加?文字在人類歷史上分別產生過幾次?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因何種需要而產生的?在那些發明文字的民族中,為什么有些民族在這方面比另一些民族早得多?例如,今天幾乎所有的日本人和斯勘的納維亞人都識字,而大多數伊拉克人不識字:可是為什么文字的出現在伊拉克卻又早了幾乎4000年?

文字從其發源地向外傳播,同樣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為什么文字從新月沃地向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半島傳播,但卻沒有從墨西哥向安第斯山脈傳播?書寫系統是否是通過手抄來傳播的?現有的書寫系統是否僅僅是啟發了鄰近的民族去發明他們自己的書寫系統?既然一種書寫系統只適合一種語言,你又如何去為另一種語言設計這樣的一種書寫系統呢?如果人們想要了解人類文化的其他許多方面——如技術、宗教和糧食生產的起源和傳播,同樣的問題也會產生。但對關于文字的這類問題感興趣的歷史學家卻擁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即這些問題通?梢越柚淖钟涊d本身而得到無比詳盡的回答。因此,我們可以對文字的發展作一番考查,這不僅是因為文字固有的重要性,而且也因為可以借此對文字所提供的文化史進行普遍而深人的了解。

有3個基本策略構成了書寫系統的基礎。在由一個書寫符號代表的言語單位的大小方面,這些策略是不同的:或者是一個基本的音,一個完整的音節,或者一個完整的詞。在這些書寫系統中,今天大多數民族使用的系統是字母表,而字母表最好要能為語言的每一個基本的音(音素)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符號(稱為字母)。但實際上.大多數字母表只有20或30個左右的字母,而大多數語言的音素又多于它們的字母表中的字母。因此,大多數用字母書寫的語言,包括英語,不得不給同一個字母規定幾個不同的音素,井把字母組合來代表某些音素,如英語中的兩個字母的組合sh和th(而在俄語和希臘語字母表中,則分別由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索)。

第二個策略就是利用所謂語標,就是說用一個書寫符號來代表一個完整的詞。這是中國文字的許多符號的功能,也是流行的日語書寫系統(稱為日文漢字)的功能。在字母文字傳播以前,大量利用語標的書寫系統更為普通,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馬雅象形文字和蘇美爾楔形文字。

第三個策略是本書大多數讀者最不熟悉的,也就是用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其實大多數這樣的書寫系統(稱為音節文字)就是用不同的符號代表一個輔音和后面的一個元音所構成的音節(如“fa—W—1y”這個詞的音節),并采用各種不同的辦法以便借助這些符號來書寫其他類型的音節。音節文字在古代是很普通的,如邁錫尼時代(公元前1500-1100年)希臘的B類線形文字。有些音節文字直到今天仍有人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用于電報、銀行結單和盲人讀本的假名。

我故意把這3個方法稱為策賂,而不是稱為書寫系統,F行的書寫系統沒有一個是只有一種策略的。漢語的文字不是完全由語標組成的,英語的文字也不是全用字母的。同所有字母書寫系統一樣,英語用了許多語標,如數字、$、%和+:就是說,用了許多任意符號,這些符號代表整個的詞,但不是由語音要素構成的!坝梢艄澖M成的”B類線形文字有許多語標,而“由語標組成的”埃及象形文字不但有一個含有代表每一個輔音的各別字母的實際上的字母表,而且也包括了許多音節符號。

從頭開始去發明一種書寫系統,其困難程度與借用和改造一個書寫系統無法相比。最早的抄寫員必須擬定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基本原則。例如,他們必須想出辦法把一連串的聲音分解為一些言語單位.而不管這些單位被看作是詞、音節或音素。他們必須通過我們說話時的音量、音高、話速、強調、詞語組合和個人發音習慣等所有正常變化中去學會辨認相同的音或言語單位。他們必須決定,書寫系統應該不去理會所有這些變化。然后,他們還必須設計出用符號來代表語言的方法。

不知怎么的.在前面沒有顯示最后結果的樣板來作為指導的情況下,這些最早的抄寫員竟解決了所有這些問題。這個任務顯然非常困難,歷史上只有幾次是人們完全靠自己發明出書寫系統的。兩個無可爭辯的獨立發明文字的例子,是稍早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和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圖12.1);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字和不遲于公元前1300年的中國文字,可能也是獨立出現的。從那以后,所有其他民族可能是通過借用和改造其他文字,或至少受到現有書寫系統的啟發而發明了自己的文字。

我們研究得最詳盡的獨立發明的文字是歷史上最古老的書寫系統——蘇美爾楔形文字(圖12.1)。在這種文字定形前的幾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農業村舍里的人用粘土做成的各種簡單形狀的記號來計數,如記下羊的頭數和谷物的數量。在公元3000年前的最后幾百年中,記賬技術、格式和符號的發展迅速導致了第一個書寫系統。這方面的一個技術革新是把平平的粘土刻寫板作為一種方便的書寫表面。開始時是用尖器在粘土上刻劃,后來這種尖器逐步讓位于用蘆葦桿做的尖筆,因為這種筆能在蘸土板上畫出整齊美觀的記號。書寫格式的發展包括逐步采用了今天普遍認為必不可少的一些慣例:應該把文字整整齊齊地安排在用直線畫出來的行列中(蘇美爾人的文字同現代歐洲人的文字—樣都是橫排的;一行行文字讀起來應該始終順著一個方向(蘇美爾人同現代歐洲人一樣都是從左到右的);以及在粘土板上逐行閱讀應該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但是,至關重要的改變是去解決對幾乎所有書寫系統來說都帶根本性的問題:如何去設計出人人同意的代表實際語言的顯而易見的符號,而不僅僅是不顧發音的一些概念或單詞。這一解決辦法的早期發展階段,在蘇美爾人以前的城市烏魯克的廢墟上出土的幾千塊粘土板上得到了非同尋常的證明。烏魯克位于幼發拉底河上,在現今巴格達東南大約200英里處。最早的蘇美人的文字符號是一些可以認出來的所指稱對象的圖形(如魚和鳥的圖形)。當然,這些圖形符號主要是由數字加上代表看得見的對象的名詞組成的;由此而產生的文本不過是沒有語法成分的簡短的速記式的流水賬。慢慢地,這些符號形式變得比較抽象起來,尤其是在尖頭的書寫工具被蘆葦稈做的尖筆代替之后。把舊的符號結合起來創造出新的符號,產生了新的意義:例如,為了產生一個表示吃的意思的符號,就把代表頭的符號和代表面包的符合結合在一起。

最早的蘇美爾文字是由不表音的語標構成的。就是說,它不是以蘇美爾語言的特有發音為基礎的,它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發音來表示任何其他語言中的同一個意思——正如對4這個數字符號,說英語的、說俄語的、說芬蘭語的和說印度尼西亞語的都有不同的發音,分別念成four、chetwire、nelju和ernpat。也許整個文字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蘇美爾人采用了語音符號,開始時是借助代表發音相同而又可以畫出來的名詞的符號來書寫抽象名詞。例如,要對弓畫出一個可以識別的圖形是容易的,但要對生命畫出一個可以識別的圖形就困難了,但這兩者的發音在蘇英爾語里都是ti,因此—張弓的圖形的意思或者是弓,或者是生命。解決由此而產生的歧義是加上—個叫做義符的無聲符號,以表示擬議中的對象所屬的名詞類別。語言學家把這種決定性的創新稱之為畫謎原則,也是今天構成雙關語的基礎。

蘇美爾人一旦偶然發現了這個語音原則,就著手把它不僅僅用來書寫抽象名調,而且還用在其他許多方面。他們把它用來書寫構成語法詞尾的音節或字母。例如,要給英語中的常見音節—tion畫出一幅圖來可不那么容易,但我們卻能為同音動詞shun(避開)畫出一幅示意圖來。用語音來表達的符號也被用來“拼寫”較長的詞,成為一系列的畫面,每一個畫面描繪一個音節的發音。這就好像一個說英語的人在寫believe(相信)這個詞時先畫一只蜜蜂(bee)再在后面畫一片樹葉(Leaf)一樣。語音符號也使造字的人能夠用相同的圖形符號來代表一組相關的詞(如tooth[牙齒]“speech[說話]和speaker[說話者],但要解決歧義問題,就得加上一個語音表達符號(如為two[二]、each[每個]和peak〔山峰〕選擇符號)。

因此.蘇美爾文字最后成了3種符號的一種復雜的組合:語標,指稱一個完整的詞或名字;語音符號,實際上被用來拼寫音節、字母、語法成分或部分的詞;和義符,不發音,只用來解決歧義問題。盡管如此.蘇美爾文字中的語言符號還遠遠沒有達到一種完備的音節表或字母表的標淮。蘇美爾語的有些音節沒有任何書寫符號;同一個符號可能有不同的發音;同一個符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讀法,可以讀作一個詞、一個音節或一個字母。

除了蘇美爾楔形文字外,人類歷史上另一個獨立發明文字的確然無疑的例子,來自中美洲(可能是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社會。有人認為,中美洲文字的出現與舊大陸的文字沒有關系,因為沒有仟何令人候服的證據可以證明在古挪威人之前新大陸的社會就己同擁有文字的舊大陸的社會有了接觸。而且,從形式來看,中美洲的書寫符號也完全不同于舊大陸的任何一種文字。已知的中美洲文字約有十幾種,其中全部或大部分顯然有親緣關系(例如,在它們的數字系統和歷法系統方面),它們大多數仍然只是部分得到破解。目前,中美洲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文字,來自公元前6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的薩波特克地區,但迄今了解得最多的則是馬雅人居住的低地地區的文字,那里已知最早的有文字記錄的年代相當于公元292年。

盡管馬雅文字是獨立發明出來并且具有與眾不同的符號形式,但它的組成原則基本上類似于蘇美爾文字,也類似于受蘇美爾文字啟發的歐亞大陸西部其他一些書寫系統。同蘇美爾文字一樣,馬雅文字也利用語標和語言符號。代表抽象詞的語標通常是根據畫謎原則而發明出來的。就是說,一個抽象的詞可以用代表另一個詞的符號寫出來,這個詞發音相同,但具有一種不同的然而可以容易畫出來的意思。同日本的假名符號和邁錫尼時代希臘的B類線形文字音節表一樣,馬雅文的語音符號多半是由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構成的音節符號(如ta,te,ti,to,tu)。同早期閃語(閃語:閃語族中的任何一種語言。屬閃含語系.包括古希伯來語、阿拉伯語、阿拉米話、腓尼基語、亞述語、埃塞俄比亞語等。)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樣,馬雅文的音節符號來自對所指稱事物所畫的圖像,而對這個事物的發音就是以那個音節開始(例如,馬雅文的音節符號“ne”像一個尾巴,而馬雅文中表示尾巴的詞就是neh)。

中美洲文字同歐亞大陸西部古代文字的所有這些相似之處,證明了人類創造力的根本普遍性。雖然在全世界的語言中.蘇美爾人的語言和中美洲的語言彼此并沒有什么特別的關系,但兩者在把語言化為文字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類似的基本問題。蘇美爾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首創的解決辦法,又在公元前600年前隔著半個地球被早期的中美洲印第安人重新創造出來

埃及、中國和復活節島的文字是可能的例外,留待以后討論。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發明出來的所有其他書寫系統,似乎都是從一些書寫系統派生出來的,這些書寫系統或是把蘇美爾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們的啟發而自行創造出來的。獨立發明出來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個原因是發明文字極其困難,這一點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另一個原因是獨立發明文字的其他機會被蘇美爾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們的派生文字搶先得去了。

我們知道,蘇美爾文字的形成至少花去了幾百年也許是幾千年時間。我們還將看到,文字形成的先決條件是由人類社會的幾個特點組成的,正是這些特點決定了一個社會是否會認為文字有用,以及這個社會是否能養活那些專職的抄寫員。除了蘇美爾人的社會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會外,其他許多人類社會——如古代印度的社會、克里特島的社會和埃塞俄比亞的社會也有了這樣的先決條件。然而,蘇美爾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別是舊大陸和新大陸最早有了這些先決條件的人。一旦蘇美爾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發明出文字,他們的文字的細節和原則迅速傳播到其他社會,它們可以不必再用幾百年甚或幾千年的時間去進行造字的實驗。因此,其他一些獨立的造字實驗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中止了。

文字是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種去傳播的,這兩種方法在整個技術史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有人發明了一樣東西并投人了使用。那么,你作為另一個未來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別人已經建造了他們自己的原型并使其發生作用,你又為何要為自己的使用而去設計相同的東西呢?

此類發明的傳播形式多種多樣。一頭是“藍圖復制”,就是對現有的一幅詳盡的藍圖進行復制或修改。另一頭是“思想傳播”,就是僅僅把基本思想接受過來,然后必須去重新創造細節。知道這能夠做到,就會激勵構你自己努力大干,但你最終的具體解決辦法可能象也可能不象第一個發者的解決辦法。

舉個最近的例子。歷史學家們仍然在爭論:藍圖復制或思想傳播,到底哪個對俄國造成原子彈貢獻更大。俄國制造原子彈的努力,是否決定性地依賴于由間諜竊取后進到俄國去的已經造好的美國原子彈藍圖?或者這僅僅是美國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啟示終于使斯大林相信制造這樣的炸彈是可能的,然后由俄國科學家重新創造出用于一項獨立的應急計劃的原則,而很少從此前美國的努力中得到詳盡的指導?對于輪子、金字塔和火藥的發展史也存在同樣的問題,F在讓我們考察一下藍圖復制和思想傳播是怎樣幫助書寫系統的傳播的。

今天,一些專業語言學家用藍圖復制法為一些沒有文字的語言設計書寫系統。這種根據特定需要設計的系統,大多數是把現有字母表拿來加以修改,雖然有些也設計出了音節表。例如,一些身為傳教上的語言學家,通過修改羅馬字母為數以百計的新幾內亞和印第安語言設計文字。政府的語言學家不但為俄羅斯的許多部落語言設計出經過修改的西里爾字母,而且也設計出經過修改的羅馬字母,于1928年被土耳其采用來書寫土耳其語。

有時候,對于那些在遙遠的過去依靠藍圖復制而設計出書寫系統的人,我們也有所了解。例如.西里爾字母(今天仍在俄國使用)是公元9世紀時向斯拉夫人傳教的希臘傳教士圣西里爾通過改造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字母而設計出來的。日耳曼語(包括英語在內的語族)保存完好的最早文本是用烏爾斐拉斯主教創造的哥特文字母寫的。烏爾斐拉斯是一個傳教士,于公元4世紀同西哥特人一起生活在今天的保加利亞。同圣西里爾的發明一樣,烏爾斐拉斯的字母表是從其他來源借用的字母的大雜燴:有大約20個希臘字母,大約5個羅馬字母,還有兩個字母或是取自如尼文(北歐的一種古文字)字母,或是他自己創造的。更多的時候,對于那些發明著名的古代字母的人,我們則一無所知。但仍有可能把新出現的古代字母同以前存在的字母加以比較,并從字母的形式推斷出是哪些現有的字母被用作模本。由于同樣的原因,我們可以肯定,邁錫尼時代希臘的B類線型音節文字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從克里特島的A類線形音節文字改造而來的。

把一種語言的現有書寫系統用作藍圖使之適應另一種語言,在幾百次這樣做的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問題.因為沒有兩種語言的發音是完全相同的。原來的字母和符號有些被舍棄了,如果在借出語言中的那些字母所代表的發音在借入語言中是不存在的,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例如,芬蘭語中沒有其他歐洲語言用b、c、f、g、w、x和z所代表的音,因此芬蘭人就從他們的經過改造的羅馬字母中舍棄了這些字母。還有一個經常出現的相反問題、即設計出一些字母來代表為借入語言所有而為借出語言所無的一些“新的”發音。這個問題以幾種不同的方式獲得了解決:如利用一個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字母構成的任意組合(如英語中的th代表在希臘語和如尼語中只用一個字母代表的音);給一個現有的字母加上一個區別性的記號(如西班牙語字母的腭化符號ñ,德語字母的變音符號ö,以及那些多出來的在波蘭語和土耳其語字母周圍跳舞的記號);征用借入語言中用不著的字母(如現代捷克語把羅馬字母c重新起用來表示捷克語中的t8音);或者干脆創造出一個新的字母(就像我們中世紀的祖先在創造j、u和w這些新字母時所做的那樣)。

羅馬字母本身就是長長的一系列藍圖復制的終端產品。在人類歷史上,字母顯然只產生過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個l000年中從現代敘利亞到西奈半島這個地區內說閃語的人當中產生的。歷史上的和現行的幾百種字母,追本溯源全都來自閃語字母這個老祖宗,有些(如愛爾蘭的歐甘字母(歐甘字母:公元4世紀時用以在石碑上刻寫愛爾蘭語和皮克特語的歐甘文字母))是思想傳播的結果,但大多數則是通過對字母形式的實際復制和修改而產生的。

字母的這種演化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這種文字包含代表埃及語24個輔音的全套24個符號。埃及人沒有采取(在我們看來)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即拋棄他們所有的語標、義符和代表雙輔音和三輔音的符號,而只使用他們的輔音字母。然而.從大約公元前1700年開妨,一些精通埃及象形文字的閃米特人著手對這合乎邏輯的一步進行試驗。

規定符號只能用來代表單輔音,這是把字母同其他書寫系統區別開來的3大改革中的第一項改革。第二項改革是把字母按照一個固定的順序排列并給它們起一個容易記住的名稱,從而幫助使用者來記住這些字母。我們英語字母的名稱多半是沒有意義的單音節(“a”、“bee”、“cee”、“dee”,等等)。但閃語字母的名稱在閃語中是有意義的:它們都是代表人們所熟悉的事物的詞(’aleph=牛,beth=房子,gimel=駱駝,daleth=門,等等)。這些閃語詞“通過截頭表音法”同它們所涉及的閃語輔音發生關系:就是說,代表該事物的詞的第一個字母,也就是賦予該事物以名稱的那個字母(’a、b、g、d,等等)。此外,閃語字母的最早形式在許多情況下似乎都是那些事物的圖像。所有這些特點使閃語字母的形式、名稱和排列順序容易記住。許多現代語言的字母,包括我們英語的字母,在3000多年后仍然保留了原來的排列順序,只是發生了一些小小的改變(就希臘語而言,甚至還保留了字母原來的名稱: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讀者們可能已經注意到的一個小小的改變,是閃語和希臘語字母中的g變成了羅馬語和英語字母中的c,而羅馬人又在現在的位置上創造出一個新的g。

導致現代語言的字母的第三項也是最后一項改革的,是規定了元音。在閃語字母的早期,已經有人著手對書寫元音的方法進行實驗,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小字母來表示特定的元音,或是在輔音字母上加上點、線或鉤。在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成為用代表輔音的那些字母來系統地表示全部元音的第一個民族。希臘人通過“征用”腓尼基語字母中用來代表為希臘語所無的一些輔音的5個字母而得到他們的元音字母。

文字演變的一條路線是對這些最早的閃語字母進行藍圖復制和逐步修改,從而發展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進而發展成現代的埃塞俄比亞語的字母。還有一條重要得多的路線是經由用于波斯帝國官方文件的阿拉姆語(屬閃語族,公元前9世紀通用于古敘利亞、后來一度成為亞洲西南部的通用語.猶太文獻及早期基督教文學多以此語寫成。)字母,演變為現代的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印度語和東南亞語言的字母。但歐洲和美國讀者最為熟悉的一條演變路線到公元前8世紀初經由腓尼基人到達希臘人,在同—世紀內又從希臘人到達伊特魯斯坎人(意人利埃特魯西亞地區古代民族),又過了一個世紀到達羅馬人,羅馬人的字毋稍經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于精確和簡潔相結合的這種潛在優點,字母如今已在現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得到采用。

雖然藍圖的復制和修改是傳播技術的最直接的選擇,但有時候這種選擇不一定能夠得到。藍圖可能被隱藏起來,而且不是深于此道的人對藍圖也不一定能夠讀懂。對于在遠處某個地方發明了某個東西,人們可能有所耳聞,但詳細情況則可能無從知曉。也許所知道的只是這樣的基本思想:某人以某種方法成功地取得了某種最后的成果。然而,知道了這一點,可能就是通過思想傳播去啟發別人設計他們自己的取得此種成果的途徑。

文字史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820年左右阿肯色州的一個名叫塞闊雅的印第安人為了書寫切羅基語而發明了音節文字。塞闊雅注意到,白人在紙上做記號,并且用這些記號來記錄和復述長篇講話,能得到很大方便。然而,這些記號的復雜作用對他來說仍是一個謎.因為(同1820年前的大多數切羅基人一樣)塞闊雅是個文盲,對英語既不會說,也不會讀。因為塞闊雅是個鐵匠,他開始時發明了一種記賬法幫助他記錄顧客的欠賬。他給每一個顧客畫一幅畫;然后他又畫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圓圈和線條來表示所欠錢款的數量。

1810年左右,塞闊雅決定去為切羅基語設計一種書寫系統。他又一次開始畫圖,但由于畫圖太復雜,在藝術上要求太高,就放棄了。接下去他為每一個詞發明一些單獨的符號,但在他創造了幾千個符號而仍然不夠用時,他又覺得不滿意了。

最后,塞闊雅認識到,詞是由一些不同的聲音組成的,這些聲音在許多不同的詞里反復出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音節。他開始時設計出200個音節符號,又逐步減少到85個,大多數符號代表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的組合。

一位小學者師給了塞闊雅一本英語單詞拼寫課本,他于是就用這本書來練習抄寫字母,這些字母也就成了他的符號的一個來源。他的切羅基語音節符號大約有二十幾個直接取自英語字母,當然意義完全改變了.因為塞闊雅并不知道它們在英語中的含意。例如,他挑出D、R、b和h這些符號來分別代表切羅基語的音節a、e、si和ni,而數字4這個符號則被借用來代表音節se。他把一些英語字母加以改變從而創造出其他一些符號。還有一些符號則完全是他自己的創造。塞闊雅的音節文字得到專業語言學家的普遍贊賞,因為它非常切合切羅基語的發音,同時學起來也很容易。在很短時間內.切羅基人幾乎百分之一百地學會了這種音節文字,他們買來了印刷機,把塞闊雅的符號鑄成鉛字,并開始印起書報來。

切羅基文字始終是關于思想傳播產生文字的得到最充分證明的例子之一。我們知道,塞闊雅得到了紙和其他書寫材料,得到了關于書寫系統的思想、利用不同符號的思想,并得到了幾十種記號形式。然而,由于他對英語既不能讀,也不能寫,所以他不能從周圍現有的各種文字中得到關于造字的細節,甚至也得不到關于造字的原則。雖然他周圍語言的字母都是他所不了解的,但他卻在不知道3500年前克里特島已經創造出另一種音節文字的情況下獨立地重新創造出一種音節文字。

塞闊雅的例子也可被用作說明思想傳播如何可能導致古代許多書寫系統的樣本。公元1446年朝鮮李朝國王世宗為朝鮮語設計的諺文字母,顯然受到了中國方塊字的啟發,同時也受到了蒙古和西藏佛教經文的字母表音原則的啟發。然而,世宗國王創造了諺文字母的形式和他的字母的幾個獨一無二的特點。包括用行書把字形組成方塊,用相關的字母形狀來代表相關的元音或輔音.以及用描寫嘴唇和舌頭位置的輔音字母的特有形狀來發那個輔音。從公元4世紀左石在愛爾蘭和說凱爾特語的不列顛部分地區使用的歐甘字母,向樣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則(此時已有現成的歐洲字母可以來用),僅也發明了獨一無二的字母形式,而這種形式顯然是以手勢語的五指法為基礎的。

我們可以有把據地把諺文字母和歐甘字母的出現歸之于思想的傳播,而不是閉門造車式的獨立創造,因為我們知道這兩個社會與擁有文字的社會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同時也因為顯而易見是哪些外國文字提供了靈感。相比之下,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把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最早文字歸之于獨立創造,因為在它們首次出現時,在它們各自所在的半球范圍內,不存在任何可以給它們以啟發的其他文字。仍然可以爭論的是復活節島、中國和埃及的文字起源問題。

生活在太平洋中復活節島的波利尼西亞人有一種獨特的文字。這種文字保存完好的最早樣本只可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也就是在歐洲人于1722年到達該島之后很久。也許,在歐洲人到達之前,文字就已在復活節島獨立出現了,雖然沒有任何樣本保存下來。但是,最直截了當的解釋就是不妨對一些事實信以為真,假定1770年—支西班牙探險隊向復活節島居民遞交了書面的并吞聲明,正是看了這個聲明才促使島上居民去發明一種文字。

至于中國文字,最早有實物證明的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也可能還有更早的。中國文字也具有為本地所獨有的符號和某些組合原則,所以大多數學者認為,它也是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國早期城市中心以西4000英里的蘇美爾發展起來,并在不遲于公元前2200年時在這些城市中心以西2600英里的印度河河谷出現,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國之間的整個地區沒有聽說過存在早期的書寫系統。因此,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中國最早的抄寫員已經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給他們以啟發的書寫系統。

在所有古代書寫系統中最有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認為是獨立創造的產物,但如認為埃及文字和中國文字不同,是思想傳播的結果,這種解釋似乎更為合理。象形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幾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當突然地出現。埃及在蘇美爾西面僅僅800英里,埃及和蘇美爾也一直有貿易往來。使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沒有關于象形文字逐步發展的任何證據流傳下來,盡管埃及的干燥氣候可能會有利于保存更早的文字實驗成果,盡管蘇美爾同樣干燥的氣候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幾個世紀中已經產生了關于蘇美爾楔形文字發展的豐富證據。同樣可疑的是,在蘇美爾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現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現了其他幾種顯然獨立設計出來的書寫系統(分別為所謂原始埃蘭語文字、克里特形象文字和赫梯象形文字)。雖然這些書寫系統的每一種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號,都不是從埃及或蘇美爾借用的,但發明這些書寫系統的民族幾乎是不可能不知道他們鄰近的貿易伙伴的文字的。

如果人類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生存了幾百萬年之后,所有這些地中海和近東社會在彼此相距不過幾百年的時間內,碰巧竟各自獨立地偶然想到發明文字這個主意.這可能是一個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來,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思想傳播,就像塞闊雅的情形一樣。這就是說,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從蘇美爾人那里了解到發明文字的思想,可能還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則,然后又為自己發明了另外一些原則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本章開始時的那個主要問題: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會出現并向某些社會傳播,但不向其他許多社會傳播?我們討論的方便的起始點是早期書寫系統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確或復雜難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蘇美爾楔形文字還不能連組成文,而只是一種電報式的簡略表達方式,它的詞匯只限于一些名字、數字、測量單位、代表數過的物件的詞以及幾個形容詞。這情形就好像一個現代的美國法院書記員由于英語里沒有必要的詞和語法,無法寫出“我們命令約翰把欠政府的27頭肥羊交來”這樣的話,而只能寫成“約翰27頭肥羊”。后來,蘇美爾楔形文字能夠寫出散文來,但也顯得雜亂無章,正如我曾經描繪過的那樣,是語標、音符和總數多達幾百個不同符號的不發音的義符的大雜燴。邁錫尼時代的希臘的B類線形文字至少要簡單一些,因為它根據的是一種大約有90個符號和語標的音節文字。和這個優點相比,B類線形文字的缺點就是很不明確。它把詞尾的輔音全都省略,并用同一個符號來代表幾個相關的輔音(例如,一個符號代表l和r,另一個符號代表p、b和Ph,另有一個符號代表g、k和kh)。我們知道,如果土生土長的日本人連l和r都分不清楚就去講英語,那會使我們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請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的字母把我剛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輔音也同樣類同起來,那會造成什么樣的混亂。這就好像我們把“rap”、“lap”、“lab”和“laugh”這些詞拼寫成一個詞一樣。

一個相關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學會書寫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國王或寺廟雇用的專職抄寫員,才掌握關于文字的知識。例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除了宮廷官員中很少幾個骨于分子外,在邁錫尼時代的希臘人中還有誰使用或了解B類線形文字。由于B類線形文字的各個抄寫員可以根據他們留在保存下來的文件上的筆跡區別開來,我們可以說,克諾索斯(克里特島彌諾斯王的首都)和派洛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南港口)宮殿保存下來的用B類線形文字抄寫的文件分別出自僅僅75個和40個抄寫員之手。

對這些簡略、笨拙、不明確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它們的使用者的人數一樣都受到了限制。任何人如果希望去發現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蘇美爾文文本只是宮廷和寺廟官員所記的一些毫無感情的賬目。在已知最早的烏魯克城蘇美爾檔案中,大約如90%的刻寫板上都是神職人員記下的采購貨物、工人配給和農產品分配等事項。只是到了后來,隨著蘇美人從語標文字逐步過渡到語音文字,他們才開始寫作記敘體散文,如宣傳資料神話。

邁錫尼時代的希臘人甚至沒有達到寫作宣傳資科和神話的階段。在克諾索斯宮殿出土的全部B類線形文字刻寫板中,有三分之一是關于綿羊和羊毛的賬目,而在派洛斯宮殿發現的極大部分文字記錄的都是亞麻。B類線形文字本來就不明確,所以始終只用來在宮廷中記賬,由于有上下文和選詞限制的關系,解讀起來是很清楚的。關于這種文字用于文學創作,則無跡可尋。(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不識字的行吟詩人為不識字的聽眾創作而傳播開來的,直到幾百年后才隨著希臘字母的發展而見諸文字。

同樣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國文字的特點。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記錄了宗教和國家的宣傳材料以及官員們的賬目。保存完好的馬雅文字也同樣專門用于宣傳、記錄國王的生辰、登基和戰爭勝利以及祭司的天象觀測結果,F存最早的商代晚期的中國文字被用來為朝廷大事占卜吉兇,卜辭就刻寫在所謂甲骨上。一個商代文字的樣本是:“國王在識讀裂紋[骨頭經火灼而產生的裂紋]的意思后說,‘如果這孩子是在庚日出生的,那將非常吉利!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早期的書寫系統是那樣的不明確,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為少數抄寫員所掌握,那么擁有這些文字的社會為什么竟會容忍這種情況?但提出這個問題正好說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觀點和我們自己的期望之間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這種情況對發明不那么含糊的書寫系統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蘇美爾的國王和祭司們希望文字由專職的抄寫員用來記錄應完稅交納的羊的頭數,而不是由平民大眾用來寫詩和圖謀不軌的。正如人類學家克勞德·利瓦伊—斯特勞斯所說的那樣.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對別人的奴役”。非專職人員個人使用文字只是很久以后的事,因為那時書寫系統變得比較簡單同時也更富于表現力。

例如,隨著公元前1200年左右邁錫尼時代希臘文明的衰落,B類線形文字不見了,希臘重新回到了沒有文字的時代。當文字在公元前8世紀終于又回到希臘時,這種新的希臘文字、它的使用者和它的用途已十分不同。這種文字不再是一種夾雜語標的含義不朗的音節文字,而是一種借用腓尼基人的輔音字母再加上希臘人自己發明的元音而得到改進的字母文字。希臘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抄寫員看得懂、只在宮中閱讀的記錄綿羊頭數的賬目,從問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閱讀的詩歌和幽默的傳播媒介。例如,希臘字母文字最早保存下來的例子,是刻在大約公元前740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賽的詩句:“舞姿最曼妙者將獎以此瓶!钡诙䝼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三行揚抑抑格6步韻詩句:“我是內斯特①的酒杯,盛滿了玉液瓊漿。誰只要飛快的喝上一口,頭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會使他的愛欲在心中激蕩!爆F存最早的伊特魯里亞和羅馬字母的例子,也是酒杯和酒壇上的銘文。只是到了后來,字母的這種容易掌握的個人交際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發展順序,同較早的語標文字和音節文字使用的發展順序正好顛倒過來。

早期文字在使用和使用者方面的限制表明,為什么文字在人類進化中出現得如此之晚。所有可能的對文字的獨立發明(在蘇美爾、墨西哥、中國和埃及),和所有早期的對這些發明出來的書寫系統(如克里特島、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和馬雅地區的書寫系統)的采用,都涉及社會等級分明、具有復雜而集中統—的政治機構的社會.這種社會與糧食生產的必然聯系,我們將留在下一章探討。早期的文字是為這些政治機構的需要服務的(如記錄的保存和對王室的宣傳),而使用文字的人是出生產糧食的農民所種植的多余糧食養活的專職官員。狩獵采集社會沒有發明出文字,甚至也沒有采用過任何文字,團為它們既沒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機構.也沒有生產為養活文字專家所必需的剩余糧食的社會機制和農業機制。

因此,糧食生產和采用糧食后幾千年的社會進化.對于文字的演進向對于引起人類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樣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還有中國獨立出現,完全是因為這幾個地方是糧食生產在它們各自的半球范圍內出現的最早地區。一旦文字在這幾個社會發明出來,它接著就通過貿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樣經濟結構和政治組織的社會傳播。

雖然糧食生產就是這樣地成為文字演變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分的條件。在本章開始時,我曾提到,有些糧食生產的社會雖然已有復雜的政治組織,但在現代之前并未能發明或借用文字。我們現代人習慣于把文字看作是一個復雜社會必不可少的東西,所以這些例子一開始就使我們感到迷惑不解,這些例子還包括到公元1520年止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之一——南美的印加帝國、湯加的海洋原始帝國、18世紀晚些時候出現的夏威夷王國、赤道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西非地區在伊斯蘭教來到前的各個國家和酋長管轄地,以從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一帶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社會。

盡管所有這些社會也具有有文字社會的那些必備條件.但為什么它們卻未能獲得文字呢?

這里,我們必須提醒——下自己,大多數有文字的社會之所以獲得文字,或是通過向鄰近的社會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們的啟發而發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獨立創造出來的。我剛才提到的那些沒有文字的社會在糧食生產方面比蘇美爾、墨西哥和中國起步晚。(這種說法唯一難以確定的是印加帝國的最后領地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脈地區糧食生產開始的有關年代問題。)如果假以時日,這些沒有文字的社會也可能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發明出文字來。如果它們離蘇美爾、墨西哥和中國更近一些,它們也會從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關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馬雅和其他大多數有文字的社會一樣。但它們距離那些最早的文字中心太遠了,所以沒與能在現代之前獲得文字。

這種孤立狀態的重要作用對夏威夷和湯加是極其明顯的,這兩個地方同最近的有文字的社會隔著重洋,相距至少有4000英里之遙。另一些社會則證明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觀點:烏鴉飛過的距離不是人類衡量孤立狀態的—種恰當的尺度。安第斯山脈、西非的一些王國和密西西比河口與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的有文字社會的距離、分別只有大約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這些距離大大小于字母在其發明后的2000年中從發源地沿地中海東岸到達愛爾蘭、埃塞俄比亞和東南亞所傳播的距離。但人類前進的腳步卻由于烏鴉能夠飛越的生態障礙和水域阻隔而慢了下來。北非國家(有文字)和西非國家(沒有文字)中間隔著不適于農業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同樣把墨兩哥南部的城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酋長管轄地分隔開來。墨西哥南部與安第斯山脈地區的交通需要靠海上航行,或經由狹窄的、森林覆蓋的、從未城市化的達里安地峽的一連串陸路聯系。因此,安第斯山脈地區、西非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實際上就同有文字的社會隔離了開來。

這并不是說,那些沒有文字的社會就是完全與世隔絕的。西非最后接受了撒哈拉沙漠另一邊的新月沃地的家畜,后來又接受了伊斯蘭教的影響,包括阿拉伯文字。玉米從墨西哥傳播到安第斯山脈地區.又比較緩慢地從墨西哥傳播到密西西比河河谷。但我們在第十章已經看到,非洲和美洲內的南北軸線和生態障礙阻滯了作物和家畜的傳播。文字史引入注目地表明了類似的情況:地理和生態條件影響了人類發明的傳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1908年7月3日,一些考古學家在克里特島上對菲斯托斯的古代彌諾斯文化時期的宮殿進行發掘,無意中發現了技術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物品之一。它乍看之下似乎貌不驚人,只是一個小小的、扁平的、沒有彩繪的圓盤,由粘土烘制而成,直徑為6.5英寸。再仔細觀察一下.就發現這個圓盤的每一面都布滿了文字,文字落在一條曲線上,而曲線則以順時鐘方向從圓盤邊緣呈螺旋形通向圓盤中央,一共有5圈?偣241個字母符號由刻出來的垂直線整齊地分成若干組,每組包含幾個不同的符號,可能就是這些符號構成了詞。作者必定仔細地設計和制作了這個圓盤,這樣就可以從圓盤的邊緣寫起,沿螺旋線寫滿全部可以利用的空間,然

而在到達圓盤中央時空間正好夠用(見下團)。

自出土以來,這個圓盤一直成為文字史家的一個不解之謎。

不同符號的數目(45個)表明這是一種音節文字.而個是字母文

字,但它仍沒有得到解釋,而且符號的形式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已

知的書寫系統的符號形式。在它發現后的89年中,這種奇怪文

字連零星碎片也沒有再出現過。因此.它究竟是代表了克里持

島的一種本地文寧,還是從外地進入克里持島的舶來移民,這仍然

不得而知。

對技術史家來說,這個菲斯托斯圓盤甚至更加令入困惑;它的年代估計為公元前1700年,這使它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圓盤上的符號不像克里特島后來的A類線形文字和B類線形文字所有的文本那樣是用手刻寫的,而是用帶有凸起鉛字似的符號的印章在柔軟的粘土上壓印出來的(粘土隨后被烘干硬化)。這位印工顯然有一套至少45個印章,一個印章印出圓盤上的一個符號。制作這些印章必然要花費大量的勞動,而它們肯定不是僅僅為了印這—個文件而被制造出來的。使用這些印章的人大概有許多東西要寫。有了這些印章,印章的主人就可以迅速得多、整齊得多地去進行復制,這是他或她在每一個地方寫出每一個文字的復雜符號所無法比擬的。

菲斯托斯圓盤開人類下一步印刷業之先河。因為印刷也同樣使用字;蛴“,但卻是直接沾墨水印在紙上,而不是不沾墨水印在粘土上。然而.這些接下去的嘗試直到2500年后才在中國出現,在3100年后在中世紀的歐洲出現。圓盤的這種早熟的技術,為什么沒有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島或其他地方得到廣泛的采用?為什么它的印刷方法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克里特島發明出來.而不是在其他某個時間在美索不達米亞、墨西哥或其他任何一個古代文字中心發明出來?為什么接著又花了幾千年時間才又加上用墨水和壓印機這個主意從而得到了印刷機?這個圓盤就是這樣地成了對歷史學家的咄咄逼人的挑戰。如果發明創造都像這個圓盤似乎表明的那樣獨特而難以捉摸,那么想要對技術史進行綜合的努力可能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

表現為武器和運輸工具的技術,提供了某些民族用來擴張自己領域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手段。這就使技術成了歷史最廣泛模式的主要成因。但是,為什么是歐亞大陸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發明了火器、遠洋船只和鋼鐵設備?這種差異擴大到了從印刷機到玻璃和蒸汽機的其他大多數技術進步。為什么所有這些發明創造都是歐亞大陸人的?雖然世界上一些蘊藏最豐富的銅礦和鐵礦分別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但為什么所有新幾內亞人和懊大利亞土著在公元1800年還在使用幾千年前就已在歐亞大陸、非洲大部分地區被拋棄了的那種石器?所有這些事實說明,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行人想當然地認為,歐亞大陸人在創造性和智力方面要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籌。

另一方面,如果在人類神經生物學方面沒有任何此種差異可以說明各大陸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那么用什么來說明呢?另外一種觀點是以發明創造的英雄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進步似乎特別多地依靠少數十分稀有的天才如約翰內斯·谷登堡、詹姆士·瓦特、托馬斯·愛迪生和萊特兄弟。他們或是歐洲人,或是移居美國的歐洲人的后代。阿基米德和古代的其他一些稀有天才也是歐洲人。這樣的天才會不會也生在塔斯馬尼亞島①或納米比亞呢?難道技術史僅僅決定于幾個發明家的出生地這些偶然因素嗎?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創造性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性問題。有些社會無可救藥地保守、內向、敵視變革。許多西方人都會有這種印象,他們本來想要幫助第三世界人民,最后卻落得灰心喪氣。第三世界的人作為個人似乎絕對聰明;問題似乎在他們的社會。否則又怎樣來解釋澳大利亞東北部的土著為什么沒有采用弓箭?而他們見過與他們進行貿易的托雷斯海峽的島上居民在使用弓箭。也許整個大陸的所有社會都不接受新事物.并由此說明那里的技術發展速度緩慢?在本章中,我們最終將要涉及本書的一個中心問題:為什么在不同的大陸上技術以不同的速度演進的問題。

我們討論的起始點是“需要乃發明之母”這個格言所表達的普遍觀點。就是說,發明的出現可能是由于社會有一種未得到滿足的需要:人們普遍承認,某種技術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發明家的人為金錢和名譽的前景所驅使,察覺到了這種需要,并努力去予以滿足。某個發明家最后想出了一個比現有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技術高明的解決辦法。如果這個解決辦法符合社會的價值觀,與其他技術也能協調,社會就會予以采納。

相當多的發明部符合需要乃發明之母這個常識性的觀點。1942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在進行時,美國政府制定了曼哈頓計劃,其顯而易見的目的就是搶在納粹之前發明出為制造原子彈所需要的技術。3年后.這個計劃成功了,共花去20億美元(相當于今天的200多億美元)。其他的例子有,1794年伊萊·惠持尼發明了軋棉機,來代替把美國南部種植的棉花的棉絨剝離下來的繁重的手工勞動,還有1769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來解決從英國煤礦里抽水的問題。

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例子,使我們誤以為其他的重大發明也是為了滿足覺察到的需要。事實上,許多發明或大多數發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驅使的人或喜歡動手修修補補的人搞出來的,當初并不存在對他們所想到的產品的任何需要。

一旦發明了一種裝置,發明者就得為它找到應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后,消費者才會感到他們“需要”它。還有一些裝置本來是只為一個目的而發明出來的,最后卻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們的大多數用途。尋求使用的這些發明包括現代大多數重大的技術突破,從飛機和汽車到內燃機和電燈泡再到留聲機和晶體管,應有盡有。了解到這一點,也許會令人感到吃驚。因此,發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托馬斯·愛迪生的留聲機的發明史。留聲機是現代最偉大的發明家的最具獨創性的發明。愛迪生于1877年創造出了他的第一架留聲機時,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發明可以有10種用途。它們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遺言,錄下書的內容讓盲人來聽,為時鐘報時以及教授拼寫。音樂復制在他列舉的用途中并不占有很高的優先地位。幾年后,愛邊生對他的助手說,他的發明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又過了不到幾年,他改變了主怠,做起銷售留聲機的生意來——但作為辦公室口述記錄機使用。當其他一些企業家把留聲改裝成播放流行音樂的投幣自動唱機時,愛迪生反對這種糟蹋他的發明的做法,因為那顯然貶低了他的發明在辦公室里的正經用途。只是在過了大約20年之后,愛迪生才勉勉強強地承認他的留聲機的主要用途是錄放音樂。

機動車是另一個在今天看來用途似乎顯而易見的發明。然而,它不是為滿足任何需求而發明出來的。當尼古勞斯·奧托于1866年造出了他的第一臺4沖程氣化器式發動機時.馬在滿足人們陸上運輸需要方面已經有了將近6000年的歷史,在最近的幾十年里又日益得到蒸汽動力鐵路的補充。在獲得馬匹方面不存在任何危機,人們對于鐵路也沒有任何不滿。

由于奧托的發動機力量小、笨重和高達7英尺,所以它并不比馬匹更為可取。直到1885年,發動機的改進使戈特利布·戴姆勒得以在—輛自行車上安裝了一臺發動機從而制造了第一輛摩托車;他一直等到1896年才制造了第一輛卡車。

1905年,機動車仍是有錢人的昂貴而不可靠的玩物。公眾對馬匹和鐵路的滿意程度始終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方認定它的確需要卡車。戰后卡車制造商和軍隊進行了大量游說,使公眾相信他們對機動車輛的需要,從而使卡車得以在工業化國家開始取代馬車。甚至在美國的最大城市里,這種改變也花了50年時間。

發明家們常常不得不在沒有公眾需求的情況下長期堅持他們的修修補補的工作,因為他們的早期樣機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場。最早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電視機同奧托的7英尺高的內燃發動機一樣使人不敢領教。這就使發明者難以預知他們發明的可怕的原型最終是否可以得到使用,從而是否應該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費用來對它進行開發。美國每年要頒發大約7萬份專利證書,但只有少數專利最后達到商業性生產階段。有一項大發明最終得到使用,就會有不計其數的其他發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發明當初本來是為了滿足特定的需要而設計的,后來可能在滿足意外需要方而證明是更有價值的。雖然詹姆士。瓦特設計他的蒸汽機是為了從煤礦里抽水,但它很快就為棉紡廠提供動力

因此,被用作我們討論的起始點的關于發明的常識性觀點把發明的通常作用和需要弄顛倒了。它也夸大了諸如瓦特和愛迪生之類稀有天才的重要性。所謂“發明的英雄理論”之所以得到專利法的鼓勵,是因為申請一項專利必須證明所提交的發明具有新意。發明者出于財政的動機而貶低或忽視前人的成果。從專利法律師觀點看,最佳的發明就是全無先例的發明,就像雅典娜整個地從宙斯的前額跳出來一樣。

實際上,即使對那些最著名的而且顯然具有決定意義的現代發明來說,就是“某人發明某物”這種不加掩飾的說法背后有著被忽視了的先例的影子。例如,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據說他是由于看到蒸汽從水壺嘴冒出來而受到了啟發。這個故事實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制造自己的蒸汽機的想法,實際上是在他修理托馬斯·紐科曼的一臺原型蒸汽機時產生的!@種蒸汽機紐科曼在57年前就已發明出來了,到瓦特修理時,英格蘭已經制造出100多臺。而紐科曼的蒸汽機又是在英國人托馬斯‘薩弗里于1698年獲得專利權之后才有的,但在薩弗里獲得專利權之前,法國人丹尼.帕龐已于1680年左右設計出這種蒸汽機(但沒有制造),而帕龐的設計思想則來自他的前人荷蘭科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所有這些并不是要否認瓦特大大改進了紐科曼的蒸汽機(把一個獨立的蒸汽冷凝器同一個往復式汽缸合并在一起),就像紐科曼曾經大大改進了薩弗里的蒸汽機一樣。

對所有有足夠文件證明的現代發明都可以講出類似的發展史。習慣上認為有發明才能的英雄仿效以前的一些發明者,而這些發明者也具有同樣的目標,并已作出了一些設計、造出了一些工作樣機或(就像紐科曼的蒸汽機—樣)可以成功地投入商業使用的樣機。愛迪生的1879年10月21日夜間著名的白熾燈泡的“發明”.只是對從1841年到1878年的其他發明者獲得專利權的其他許多白熾燈泡的改進。同樣,在萊特兄弟的載人飛機之前已有了奧托·利林塔爾的載人無動力滑翔機和塞繆爾·蘭利的不載人動力飛機;在塞繆爾·莫爾斯的電報機之前已有了約瑟夫·亨利、威廉·庫克和查爾斯·惠斯通的電報機;而伊萊·惠特尼的短絨(內陸)棉軋棉機不過是幾千年來長絨(海島)棉軋棉機的應用范圍的擴大罷了。所有這些并不是要否認瓦特、愛迪生、萊特兄弟、莫爾斯和惠特尼作出了巨大的改進,因而增加了或開創了商業成功的機會。如果沒有那位公認的發明者的貢獻,發明物最后采用的形式可能已有所不同了。但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某些天才發明家不是在某個時候出生在某個地方,世界史的廣泛模式會不會因此而產生重大的變化。答案很清楚: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人。所有公認的著名發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領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們是在社會有可能使用他們的成果的時候對原來的發明作出改進的。我們將會看到.對用于菲斯托斯圓盤的印章作出改進的那位英雄的悲劇在于,他或她發明了當時社會不能予以大規模利用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我所舉的這些例子都來自現代技術,因為現代技術發展史是眾所周知的。我的兩個主要結論是:技術的發展是長期積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為;技術在發明出來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發明出來去滿足某種預見到的需要。如果把這兩個結論用于沒有文件證明的古代技術發展史,那就更加有說服力得多。當冰期的狩獵采集族群注意到他們的爐膛里焚燒過的沙子和石灰巖的殘留物時,他們不可能預見到這種長期的偶然積累起來的發現會導致最早的羅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這種積累過程則是從最早的表項有半透明薄涂層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獨立的類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對于那些已知最早的表面半透明薄涂層本身是怎么搞出來的,我們則一無所知。不過,通過觀察今天在技術上“原始的”族群,如我與之一起工作的那些新幾內亞人,我們可以推知史前的發明方法。我已經提起過他們認識幾百種當地的植物和動物,知道每一種是否可以食用、它的藥用價值和其他用途。新幾內亞人同樣還把他們周圍的幾十種石頭講給我聽.告訴我每一種的硬度、顏色、在遭到敲打或削鑿時的情況以及各種用途。所有這方面的知識都是通過觀察和反復試驗而獲得的。每當我帶領新幾內亞人到遠離他們家鄉的地方工作時,我都看到了這種“發明”過程在進行。他們不斷地在森林里撿起一些不熬悉的東西,拿在手中擺弄,偶爾發現有用就帶回家去。當我放棄了營地,當地人跑來在丟棄物中尋找有用的東西時,我看到了同樣的過程。他們把玩我丟棄的東西,設法弄清楚它們在新幾內亞社會里是否有用。丟棄的馬口鐵耀的用途是容易確定的:它們最后被當作容器重新使用。其他東西則經過試驗,用于完全不同于當初制造時的目的。把那支黃色的2號鉛筆插進穿孔的耳垂和鼻隔做裝飾品,看上去會不會很漂亮?那塊碎玻璃是否很鋒利.很結實,可以當刀來使用?我發現了!

古人能夠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如石頭、木頭、骨頭、獸皮、纖維、粘土、沙子、灰巖和礦物,各種各樣,數量眾多。人們根據這些材料逐步學會了把某些種類的石頭、木頭和骨頭制成工具;把某些粘土制成陶器和磚;把沙子、灰巖和其他“污物”混合在一起制成玻璃;對現有的純粹的軟金屬如銅和金進行加工,后來又從礦石里提煉金屬,最后又對硬金屬如青銅和鐵進行加工。

有關反復試驗的發展過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從原料產生火藥和汽油?梢匀紵淖匀划a物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如富含樹脂的圓木在營火中爆燃。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人通過加熱天然瀝青提煉出大量的石油。古希臘人發現,石油和瀝青、樹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種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火焰炸彈和船只來發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紀伊斯蘭教的煉金術士為生產酒精和香水而發明的蒸餾技術,也使他們把石油蒸餾成餾分,其中有些證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強大的燃燒劑。用手榴彈、火箭和爆炸裝置來發射的這些燃燒劑,在伊斯蘭教最后打敗十字軍的戰爭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在這之前,中國人也已觀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一種特殊混合物的爆炸力特別強,這種混合物就叫做火藥。公元1100年左右,伊斯蘭教的一篇化學論文介紹了火藥的7種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篇論文則提到了70多種適用于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種適用于火箭,另一種適用于大炮)o

至于中世紀以后的石油蒸餾,19世紀的化學家們發現中間餾分油可以用作油燈的燃料。這些化學家把最易揮發的餾分(汽油)當作一種沒有用的廢品而予以拋棄——直到后來發現那是內燃機的一種理想的燃料。今天還有誰記得汽油這種現代文明的燃料當初曾是又一個尋求使用的發明呢?

一旦發明家發現了一項新技術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說服社會來采用它。僅僅有一種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裝置還不能保證人們會樂于接受。無數的此類技術要么根本沒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長期的抵制之后才校采用。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有:1971年美國國會拒絕考慮為發展超音速運輸提供資金;全世界繼續拒絕一種高效打字機的鍵盤設計,以及英國長期不愿采用電燈照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社會去接受發明呢?

讓我們首先比較一下在同一個社會內對不同發明的接受能力。結果,至少有4個因素影響著對發明的接受。

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因素,是與現有效術相比較的相對經濟利益。雖然輪子在現代工業社會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會里情況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發明了帶車軸和車輪的車子,但那是當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運輸。這在我們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直到我們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沒有可以套上他們的帶輪子的車子的牲口,因此這種車子并不比搬運工有任何優勢。

第二個考慮是社會價值和聲望,這種考慮可以不顧經濟利益(或沒有經濟利益)。今天干百萬人去買標名牛仔褲,而這種牛仔褲的價格是同樣耐穿的普通牛仔褲的兩倍——因為標名商標的社會聲望的價值超過了額外的花費。同樣,日本繼續使用它的麻煩得嚇死人的漢字書寫系統,而不愿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率高的假名音節文字——因為與漢字體系連在一起的社會聲望實在太大了。

另一個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本書同你讀過的大概每一份別的打印文件一樣,都是用標推打字機鍵盤打印出來的,這種鍵盤是因其上排最左面的6個字母而得名的。雖然現在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打字機鍵盤的這種安排是在1873年作為一種反工程業績而設計出來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盡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對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鍵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邊(用慣右手的人必須用他們不習慣的左手)。這些似乎產生相反效果的特點的真實原因是:如果在1873年發明的這種打字機上連續快速敲擊相鄰的鍵,會使這些鏈互相卡在一起,所以制造打字機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當打字機的改進解決卡鍵這個問題后,1932年對為提高效率而設計的鍵盤進行的試驗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們的打字速度,把我們打字所花的氣力減少95%。但到這時,標準打字機鍵盤的干百萬個打字員、教打字的人、打字機和電腦推銷員以及打字機生產廠商的既得利益,仍多年來壓制了提高打字機鍵盤效率的所有行動。

雖然這個關于標準打字機鍵盤的故事聽起來可能有點滑稽,但許多同樣的例子卻涉及重大得多的經濟后果。雖然晶體管是在美國發明和取得專利權的,但為什么現在卻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體管化電子消費產品市場,以致破壞了美國與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因為就在美國的電子器件消費工業拼命生產真空管并且不愿與自己的產品競爭的時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購買了西方電氣公司的特許權。為什么英國的城市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和德國城市已經改用電燈為街道照明之后很久,仍在使用煤氣為街道照明?因為英國的一些市政府已對煤氣照明進行了大量投資,從而對競爭的電燈公司設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礙。

影響接受新技術的最后一種考慮,是新技術的優點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公元1340年,當火器還沒有到達歐洲大部分地區時,英格蘭的德比伯爵和索爾茲伯里伯爵碰巧遇上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戰役,阿拉伯人在戰斗中對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這兩位伯爵對他們所看到的事印象深刻,于是把大炮引進英國軍隊.而英國軍隊熱情地采用了大炮,并于6年后在克勒西戰役中把它們用來對付法國士兵。

因此,輪子、標名牛仔褲和標準打字機鍵盤說明了同一個社會對所有發明不是同樣接受的不同原因。反過來說,對同一發明的接受力在同時代的社會中也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全都熟悉那個想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即第三世界農村社會不像西方化了的工業社會那樣容易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工業化的世界內,某些地區的接受能力要比另一些地區強得多。如果在整個大陸范圍內存在著這種差異,那么它們也許能說明為什么某些大陸的技術發展要快于其他大陸。例如,如果澳大利亞的所有土著社會由于某種原因一律抵制變革,那也許能說明為什么當金屬工具在其他每一個大陸出現后它們仍然在使用石器。社會之間在接受能力方面的差異是怎樣產生的呢?

技術史家們已經提出了一長串至少14個說明性因素。一個因索是預期壽命變長了,這在原則上應能使未來的發明家不僅有耐心和有把握去制訂長期的、延期得益的開發計劃,而且也使他們可以有多年時間去積累技術知識。因此,現代醫藥帶來的大大延長了的期望壽命,可能加快了近來發明速度的步伐。

其次的5個因素涉及社會的經濟和組織:(1)古典時期可以得到廉價的奴隸勞動,這一點大概妨礙了當時的發明創造,而現在的高工資或勞動力短缺,對尋求技術解決辦法起了刺激作用。例如,移民政策的改變,可能會切斷加利福尼亞農場的廉價的墨西哥季節工的來源,但這種可能性鼓勵了在加利福尼亞去開發可以用機器收獲的番茄品種。(2)在現代的西方,保護發明者的所有權的專利權和其他財產法獎勵發明.而在現代的中國,缺乏這種保護妨礙了發明。(3)現代工業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技術培訓的機會,這一點中世紀的伊斯蘭教國家做到了,而現代的扎伊爾則沒有做到。(4)和古羅馬的經濟不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使投資技術開發有可能得到回報。(5)美國社會強烈的個人主義允許有成就的發明者為自己賺錢,而新幾內亞牢固的家族關系則確保了一個人一旦開始賺錢就要同十幾個指望搬來同吃同住的親戚一起分享。

另外4個想得到的解釋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不是經濟或組織方面的:(1)為創新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險行為,在某些社會里比在另一些社會里普遍。(2)科學觀點是文藝復興后歐洲社會的獨有特色,對于歐洲社會現代技術的卓越地位來說,這種特色確是功不可沒。(3)對各種觀點和異端觀點的寬容促進了創新,而濃厚的傳統觀點(如中國強調中國古代的經典)則扼殺了創新。(4)宗教在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上差異很大: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據說與技術創新特別能夠相容,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婆羅門教的某些教派可能與技術創新特別不能相容。

所有這10個假設似乎都說得通。但其中沒有一個與地理有任何必然的聯系。如果專利權、資本主義和某些宗教真的對技術起了促進作用,那么又是什么決定了這些因素在中世紀后的歐洲出現,而不是在同時代的中國或印度出現?

至少,這10個因素影響技術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余4個擬議中的因素——戰爭、集中統一的政府、氣候和豐富的資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時候它們促進技術,有時候它們抑制技術。(1)在整個歷史上,戰爭常常是促進技術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飛機和卡車的巨額投資,開創了整個新的技術領城。但戰爭也能給技術發展帶來破壞性極大的挫折。(2)強有力的集中統一的政府在19世紀后期的德國和日本對技術起了推動作用,而在公元1500年后的中國則對技術起了抑制作用。(3)許多北歐人認為,在氣候條件嚴峻的地方,技術能夠繁榮發展,因為在那里沒有技術就不能生存;而在溫和的氣候下,技術則會枯萎凋零,因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會從樹上掉下來。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有利的環境使人們用不著為生存進行不懈的斗爭,而可以一門心思地去從事創新活動。(4)人們也一直在爭論,促進技術發展的究竟是環境資源的豐富還是環境資源的短缺。豐富的資源可以促進利用這些資想的發明的發展,例如在有許多河流的多雨的北歐地區的水磨技術——但為什么水磨技術卻沒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幾內亞更迅速地發展起來?有人認為英國森林遭到破壞是它很早就在采煤技術方面領先的原因.但為什么在中國濫伐森林卻沒有產生同樣的結果呢? · ‘

關于社會在接受新技術方面為什么會存在差異,上面的討論并未窮盡為解釋這個問題而提出來的各種原因。更糟的是,所有這些大致準確的解釋都沒有考慮這些解釋背后的終極因素。這看起來也許就好像我們想要了解歷史進程的嘗試遭到了一次令人灰心喪氣的挫折,因為技術毫無疑問一直是歷史的最強大的推動力之一。然而,現在我要說,影響技術創新的獨立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而這一點實際上使了解歷史的廣泛模式變得不是更困難.而是更容易了。

就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而言,這一長串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是:影響技術創新的這些因素在大陸與大陸之間是否存在著全面的差異,因而導致了各大陸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大多數外行人和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是明確表示,有的是心照不宣。例如,人們普遍認為,澳大利亞土著作為一個群體,在意識形態方面只有導致他們技術落后的共同特點:他們過去(或現在)大概都是保守的,生活在一種想象中的創造世界的黃金時代,而不去注意改善現在的實際方法。一位研究非洲的主要歷史學家則把非洲人說成是性格內向,缺乏歐洲人的那種擴張欲望。

但是,所有這類說法都是以純粹的猜測為基礎的。對兩個大陸中每一個大陸上具有相同社會經濟條件的許多社會,還不曾有人進行過研究,以證明這兩個大陸民族之間的全面的意識形態差異。人們通常使用的都是循環論證:由于存在技術上的差異,因此可以推斷出相應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事實上,我經常在新幾內亞觀察到,那里的土著社會在流行觀點上彼此差異很大。就像工業化的歐洲和美國一樣,傳統的新幾內亞也有抵制新的生活方式的保守社會,盡管它們同一些有選擇地采納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富于創造性的社會生活在一起。結果,隨著西方技術的輸入,那些比較有創新精神的社會現在正利用西方的技術來征服它們的保守的鄰居。

例如,當歐洲人于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到達新幾內亞東部高原地區時,他們“發現了”幾十個過去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石器時代的部落,其中欽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術方面特別積極。當欽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種植咖啡,他們也開始把咖啡當作經濟作物來種植。1964年,我遇見了一個50歲的欽布男子,他不識字,穿著傳統的草裙。雖然他出生在一個仍然使用石器的社會,但卻靠種咖啡發了財。他用賺來的10萬美元現款買下了一個鋸木廠,還買下了一隊卡車,用來把他的咖啡和木材運往市場。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個相鄰的高原民族——達里比族,就特別保守,對新技術毫無興趣。當第一架直升機在達里比人的地區降落時,他們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繼續于他們的活;如果是欽布人,他們就會為租用它來討價還價。結果,欽布人現在正遷入達里比人的地區,把他們的土地接收過去改為種植園,并把達里比入變成為他們干活的勞工。

其他每一個大陸都有這種情況,某些土著社會證明有很強的接受力,它們有選擇地采納外來的生活方式和技術,并成功地使之融入自己的社會。在尼日利亞,伊博族同新幾內亞的欽布族一樣,成了當地富于進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國人數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是納瓦霍族,在歐洲人來到時.他們不過是幾百個部落中的一個。但納瓦霍人的適應能力特別強,并能有選擇地對待新事物。他們把西方的染料和自己的紡織結合起來,他們做銀匠和農場工人,現在雖然仍住在傳統的住宅里,但已學會了開卡車。

同樣,在據稱保守的澳大利亞土著中,既有接受能力強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一個極端是塔斯馬尼亞人,他們仍舊在使用石器,而這種工具在幾萬年前的歐洲即已為別的工具所代替,就是在澳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也已不再使用。另一極端是澳大利亞東南部的一些以捕魚為生的土著群體,他們發明了管理魚群的復雜技術,包括修建溝渠、魚梁和漁柵。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大陸上,各社會之間在發展和接受新事物方而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個社會內,在時間上也會有所不同,F在,中東的伊斯蘭社會相對而言比較保守,并不居于技術的最前列。但同一地區的中世紀伊斯蘭教社會在技術上卻是先進的,是能夠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識字率比同時代的歐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臘文明的遺產,以致許多古典的希臘書籍只是通過阿拉伯文的譯本才為我們所知;它發明了或精心制作了風車、用潮水推動的碾磨、三角學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術、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它采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又把它們傳到歐洲。在中世紀,技術絕大多數是從伊斯蘭世界流向歐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從歐洲流向伊斯蘭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技術的最終流向才開始逆轉。

中國的發明創造也是引入注目地隨著時間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中國的一系列發明包括運河閘門、鑄鐵、深鉆技術、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藥、風箏、磁羅盤、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圓盤)、船尾舵和獨輪車。接著,中國就不再富于革新精神,其原因我們將在本書的后記中加以推斷。相反.我們倒是把西歐及其衍生的北美社會看作是領導現代世界的技術創新,但直到中世紀后期,西歐的技術仍然沒有舊大陸任何其他“文明”地區那樣先進。

因此,認為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富于創新精神,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趨于保守.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大陸上都有富于創新精神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此外,在同一個地區內,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遲早會產生波動。

細想起來,如果一個社會的創新精神決定于許多獨立的因素,那么這些結論就完全是人們可能期望的結論。如果對所有這些因素沒有詳盡的了解,創新精神就成了不可預測的東西。因此,一些社會科學家在繼續爭論:為什么在伊斯蘭世界、中國和歐洲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會發生變化?為什么欽布人、伊傅人和納瓦霍人比他們的鄰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是什么?然而,對研究廣泛的歷史模式的人來說,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是什么。這并不重要。影響創新精神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反而使歷史學家的任務變得更加容易起來,他只要把社會之間在創新精神方面的差異轉換為基本上一種隨機變量就行了。這就是說,在任何特定時間里的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內(如整個大陸),總會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可能是富于創新精神的。

創新實際上來自何方?除了過去的幾個完全與世隔絕的社會外,對所有社會來說,許多或大多數技術都不是當地發明的.而是從其他社會借來的。當地發明與借用技術的相對重要性.主要決定于兩個因素:發明某個技術的容易程度以及某個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

有些發明是通過處理天然原料而直接產生的。這些發明在世界史上的不同地點和時間曾有過多次獨立的發展。有一個例子我們已經仔細考慮過了,這就是至少在9個地方獨立進行的對植物的馴化。另一個例子是陶器。陶器的產生可能來自對粘土這種十分普遍的天然材料在曬干或受熱時的變化所作的觀察。陶器在大約14000年前出現于日本,不遲于大約1萬年前出現于新月沃地和中國,以后又出現于亞馬孫河地區、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美國東南部和墨西哥。

一個困難得多的發明的例子是文字。文字的發明不是通過對任何天然材料的觀察。我們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幾次是獨立發明出來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顯然只產生過一次。其他一些困難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裝置、磁羅盤、風車和照相機暗箱,所有這些在舊大陸只發明過一次或兩次,而在新大陸則從未發明過。

這些復雜的發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為它們的傳播速度要比在當地獨立發明的速度快。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輪子。得到證明的最早的輪子于公元前3400年左右出現在黑海附近,接著在幾個世紀內又在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出現。所有這些舊大陸的早期輪子都有一種獨特的設計:一個由3塊厚木板拼成的實心因盤,而不是一個帶有輻條的輪圈。相比之下,印第安社會的唯—一種輪子(畫在墨西哥的陶器上)則是用一塊木板做成的,由此可見,這是輪子的第二個獨立的發明——就像人們從新大陸與舊大陸文明相隔絕的其他證據可以預料到的那樣。

沒有人認為,人類史在經過了沒有輪子的700萬年之后,不意在舊大陸的許多獨立地點,于相隔不到幾百年的時間內,竟多次出現了舊大陸的那種獨特設計的輪子。實際上,想必是這種輪子的功用使它在舊大陸從唯一的發明地由東向西迅速傳播。舊大陸在古代還有其他一些復雜的技術從一個西亞發源地由東向西傳播的例子,其中包括門鎖、滑輪、轉磨、風車,還有字母。新大陸的技術傳播的例子是冶金術,它是從安第斯山脈地區經巴拿馬傳到中美洲的。

一個用途廣泛的發明在一個社會出現后,接著它便往往以兩種方式向外傳播。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看到或聽說了這個發明,覺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種方式是:沒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發現與擁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相比自己處于劣勢,如果這種劣勢大到一定程度.它們就會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火槍在新西蘭毛利人部落之間的傳播。其中有一個叫恩加普希的部落于1818年左右從歐洲商人那里得到了火槍。在其后的15年中,新西蘭被所謂的火槍戰爭搞得天翻地覆,沒有火槍的部落要么也去弄到火槍,要么被已經用火槍武裝起來的部落所征服。結果,到1833年火槍技術傳遍了整個新西蘭;所有幸存的毛利人部落這時都已有了火槍。

如果一些社會從發明某項新技術的社會采用了這項技術,這時技術傳播的情況可能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貿易(如1954年晶體管從美國傳播到日本)、間諜活動(公元552年家蠶從東南亞偷運進中東)、移民(1685年被從法國驅逐出去的20萬胡格諾派教徒⑦把法國的玻璃和服裝制作技術傳播到整個歐洲)和戰爭。最后一個至關重要的例子,是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伊斯蘭世界。其所以可能,是由于公元751年阿拉伯軍隊在中亞的塔拉斯河戰役中打敗了中國軍隊,在戰俘中發現了一些造紙工匠,于是就把他們帶到了撒馬爾罕建立了造紙業。

我們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化的傳播可能是通過詳盡的“藍圖”,也可能是通過刺激重新發明細節的模糊思想。雖然第十二章說明的是傳播文字的辦法,但這些辦法對傳播技術也同樣適用。上一段舉的是藍圖復制的例子,而中國的瓷器制造技術傳往歐洲則是一個長期傳播的例子。瓷器是一種紋理細密的半透明陶器,于公元7世紀左右在中國發明。當瓷器于14世紀開始經絲綢之路到達歐洲時(當時還不知道它的制造方法),人們對它贊賞不已,并為仿制它進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嘗試。直到1707年,德國的煉金術士約翰·伯特格爾在用許多制作方法和把各種礦物同粘土混合起來進行了長期的試驗之后,才偶然發現了解決辦法,從而建立了如今名聞遐邇的邁森瓷器工廠。后來在法國和英格蘭進行的或多或少獨立的試驗,產生了塞夫勒陶瓷、韋奇伍德陶器和斯波德陶器。因此,歐洲的陶瓷工匠必須為他們自己對中國的制作方法進行再創造,但他們這樣做是由于在他們的面前有那些完美無暇的產品作為榜樣從而刺激了他們的創作欲望。

社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們接受來自其他社會的技術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土著,他們生活在一個距離澳大利亞100英里的島上,沒有任何遠洋水運工具,而澳大利亞本身就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在過去1萬年中,培斯馬尼亞人同其他社會沒有任何接觸,除了他們自己的發明外,他們沒有得到過任何技術。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由于有印度尼西亞島群把他們同亞洲大陸隔開,所以只能從亞洲得到一點零星的發明。在發明的傳播中最容易接受發明的社會是大陸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會。在這些社會中技術發展最快,因為它們不但積累了自己的發明,而且也積累了其他社會的發明。例如,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于位居歐亞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又承襲了希臘的學術。

技術傳播和使技術傳播成為可能的地理位置,這兩者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從其他方面看簡直難以理解的事實的充分證明,即有些社會竟然放棄了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有用的技術一旦獲得,就必然會流傳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術來取而代之。事實上,技術不但必須獲得,而且也必須予以保持,而這也取決于許多不可預測的因素京。任何社會都要經歷一些社會運動和社會時尚,此時一些沒有經濟價值的東西變得有價值起來,而一些有用的東西也變得暫時失去了價值。今天.當地球上幾乎所有社會相互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無法想象某種時尚會發展到使人們竟然拋棄一項重要的技術。一個暫時反對一項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的社會會繼續看到它在被毗連的社會所使用,而且也會有機會在這技術傳播時重新得到它(或者,如果不能做到達一點,那就會被毗連的社會所征服)。但這種時尚會在孤立的社會中歷久而不衰。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鹌髟诠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有兩個葡萄牙人攜帶火繩槍(原始的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開始在本地制造,從而大大地改進了槍支制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擁有更多更好的槍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這個階層的象征,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的戰爭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間面對面的個人搏斗,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一套的話,然后以能體面地進行戰斗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后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的特許,再后來把許可證只發給為政府生產的槍支,最后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定貨,直到日本又一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并竭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并未發生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拒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裝備有許多大炮的艦隊訪問日本,使日本相信它有必要恢復槍支的制造,直到這時,日本因孤立而得到安全的狀況才宣告結束。

日本拒絕槍支和中國拋棄遠洋船只(以及拋棄機械鐘和水力驅動紡紗機),是歷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會技術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術倒退的事情,在史前期也發生過。極端的例子世界技術最簡陋的社會(第十五章)。澳大利亞土著可能采用過弓箭,后來又放棄了。托里斯海峽諸島的島民放棄了獨木舟,而加瓦島的島民在放棄了獨木舟后又重新采用。陶器在整個波利尼西亞都被放棄了。大多數波利尼西亞人和許多美拉尼西亞人在戰爭中放棄使用弓箭。極地因紐特人失去了弓箭和單人劃子,而多塞特因紐特人則失去了弓箭、弓鉆和狗。

這些例子我們初聽起來會覺得希奇古怪,但它們卻很好地證明了技術史上地理條件和技術傳播的作用。如果沒有技術的傳播,得到的技術會更少,而丟失的現有技術會更多。

由于技術能產生更多的技術,一項發明的傳播的重要性可能會超過原來這項發明的重要性。技術史為所謂自我催化過程提供了例證:就是說,由于這過程對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種與時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爆炸給我們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紀的技術爆炸與青銅時代相比,同樣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銅時代的技術發展又使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技術發展相形見拙。

技術往往會催化自身的一個原因是:技術的進步決定于在這之前對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的掌握。例如,石器時代的農民不會直接開始煉鐵和對鐵進行加工,因為那必須有高溫的煉鐵爐才行。鐵礦冶金術是人類幾千年經驗的結晶,人類開始時只是利用天然顯露的軟質純金屬(銅和金),在不需加熱的情況下把它們捶打成形。它也是一些簡單爐窯幾千年發展的結果,這些爐窯用來燒制陶器,后來又被用來提煉鋼礦和熔煉銅合金(青銅),因為做這些事不需要煉鐵那樣的高溫。在新月沃地和中國,只是在有了大約2000年的青銅冶煉的經驗之后,鐵器才變得普遍起來。當歐洲人的到來縮短了新大陸的獨立發展軌跡時,新大陸社會剛剛開始制造青銅器,還不曾開始制造鐵器。

自我催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技術和新材料通過重新結合可以產生更新的技術。例如,為什么印刷術的迅速傳播發生在公元1455年谷登堡印刷了他的<圣經>之后的中世紀歐洲,而不是發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無名的壓印工印制了菲斯托斯圓盤之后?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紀歐洲的印工能夠把6項新技術結合起來,而這些新技術的大部分是非斯托斯圓盤的制作者無法得到的。在這些技術進步——紙、活字、冶金術、印刷機、油墨和文字中,紙和關于活字的思想是從中國傳到歐洲的。谷登堡發明的用金屬模子鑄字的辦法克服了字體大小不一這種致命的問題,而他的辦法又決定于冶金術的許多發展成果:用以沖壓字母的鋼、做字模用的黃銅或青銅合金(后來用鋼代替)、做鑄模用的鉛和做活字用的錫鋅鉛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機來自榨酒和橄欖油的螺旋壓床,而他的油墨則是在現有的墨水中加油改進而成。中世紀歐洲從3000年的字母發展中繼承的字母文字適合于用活字印刷,因為只需澆鑄幾十個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國文字那樣需用幾千個語言符號。

在所有這6個方面,若要把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結合成一個印刷系統,菲斯托斯圓盤制作者能夠得到的機會要比谷登堡少得多。這個圓盤的書寫材料是粘土,其體積和重量都比紙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島在冶金技術、油墨和印刷機方面比公元1455年的德國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圓盤必須用手來壓印,而不是用裝在金屆框子里的澆鑄活字加上油墨來印刷。圓盤上的文字是一種音節文字,比谷登堡使用的羅馬字母符號更多,結構也更復雜。結果,菲斯托斯圓盤的壓印技術比谷登堡的印刷機笨拙得多,比手寫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這些技術上的缺點外,在印制菲斯托斯圓盤的那個時候,掌握書寫知識的只有少數幾個宮廷和寺廟抄寫員。因此,對圓盤制作者的精美產品幾乎沒有什么需求,對投資制作所需要的幾十個手壓印摸也幾乎沒有什么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紀歐洲潛在的印刷品暢銷市場則誘使許多投資者把錢借給谷登堡。

人類技術的發展是從不遲于250萬年前使用的最早石器到1996年的激光印刷機,這種印刷機取代了我的業已過時的1992年的激光印刷機,并被用來印刷本書的手搞。開始時發展的速度慢得覺察不出來,幾十萬年過去了,我們的石器看不出有任何變化,用其他材料制造的物品也沒有留下任何證據。今天,技術的發展非常迅速,報紙上天天都有報道。

在這漫長的加速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挑出兩次意義特別重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10萬年到5萬年前,其所以能夠發生,大概是由于我們身體的遺傳變化,即人體的現代解剖學進化使現代語言或現代大腦功能或兩者成為可能。這次飛躍產生了骨器、專用石器和復合工具。第二次飛躍來自我們選定的定居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發生的時間不同,在有些地區早在13000年前就發生了,在另一些地區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發生。就大多數情況而言,選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們采納糧食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糧食生產要求我們留在我們的作物、果園和剩余糧食儲備的近旁。

定居生活對技術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這種生活使人們能夠積累不便攜帶的財產。四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只能擁有可以攜帶的技術。如果你經常遷移而且又沒有車輛或役畜,那么你的財產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于攜帶的小件必需品。你在變換營地時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機之類的累贅。這種實際困難或許可以說明何以有些技術出現得驚人地早,接著停了很長時間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得到證明的最早的陶瓷藝術品是27000年前在現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區用粘土燒制的人像,在時間上大大早于已知最早的用粘土燒制的容器(在14000年前的日本發現)。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區在同一時間還出現了關于編織的跡象,但直到大約13000年前才出現了已知最早的籃子和大約9000年前出現了己知最早的布,這時最早編織的出現才得到了證明。盡管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已邁出了這幾步,但在人們定居下來從而免去攜帶壇壇罐罐和織機的麻煩之前,無論是制陶還是編織都不會產生。

糧食生產使定居生活因而也使財產積累成為可能。不僅如此,由于另一個原因,糧食生產還在技術史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在人類進化中第一次使發展經濟專業化社會成為可能,這種社會是由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養活的不從事糧食生產的專門人員組成的。但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已經看到,糧食生產在不同的時間出現在不同的大陸。另外,我們在本章中也已看到,本地技術的發生和保持,不但要依靠本地的發明,而且也要依靠來自其他地方的技術傳播。這個因素往往使技術在沒有可能影響其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的大陸上發展得最快,而這種傳播可能發生在這個大陸的內部,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大陸。

最后,一個大陸上的每一個社會都體現了發展技術和采用技術的進一步機會,因為各個社會在創新精神方面由于許多不同的原因而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技術發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眾多、有許多潛在的發明家和許多互相競爭的社會的廣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區。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糧食生產開始的時間、技術傳播的障礙和人口的多寡這3大因素的變化,是怎樣直接導致我們所看到的各大陸之間在技術發展方而的差異的。歐亞大陸(實際上也包括北非在內)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塊,包含有數量最多的互相競爭的社會。它也是擁有糧食生產開始最早的兩個中心的陸塊,這兩個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國。它的東西向的主軸線,使歐亞大陸一個地區采用的許多發明較快地傳播到歐亞大陸具有相同緯度和氣候的其他地區的社會。它的沿次軸線(南北軸線)的寬度,同美洲巴拿馬地塊的狹窄形成了對照。它沒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切斷的那種嚴重的生態障礙。因此,對技術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在歐亞大陸沒有在其他大陸那樣嚴重。由于所有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術的加速發展,在歐亞大陸開始得最早.從而導致了本地最大的技術積累。

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傳統上被看作是兩個不同的大陸,但它們連接在一起已有幾百萬年之久,它們提出了同樣的歷史問題,因此可以把它們故在一起來考慮,以便和歐亞大陸相比較。美洲構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陸塊,但比歐亞大陸小得多。不過,它們在地理和生態上卻支離破碎:巴拿馬地塊寬不過40英里,等于在地理上把美洲腰斬了,就像這個地峽上的達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態上所做的那樣。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類的先進社會向北美洲的社會分隔開了.而巴拿馬地峽則把中美洲的先進社會同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亞馬孫河地區的社會分隔開了。此外,美洲的主軸線是南北走向,從而使大部分的技術傳播不得不逆緯度(和氣候)的梯度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緯度內發生。例如,輪子是在中美洲發明的,而美洲駝是不遲于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脈中部馴化的,但過了5000年,美洲的這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輪子仍然沒有碰頭,雖然中美洲馬雅社會同印加帝國北部邊界之間的距離(1200英里)比同樣有輪子和馬匹的法國同中國之間6000英里的距離要短得多。在我看來,這些因家足以說明美洲在技術上落后于歐亞大陸這個事實。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陸塊,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中,到歐亞大陸比到美洲容易多了,但撒哈拉沙漠卻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生態障礙,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同歐亞大陸和北非隔開。非洲的南北軸線造成了歐亞大陸與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之間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本身內部技術傳播的又一障礙。作為后一障礙的例子,陶器和煉鐵術出現在或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薩赫勒地帶(赤道以北).至少同它們到達西歐一樣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元年才到達非洲的南端,而冶金術在從歐洲由海路到達非洲南端時,還不曾由陸路傳播到那里。

最后,澳大利亞是最小的一個大陸。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雨量稀少,物產貧乏,因此,就其所能養活的人口來說,它實際上就顯然甚至更小。它也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加之.糧食生產也從來沒有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現過。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便澳大利亞成為唯一的在現代仍然沒有金屬制品的大陸。

表13.1通過對各大陸的面積和現代人口的比較,把上述因素變成數字。 l萬年前在糧食生產出現前夕的各大陸人口的多少,我們無法知道,但想必就是表中的這個排列順序,因為今天生產最多糧食的許多地區,對1萬年前的狩獵采集族群來說,可能也是物產豐富的地區。人口的差異是引人注目的:歐亞大陸(包括北非在內)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6倍,差不多是非洲人口的8倍,澳大利亞人口的230倍。人口多意味著搞發明的人和互相競爭的社會也多。表13.1本身大大有助于說明歐亞大陸的槍炮和鋼鐵的由來。

各大陸之間在面積、人口、技術傳播的難易程度和糧食生產的開始時間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對技術的出現產生了種種影響,但所合這些影響都被夸大了,因為技術可以催化自身。歐亞大陸在開始時的巨大優勢因此就變成了自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起的巨大的領先優勢——其原因是歐亞大陸獨特的地理條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別聰明。我所認識的那些新幾內亞人中就有潛在的愛迪生。不過,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于解決適合自己情況的技術問題:不靠任何進口物品而在新幾內亞叢林中生存的問題,而不是發明留聲機的問題。

第十四章

從平等主義到盜賊統治

1979年,我和幾個傳教士朋友坐飛機飛越新幾內亞的一個到處是沼澤的偏遠盆地時,我注意到一些相隔好多英里的簡陋小屋。駕駛員向我解釋說,在我們下面那一大片泥淖中的某個地方,有一群獵捕鱷魚的印度尼西亞人不久前碰上了一群新幾內亞的游牧民。這兩群人都驚慌失措,這次意外的相遇最后以印度尼西亞人開槍打死幾個游牧民而告終。

我的傳教士朋友們猜想,這些游牧民屬于一個從未和外界接觸過的叫做法尤族的群體,外界只是通過他們的被嚇壞了的叫做基里基里族的鄰居的描述才知道他們的;锘镒鍙那耙彩怯文撩褡,后來因接受福音而改變了信仰。外人和新幾內亞的一些群體的初次接觸,始終存在著潛在的危險,但像這樣的開端就尤其不吉利。盡管如此,我的朋友道格還是坐直升機飛了進來,他想要和法尤人建立友好關系。他倒是活著回來了,但卻顯得心有余悸.他講了一個非同一般的故事。

原來法尤族人通常都是獨家居住,他們散布在整個沼澤地帶,每年聚會一兩次,談判交換新娘的事。道格的訪問碰巧趕上了有幾十個法尤族人參加的一次這樣的聚合。對我們來說,幾十個人只是一個小小的普通聚會,但對法尤族人來說,這卻是一個少有的令人心驚肉跳的事件。殺人兇手突然間同死者的親屬狹路相逢。例如,一個法尤族男子認出了殺死他父親的人。這個做兒子的舉起斧頭向殺人兇手沖去,但被朋友們摔倒在地上;于是.那個殺人兇手也拿起斧頭向倒在地上的那個做兒子的人走過來,但也給人摔倒在地上。這兩個人都給緊緊地按住,他們大聲怒喊,直到好像差不多筋疲力盡了才被故開。其他的人則不時地對罵,憤怒和失望使他們渾身發抖,他們用斧頭不住狠狠地敲擊地面。在聚會的幾天中一直就是這樣緊張,使道格不停地禱告這次訪問不要以暴力收場。

法尤族人過著狩獵采集生活,他們大約有400人,分為4個族群,在幾百平方英里的范圍內游蕩。根據他們自己的描述,他們原來有2000人左右,但由于自相殘殺,他們的人口大大減少了。他們沒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和社會機構來和平解決嚴重的爭端。最后,由于道格的這次訪問,法尤族人的一個群體邀請了一對勇敢的傳教士夫婦和他們一起生活。這對夫婦如今已在那里住了十幾年,并逐步說服法尤族人放棄暴力。這些法尤族人由此被帶入了現代世界,在他們的前而是一個難以預料的未來。

其他許多以前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新幾內亞人和亞馬孫河地區印第安人的群體,同樣由于傳教士的作用而被吸收進現代社會。跟在傳教士后面到來的是教師和醫生、政府官員和士兵。政府和宗教的擴張在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一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不管這種擴張是以和平手段實現的(如最后對法尤族人).還是以暴力手段實現的。就后一種情況來說,通常都是由政府來組織征服,然后再由宗教來為這種征服辯護。雖然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偶爾也打敗過有組織的政府和宗教,但在過去的13000年中,總的趨勢是:失敗的還是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

在上一次冰期結束時,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類似今天法尤族的社會中,沒有人是在一種復雜得多的社會中生活的。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邊界線劃分成由官員管理和法律統治的國家的還不到20%。今天,除南極大陸外,所有的土地都被劃分成國家了。有些社會最早實現了集中統一的政府和有組織的宗教,而這些社會的子孫后代最后主宰了現代世界。政府和宗教就是這樣結合起來發揮了作用,它們是產生歷史最廣泛模式的4組主要的直接動力之一,另外3組動力是病菌、文字和技術。那么,政府和宗教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法尤族群和現代國家代表整個人類社會的兩個極端,F代美國社會和法尤族人社會的差異,在于有或沒有專門的警察、機關、城市、金錢、貧富懸殊和其他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所有這些制度是一起產生的,還是有先有后?我們可以推斷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辦法是研究關于過去社會的文字記錄或考古證據和觀察某個社會的制度在歷史上的變遷情況。

試圖描繪人類社會多樣性的文化人類學家,常常把人類社會分為6、7種類型之多。有人試圖為任何進化的或發展的統一體確定幾個階段——無論是關于音樂風格的、人類生活階段的或是人類社會的,但任何此類做法都加倍注定是有缺陷的。首先,由于每一個階段都是從前面的某個階段發展來的,階段與階段之間的分界線不可避免地帶有任意的性質。(例如,一個19歲的人是青少年還是年輕的成人?)其次,發展的順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被分在同一階段的例子必然是五花八門的。(勃拉姆斯和李斯特如果知道他們現在一起被歸人浪漫主義時期作曲家一類,他們在墳墓里也會感到不安的。)不過,如果人們牢記上面提出的告誡,任意劃分的階段卻為討論音樂和人類社會的多樣性提供了一種有用的簡便方法。本著這一精神,我們將要使用一種以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和國家這4種分類(見表14.1)為基礎的簡單分類法來了解人類社會。

族群是最小的社會,一般由5到90人組成,其中大多數或全部是有血緣關系或婚姻關系的近親。事實上,一個族群就是一個大家庭或幾個有親緣關系的大家庭。今天,仍然過著獨立自主生活的族群,幾乎只能在新幾內亞和亞馬孫河流域最偏遠的地區找到,但在現代有許多別的族群受到了國家的控制,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消滅。他們包括許多或大多數的非洲俾格米人、非洲南部以狩獵采集為生的桑人(所謂布須曼人)、澳大利亞土著人、因紐特人(伊努特人)以及美洲的某些資源貧乏地區如火地島和北部山區森林中的印第安人。所有這些現代的族群無論現在或過去都是四處流浪以狩獵和采集為生的人,而不是定居的糧食生產音。直到至少4萬年前,大概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族群中,而大多數人晚至11000年前還仍然如此。

族群沒有我們在自己的社會中認為理所當然的那許多制度。他們居無定所。族群的地盤為整個集體共同使用,而不是劃分給小集團或個人。除了年齡和性別之分,族群中沒有任何固定的經濟專門化:體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覓食。沒有諸如法律、警察和條約之類的正式制度來解決族群內部和族群之間的沖突。族群組織常常被人說成是“平等主義的”:沒有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之分的正式化了的社會階層,沒有正式化了的或世襲的領導地位,也沒有正式化了的對信息和決策的壟斷。然而,不應把“平等主義的”這個詞拿來表示所有族群都有同等的威望,對決策都有同等的權力。這個詞只是表示族群中的任何“領導地位”都是非正式的,它是通過諸如個性、力量、智慧和戰斗技巧之類的品質而獲得的。

我自己對族群的經驗來自新幾內亞法尤族人居住的一個叫做湖泊平原的多沼澤的低地地區。在那里,我仍能碰到一些由幾個成年人帶著他們撫養的兒童和老人組成的大家庭,這些人住在溪流旁臨時搭起來的簡陋小屋里,他們出行靠獨木舟和步行。在大多數其他新幾內亞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幾乎所有其他民族今天在過著大群的定居生活時,為什么湖泊平原上的民族仍然在過著游牧的族群生活?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這個地區沒有可以使許多人生活在一起的本地大量集中的資源,而且(在傳教士帶來農作物之前)它也沒有使多產農業成為可能的本地植物。族群食物的主要來源是西谷椰子樹,這種樹在成熟時,它的樹心就產生了一種含淀粉的木髓。這些族群之所以過著流浪生活,是因為他們在把一個地區成熟的西谷椰子樹砍光后,他們必須遷往別的地方。由于疾病(尤其是瘧疾),由于沼澤地帶缺少原料(甚至連做工具用的石頭都必須靠交換得來),以及由于沼澤地帶為人類提供的食物數量有限,族群的數目一直很少。對人類現有技術能夠利用的資源的類似限制.在世界上不久前為其他族群所占有的地區仍很普遍。

與人類親緣關系最為接近的動物——非洲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產于剛果河以南的倭黑猩猩——也是生活在族群中的。所有人類大概也都是如此,直到經過改進的覓食技術使得某些狩獵采集族群在某些資源豐富的地區的永久性住所定居下來。這種族群就是我們從幾百萬年的演化史繼承下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超越這個階段的發展則是近幾萬年中發生的事。

超越族群的那些階段中的第一個階段是部落。部落與族群的區別是它比較大(一般有幾百人,而不是幾十人),而且通常有固定的住所。然而,有些部落,甚至有些由酋長管轄的部落,卻是由隨季節而遷移的牧人組成的。

新幾內亞的高原居民就屬于典型的部落組織。在殖民政府來到前,他們的政治單位是一個村落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批村落。因此,這種從政治上界定的“部落”,通常要比語言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所界定的部落小得多——即部落是一個具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的群體。例如,1964年,我開始在一群叫做福雷族的高原居民中工作。按照語言學和文化的標準,當時的福雷族有12000人,操兩種互相聽得懂的方言,生活在65個村落里,每個村落有幾百人。但在屬于福雷語族的一些村莊中并沒有任何政治上的統一。每—個小村莊都卷人了同所有鄰近小村莊一會兒戰爭—會兒改變結盟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老一套紛擾之中,而不管這些鄰居是福雷人還是操某種不同語言的人。

不久前獨立的并且現在紛紛隸屬民族國家的一些部落,仍然占據著新幾內亞、美拉尼西亞和亞馬孫河流域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我們從一些定居點的考古證據推斷,在過去也存在過類似的部落組織,這類定居點雖然數量不少,但都缺乏關于酋長管轄地的考古特征,這一點我在下面予以說明。關于定居點的考古證據表明,部落組織于大約13000年前開始在新月沃地出現,后來又在其他一些地區出現。在定居點里生活的一個先決條件或是糧食生產,或是物產豐富的環境,具有可以在很小地區內進行狩獵和采集的特別集中的資源。這就是在氣候變化加上技術改進使人們能夠收獲大量的野生谷物的時候,定居點和由此推知的部落開始在新月沃地數量激增的原因。

部落和族群的不同點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人數更多,除此以外,還有一點也是不同的,那就是:部落是由不止一個的得到正式承認的親屬群體所組成,這些群體稱為氏族,氏族之間互相通婚。土地屬于某個氏族,不同于整個部落。然而,部落的人數仍然很少,每一個人都知道另外每一個人的名字和他的各種親屬關系。

對人類其他類型的群體來說也是一樣,在一個群體里如要做到彼此了解,這個群體的人數最多似乎以“幾百人”為宜。例如,在我們的國家社會中,如果一所學校只有幾百個小學生,校長可能叫得出他所有學生的名字.而如果這所學校里有幾千個小學生,他就做不到了。在超過幾百人的社會中,人類的政府組織往往都是由部落組織轉換為酋長管轄地組織,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在不認識的人們之間解決沖突本來就是一個難題,而隨著群體的擴大,這個難題也變得日益尖銳起來。有一個事實在解決部落成員之間的沖突時有助于化解可能出現的問題,這個事實就是部落中的每一個人和其他每一個人或是有血緣關系,或是有姻親關系,或是兩種關系都有。把所有部落成員維系在一起的這種親屬關系紐帶,使得人數較多的社會才有的警察、法律和其他解決沖突的制度變得不必要了,因為任何兩個發生爭執的村莊都有許多共同的親屬,他們對雙方施加壓力,使爭執不致演變成激烈的沖突。在新幾內亞的傳統社會里,如果一個新幾內亞人碰巧和另—個陌生的新幾內亞人發生沖突,而兩人離開各自的村莊又都很遠,于是兩人就長時間地談論他們的親屬,試圖建立某種關系,從而找到某種理由使兩人不會產生要殺死對方的念頭。

盡管族群和部落之間存在著這種種差異,但它們仍然有許多類似之處。部落仍然具有一種非正式的、“平等主義的”政府制度。信息和決策都是公共的。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我觀看過一些村莊莊會議,村子里的成年人全都到會,他們坐在地上,大家輪流發言,看不出有什么人在“主持”討論。高原地區的許多村莊的確都有一個叫做“大人物”的人,也就是村子里最有影響的人。但這種地位不是一個由人來擔任的正式職務,而且也只有有限的權力。這個大人物沒有獨立的決策權,對外交秘密一無所知,除了試圖影響公共決定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大人物靠他們自己的德性獲得了這種身份;他們的地位是不能世襲的。

部落和族群一樣,也有一種“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沒有分成等級的家族或階級。不但身份地位是不能世襲的,而且在傳統的部落或族群成員中,任何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過于富有,因為每個人對其他許多人都負有義務和責任。因此,外來人很難從外表上猜出在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中誰是大人物,因為他和其他每一個人一樣,住的是同樣的簡陋小屋.穿的是同樣的衣服,佩戴的是同樣的裝飾品,或者和大家一樣赤身裸體。

和族群一樣,部落也沒有行政系統、警察部門和稅收機關。它們的經濟以個人或家族之間的對等交換為基礎,而不是以重新分配向某個中央權威交納的貢品為基礎。經濟專門化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沒有全職的工藝專門人材,每個體格健全的成年人(包括大人物)都要參加對食物的種植、采集和獵捕。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所羅門群島走過一個園圃時,看見遠處一個正在挖地的人向我招手,我驚訝地發現那是我的一個名叫法勒多的朋友。他是所羅門群島最著名的木刻家,一個極富獨創性的藝術家——但這并沒有使他不必親自去種甘薯。由于部落如此缺乏經濟專家,它們也缺乏奴隸,因為沒有適合奴隸去做的專門的低賤工作。

就像古典時期作曲家,從巴赫到舒伯特,從而包括從巴羅克風格作曲家到浪漫主義作曲家的整個流派一樣,部落也是從一個極端的族群漸變而來,又漸變而為另一極端的酋長管轄地。尤其是,部落在為舉行盛宴而殺豬時由大人物來分配豬肉,他的這個角色預示了酋長在其管轄地收集和再分配食品和貨物——現在被重新解釋為貢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樣,有沒有公共建筑物大概也是酋長管轄地和部落的區別之一,但新幾內亞的一些大村莊也常常建有一些供舉行膜拜儀式之用的屋子(以西皮克河畔的鼓屋聞名),它們就是酋長管轄地廟宇的前身。

雖然在國家控制之外的偏遠的生態貧瘠地區今天仍然幸存著一些族群和部落,但完全獨立的酋長管轄地到20世紀初就已經消失了,因為它們往往占據著使國家垂涎三尺的最好的土地。然而,直到公元1492年,酋長管轄地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國東部的廣大地區,存在于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還沒有被劃歸土邦的物產豐富的地區以及波利尼西亞的所有地區。

下面討論的考古證據表明,酋長管轄地出現在新月沃地不遲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現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地區不遲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讓我們來考慮一下酋長管轄地完全不同于現代歐美國家同時也完全不同于族群和簡單的部落社會的顯著特點。

就人口的多少而言,酋長管轄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從幾千人到幾萬人不等。這樣多的人口造成了內部沖突的嚴重的潛在威脅,因為對于任何一個生活在酋長管轄地的人來說,酋長管轄地的廣大多數的其他人和他既沒有密切的血緣關系或姻親關系,他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隨著大約7500年前酋長管轄地的出現,人們在歷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學會如何經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們殺死。

對這個問題的部分解決辦法,是賦予一個人即酋長以使用武力的獨占權利。與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長擁有得到公認的職位,并對這個職位有世襲權。和村落會議上權力分散的無政府狀態不同,酋長是永遠的權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決定,并壟斷重要的信息(如鄰近酋長管轄地的酋長個人會構成什么樣的威脅,或者諸神可能已應允賜予什么樣的收獲)。和大人物不同,酋長都有醒目的標志,在遠處就能認出來,如西南太平洋倫納爾島上的酋長背后插著一把大扇子。一個平民遇見了酋長就得按規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長的命令可以通過一兩級官員來傳達,這些官員中有許多本身就是低級酋長。然而,與國家官員不同的是,酋長管轄地的官員什么都干.而沒有專門分工。在波利尼西亞群島的夏威夷.這些官員(稱為科諾;)征收貢品和管理灌溉,并為酋長組織徭役工作,而國家社會則分別沒有稅收官、水利地區管理人和征兵員。

酋長管轄地在小范圍內的眾多人口需要大量的糧食,這些糧食在大多數情況下靠糧食生產來獲得,而在一些物產特別豐富的地區則靠狩獵和采集來獲得。例如,美洲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如夸扣特爾族印第安人、努特卡族印第安人和特林基特族印第安人,在酋長的領導下生活在沒有農業和家畜的村落里,因為那里的河流和海洋盛產鮭色和大比目魚。被降級為平民的—些人所生產的多余糧食被用來養活酋長、他們的家庭、官員和從事制造獨木舟、扁斧或痰盂等工作或做捕鳥人或文身匠的有一技之長的專門人材。

奢侈品有那些專門的手工制品或與遠方貿易換來的珍稀物品,這些東西都歸酋長所有。例如,夏威夷的一些酋長都有羽毛斗篷,有些斗蓬是由幾萬根羽毛經過許多世代人的努力才編織成的(當然是由平民斗篷編織工來完成的)。這種奢侈品的集中,使得在考古中能夠認出酋長的身份,因為有些墳墓(酋長的墳墓)里的陪葬物品要比另一些墳墓(平民的墳墓)里的培葬物品豐富得多,這一點和這以前的人類歷史上的平等主義的墓葬是不同的。有些古代復雜的酋長管轄地也能夠同部落村莊區別開來,區別的根據是精心設計的公共建筑(如寺廟)遺跡和地區內定居點的等級,其巾一處住地(至高無上的酋長的住地)顯然比其他住地大,其中的辦公用房和人工制品也較其他住地多。

與部落一樣,酋長管轄地由多個生活在一個住地的世襲家族組成。不過,部落村莊里的家族是地位平等的氏族,而酋長管轄地的酋長家族的所有成員都享有世襲的特權。事實上,這個社會被分為世襲酋長和平民階級兩種人,而夏威夷的酋長本身又再分為8個等級森嚴的家族,每一個家族只能在家族內部通婚。此外,由于酋長不但需要有專長的手藝人,而且也需干粗活的仆人,因此酋長管轄地和部落的又一個區別是前者沒有許多可以由奴隸來擔任的工作,而這些奴隸一般都是在對外劫掠中俘獲來的。

酋長管轄地在經濟上的最顯著特點是:它們已開始改變完全依賴那種為族群和部落所特有的對等交換的辦法,根據這種辦法,A送給B一個禮物,同時又指望B在將來某個未特別規定的時間把一個類似價值的禮物送給A。我們現代國家的居民只有在生日和假口才這樣做,但我們的大多數商品流通都是按照供需規律進行金錢買賣來實現的。酋長管轄地在繼續實行對等交換和沒有市場買賣或貨幣的同時,發展出了另一種叫做再分配經濟的新制度。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酋長在收獲季節從他的管轄地的每一個農民那里收到了小麥,然后宴請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麥貯藏起來,再在下次收獲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麥逐步地分配給大家。如果從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貨物不是再分配給他們,而是留給酋長的家族和手藝人消費,這種再分配就變成了進貢,也就是首次在酋長管轄地出現的稅收前身。酋長不但向平民索取財物,而且還要求他們提供建設公共工程的勞動力,而這又一次可能對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養活每一個人的灌溉系統),要不然那就主要對酋長們有利了(例如窮奢極欲的墓葬)。

我們對酋長管轄地進行了一般性的討論,似乎它們全都是一個模式。事實上,酋長管轄地的差別是很大的。在較大的酋長管轄地,酋長的權力更大,酋長家族的等級更多,酋長和平民之間的差異更明顯,酋長保留的貢物更多,官員的層次更多,公共建筑也更宏偉。例如,波利尼西亞的小島上的社會實際上與有大人物的部落社會頗為相似,只不過酋長這個職位是世襲的罷了。酋長住的簡陋小屋看上去同任何其他簡陋的小屋一樣,那里沒有官員,也沒有公共建筑,酋長把他收到的大多數財物重新分配給平民,土地則由社區來管理。但在波利尼西亞最大的島如夏威夷島、塔希提島和湯加島上,酋長靠他們的裝飾一眼就可以認出來,公共建筑是靠大批勞動力來修建的,大部分貢物都被酋長留下了,并且所有土地也為他們所控制。在家族分成等級的社會中,政治單位就是一個自治村莊的社會,又進一步演化為由整個地區內一批村莊集合而成的社會,而在這一批村莊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酋長的那個最大的村莊控制著只有次要酋長的較小的村莊。

至此,有一點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酋長管轄地帶來了對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義社會來說帶有根本性質的兩難處境。從最好的方面說,它們可以提供個人無法承辦的昂貴服務。從最壞的方面說,它們公然地在起著盜賊統治的作用,把實際財富從平民手中轉移到上層階級手中。這種高尚和自私的雙重作用難分難解地聯系在一起,雖然有些政府強調一種作用要大大多于強調另一種作用。盜賊統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區別,強盜貴族和公益贊助人的區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只是一個從生產者那里榨取來的財物有多少被上層人物留下來的問題,是平民對把重新分配的財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歡到什么程度的問題。我們認為扎伊爾的蒙博托總統就是一個盜賊統治者,因為他把太多的財物(相當于幾十億美元)據為已有,而把太少的財物拿來重新分配(在扎伊爾沒有可以實際使用的電話系統)。我們認為喬治·華盛頓是一個政治家,因為他把稅款用于受到廣泛贊譽的計劃,而不是中飽總統的私囊。不過.華盛頓是生而富有的,而財富的分配在美國要比在新幾內亞的村莊不公平很多。

對于任何等級社會,無論是酋長管轄地或是國家,人們于是不禁要問,為什么平民會容忍把他們艱苦勞動的成果奉送給盜賊統治者?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論家都提出過這個問題,在現代的每一次選舉中選民們又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得不到公眾支持的盜賊統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險,不是被受壓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發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盜賊統治者所推翻,這些新貴們用許諾為被竊取的果實提供更多服務的辦法來謀求公眾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歷史上曾不斷出現過反對壓迫者酋長的叛亂,而這些叛亂通常又都是由許諾減輕壓迫的酋長的兄弟們領導的。從過去夏威夷的情況來看,我們也許會覺得這聽起來滑稽可笑,但只要我們考慮一下這種斗爭在現代世界所造成的種種苦難,我們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了。一個上層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時,要怎樣做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從古至今的盜賊統治者混合使用了4種辦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裝,同時武裝上層掌權人物。這在使用現代科技武器的現代比使用長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為現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廠里才能生產,也容易被上層人物所壟斷.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來。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財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給群眾來博取他們的歡心。這個原則對過去的夏威夷的酋長與對今天的美國政治家同樣有效。

3.利用對武力的絕對控制來維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進社會幸福。這可能是中央集權的社會對非中央集權的社會的一個巨大的、末得到正確評價的優勢。人類學家以前把族群社會和部落社會理想化了,說它們是溫和的沒有暴力的社會,因為一些訪問的人類學家對一個25人的族群經過3年的研究,竟沒有發現一例謀殺事件。他們當然不會發現:一個由十來個成年人和十來個兒童組成的族群,由于謀殺以外的通常原因,還常常要碰到一些無論如何都必然發生的死亡,如果在這些死亡之外,在這十來個成年人中有一個每隔3年殺死另一個成年人,那么這個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這一點是很容易計算出來的。關于族群社會和部落社會的廣泛得多的長期積累的資料表明,謀殺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當一位女人類學家在向新幾內亞伊亞烏族婦女調查她們的生活史時,我碰巧也在訪問伊亞烏人。當一個又一個女人被要求說一說她的丈夫時,她會說出一連幾個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這樣的:“我的第一個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襲擊者殺死了。我的第二個丈夫被一個想要我的人殺死了,這個人就成了我的第三個丈夫。這個丈夫又被我第二個丈夫的兄弟在為他哥哥報仇時殺死了!贝祟惿钤庥鰧τ谒^溫和的部落民來說竟是家常便飯,因此,隨著部落社會的擴大,這種情況就對接受中央權威起了促進作用。

4.盜賊統治者為了得到公眾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個方法,是制造一種為盜賊統治辯護的意識形態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來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現代的國教一樣。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來為中央權威辯護和為財富的轉移辯護,也不能被用來維持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們之間的和平。當對鬼神的迷信獲得了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們也就變成了我們所說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長們在宣傳神性、神靈降世或至少與諸神溝通方面,可為其他地方酋長的代表。酋長聲稱,他為人民服務就是為他們向諸神說情和在儀式上吟誦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魚成功所必需的咒語。

酋長管轄地都有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它是有組織的宗教的前身,維持著酋長的權威。酋長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領袖和祭司的兩個職務,也可以支持單獨一個盜賊統治者集團(即祭司),而這個集團的職責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為酋長提供辯護。這就是為什么酋長管轄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來的財物專門用來建造寺廟及其他公共工程,因為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長權力的醒目標志。

除了為財富轉移給盜賊統治者進行辯護外,有組織的宗教還為中央集權的社會帶來了另外兩個重大的好處。第一個好處是,共同的意識形態或宗教有助于解決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們應如何共處而不致互相殘殺這個問題——辦法就是為他們規定一種不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約束。第二個好處是,它使人們產生了一種為別人而犧牲自己生命的動機,而不是產生利己之心。以少數社會成員戰死沙場為代價,整個社會就會在征服其他社會或抵御外侮時變得更加有效。

我們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就是國家制度.這種制度如今統治著世界上除南極以外的所有地區。許多早期國家和所有現代國家都有有文化的精英,許多現代國家還有有文化的群眾。消失了的國家往往留下了明顯的考古標志,如有標準化設計的廟宇的廢墟,至少有4種不同規模的定居點,以及幾萬英里范圍內的各種風格的陶器。我們由此知道,國家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出現于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現于中美洲,2000多年前出現于安第斯山脈地區、中國和東南亞,1000多年前出現于西非。在現代,人們不斷看到由酋長管轄地形成國家的情況。因此,關于過去的國家及其形成,我們所掌握的知識遠遠多于關于過去的酋長管轄地、部落和族群的知識。

原型國家發展了大型的最重要的(由多個村莊組成的)酋長管轄地的許多特點。它們的規模從族群到部落,再從部落到酋長管轄地,不斷地擴大。酋長管轄地的人口少則幾千,多則幾萬.而大多數現代國家的人口都超過100萬,中國的人口則超過10億。最重要的酋長居住地可能成為這個國家的首都城市。首都以外的其他人口中心也可能取得真正城市的資格,而這些城市是酋長管轄地所沒有的。城市與村莊的區別是城市有重要的公共工程,有統治者居住的宮殿,有來自貢物和稅收的資本積累,還有糧食生產者以外的集中的人口。

早期的國家有一個資格相當于國王的世襲領袖.他很像一個超級的至高無上的酋長,對信息、決策和權力實行甚至更大的壟斷。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國家里,至關重要的知識也只有少數人能夠獲得,他們對信息流向政府的其余部門進行控制,結果也就是對決策進行控制。例如,在1963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開始時肯尼迪總統把關于確定核戰爭是否會吞沒5億人的信息和討論,限制在他親自任命的國家安全委員會10人執行委員會的范圍內;后來,他又把最后決定權限制在由他本人和他的3名內閣部長組成的4人小組范圍內。

中央控制在國家中比在酋長管轄地更加影響深遠,而以貢物(改名為稅收)形式進行的經濟再分配在國家中也比在酋長管轄地更加廣泛。經濟專門化進一步走向極端,以致今天甚至農民也無法維持自給自足。因此,當國家的政府垮臺時,社會所受到的影響產生了災難性的結果,就像不列顛在羅馬于公元407年至411年撤走軍隊、行政官員和硬幣時所碰到的情況那樣。甚至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國家對它們的經濟也實行中央控制。它們的糧食是由4個專業群體(生產谷物的農民、牧人、漁民以及果園和菜園的種植者)生產的,國家從每一個群體那里得到產品,又向每一個群體分配必需的日常用品、工具和這個集團所不生產的食物。國家向種植谷物的農民供應種子和耕畜,從牧人那里得到羊毛,通過遠方貿易用羊毛交換金屬制品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并向維護農民所依賴的灌溉系統的勞動者發放糧食。

許多早期國家,也許是大多數早期國家,都曾經歷過奴隸制,其規模比酋長管轄地大得多。這不是因為酋長管轄地在處理被打敗的敵人時更加寬大為懷,而是因為國家經濟專門化的發展,更多的大規模生產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隸勞動。此外,更大規模的國家戰爭能夠得到更多的俘虜。

酋長管轄地原來只有一兩個行政管理層,而在國家里行政管理層次就大大增加了,任何人只要見過任何政府的組織系統圖就會知道這一點。除了縱向的各級官員大大增加外,還有橫向的專業部門。酋長管轄地的官員科諾;撠熛耐囊粋地區的所有行政事務,而國家的政府則不同,它分為幾個不同的部門,分別處理水利管理、稅收和征兵等事宜,而每一個部門又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級系統。即使是小國的行政系統也要比大的酋長管轄地來得復雜。例如.西非國家馬拉迪(現為尼日爾南部城市)就曾建立過一個中央政府,光是有頭銜的職位就達130多個。

為了解決國家內部的沖突,法律、法制和警察機關越來越正規化了。法律經常得到制訂,因為許多國家(也有顯著的例外,如印加帝國)都有有文化的上層精英,而文字也已在差不多與最早的國家于美索不達米亞和中美洲出現的同時被發明了出來。相比之下,還沒有形成國家的早期酋長管轄地沒有一個發明過文字。

早期的國家已有了國家的宗教和標準化的寺廟。許多早期的國王被看作是神授的,并在無數方面被給予特殊的待遇。例如.阿茲特克和印加的皇帝出行都用轎子搶著;仆人們走在印加皇帝轎子的前頭清掃地面;而日本語中有特殊形式的代詞“你”’專門用來稱呼天皇。早期的國王本人就是國家宗教的領袖,否則就另外設立一個大祭司。美索不達米亞的寺廟不但是宗教活動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再分配、文字和手工技術的中心。

國家的所有這些特征,把從部落到酋長管轄地的發展引向了極端。不過,除此以外,國家還是從酋長管轄地沿幾個不同方向演化的結果。這方面最根本的差別是,國家是按政治和領土而組建起來.不是按照劃分族群、部落和簡單的酋長管轄地的親屬關系而組建起來的。而且,族群和部落始終是由單一的族群和語族組成的,酋長管轄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國家——尤其是通過對一些國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國——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種族和使用多種語言的。在后期的國家中,包括今天大多數國家在內,領導常常變成非世襲的.而且許多園家放棄了酋長管轄地遺留下來的關于正式世襲階級的整個制度。

在過去的13000年中,人類社會的主要趨勢都是較大的、較復雜的單位取代較小的、較不復雜的單位。顯然,這只是就一般的長期趨勢來說的,古往今來都有數不清的變化:有l000次的統一便會有999次的分裂。我們從報紙上了解到,一些大的單位<例如前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時也會分裂成一些較小的單位,就像2000多年前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的帝國一樣。比較復雜的單位并不總是能征服不那么復雜的單位,有許多反而屈服于后者,就像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分別為“蠻族”和蒙古族酋長管轄地所蹂躪那樣。但長期趨勢仍然有利于最后上升為國家的一些大的復雜的社會。

同樣明顯的是,國家在與較簡單的實體發生沖突時所以能取得勝利,部分原因是國家擁有武器和其他技術方面的優勢,同時也擁有人口數量上的優勢。但酋長管轄地和國家還有另外兩個固有的潛在優勢。首先,中央決策者擁有集中軍隊和資源的優勢。其次,許多國家的官方宗教和愛國熱忱使它們的軍隊在作戰中視死如歸,心甘情愿地為國捐軀。

在現代國家中,樂于為國犧牲的思想由我們的學校、教會和政府大力灌輸給我們公民.使我們忘記了它標志著同以往人類歷史的徹底決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鼓動其公民準備好在必要時為國犧牲的口號:英國的口號是“為了國王和國家”,西班牙的口號是“為了上帝和西班牙”,等等。同樣的思想感情也在激勵著16世紀阿茲特克的戰士:“戰死沙場最最光榮,給我們以生命的神(阿茲特克的民族之神維茨羅波切特里)最最看重這種光榮的死:我遠遠看見了它.我的內心充滿了對它的渴望!”

這種思想感情在族群和部落中是無法想象的。我的新幾內亞的朋友們對我談起過他們以前的部落戰爭,但在他們的全部描述中看不出有絲毫的部落愛國主義、自殺性的沖鋒,也沒有任何不惜冒生命危險而采取的軍事行動。相反,進行襲擊都是采用埋伏或優勢兵力的辦法,千方百計地把為自己村莊犧牲性命的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和國家社會相比,這種態度嚴重限制了部落的軍事選擇。當然,把狂熱的愛國者和宗教信徒變成這種危險對手的,不是這些狂熱分子本身的死,而是他們的意愿,即不惜以他們一部分人的死來換取消滅或制服他們的異教徒敵人。在過去的6000年中,在酋長管轄地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前.歷史上記載的驅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徒去進行征服的那種戰爭狂熱,地球上大概還不曾有過。

小型的、非中央集權的、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是怎樣演化為大型的、中央集權的、大多數成員彼此沒有密切的親屬關系的社會的呢?在回顧了從族群到國家這一轉變的各個階段之后,我們現在要問:是什么迫使社會產生這樣的轉變?

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候,有些國家獨立地出現了——或者,就像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那樣,“最早地”出現了,就是說,在周圍沒有任何國家先于它們而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最早國家的出現,除了澳大利亞和北美洲外,在其他每一個大陸上至少發生過一次,也許發生過許多次。史前的國家包括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北部、尼羅河和印度河河谷、中美洲、安第斯山脈地區和西非的那些國家。過去的3個世紀中,在馬達加斯加、夏威夷、塔希提和非洲的許多地方,由于同歐洲國家的接觸,在一些酋長管轄地不斷出現了土邦。在所有這些地區和北美洲的東南部、西北太平洋地區、亞馬孫河地區、波利尼西亞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甚至更經常地出現了一些最早的酋長管轄地。所有這些復雜社會的出現,使我們獲得了一個豐富的資料庫來了解其發展進程。

在處理國家起源問題的許多理論中,最簡單的理論否認有任何問題需要解決。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就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不需要作任何說明。他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所有他可能認識的社會——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社會——都是國家。然而,我們現在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仍然是酋長管轄地、部落或族群的天下。國家的形成的確需要予以說明。

第二種理論是大家員熟悉的。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推斷說,國家是按照一種社會契約來組成的,人們在計算自身的利益時作出了理性的決定,一致同意他們的經濟情況在國家中會比在較簡單的社會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廢除他們的較簡單的社會。但我們的觀察和歷史記載,都沒有揭示出有哪一個例子可以證明國家是在表現出冷靜的遠見的輕松優雅的氣氛中組成的。較小的單位不會自愿地放棄自己的主權去合并成較大的單位。只有通過征服或在外部的脅迫下,它們才會這樣去做。

第三種理論甚至更能得到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喜愛。這個理論從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出發,認為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北部和墨西哥,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大概是在國家開始出現那個時期開始興建的。這個理論還指出,任何大型的復雜的灌溉系統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統一的行政系統來予以修建和維護。接著,這個理論只把一種觀察到的在時間上的初步聯系變成了一種假定的因果關系鏈。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北部和墨西哥的居民大概預見到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可能會帶給他們的利益.雖然當時在幾千英里范圍內(或地球上任何地方)并沒有這樣的系統可以向他們證明這些利益。這些有遠見的人決心把他們的效率低下的小小的酋長管轄地合并成一個較大的能夠使他們有幸得到大規模灌溉的國家。

然而,這種關于國家形成的“水利理論”遭到了一般契約理論所遭到的同樣的反對。更具體地說,它所涉及的只是復雜社會進化過程中的最后階段。至于大規模灌溉有可能出現之前的整整幾千年中,是什么推動了從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長管轄地的發展,它卻只字未提。經過詳細研究的歷史年代或考古年代,也未能支持關于灌溉是國家形成的推動力這一觀點。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北部、墨西哥和馬達加斯加,小規模的灌溉系統在國家出現前便已存在了。大規模灌溉系統的興建與國家的出現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在這些地區興建重要的灌溉系統還是以后的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地區形或的大多數國家中,灌溉系統始終是小規模的,當地社會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維護。因此,即使在的確出現了復雜的水利管理系統的那些地區,這些系統也只是國家形成的間接結果,而國家的形成必定另有原因。

在我看來,能夠表明關于國家形成的一個基本正確的觀點的,是一個無府置疑的事實,即地區人口的多少是預測社會復雜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據,這個事實遠比灌溉與某些國家形成之間的相互關系更能令人信服。我們已經看到,族群有幾十個人,部落有幾百個人,酋長管轄地有幾千人到幾萬人,而國家一般都要超過5萬人。除了地區的人口多寡與社會類型(族群、部落等)之間的這種約略的相互關系外,在這些類型的社會內部,在人口與社會復雜程度之間還有一種更細微的傾向,例如.擁有眾多人口的酋長管轄地證明是最集中統一、層次最分明和最復雜的社會。

這些相互關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區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壓力與復雜社會的形成有著某種關系。但這種相互關系并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人口的各種可變因素在作為復雜社會緣起的因果關系鏈中是怎樣發生作用的。為了勾畫出這個因果關系鏈,讓我們現在提醒自己一些密度大的人口是怎樣產生的。然后,我們可以研究一下一個大而簡單的社會為什么會難以為繼。以這一點作為背景,我們最后還將回到一個簡單的社會如何隨著地區人口的增長而竟然變得比較復雜這個問題上來。

我們已經看到,眾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糧食生產的條件下,或至少對狩獵采集來說物產特別豐富的條件下才會產生。有些物產豐富的狩獵采集社會已達到了可以組織酋長管轄地的水平,但還沒有一個達到國家的水平,因為所有國家都要靠糧食生產來養活它們的國民。這些考慮加上剛才提到的地區人口多寡與社會復雜程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導致了關于糧食生產、人口的可變因素和社會復雜程度之間因果關系的究競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長期爭論。集約的糧食生產是否就是因,是它觸發了人口的增長并以某種方式導致了復雜的社會?或者,眾多的人口和復雜的社會反而是因,從而以某種方式導致了糧食生產的集約化?

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是沒有抓住要點。集約化的糧食生產和社會的復雜程度通過自我催化而相互促進。就是說,人口的增長通過我們將要討論的機制使社會變得復雜起來,而社會的復雜又導致集約化的糧食生產,從而導致了人口的增長。只有復雜的中央集權的社會才能組織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統)、遠距離貿易(包括輸入金屬以制造更好的農具)和各種經濟專門團體的活動(如用農民的糧食養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給農民作耕畜之用)o中央集權社會的所有這些功能,促進了集約化的糧食生產,從而也促進了整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

此外,糧食生產至少在3個方而幫助復雜的社會形成了鮮明的特點。首先,它隨季節變化定期地投入勞動力。收成貯藏好之后,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就可以利用農民的勞動力來興建宣揚國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興建可以養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亞群島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統或魚塘),或從事擴大政治實體的征服戰爭。

其次,組織糧食生產以產生余糧儲備,從而使經濟專門化和社會層次化成為可能。剩余糧食可以用來養活復雜社會的各個階層的人:酋長、官員和上層階級的其他成員;抄寫員、手藝人和其他非糧食生產的專門人員;以及被征去修建公共工程時的農民本身。

最后,糧食生產促使人們或要求人們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積累足夠的財產、發展復雜技術和精巧手藝以及興建公共工程的一個先決條件。固定住所對復雜社會的這種重要性說明了,為什么傳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觸新幾內亞和亞馬孫河地區以前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游收部落或族群時,都普遍抱有兩個直接的目的。一個目的當然就是“安撫”這些游牧部落的顯而易見的目的;即說服他們不要殺害傳教士和官員,也不要自相殘殺。另一個目的就是勸誘這些游牧部落在村莊里定居下來,這樣傳教士和官員就能找到他們,給他們帶來醫療保健和學校教育之類的服務,并使他們改變宗教信仰從而控制他們。

因此,糧食生產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還在許多方而發生了作用,使復雜社會能夠形成自己的一些特點。但這并不能證明糧食生產和眾多人口使復雜社會的出現成為必然之事。根據實際觀察,族群或部落組織對有幾十萬人的社會是不適用的,而且現存的大型社會都有復雜的中央集權組織。對于這種觀察結果,我們怎樣來予以說明呢?我們至少可以舉出4個顯而易見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沒有親屬關系的陌生人之間的沖突問題。隨著組成社會的人口的增加,這種問題多得無法計數。一個由20人組成的族群內部的兩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只有190種(20*19/2),而——個由2000人組成的族群可能有199.9萬個兩人組合。每一個這樣的兩人組合就是一個潛在的定時炸彈,說不定在哪一次殺氣騰騰的爭吵中就會爆炸。族群社會和部落社會的每一次謀殺通常都要引起一宗蓄意報仇的殺人事件.從而開始了又一輪殺人和報仇行為,這樣周而復始,永無止境,使社會穩定遭到了破壞。

在族群中,每一個人同其他每一個人都有密切的親屬關系,與爭吵雙方同時都有親屬關系的人出而調解爭端。在部落中,許多人仍然是關系密切的親屬,每個人至少能夠叫出其他每個人的名字,在發生爭吵時由雙方的親友來調解!皫装偃恕笔莻界限,在這個界限內每個人能夠認識另外每個人,一旦超過這個界限,越來越多的兩人組合就成了一對對沒有親屬關系的陌生人了。當陌生人打架時,在場的人很少會是打架雙方的朋友或親屬,沒有什么私利要他們去制止打架。相反,如果許多旁觀者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親屬,他們就會站在他的一邊,這樣,本來是兩個人的打架結果就逐步升級為一場亂哄哄的群毆。因此,一個繼續把沖突交給全體成員去解決的大型社會必然會分崩離析。僅僅這一個因素就可以說明為什么幾千人的社會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決矛盾沖突的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機構時才能存在。

第二個原因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共同決策越來越難以做到。由全體成年人來決策,在新幾內亞的一些村莊里仍然是可能的,但這些村莊都很小,消息和通知可以迅速傳達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在全村大會上可以聽到其他每一個人的意見,每一個人也都有在會上發表意見的機會。但共同決策的所有這些先決條件,在大得多的社會里已經無法得到了。即使在如今擁有麥克風和揚聲器的時代,我們也全都知道,一次小組會決不能解決一個有幾千人的群體的問題。因此,一個大型社會如要有效地作出決定,就必須加以組織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權的控制之下。

第三個原因是經濟方面的考慮。任何社會都需要在其成員之間轉移財貨的手段。一個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獲得了較多的某種基本商品,而在另一天則獲得較少。人的才智有不同,一個人通?偸菍λ鶕碛械哪承┥畋匦杵犯械竭^多,而對另一些生活必需品又常嫌不足。在只有很少幾對成員的小型社會中,由此而產生的必要的財貨轉移,可以通過對等交換直接安排在成對個人或家庭之間進行。在大型社會里使直接的成對沖突的解決缺乏效率的那種數學計算,同樣也會使直接的成對經濟轉移缺乏效率。大型社會只有在除了有對等經濟還有再分配經濟的情況下才能在經濟上發生作用。超過個人需要的財貨必須從這個人轉移到—個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機構,然后再由這個機構再分配給財貨不足的人。

使大型社會必須有復雜組織的最后一個原因與人口的密度有關。糧食生產者的大型社會比狩獵采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員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每一個由幾十個獵人組成的族群占據著很大一片地區,在這個地區內,他們可以獲得對他們來說必不可少的大部分資源。他們可以在族群戰爭的間歇通過與鄰近族群的交換來獲得其他生活必需品。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屬于本來只有幾十個人的那片地區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小的地區,越來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從這個地區以外的地方獲得。例如,我們可以把荷蘭的16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l600萬人劃分成80萬個單獨的地塊,每個地塊包含13英畝土地并被用作一個由20人組成的獨立自主的族群的家園,這些人始終在他們的13英畝土地的范圍內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偶爾利用暫時的休戰到他們這小小地塊的邊界去同鄰近的族群交換物品和新娘。這種受空間條件限制的現實情況,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區去養活大型的組織復雜的社會。

對解決沖突、決策、經濟因素和空間的這些考慮,于是綜合起來要求大型社會實行中央集權,但權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為那些掌權的人、私下據有信息的人、作決定的人和對財貨進行再分配的人大開方便之門,使他們得以利用由此帶來的機會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屬謀取好處。對于任何一個熟悉任何現代人的分類的人來說.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隨著早期社會的發展,那些獲得集中權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認的上層人物,也許他們本來就是屬于先前的幾個地位平等的鄉村氏族之一,只是這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平等”罷了。

上面說的就是為什么大型社會不能以族群組織來運作,而只能靠盜賊統治來發生作用的原因。但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小型的簡單社會實際上是如何演化成或合并成大型的復雜社會的。合并、沖突的集中解決、決策、經濟再分配和盜賊統治者的宗教,并不是通過某種盧梭式的社會契約而自動形成的。是什么推動這種合并的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于對演化的推理。我在本章開始時說過,歸在同一類的社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為人與人之間、人的群體與群體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例如,某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比另一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必然會更具魅力,更有權勢,在作決定時更富技巧。在一些大型部落中,具有更強有力的大人物因而擁有更大的權力集中的部落,往往擁有對權力不那么集中的部落的某種優勢。像法尤族那樣拙劣地解決沖突的部落,往往又分裂為族群,而管理不善的酋長管轄地則分裂成更小的酋長管轄地或部落。能有效地解決沖突、作出正確的決定和實行和諧的經濟再分配的社會,能夠發展更好的技術,集中自己的軍事力量,奪取更大的物產更豐富的地盤,逐一地打垮獨立自主的較小的社會。

因此,如果條件許可,復雜程度處在同一水平的社會之間的競爭,往技導致了復雜程度更高的社會。部落之間進行征服或兼并以達到了酋長管轄地的規模,酋長管轄地之間進行征服或兼并以達到了國家的規模,國家之間進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國。更一般地說,大的單位可能擁有對各個小的單位的某種優勢,如果——這是一個大大的“如果”——這些大單位能夠解決因規模變大而帶來的問題,如來自覬覦領導地位的狂妄之徒的無時不在的威脅、平民對盜賊統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與經濟一體化聯系在一起的問題。

把小單位合并成大單位,這無論在歷史上或是考古上都是有案可查的。同盧梭的看法相反,這種合并決不是在一些沒有受到威脅的小型社會為了促進其公民的幸福而自由決定合并這一過程中發生的。小型社會的領袖和大型社會的領袖一樣,珍惜自己的獨立和特權。合并的發生不外乎下面的兩種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脅下合并,或通過實際的征服。有無數的事例可以用來說明每一種合并方式。

在外力威脅下實現合并的很好的例子,是美國東南部切羅基族印第安同盟的組成。切羅基族印第安人原來分為30個或40個獨立的酋長管轄地,每一個酋長管轄地就是一個大約有400人的村莊。日益擴大的白人殖民地的開拓,導致了切羅基人與白人之間的沖突。當個別的切羅基人搶劫或襲擊白人移民或商人時,白人無法區別不同的切羅基酋長管轄地,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任何切羅基人進行報復,或是對他們采取軍事行動,或是斷絕與他們的貿易往來。作為對策,各個切羅基酋長管轄地在18世紀逐步發現它們不得不加入一個單一的同盟。起先,較大的酋長管轄地于1730年選出了一個統領全局的領袖,一個名叫莫伊托伊的酋長,1741年由他的兒子繼任。這些領袖的首要任務是懲罰攻擊白人的個別切羅基人,并與白人政府打交道。1758年左右,這些切羅基人把他們的決策規范化,仿照以前的村社會議,每年在一個村莊(?扑)召開一次會議,這個村莊因此就成了一個事實上的“首都”。最后,這些切羅基人都成了有文化的人(就像我們在第十二章所看到的那樣),并通過了一部成文憲法。

切羅基族印第安同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但不是靠征服,而是靠把以前的一些小心提防的較小實體合并起來,而這種合并只有在這些實體有被強大的外力消滅的危險時才可能發生。同樣,關于國家的形成,每一本美國歷史教科書都介紹過一個例子,談到美洲白人殖民地中有一個殖民地(佐治亞)曾經促成切羅基國家的建立,而這些殖民地本身其實也是在受到強大的外力不列顛君主國的威脅時才被迫建立自己的國家的。美洲各殖民地在開始時也同切羅基的各酋長管轄地一樣,小心冀翼地守護著自己的自治權,它們根據(邦聯條例>(1781年)進行的第一次合并嘗試,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它為前殖民地保留了太多的自治權。只是在出現了一些進一步的威脅,著名的有1786年的謝斯起義(丹尼爾·謝斯(1747—1825),美國軍官,領導農民起義(1786—1787).起義被鎮壓(1787).被俘判處死刑.次年獲赦免。

)和末解決的戰爭債負擔問題,才克服了前殖民地極不愿意犧牲自治的態度,并促使它們通過了我們現行高效能的1787年聯邦憲法。19世紀德國的那些小心提防的各邦的統一,證明是同樣困難的。在法國于1870年宣戰這個外部威脅最后導致1871年小諸侯們向德意志帝國中央政府交出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之前,早先的3次統一嘗試(1848年的法蘭克福議會、1850年恢復后的德意志聯邦和1866年的北德意志聯邦)都失敗了。

除了在外力威脅下實現合并外,復雜社會形成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征服而實現的。一個得到文件充分證明的例子,是非洲東南部祖魯國的起源。在白人移民第一次看到祖魯人時,祖魯人分為幾十個小型的酋長管轄地。在1700年代晚些時候,隨著人口壓力的增加,各酋長管轄地之間的戰爭變得日益劇烈起來。在所有這些酋長管轄地中,在集中統一的權力結構的設計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被一個名叫丁吉斯韋約的酋長十分成功地解決了。1807年左右,他殺死了一個對手.從而獲得了姆特特瓦酋長管轄地的統治地位。丁吉斯韋約從各個村莊挑選了一些年輕人,按照年齡而不是按照他們的村莊把他們組成團隊,就這樣建立了一種優秀的集中統一的軍事組織。他還發展了出色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他在征服其他酋長管轄地時禁止殺戮,對被打敗的酋長的家族秋毫無犯,只是用這個酋長的一個愿意與丁吉斯韋約合作的親屬來接替酋長的職位。他擴大了對爭吵的審理范圍,提出了較好的集中解決沖突的辦法。這樣,丁吉斯韋約就能夠征服并開始把其余30個祖魯族酋長管轄地合并起來。他的繼承人擴大司法系統,加強監督和發展禮儀,結果使這個萌芽中的國家得到了加強。

通過征服而形成國家的這個祖魯族的例子幾乎多得不勝枚舉。18世紀和19世紀的一些歐洲人碰巧親眼目睹了由酋長管轄地形成土邦的情況,這些土邦包括被利尼西亞群島中的夏威夷國、波利尼西亞群島中的塔希提國、馬達加斯加島的梅里納國、非洲南部祖魯國以外的萊索托和斯瓦齊以及其他國家、西非的阿散蒂國以及烏干達的安科萊國和布干達國。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是在15世紀通過征服而建立的,那時歐洲人還沒有到來,但對它們形成的情況,我們從早期西班牙移民翻譯過來的印第安人口述歷史中知道了不少。關于羅馬帝國的形成和亞歷山大統治下的馬其頓帝國的擴張,同時代的古典作家有詳細的描述。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戰爭或戰爭威脅在大多數(即使不是全部)社會合并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但是戰爭,甚至僅僅是族群間的戰爭,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恒久不變的事實。那么,為什么只是在過去的13000年中戰爭才明顯地開始造成社會的合并?我們業已斷定,復雜社會的形成以某種方式與人口的壓力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尋找一下人口壓力與戰爭后果之間的某種聯系。為什么戰爭總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時候造成社會的合并呢?答案是,戰敗民族的命運取決于人口的密度,這有3種可能的后果: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獵采集族群占據的地區所常見的那樣,戰敗群體的幸存者只要離開他們的敵人遠一點就行了。新幾內亞和亞馬孫河地區游牧部族之間戰爭的結果往往就是這樣。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糧食生產部落占據的地區那樣,沒有大片空曠的地方可以讓戰敗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沒有集約型糧食生產的部落社會不使用奴隸,也不能生產出可以作為很大一部分貢品的足夠的剩余糧食。因此,戰敗部落的幸存者對勝利者來說毫無用途,除非娶他們的女人為妻。戰敗的男人都被殺死了,他們的地盤也可能為勝利者所占有。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國家或酋長管轄地所占有地區那樣,被打敗的人仍然無處可逃,但勝利者不殺死他們而有了利用他們的兩種選擇。由于酋長管轄地社會和國家社會已出現了經濟專業化,被打敗的人可以當奴隸來使用,就像在(圣經)時代通常發生的那樣;蛘,由于許多這樣的社會已經有了能夠生產大量剩余糧食的集約型糧食生產系統,勝利者可以讓戰敗者仍然從事原來的勞作,只是剝奪了他們的政治自主權,要他們定期地用糧食或貨物來納貢.并把他們的社會合并入獲勝的國家或酋長管轄地。在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與國家或帝國的建立聯系在一起的一些戰役的結果通常就是這樣。例如,西班牙征服者想要從被征服的墨西哥土著那里勒索貢物,所以他們對阿茲特克帝國的貢單很感興趣。原來阿茲特克人每年向臣服他們的人收取的貢物包括7000噸玉米、4000噸豆類、4000噸莧菜籽、200萬件棉斗篷、大量可可豆、軍服、盾牌、羽毛頭飾和琥珀。

因此,糧食生產及社會之間的競爭與混合,產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動力:病菌、文字、技術和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這些都是終極原因,是通過因果關系鏈而表現出來的,雖然這些因果關系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全都與稠密的龐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關。由于這些終極原因在不同的大陸上有不同的發展,征服的這些原動力在不同的大陸上也有不同的發展。因此,這些原動力往往是相互聯系著一起出現的,不過這種聯系并不是絕對的:例如,在印加人中出現了一個沒有文字的帝國,而在阿茲特克人中則出現了一個有文字但很少有流行病的帝國。丁吉斯韋約的祖魯人則證明了,每一個這樣的原動力都多少獨立地為歷史模式作出了貢獻。在幾十個祖魯族的酋長管轄地中,姆特特瓦酋長管轄地無論在技術、文字或病菌方面都不具有對其他酋長管轄地的優勢,但它還是成功地打敗了它們。它的優勢僅僅存在于管理和意識形態方面。這就使由此而產生的祖魯國得以在將近——個世紀的時間里征服了一個大陸的一部分地區。

第四部分

在5章中環游世界

有一年夏天,當我和妻子瑪麗一起在澳大利亞度假時,我們決定去訪問梅寧迪鎮附近沙漠中一處保存完好的土著巖畫所在地。雖然我聽說過澳大利亞沙漠因干燥和夏季炎熱而名聞遐邇,但在這之前我曾在加利福尼亞沙漠和新幾內亞熱帶草原炎熱干旱的條件下工作過很長時期,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去應付我們在澳大利亞旅游時可能碰到的小小的挑戰,旣惡臀規狭舜罅匡嬘盟,在中午出發,徒步走上了通往巖畫的幾英里長的道路。

我們走的小道從山間巡邏隊的駐地開始,一路向上,在萬里無云的晴空下,通過毫無遮蔽的開闊地帶。我們呼吸著灼熱干燥的空氣,這使我們想起坐在芬蘭桑拿浴室里呼吸的 滋味。

在我們到達有巖畫的峭壁時,我們已經把水喝光。我們對藝術的興趣也沒有了.于是我們繼續努力地爬山,緩慢而有規則地喘著氣。不久,找看見了一只鳥.那顯然是種鹛,但比任何已知的都大很多。這時,我才意識到我生平第一次被熱昏了頭,產生了幻覺,旣惡臀覜Q定最好還是立刻返回。

我們倆不再說話。我們一邊走路,一邊傾聽著自己的呼吸,計算著到下個里程碑的距離,并估計一下還剩下多少時間。我們這時口干舌燥,瑪麗滿臉通紅。當我們終于回到有空調的巡邏隊駐地時,我們立刻癱倒在冷卻水桶旁邊的椅子里,把冷卻水桶里最后的半加侖水全部喝光,還向巡邏隊又要來一瓶水。我們坐在那里,精疲力竭,情緒低沉,我反復思考著畫那些巖畫的土著人用什么辦法在沒有空調住所的情況下在沙漠里度過他們的一生,竟能設法不但找到了水,而且還找到了食物。

對澳大利亞的白人來說,梅寧迪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一個多世紀前它是兩個飽受沙漠干熱之苦的白人用作補給基地的大本營。這兩個白人就是愛爾蘭警察羅伯特·伯克和英國天文學家威廉·威爾斯,他們是第一支從南到北縱貫澳大利亞的探險隊的時運不濟的領導人。伯克和威爾斯在出發時用6頭駱駝馱運足夠吃3個月的糧食,但在梅寧迪北方的沙漠里斷了糧。一連3次,這兩個探險者都碰到了吃得很好的土著并得到他們的救助。他們的家就在那片沙漠里,他們在這兩個探險者的前面堆滿了魚、蕨餅和烤肥鼠。但接著伯克竟愚蠢地用手槍向其中的一個土人射擊,于是整個一群土著人嚇得四下逃走。雖然伯克和威爾斯因據有打獵用的槍支面擁有對土著人的巨大優勢,但他們在土著人離開后不到一個月就餓得倒斃了。

我和妻子在梅寧迪的經歷加上伯克和威爾斯遭受的命運.使我強烈地感到在澳大利亞建立人類社會有多么困難。澳大利亞在所有大陸中顯得與眾不同:歐亞大陸、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的差異.同澳大利亞與其他這些陸塊中任何一個之間的差異比較起來,顯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亞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貧瘠、氣候最變化無常、生物品種最稀少的大陸。它是歐洲人占領的最后一個大陸。在歐洲人占領前.它已在維持著與任何大陸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類社會和最少的人口。

因此,澳大利亞對那些關于各大陸之間社會差異的理論提供了一種決定性的檢驗。它有最具特色的環境,也有最具特色的社會。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如果是,又是如何做到的?澳大利亞是用來開始我們環游世界之行的合乎邏輯的大陸,我們要把本書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所述及的經驗用來了解各大陸的不同歷史。

大多數外行人都會把澳大利亞土著社會表面上的“落后”說成它的最重要的特點。澳大利亞是唯一的這樣的大陸:那里的各個土著族群在現代的生活中仍然沒有所謂文明的任何特征——沒有農業,沒有畜牧業,沒有金屬,沒有弓箭,沒有堅固的房屋,沒有定居的村莊,沒有文字,沒有酋長管轄地,也沒有國家。澳大利亞土著是流動的或半流動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他們組成族群,住在臨時搭建的住所或簡陋小屋中,并且仍然依靠石器。在過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亞的文化變革積累比其他任何大陸都要少。歐洲人對澳大利亞土著的流行看法,可以以早期的一個法國探險者的話為代表,他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是和沒有理性的野獸差不多的人!

然而,直到4萬年前,澳大利亞土著社會還仍然擁有對歐洲和其他大陸社會的巨大的領先優勢。澳大利亞土著發明了世界上一些已知最早的、邊緣經過打磨的石器.最早的有柄石器(即裝有木柄的石斧)和最早的水運工具。有些已知最早的巖畫也出自澳大利亞。從解剖學上看,現代人類在歐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亞定居了。盡管有這種領先優勢,為什么最后卻是歐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亞,而不是相反?

在這個問題里還有另一個問題。在更新世冰期期間,大量的海水被封閉在大陸冰原里,海平面比現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分隔開來的阿拉弗拉淺海那時還是干燥的低地。隨著大約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了,那塊低地校被海水淹沒,原來的大澳大利亞大陸分成了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兩個半大陸(圖15.1。

這兩個原來連接在一起的陸塊上的人類社會,到了現代彼此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差異。與我剛才關于澳大利亞土著所說的 各種情況相反,大多數新幾內亞人,如耶利的族人,都是農民和豬倌。他們生活在定居的村莊里,他們的行政組織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的新J幾內亞人都有弓箭,許多人還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亞人相比,新幾內亞人通常都有堅固很多的住所、更多的適于航海的船只、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器皿。由于新幾內亞人是糧食生產者,不是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所以他們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亞人高得多:新幾內亞的面積只有澳大利亞的十分之一,但它所養活的當地人口卻數倍于澳大利亞。

為什么從更新世大澳大利亞分離出來的較大陸塊上的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始終如此“落后”,而較小陸塊上的社會的“進步”卻快得多?為什么新幾內亞的所有那些發明沒有能傳播到澳大利亞,而它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托雷斯海峽寬不過90英里?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之間的地理距離甚至不到90英里,因為托雷斯海塊中星星點點地分市著許多島嶼,上面居住著使用弓箭、在文化上與新幾內亞人相類似的農民。托雷斯海峽中最大的島距離澳大利亞只有10英里。島上的居民不但同新幾內亞人而且也同澳大利亞土著進行著活躍的貿易。這兩個具有不同文化的世界,隔著一個只有10英里寬的風平浪靜的海峽,又有獨木舟可以互相往來,它們怎么會保持各自的本來面目的呢?

同澳大利亞的土著相比,新幾內亞人可以說是文化上“先進的”了。但大多數其他現代人卻認為,甚至新幾內亞人也是“落后的”。在19世紀晚些時候歐洲人開始在新幾內亞殖民之前,所有的新幾內亞人都沒有文字,仍然依靠石器,在政治上還沒有形成國家或(除少數例外)酋長管轄地。就算新幾內亞人的“進步”超過了澳大利亞土著,那么為什么他們的“進步”仍沒有趕上許多歐亞大陸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耶利的族人和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胞提出了一個謎中之謎。

當許多澳大利亞白人被要求說明澳大利亞土著社會文化“落后”這個問題時.他們有一個簡單的回答:大概是由于土著本身的缺陷吧。從面部構造和膚色來看,土營人當然和歐洲人不同,這就使19世紀晚些時候的一些作家把他們看作是猿和人之間缺失的一環。英國白人移民在一個大陸上建立殖民地的幾十年內,創造了一種有文字的、進行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而這個大陸的居民在經過4萬多年后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對這個事實難道還能有其他解釋?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亞不但有蘊藏豐富的銅、錫、鉛和鋅,而且還擁有某些世界上最豐富的鐵礦和鋁礦。那么,為什么澳大利亞土著仍然不知金屬工具為何物.而生活在石器時代?

這好像對人類社會的一次完全有控制的試驗。大陸還是那個大陸,只是人不同罷了。因此,對澳大利亞土著社會和歐洲裔澳大利亞人社會之間的差異的解釋,想必就是由于組成這兩種社會的不同的人。這種種族主義結論背后的邏輯似乎使人不得不信。然而,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結論包含著一個簡單的錯誤。

作為檢驗這個邏輯的第一步,讓我們考查一下這些人本身的起源。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至少在4萬年前就已有人居住了,那時它們還是連在一起的大澳大利亞。只要看一眼地圖(圖15.1)就可知道,移民們最后必定來自最近的大陸東南亞,他們逐島前進,通過印度尼西亞群島來到了大澳大利亞。作為這一結論佐證的,有現代澳大利亞人、新幾內亞人和亞洲人之間在遺傳學上的關系,還有在今天的菲律賓、馬來半島和緬甸外海的安達曼群島還殘存的幾個具有類似體貌特征的群體。

這些移民一旦到達大澳大利亞海岸,就在整個大陸迅速擴散,甚至占據了這個大陸的最遙遠的地方和最不適于居住的處所。一些4萬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證實了他們曾在澳大利亞西南角存在過;到35000年前.他們到了澳大利亞東西角和塔斯馬尼亞,這是澳大利亞離開這些移民在澳大利亞西部或新幾內亞可能的登陸地點最遙遠的角落(離印度尼西亞和亞洲最近的地方);而到了3萬年前.他們則到了新幾內亞氣候寒冷的高原地區。所有這些地區都可以從西而的某個登陸地點經由陸路到達。然而,到35000年前,要向新幾內亞東北方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移民,還需要渡過幾十英里的水路。對大澳大利亞的占領在速度上可能比從4萬年前到3萬年前的一些年代里表面上的擴散甚至更為迅速,因為在用碳—14測定法的實驗誤差范圍內,這些不同的年代幾乎沒有什么區別。

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最早有人居住的更新世,亞洲大陸向東延伸,吸納了現代的婆羅洲(加里曼丹島)、爪哇和巴厘這些島嶼,所以當時亞洲大陸與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距離,比今天東南亞邊緣到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距離要近差不多1000英里。然而,從婆羅洲或巴厘島到達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亞,仍然要渡過至少8個寬達50英里的海峽。4萬年前,渡過這些海峽可能要靠竹筏,這是一種低技術的水運工具,但適于航海,今天的華南沿海仍在使用。盡管如此,當年渡過這些海峽想必十分困難,因為在4萬年前最早的那次登陸后,考古記錄沒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在后來的幾萬年中又有人類從亞洲到達大澳大利亞。我們隨后得到的明確證據是.直到最近的幾千年內,才在新幾內亞出現了來自亞洲的豬和在澳大利亞出現了來自亞洲的狗。

因此,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人類社會,是在與建立它們的亞洲社會基本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這種隔絕狀態在今天所說的語言中反映了出來。經過這幾千年的隔絕,現代澳大利亞土著語言和現代新幾內亞主要群體的語言(所謂巴布亞語),都沒有顯示出與任何現代亞洲語言有任何明顯的關系。

這種隔絕狀態也反映在遺傳與體質人類學上。對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業土著與新幾內亞高原居民同現代亞洲人的類似之處,要稍多于與其他大陸人的類似之處,不過這種關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體貌方面,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土著與大多數東南亞人也有區別,如果把澳大利亞人或新幾內亞人的照片同印度尼西亞人或中國人的照片比較一下,這一點就變得十分明顯。所有這些差異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亞最早的亞洲移民在一段漫長的時間里與他們的呆在家鄉的亞洲同胞分道揚鑣,在大部分時間里只發生有限的遺傳交換。不過,也許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利亞移民原來在東南亞的祖先,到這時已大部分被從中國向外擴張的其他亞洲人取代了。

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土著在遺傳上、體質上和語言上也產生了分化。例如,在人類主要的(由遺傳決定的)血型中,所謂ABO系統中的B型和MNS系統中的S型,在新幾內亞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一樣都有出現,但這兩種血型在澳大利亞則幾乎沒有。大多數新幾內亞人的濃密卷曲的頭發與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的直發或卷發是明顯不同的。澳大利亞的語言與新幾內亞的巴布亞語言不但同亞洲語言沒有親緣關系,而且彼此之間也沒有親緣關系,只不過是托雷斯海峽兩岸雙向交流了某些詞匯而已。

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之間的這種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環境里的長期隔絕狀況。自從阿拉弗拉海在大約一萬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最后把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分開以來,遺傳交換只限于通過托雷斯海峽中一系列島嶼而進行的稀少的接觸。這就使得這兩個半大陸上的居民適應了各自的環境。雖然新幾內亞南部沿海的熱帶草原和紅樹林,與澳大利亞北部的熱帶草原和紅樹林有相當多的類似之處,但這兩個半大陸的其他生境在幾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是不同的。

這里舉幾個不同的地方。新幾內亞緊靠赤道,而澳大利亞則遠遠地延伸進溫帶,幾乎到達赤道以南40度的地方。新幾內亞多山,地勢極其崎嘔不平,高度可達16500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蓋著冰川,而澳大利亞大都地勢低平——94%的地區的海拔高度在2000英尺以下。新幾內亞是地球上最潮濕的地區之一,而澳大利亞則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區之一。新幾內亞大部分地區的年陣雨量為100英寸,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區則超過200英寸,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的年降雨量則不到20英寸。新幾內亞的赤道氣候只有不太大的季節變化,而且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亞的氣候則是高度季節性的,面且年年不同,其變幻莫測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大陸的氣候。因此,新幾內亞境內的大河縱橫交錯,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亞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數年份里只限于東部地區,甚至澳大利亞最大的水系(墨累河—達令河水系)在發生干旱時也要斷流達數月之久。新幾內亞的大部分陸地覆蓋著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卻只有沙漠和開闊干旱的林地。

新幾內亞覆蓋著受侵蝕尚少的肥沃土壤檀,這是火山活動、冰川的反復進退與沖刷高原以及山間溪流把大量泥沙帶到低地所造成的結果。相形之下,澳大利亞有的則是所有大陸中最古老、最貧瘠、養分被濾去最多的土壤,因為澳大利亞很少有火山活動,也沒有高山和冰川。盡管新幾內亞的面積只有澳大利亞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新幾內亞地處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勢高低錯落和土土壤肥沃,那里成了幾乎同在澳大利亞一樣多的哺乳動物和鳥類的生息之地。所有這些環境方面的差異,影響了這兩個半大陸的全然不同的文化史,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

大澳大利亞最早、最集約的糧食生產和最稠密的人口.出現在新幾內亞海拔高度為4000到9000英尺的高原河谷地區?脊虐l掘不但發現了在比較干旱地區用來保持土壤水分的梯田,還發現了復雜的排水溝系統,其年代為9000年前.到了6000年前已變得相當普遍。這種溝渠系統類似于今天在這高原地區仍然用來疏干沼澤地使之成為園地的那些溝渠系統;ǚ鄯治霰砻,到大約5000年前,高地河谷普遍發生了砍伐森林的行動,從而使人聯想到清除森林是為了發展農業。

今天.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是不久前引進的甘薯,加上芋艿、香蕉、薯蕷、甘蔗、一些可吃的草莖和幾種葉菜。由于芋艿、香蕉和薯蕷是在東南亞土生土長的,而東南亞又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植物馴化場所,所以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作物.除甘薯外,都來自亞洲。然而,人們最后還是認識到,甘蔗、葉菜和可吃的草莖的野生祖先都是新幾內亞的品種,生長在新幾內亞的某幾種香蕉的野生祖先是在新幾內亞而不是在亞洲,而芋艿和某些薯蕷不但是亞洲的土產,而且也是新幾內亞的土產。如果新幾內亞的農業真的來自亞洲,人們也許會指望在高原地區找到明白無誤地來自亞洲的作物.但沒有找到。由于這些原因,現在人們普遍承認,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是通過對新幾內亞野生植物的馴化而在當地出現的。

因此,新幾內亞和新月沃地、中國以及其他幾個地區一樣,成為世界上植物獨立馴化發源地的中心之一。在一些考古遺址沒有發現6000年前在高原地區實際種植的作物有任何殘余保存下來。不過,這一點并不令人驚奇,因為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現代高原地區的主要作物都是不會留下明顯的考古殘跡的那類植物。因此,其中的一些植物也是高原地區農業的始祖作物,這似乎是可能的,而由于保存下來的古代排水系統與現代用于種植芋艿的排水系統如此相似,這種情況就尤其可能。

最早的歐洲探險者所看到的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糧食生產中3個明確的外來因素是雞、豬和甘薯。雞和豬是在東南亞馴化的,并于大約3600年前由南島人引進新幾內亞和其他大多數太平洋島嶼。這些人源自中國華南的一個民族,我們將在第十七章對他們予以討論。(豬的引進可能還要早些。)至于原產南美的甘薯,顯然只是在最近幾個世紀內才到達新幾內亞,是由西班牙人引進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引進新幾內亞的。甘薯一旦在新幾內亞移植生長.就取代了芋艿的地位而成為高原地區的主要作物,因為它成熟的時間更短,每英畝的產量更高,并對貧瘠的土壤條件具有更大的耐性。

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發展,想必是幾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發的,因為在新幾內亞原來大群的大型有袋動物滅絕之后,高原地區只能養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甘薯的引進在最近的幾個世紀中引發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當歐洲人于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飛越高原地區的上空時,他們驚訝地發現下面的景色與荷蘭的景色頗為相似。寬闊谷地里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點點地散布著一些村莊,整個谷底都是為進行集約型糧食生產而疏干的并用籬笆圍起來的田地。這片景色證明了使用石器的農民在高原地區所達到的人口密度。

地勢陡峭、終年云霧繚繞、瘧疾流行以及低海拔地區有發生干旱之虞.使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農業只能在海拔高度約4000英尺的地帶發展。事實上,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只是一個有稠密農業人口的孤島,上插青天,下繞云海。新幾內亞沿江沿海的低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漁業為生,而遠離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火種農業維持生計,以種植香蕉和薯蕷為主,以狩獵和采集為輔。相比之下,新幾內亞低地沼澤地居民則過著流動的狩獵采集生活,靠野生西谷椰子含淀粉的木髓為生,這種樹一小時采集的結果可以產生比栽培植物多3倍的卡路里。因此,新幾內亞的沼澤地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說明在某種環境里,由于農業還不能與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競爭,所以那里的人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

在低地沼澤靠吃西谷椰子而維生的人,就是四處流動的狩獵采集族群組織的典型例子,這種族群組織以前想必是新幾內亞的特征。由于我們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討論過的所有那些原因,農民和漁民就成了發明更復雜的技術、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人。他們生活在定居的村莊和部落社會中,常常由一個大人物來領導。有些部落還建有巨大的、精心裝飾起來的、供舉行儀式的屋宇。他們的偉大藝術木雕人像和面具,為全世界的博物館所珍藏。

這樣,新幾內亞就成為大澳大利亞的一部分,擁有最先進的技術、社會和政治組織以及藝術。然而,從習慣于城市生活的美國人或歐洲人的觀點看,新幾內亞仍然是“原始的”,而不是“先進的”。為什么新幾內亞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發展金屬工具,仍然沒有文字,并且不能把自己組成酋長管轄地和國家?原來新幾內亞有幾個不利于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

首先,雖然本地的糧食生產的確是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出現的,但我們已在第八章中看到,它產出的蛋白質很少。當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唯一馴化動物(豬和雞)的產量又太低,不能為人們提供大量的蛋白質。既然無法把豬或雞套起來拉車,高原地區的居民除了兩臂力氣外,仍然沒有其他動力來源,而且也未能發展出流行疾病以擊退終于侵入的歐洲人。

對高原地區人口數量的第二個限制,是能夠利用的土地面積有限: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只有幾處寬闊的谷地(最顯著的是瓦吉谷地和巴利姆谷地)能夠養活稠密的人口。第三個限制是這樣的現實,即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間的中間山地森林地帶,是新幾內亞唯一適于集約型糧食生產的高程地帶。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幾內亞高山生境根本沒有任何糧食生產,在4000英尺至l000英尺之間的山坡上幾乎沒有什么糧食生產,而在低地地區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種農業。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專門從事不同類型糧食生產的一些社會之間對糧食的大規模經濟交換,在新幾內亞從未發展起來。在安第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這種交換不但向各個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種比較均衡的飲食,從而增加了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進了地區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

由于這種種原因,在歐洲殖民政府帶來西方醫藥并制止部落戰爭之前,傳統的新幾內亞的人口從未超過100萬人。我們在第五章討論過全世界大約有9個最早的農業中心,其中新幾內亞始終是人口最少的一個中心。由于只有l00萬人口,新幾內亞不可能發明出像在中國、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中美洲的幾千萬人中出現的那種技術、文字和政治制度。

新幾內亞的人口不但總數少,而且還由于崎嶇的地形而被分割成致以千計的生存于特定區域內的群體——這里有低地地區的大量沼澤地、高原地區交替出現的陡峭的山嶺和狹窄的峽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叢林。當我帶領一隊從事野外作業的新幾內亞助手們在新幾內亞進行生物調查時,雖然我們走的是現存的小路.但我認為每天前進3英里仍是非?斓乃俣。傳統的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居民一生中離家外出從來不超過10英里。

地形造成的這些困難,加上構成新幾內亞族群或村落之間關系特點的斷斷續續的戰爭狀態,正好說明了傳統的新幾內亞在語言、文化和政治力面的這種支離破碎的狀況。新幾內亞是世界上語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種語言中有1000種擠在一個只比得克薩斯州稍大一點的地區里,分成幾十個語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語和漢語那樣不同的互相獨立的語言。在所有新幾內亞語言中,差個多有一半語言說的人不到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說同一種語言的群體(說的人仍然只有10萬)也在政治上分成幾百個村莊,彼此兇狠地斗毆,就像同說其他語言的人斗毆一樣。每一個這樣的小社會其自身實在太。疅o法養活酋長和專門的手藝人,也無法發明出冶金術和文字。

除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幾內亞的發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這一狀態妨礙了技術和思想從別處流人新幾內亞。新幾內亞的3個鄰居全都被溪澗流過的峽谷把它們同新幾內亞分隔開來,直到幾千年前,這些鄰居在技術和糧食生產方面甚至比新幾內亞(尤其是新幾內亞的高原地區)還要落后。在這3個鄰居中.澳大利亞土著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新幾內亞人所沒有的東西,他們幾乎全都無法提供。新幾內亞的第二個鄰居是東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的第三個鄰居就是印度尼西亞東部的那些島嶼。但這個地區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也始終是由狩獵采集族群占據的文化落后地區。從4萬多年前新幾內亞最早有人移居時起,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島人擴張時止,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確定是經由印度尼西亞傳到新幾內亞的。

隨著這—擴張,印度尼西亞就為來自亞洲的糧食生產者所占有,他們帶來了家畜,帶來了至少同新幾內亞的一樣復雜的農業和技術,還帶來了可以被用作從亞洲前往新幾內亞的有效得多的手段的航海技術。南島人在新幾內亞西面、北面和東面的一些島嶼定居下來,并進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幾內亞本土北部和東南部海岸定居。南島人把陶器、雞,可能還有狗和豬引進新幾內亞。(早期的考古調查曾宣布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發現了不遲于公元前4000年前的豬骨,不過這些宣布一直未得到證實。)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中,貿易往來把新幾內亞同技術上先進得多的爪哇社會和中國社會連接了起來。作為對出口天堂鳥羽毛和香料的交換,新幾內亞人得到了東南亞的貨物,其中甚至包括諸如東山(越南一地名)銅鼓和中國瓷器之類的奢侈品。

假以時日,南島人的這一擴張肯定會對新幾內亞產生更大的影響。新幾內亞西部地區可能最后在政治上并入印度尼西亞東部蘇丹的領土,而金屬工具也可能通過印度尼西亞東部傳入新幾內亞。但是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511年都沒有發生,而就在這一年,葡萄牙人到達摩鹿加群島(印尼東北馬魯古群島舊稱),縮短了印度尼西亞各個發展階段的序列。其后不久,當歐洲人到達新幾內亞時,當地居民仍然生活在族群或極其獨立的小村莊中,并且仍然在使用石器

雖然大澳大利亞的新幾內亞這個半大陸就這樣發展了家畜飼養業和農業,但澳大利亞這個半大陸對這兩項都沒有發展起來。在冰川期,澳大利亞的有袋目動物甚至比新幾內亞還多,其中包括袋牛(相當于牛和犀牛的有袋動物)、大袋鼠和大毛鼻袋熊。但所有這些本來可以用來飼養的有袋目動物,在隨著人類移后澳大利亞而到來的動物滅絕的浪潮中消失了。這就使澳大利亞同新幾內亞一樣沒有了任何可以馴化的本地哺乳動物。唯一在澳大利亞被采納的外來馴化哺乳動物是狗,而狗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亞洲引進的(大概是乘坐南島人的獨木舟來到的),并在澳大利亞的荒野里定居而變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亞當地人把這種野犬捉來飼養,把它們當作伴侶、看門狗,甚至當作活毯子,于是就有了“五條狗的夜晚”這種說法.形容夜晚很冷。但他們并不像波利尼西亞人那樣把野犬/狗當食物,也不像新幾內亞人那樣把它們用作打獵的幫手。

農業是澳大利亞的另一個毫無成功希望的行當,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陸,而且也是土壤最貧瘠的大陸。此外,澳大利亞還有一個方而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在這大陸的大部地區對氣候產生壓倒一切的影響的,是一種無規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環—ENSO現象(ENSO是“厄爾尼諾向南移動”一詞的首字母縮合詞),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所熟悉的那種有規律的一年一度的季節循環。無法預測的嚴重干旱會持續幾年,接著便是同樣無法預測的傾盆大雨和洪水泛濫。即使在今天有了歐洲的農作物和用來運輸農產品的卡車與鐵路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在澳大利亞也仍然是一種風險行業。年成好的時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發生干旱時便又死亡殆盡。澳大利亞早期土著農民中可能有人碰到過類似的循環。年成好的時候,他們便在村子里定居下來,種植莊稼,并生兒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頭,這眾多的人口便會因饑餓而大批死去,因為那一點土地只能養活比這少得多的人。

澳大利亞發展糧食生產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缺乏可以馴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現代歐洲的植物遺傳學家除了從澳大利亞當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堅果外,其他就再也沒有培育出什么作物來。在世界上潛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種禾本科植物——的名單中,只有兩種出產在澳大利亞,而且這兩種又幾乎位居名單的最后(粒重僅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達40毫克)。這并不是說.澳大利亞根本就沒有任何潛在的作物,也不是說澳大利亞土著從未發展出本地的糧食生產。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種的薯蕷、芋艿和竹芋,是在新幾內亞南部栽培的,但在澳大利亞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對象。我們將要看到,在澳大利亞氣候條件極其有利的地區,土著在沿著最終可能導致糧食生產的方向演進。但任何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現的糧食生產,都可能會由于可馴化的動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貧瘠和氣候惡劣而受到限制。

流浪的生活、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對住所和財物的最小的投資,是因受澳大利亞厄爾尼諾南移影響而無法預知可以得到何種資源時的明智的適應行為。在當地條件惡化時,土著居民只是遷往一個暫時條件較好的地區。他們不是依賴幾種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豐富多樣的野生食物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從而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所有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時告乏。他們不是使人口在超過資源時挨餓而發生波動,而是維持較少的人口,這樣在豐年時固然有豐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歉收時也不致有饑餒之虞。 ,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用來代替糧食生產的是所謂的“火耕農業”。土著居民把周圍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動物的產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養殖。特別是,他們有意識地把周圍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燒。這樣做可以達到幾個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殺來吃的動物趕出來;火把茂密的植叢變成了人們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樹草原;稀樹草原也是澳大利亞主要的獵物袋鼠的理想的棲息地;火還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長。

我們把澳大利亞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這樣的人。他們的人口密度隨雨量的變化而變化(因為雨量決定著陸地野生動植物食物的產量),也隨著江河湖海水產的豐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濕的、物產最豐富的地區:東南部的墨累—達令河水系、東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這些地區也開始養活了現代澳大利亞人口最稠密的歐洲移民。我們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為歐洲人或者把他們殺死,或者把他們從最合意的地區趕走,這樣,最后的完好無損的土著人群體也只有在那些歐洲人不愿去的地區才能找到了。

在過去5000年內,在那些物產豐富的地區中,有些地區發生了土著強化食物采集方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現象。在澳大利亞東部發明了一些技術,用濾掉毒素或使毒素發酵的辦法,使大量的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極強的鐵樹種子變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亞東南部以前未得到開發的高原地區,開始有土著在夏季經常來光顧,他們不但飽餐鐵樹的堅果和薯蕷,而且還大吃特吃大群潛伏不動的移棲飛蛾,這種蛾子叫做博貢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種逐步形成的強化了的食物采集活動,是墨累—達令河水系的鰻鱺養殖,這里沼澤中的水位隨著季節性的雨量而漲落。當地的澳大利亞人修建了長達一英里半的復雜的溝渠系統,使鰻鱺的游動范圍從一個沼澤擴大到另一個沼澤。捕捉鰻鱺用的是同樣復雜的魚梁、安故在盡頭邊溝上的漁柵和在墻洞里故上魚網的壘在溝渠上的石墻。在沼澤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漁柵隨著水位的漲落而發生作用。雖然當初修建這樣的“養魚場”必然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但它們以后卻養活了許多人。19世紀的一些歐洲觀察者在鰻鱺養殖場旁邊發現了由十幾間土著的房屋組成的村莊,一些考古遺跡表明,有些村莊竟有多達146間的石屋,可見這些村莊的季節性居民至少有幾百人之多。

澳大利亞東部和北部的另一項發展,是收獲野生黍子的籽實,這是與中國早期農業的一種主要作物蜀黍同屬的一種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來脫粒教,然后貯藏在皮袋或木盤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這過程中使用的幾種工具,如石頭鐮刀和磨石,類似于新月沃地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種子而獨立發明出來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亞土著所有的獲取食物的方法中,收獲黍子也許是最有可能最終演化為作物種植的一種方法。

同過去5000年中強化食物采集一起產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石刀若按重量計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鋒刃長度大于被它們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鋒刃經過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亞只有局部地區才有,這時已變得普遍了。在過去的幾千年中,貝殼做的漁鉤也出現了。

為什么澳大利亞沒有發展出金屬工具、文字和復雜政治結構的社會?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獵采集為生,而我們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這些發展在別處只有在人口眾多、經濟專業化的糧食生產者社會里出現。此外,澳大利亞的干旱、貧瘠和氣候變化無常,使它的狩獵采集人口只能有幾十萬人。同古代中國或中美洲的幾千萬人相比,那意味著澳大利亞潛在的發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發明來進行試驗的社會也少得多。它的幾十萬人也沒有組成關系密切相互影響的社會。土著的澳大利亞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組成的,沙漠把它分閑成幾個物產比較豐富的生態“孤島”,每一個這樣的孤立地區只容納這個大陸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互影響也由于間隔著的距離而減弱了。甚至在這個大陸東側相對濕潤和肥沃的地區內,社會之間的交流也由于從東北部的昆士蘭熱帶雨林到東南部的維多利亞溫帶雨林之間的1900英里距離而受到了限制,這個距離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生態上都相當于從洛杉礬到阿拉斯加的距離。

在澳大利亞,地區性的或整個大陸的某些明顯的退步現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人口中心與世隔絕和居民相對稀少所致;仫w鏢是典型的澳大利亞武器,但卻在澳大利亞東北部的約克角半島被棄置不用。歐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亞西南部土著不吃有殼的水生動物。澳大利亞考古遺址中出現的大約5000年前的那種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什么用途,還仍然難以確定。雖然有一種方便的解釋認為,它們可能被用作矛頭和箭頭倒鉤,人們猜想它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上的三角石刀和箭頭倒鉤是同樣的東西。如果這就是它們的用途,那么現代新幾內亞有弓箭而澳大利亞卻沒有弓箭這個謎就更加難解了。也許在整個澳大利亞大陸曾經有—陣子采用過弓箭,但后來又放棄了。所有這些例子使我們想起了日本放棄過槍支,波利尼西亞大部分地區放棄過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與世隔絕的社會放棄過其他一些技術(第十二章)。

澳大利亞地區最大的技術損失發生于澳大利亞東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馬尼亞島。今天的塔斯馬尼亞島與澳大利亞之間淺水的巴斯海峽,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那個時候還是干燥的陸地,居住在塔斯馬尼亞島上的人是先后分布在整個擴大了的澳大利亞的人口的一部分。當巴斯海峽在大約1萬年前終于被海水淹沒時,塔斯馬尼亞人和澳大利亞太陸人之間的聯系中斷了,因為這兩個群體都沒有能夠順利渡過巴斯海峽的水運工具。從那以后,塔斯馬尼亞島上4000個以獰獵采集為生的人就失去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類的聯系,而生活在只有從科幻小說才能讀到的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中。

塔斯馬尼亞人終于在公元1642年接觸到了歐洲人,那時他們只是世界上物質文化最簡單的民族。他們同大陸上的土著—樣,也是沒有金屬工具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但他們也缺乏在大陸上已很普遍的許多技術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鉤的矛、各種骨器、回飛鏢、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魚鉤、魚網、有叉尖的矛、漁柵,以及捕魚和吃魚、縫紉和生火的習俗。在這些技術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馬尼亞與大陸隔絕后引進大陸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陸發明的。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可以斷定,塔斯馬尼亞的極少的人們并沒有為自己獨立地發明了這些技術。這些技術中還有一些是在塔斯馬尼亞仍是澳大利亞大陸一部分的時候被帶到塔斯馬尼亞來的,不過隨后又在塔斯馬尼亞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馬尼亞的考古記錄用文獻證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漁場消失了,骨鉆、骨針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至少還有3個較小的島(弗林德斯島、坎加魯島和金島)在大約1萬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脫離了澳大利亞或塔斯馬尼亞,在這3個島上,原來可能有大約200人到400人的人口已全部滅絕了。

因此,塔斯馬尼亞和這3個較小的島嶼,以極端的形式證明了一個對世界史具有廣泛的潛在意義的結論。只有幾百人的群體在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是不可能無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個有4000人的群體能夠生存1萬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當多的東西,同時也引人注目地沒有什么發明創造,剩下的只是一種無比簡單的文化。澳大利亞大陸上的30萬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在數目上比塔斯馬尼亞人多,也不像塔斯馬尼亞人那樣與世隔絕,但它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陸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陸中最與世隔絕的。關于澳大利亞大陸有文獻證明的技術退步的例子和關于塔斯馬尼亞的這個例子表明,同其他各大陸民族的全部業績相比,澳大利亞本地人的有限業績,可能一部分來自與世隔絕狀態和由于人口太少而對技術的發展與保持所產生的影響——就像對塔斯馬尼亞所產生的那些影響一樣,只是影響的程度沒有那么大罷了。不言而喻,這種影響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陸(歐亞大陸)與依次較小的大陸(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在技術上產生差異的原因。

為什么較先進的技術沒有從鄰近的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傳入澳大利亞?就印度尼西亞而言,它與澳大利亞西北部隔著大海,生態環境差異很大。此外,直到幾千年前,印度尼西亞本身也是—個文化和技術落后地區。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從4萬年前澳大利亞最早有人定居時起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出現時止,有任何新技術或動植物新品種是從印度尼西亞傳入澳大利亞的。

澳洲野犬在南島人對外擴張的極盛時期從中國華南通過印度尼西亞傳入澳大利亞。南島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亞各個島嶼定居下來,其中包括離澳大利亞最近的兩個島嶼——帝汶島和丹寧巴群島(分別距離現代澳大利亞僅為275英里和36英里)。由于南島人在其橫渡太平洋進行擴張的過程中走過了非常遠的海上距離,因此我們可能不得不假定他們曾多次到過澳大利亞,即使我們沒有澳洲野犬這個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在歷史上,每年都有一些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從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西里伯斯島)的望加錫地區到澳大利亞西北部來訪問,直到澳大利亞政府于1907年禁止了這種造訪?脊抛C據表明,這種訪問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早。這些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參。海參是海星的親緣動物,作為一種著名的催欲劑和珍貴的湯料從望加錫出口到中國。

當然,在望加錫人一年一度的訪問期間發展起來的貿易,在澳大利亞西北部留下了許多遺產。望加錫人在他們的海岸營地種下了羅望子樹,并同土著婦女生兒育女。布、金屬工具、陶器和玻璃帶來作為貿易物品.然而土營居民卻沒有學會自己來制造這些物品。土著居民從望加錫人那里學到了一些外來詞、一些禮儀以及使用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和用煙斗吸煙的習俗。

但這些影響都沒有能改變澳大利亞社會的基本特點。由于望加錫人的到來,一些事情發生了,但更為重要的卻是沒有發生的事。這就是望加錫人沒有在澳大利亞定居下來——這無疑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對面的澳大利亞西北部地區過于干旱,不適于發展望加錫的農業。如果印度尼西亞的對面是澳大利亞東北部的熱帶雨林或熱帶草原,望加錫人可能已定居下來了,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到過那么遠的地方。既然只有很少的望加錫人到這里來作短暫停留而從未深入內陸腹地,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就只有生活在沿海一小片地區的幾個澳大利亞人群體。甚至這少數澳大利亞人也只是看到一小部分的望加錫文化和技術,而不是一個有稻田、豬、村莊和作坊的全面的望加錫社會。由于澳大利亞人仍然是四處流浪的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他們所得到的就只有那幾種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望加錫產品和習俗。張帆行駛的獨木舟和煙斗,得到了;鍛鐵爐和豬,沒有得到。

比澳大利亞人抵制印度尼西亞的影響顯然更加令人驚異的是他們抵制新幾內亞的影響。說新幾內亞語并且有豬、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幾內亞農民,在叫做托雷斯海峽的一衣帶水的對面就是說澳大利亞語、沒有豬、沒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亞狩獵采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峽不是一道水面開闊的天然屏障,而是星里點點地散布著一系列島嶼.其中最大的一個島(穆拉勒格島)距離澳大利亞海岸不過10英里之遙。澳大利亞和這些島嶼之間以及這些島嶼和新幾內亞之間都有經常的貿易往來。許多土著婦女嫁到了穆拉勒格島,她們在島上看到了園圃和弓箭。新幾內亞的這些特點競沒有傳到澳大利亞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

托雷斯海峽的這種文化障礙之所以令人驚訝,僅僅是因為我們可能錯誤地使自己構想了澳大利亞海岸外10英里處的一個有集約型農業和豬的成熟的新兒內亞社會。事實上,約克角土著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大陸新幾內亞人。不過,在新幾內亞與離它最近的島嶼之間、然后在這些島嶼與托雷斯?熘型镜鸟R布伊格島之間、再后在巴社島與穆拉勒格島之間、最后又在穆拉勒格島與約克角之間,都有貿易關系。

沿著這個島群向前,新幾內亞的社會就顯得每況愈下。在這些島上豬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沿托雷斯海峽的新幾內亞南部低地居民不從事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那種集約型農業,而是刀耕火種,主要靠海產、打獵和采集為生。甚至這種刀耕火種的習慣,從新幾內亞南部沿著這個島群到澳大利亞,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離澳大利亞最近的穆拉勒格島本身也因干旱而不適于農業,所以只能養活很少的人口,而這些人主要靠海產、野生薯蕷和紅樹果子來維持生存。

因此,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隔著托雷斯海峽的相互聯系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傳話游戲:孩子們坐成一圈,一個孩子湊著第二個孩子的耳朵把一個詞輕輕地說給他聽,第二個孩子又把他認為他聽到的那個詞輕輕地說給第三個孩子聽,這樣,最后一個孩子最后輕輕地再說給第一個孩子聽的那詞就同原來的那個詞毫不相干。同樣,沿托雷斯海峽話島進行的貿易也是一種傳話游戲,最后到了約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種與新幾內亞社會完全不同的東西。此外,我們也不應把穆拉勒格島民同約克角土著之間的關系想像成一種從未間斷的友好聚餐,土著迫邊不及待地從海島老師那里汲取文化。實際上,貿易和戰爭交替進行,而戰爭的目的則是割取敵人的首級做戰利品和把女人捉來做老婆。

盡管新幾內亞文化由于距離和戰爭而受到了削弱,但新幾內亞的某種影響還是到達了澳大利亞。通婚給約克角半島南部帶來了某些新幾內亞體貌特征,如卷發而不是直發。約克角的4種語言有澳大利亞罕見的音素,這可能是由于受到新幾內亞一些語言的影響。傳進來的最重要的東西中,有澳大利亞內陸普遍使用的新幾內業貝殼魚鉤,還有在約克角半島南部流行的帶有舷外浮材的新幾內亞獨木舟。新幾內亞的鼓、舉行儀式時戴的面具、葬禮柱和煙斗,也在約克角被采用了。但約克角的土著并沒有采用農業.這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在穆拉勒格所看到的農業已經微不足道了。他們也沒有選擇養豬,因為在那些島上豬很少或者報本沒有.也因為無論如何沒有農業就不可能養豬。他們也沒有采用弓箭,而是仍然使用他們的長矛和擲矛器。

澳大利亞很大,新幾內亞也很大。但這兩個巨大陸塊之間的接觸,只限于幾小批只有很少新幾內亞文化的托雷斯海峽島民與幾小批約克角土著的相互影響。約克角土著群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決定使用長矛而不使用弓箭,以及不采納他們所看到的已經削弱了的新幾內亞文化的某些其他特點,從而妨礙了新幾內亞這些文化特點向澳大利亞其余所有地區的傳播。結果,除了貝殼魚鉤,再沒有任何其他新幾內亞文化特點傳播到澳大利亞腹地了。如果新幾內亞氣候涼爽的高原地區的幾十萬農民與澳大利亞東南部氣候涼爽的高原地區的土著有過密切的接觸,那么,集約型糧食生產和新幾內亞文化向澳大利亞的大規模傳播就可能接踵而來。但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同澳大利亞高原地區之間隔著2000英里的生態環境差異很大的地帶。就澳大利亞能有多少機會看到并采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做法這一點來說,新幾內亞高原地區不妨說就是月亮里的山。

總之,雖然澳大利亞石器時代的四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與石器時代的新幾內亞農民及鐵器時代的印度尼西亞農民都有過貿易往來,但他們始終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變,這初看起來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亞土著出奇的頑固不化。但更進一步的考察就可發現,這不過是反映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文化和技術傳播中的無處不在的作用。

我們仍然需要考慮一下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石器時代的社會同鐵器時代的歐洲人相遭遇的情況。1526年,一個葡萄牙航海家“發現了”新幾內亞;1828年,荷蘭宣布對它的西半部擁有主權;1884年,英國和德國瓜分了它的東半部。第一批歐洲人在海岸地區定居下來,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深入內陸,但到1960年,歐洲人的政府已經對新幾內亞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政治控制。

歐洲人到新幾內亞去殖民,而不是新幾內亞人到歐洲來殖民,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歐洲人有遠洋船只和羅盤,可以用來幫助他們前往新幾內亞;他們有書寫系統和印刷機,可以用來印刷地圖、描述性的報告和有助于建立對新幾內亞的控制的行政文書;他們有政治機構,可以用來組織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們還有槍炮,可以用來向以弓箭和棍棒進行抵抗的新幾內亞人射擊。然而,歐洲移民的人數始終很少,今天新幾內亞的人口仍然以新幾內亞人為主。這同澳大利亞、美洲和南非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在那些地方,歐洲人的殖民地數量多、時間久,在廣大地區內取代了原來的土著人口。為什么新幾內亞卻不同呢?

一個主要的因素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挫敗了所有歐洲人想要在新幾內亞低地地區定居的企圖:這個因素就是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雖然其中沒有一種是第十一章討論的那種急性群眾性流行傳染病。在這些未能實現的對低地地區殖民的計劃中,最雄心勃勃的計劃是法國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愛爾蘭島組織的,結果1000個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死掉了930人。即使在今天能夠得到現代醫藥治療的情況下,我的許多美國朋友和歐洲朋友還是由于瘧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離開,而新幾內亞留給我個人的健康遺產則是我得了一年的瘧疾和一年的痢疾。

在歐洲人正在被新幾內亞低地地區的病菌擊倒的時候,為什么歐亞大陸的病菌沒有同時擊倒新幾內亞人?有些新幾內亞人的確受到了傳染,但并沒有達到殺死澳大利亞和美洲大多數土著那樣大的規模。對新幾內亞人來說,幸運的是在19世紀80年代前新幾內亞沒有永久性的歐洲人殖民地.而到了這個時候,公共衛生方面的發現已經在控制歐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傳染病方面取得了進展。此外,南島人的擴張在3500年中已經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亞的移民和商人帶到了新幾內亞。由于亞洲大陸的一些傳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亞滋生繁衍,新幾內亞人因此而長期地接觸到這些疾病,所以逐漸形成了比澳大利亞土著多得多的抵抗力。

在新幾內亞,歐洲人不為嚴重的健康問題而苦惱的唯一地區,是超過發生瘧疾的最大海拔高度的高原地區。但高原地區已為人口稠密的新幾內亞人所占據,歐洲人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到達這里。到這時,澳大利亞政府和荷蘭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幾個世紀歐洲殖民主義時期那樣,通過大批殺死土著族群或把他們趕出他們的土地,來開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對想要成為移民的歐洲人來說,剩下的一個障礙是,在新幾內亞的環境和氣候條件下,歐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沒有一個地方取得成功。雖然引進的美洲熱帶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馬鈴薯現在已有少量種植,茶和咖啡種植園也已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建立起來,但歐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麥、大麥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導地位。引進的牛和山羊也是少量飼養,它們同歐洲人一樣,也為一些熱帶疾病所折磨。在新幾內亞的糧食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新幾內亞人在過去幾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物和農業方法。

所有這些疾病、崎嶇的地形和生存問題,是使歐洲人離開新幾內亞東部(現在的獨立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部分原因,這個地區為新幾內亞人所占有和管理,不過他們卻把英語作為他們的官方語言,用英語字母書寫,生活在以英國為模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并使用在海外生產的槍炮。在新幾內亞西部結果就不一樣,印度尼西亞于1963年從荷蘭人手中接管了這個地區,并被更名為伊里安查亞省。這個省現在為印度尼西亞人治理和享有。它的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是新幾內亞人,但由于政府鼓勵印度尼西亞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亞人。由于長期接觸瘧疾和其他一些與新幾內亞人共有的熱帶疾病,印度尼西亞人沒有像歐洲人那樣碰到了一道強大的病菌障礙。對于在新幾內亞生存問題,他們也比歐洲人有更充分的思想推備,因為印度尼西亞的農業已經包括香蕉、甘薯和其他一些新幾內亞農業的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亞省正在發生的變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繼續進行3500年前開始到達新幾內亞的南島人的擴張。印度尼西亞人就是現代的南島人。

歐洲人在澳大利亞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亞土著在歐洲殖民,其原因同我們剛才在新幾內亞這個例子上看到的一樣。然而,新幾內亞人和澳大利亞土著的命運卻是不同的。今天的澳大利亞為2000萬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們大多數都是歐洲人的后裔,同時由于澳大利亞于1973年放棄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有越來越多的亞洲人來到了澳大利亞。土著人口減少了萬分之八十,從歐洲殖民地時代的30萬人左右下降到1921年最低點6萬人。今天的土著構成了澳大利亞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有許多人住在布道站或政府保留地里,或者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為什么土著的境況比新幾內亞人差得這么多?

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亞適于(在某些地區)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和定居,再加上歐洲人的槍炮、病菌和鋼鐵在消滅土著中所起的作用。雖然我已著重指出了澳大利亞的氣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種種不利之處,但它的一些最富饒或最肥沃的地區仍然有利于歐洲的農業,F在在澳大利亞溫帶農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歐亞大陸溫帶的土要作物小麥(澳大利亞的主要作物)、大麥、燕麥、蘋果和葡萄,再加上原產非洲薩赫勒地帶的高梁和棉花以及原產安第斯山脈的馬鈴薯。澳大利亞東北部熱帶地區(昆士蘭)已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長范圍,來自歐洲的農民在這些地區引進原產新幾內亞的甘蔗、原產熱帶東南亞的香蕉和柑橘和原產熱帶南美的花生。至于牲口,歐亞大陸的綿羊使糧食生產擴大到澳大利亞的不適于農業的貧瘠地區成為可能,而歐亞大陸的牛則成為較濕潤地區飼養的牲口之一。

因此,澳大利亞糧食生產的發展必須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進,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氣候相似的地區馴化的,而這些地方過于遙遠,如果沒有越洋船只的運輸,那里的馴化動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亞的。和新幾內亞不同,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到可以令歐洲人望而卻步的疾病。只有在熱帶的澳大利亞北部,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迫使歐洲人在19世紀放棄了他們建立殖民地的企圖,只有隨著20世紀醫藥的發展,這種企圖才得以實現。

當然,澳大利亞土著是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的障礙,尤其是因為可能是最富饒的農田和產奶地區當初曾養活澳大利亞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獵采集族群。歐洲人的拓殖用兩種辦法減少了土著的人數。一個辦法就是開槍把他們打死,在19世紀和18世紀晚些時候,歐洲人認為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選擇,到20世紀30年代他們進入新幾內亞高原地區時,他們就很少這樣考慮了。最后一次大規模的屠殺于1928年發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殺死了31個土著。另一個辦法就是歐洲人引進的病菌,對這些病菌土著居民還沒有機會獲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歐洲移民到達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體便隨處可見。有案可查的主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傷寒、斑疹傷寒、水痘、百日咳、肺結核和梅毒。

在所有適于歐洲人發展糧食生產的地區,獨立的土著社會就被用這兩種辦法消滅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無損地幸存下來的社會,是對歐洲人無用的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地區的社會。在歐洲人殖民的—個世紀內,有4萬年歷史的土著傳統基本上被消滅殆盡。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我在本章開始后不久提出的那個問題了。英國白人殖民者在對一個大陸進行殖民的幾十年時間內創造了一個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而這個大陸上的居民在經過了4萬多年之后仍然過著四處流浪的狩獵采集生活。除了假定土著本身的種種缺點,我們怎樣才能對這個事實作出解釋呢?這是否就是對人類社會演化的一個完全的對照實驗,使我們不得不接受一種簡單的種族主義的結論?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很簡單。英國白人殖民者并沒有在澳大利亞創造出一個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的工業民主。他們不過是把所有這些成分從澳大利亞以外的地入引進罷了。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種作物(澳洲堅果除外)、冶金知識、蒸汽機、槍炮、字母、政治機構、甚至病菌。所有這些都是在歐亞大陸環境下1萬年發展的最后產物。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陸的那些殖民者繼承了這些成分。歐洲人從來沒有學會在沒有他們所繼承的歐亞大陸技術的情況下如何在澳大利亞或新幾內亞生存。羅伯特·伯克和威廉·威爾斯聰明得能學會寫字,但要在土著生活的澳大利亞沙漠生存下去,他們的聰明就不夠用了。

在澳大利亞創造社會的人是澳大利亞的土著。當然,他們所創造的社會不是一個有文字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工業民主的社會。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亞的環境特點直接造成的。

第十六章

中國是怎樣成為

中國人的中國的

外來移民、鼓勵啟用少數民族成員及婦女的贊助性行動、多種語言的使用、種族的多樣性——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亞州曾是這些有爭議的政策的倡導者之一,現在它又在帶頭強烈反對這些政策。我的兒子在洛杉磯公立學校就讀,只要向這些學校的教室里看上一眼,你就會發現關于這些政策的抽象辯論就像這些孩子們的臉一樣具體而實際。這些孩子代表了在家里說的80多種語言,而說英語的白人卻成了少數。我的兒子們的每一個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的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人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出生的:我自己的兒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人中有3個不是出生在美國。不過,外來移民僅僅是恢復美洲保持了數千年之久的種族多樣性而已。在歐洲人定居前,美國大陸是數以百計的印第安部落和語言的發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幾百年內才受到單一政府的控制。

在這些方而,美國是一個完全“正常的”國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個國家中,除一國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實現政治統一的民族大熔爐,仍然保持著幾百種語言和種族群體。例如,俄國曾是一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國家,直到公元1582年它才開始向烏拉爾山脈以外的地區擴張。從那時起直到19世紀,俄國開始并吞丁了幾十個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許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來的語言和文化特性。正如美國的歷史就是關于我們大陸的廣大地區如何成為美國人的地區的故事—樣,俄國的歷史就是關于俄國如何成為俄國人的俄國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創造(或者就印度的情況而言是政治再創造),它們分別是大約850種、670種和210種語奮的發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爐這一普遍現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今天的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語言上似乎都是一個大—統的國家,至少在外行人看來是這樣。它在公元前2211年就已在政治上統一了,并從那時起在大多數世紀中一直保持著統一的局面。自從中國開始有文字以來,它始終只有一個書寫系統,而現代歐洲則在使用幾十種經過修改的字母。在中國的12億人中有8億多人講官話,這是世界上作為本族語使用的人數最多的語言。還有大約3億人講另外7種語言,這些語言和官話的關系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系,就像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關系一樣。因此,不但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而且連提出中國是怎樣成為中國人的中國這個問題都似乎荒謬可笑。中國一直就是中國人的,幾乎從它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早期階段就是中國人的了。

對于中國的這種表面上的統一,我們過分信以為真,以致忘記了這多么令人驚訝。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指望有這種統一,這里有一個遺傳上的原因。雖然有一種從人種上對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確的分類法把所有中國人統統歸入蒙古人種,但這種分類所掩蓋的差異比歐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差異大得多。尤其是,中國的華北人和華南人在遺傳上和體質上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華北人像西藏人和尼泊爾人,而華南人則像越南人和菲律賓人。我的華北朋友和華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從體貌上把彼此區別開來:華北人往往個子較高,身體較重.鼻子較尖,眼睛較小,眼角更顯“上斜”。

中國的華北和華南在環境和氣候方面也有差異:北方比較干燥也比較冷;南方比較潮濕也比較熱。在這些不同的環境里產生的遺傳差異,說明華北人和華南人之間有過適度隔離的漫長歷史。但這些人到頭來卻又有著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語言和文化,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雖然有人長期定居,但語言并不統一,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在語言上明顯的近乎統一也就令人費解了。例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新幾內亞的面積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它的人類歷史也只有大約4萬年,但它卻有1000種語言,包括幾十個語族,這些語族之間的差異要比中國8種主要語言之間的差異大好多。西歐在印歐語傳入后的6000——8000年中,逐步形成或獲得了大約40種語言,包括像英語、芬蘭語和俄語這樣不同的語言。然而,有化石證明,50多萬年前中國便已有人類存在了。在這樣長的時間里,必然會在中國產生的那成千上萬種不同的語言到哪里去了?

這種怪事暗示,中國過去也曾經是形形色色、變化多端的.就像其他所有人口眾多的國家現在仍然表現出來的那樣。中國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它在早很多的時候便已統一了。它的“中國化”就是在一個古代得民族大熔爐里使一個廣大的地區迅速單一化,重新向熱帶東南亞移民,并對日本、朝鮮以及可能還有印度發揮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歷史提供了了解整個東南亞歷史的鑰匙。本章就是要講一講關于中國是怎樣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的這個故事。

方便的起始點就是一幅詳細的中國語言地圖(見圖16.1及16.2)。對我們所有習慣于把中國看作鐵板一塊的人來說,看一看這幅地圖真叫人大開眼界。原來.中國除了8種“大”語言——官話及其7個近親(常常只是被統稱為“中國話”),說這些語言的人從1100萬到8億不等——還有130多個“小”語種,其中許多語種只有幾千人使用。所有這些“大”、“小”語種分為4個語族,它們在分布密度上差異很大。

官話及其親屬語言,它們構成了漢藏語系中的漢語族,連續分布在中國的華北和華南。人們可以從中國東北徒步穿行整個中國到達南面的北部灣。而仍然沒有走出說官話及其親屬語言的人們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個語族的分布零碎分散,為一些“聚居區”的人們所使用,被說漢語和其他親屬語言的人的“汪洋大!彼鼑。

特別分散的是苗瑤(亦稱曼一勉)語族的分布,這個語族包括600萬人,大約分為5種語言,帶有富于色彩的名稱:紅苗語、白苗語(亦稱條紋苗語)、黑苗語、綠苗語(亦稱藍苗語)和瑤語。說苗瑤語的人生活在幾十個孤立的小塊地區,被其他語族的人所包圍,它們散布在一個50萬平方英里的地區內,從華南一直延伸到泰國。來自越南的10多萬說苗語的難民把這個語文帶到了美國,不過他們在美國卻是以這個語族的另一名稱曼語而更為人所知。

另一個零碎分散的語系是南亞語系,這個語系中使用最廣泛的語言是越南語和柬埔寨語。 600萬說南亞語的人的分布地區,從東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馬來半島,再到西面的印度。中國語族中的第4個也是最后一個語支是傣一加岱語支(包括泰語和老撾語),這個語支有5000萬人,其分布從華南向南進人泰國半島,向西到達緬甸。

當然,今天說苗瑤語的人的分布之所以如此零碎分散,不是由于古代有什么直升飛機把他們東一處西一處地投擲在亞洲大地上。人們倒是可以猜想他們本來具有一種比較近乎連續的分布,后來之所以變得零碎分散.是由于其他語族的人進行擴張,或誘使說苗瑤語的人放棄自己的語言。事實上,語言分布的這種變得零碎分散的過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過去的2500年內發生的,作為歷史事實這有充分的文獻可資證明,F代說泰語、老撾語和緬甸語的人的祖先,都是在歷史上從華南和鄰近地區遷往現在的地點,相繼淹沒了早先移民在那里定居的后代。說漢語的族群特別賣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語言上改變他們.因為說漢語的族群鄙視其他族群,認為他們是原始的劣等族群。從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國周朝的歷史記載,描寫了一些說漢語的諸侯國對中國大部分非漢語人口的征服和吸收。

我們可以利用幾種推理盡可能地重新繪制出幾千年前的東亞語言地圖。首先,我們可以把已知的最近幾千年的語言擴張史顛倒過來。其次,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理:如果現代的某些地區只有一種語言或有親屬關系的語族,而這一語言或語族又占有一個廣大的連續地區,那么這些地區就證明了這一語族在地理上的擴張,只是由于時間還不夠長,它還沒有來得及分化成許多語言。最后,我們還可以作反向的推理:如果在現代的某些地區內存在著屬于某一特定語系的語言高度多樣性現象,那么這些地區差不多就是該語系的早期分布中心。

運用這3種推理來拔回語言時鐘,我們就能斷定:中國的華北原先為說漢語和其他漢藏語的人所占據;華南的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里為說苗瑤語、南亞語和傣一加岱語的人所占據;而說漢藏語的人取代了整個華南地區大多數說其他這些語言的人。一種甚至更加引人矚目的語言劇變想必席卷了從熱帶東南亞到中國南部的整個地區——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和馬來半島。不管當初在那些地方說過什么語言,現在必定都已全部消亡了,因為這些國家的所有現代語言似乎都是近代的外來語,主要來自中國華南,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來自印度尼西亞。鑒于苗瑤語在今天幾乎無法繼續存在這一情況,我們還可以猜測當年華南除苗瑤語、南亞語和傣一加岱語外,可能還有其他一些語族,不過其他這些語族沒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現代語言罷了。我們還將看到,南島語系(所有菲律賓和波利尼西亞語言屬于這…語系)可能就是從中國大陸消失的其他這些語系之一,而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語系,僅僅因為它傳播到了太平洋諸島并在那里存在下來。

東亞的這種語言更替使我們想起了歐洲語言尤其是英語和西班牙語向新大陸傳播的情況。新大陸以前曾是一千種或更多的印第安語言的發源地。我們從我們的近代史得知,英語不是僅僅因為印第安人聽起來悅耳才終于取代了美國的印第安語吉的。相反,這種更替需要說英語的移民通過戰爭、屠殺和帶來的疾病來殺死大多數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語這個新的多數人的語言。語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來的歐洲人在技術上和政治組織上所擁有的對印第安人的優勢,而這種優勢歸根結底又是來自早就出現糧食生產所帶來的優勢。澳大利亞土著語言為英語所更替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區原來的俾格米和科伊桑語言為班圖語所更替.基本上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因此,東亞的語言劇變提出了一個相應的問題:是什么使說漢藏語的人得以從中國的華北遷往華南,使說南亞語的人和說原為中國華南語族其他語言的人得以向南進入熱帶東南亞?這里,我們必須求助于考古學,看一看是否有證據表明某些亞洲人在技術、政治和農業方面獲得了對其他亞洲人的優勢。

與在世界上其他每一個地方一樣,東亞的大部分人類歷史的考古記錄,僅僅顯示了使用粗糙石器并且沒有陶器的狩獵采集族群的遺跡。在東亞,表明情況有所不同的最早證據來自中國,因為那里出現了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作物殘跡、家畜的骨頭、陶器和打磨的(新倉器時代的)石器。這個年代距離新石器時代和新月沃地糧食生產開始的時間不到1000年。但由于在這之前1000年的中國情況在考古上知之甚少.我們目前還無法確定中國糧食生產的開始究竟與新月沃地同時,還是稍早或稍晚。至少,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動植物馴化中心之一。

中國實際上可能有兩個或更多的獨立出現糧食生產的中心。我已經提到過中國涼爽、干燥的北方與溫暖、潮濕的南方在生態方面的差異。即使在同一緯度,沿海低地與內陸高原之間也存在著生態差異。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長在這些根本不同的環境里,因此中國不同地區的早期農民對這些植物可能會有不同的利用。事實上,已經驗明的最早作物是華北的兩種耐旱的黍子,而華南的水稻則表明可能存在南北兩個不同的植物馴化中心。

中國的一些考古遺址不但有最早的作物證據,而且還有馴養的豬、狗和雞的骨頭。除了這些馴養的動物和作物,漸漸又有了中國的其他許多馴化動植物。在這些動物中,水牛是最重要的(用于拉犁),而蠶、鴨和鵝則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動物。后來的一些為人們所熟悉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桔、茶葉、杏、桃和梨。此外,正如歐亞大陸的東西軸向使許多這樣的中國動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傳播一樣,西亞的馴化動植物也向東傳播到中國,并在那里取得重要的地位。西亞對古代中國經濟特別重大的貢獻是小麥和大麥、牛和馬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綿羊和山羊。

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樣,糧食生產在中國逐步產生了其他一些在第十一到第十四章所討論的“文明”標志。中國非凡的青銅冶煉傳統開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間,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導致在中國發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鑄鐵生產。其后的1500年則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國技術發明的大量涌現時期,這些發明包括紙、羅盤、獨輪車和火藥。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個一千年間出現了,墓葬形制出現了很大變化,有的樸素無華,有的陳設奢侈,這表明出現了階級差別。保衛城市的高大城墻、巨大的宮殿、最后還有溝通中國南北的大運河(世界上最長的運河,全長1000多英里),證明等級社會已經出現.因為只有這樣的社會的統治者才能把大量的平民勞動力動員起來,F在保存下來的文字是在公元前第二個一千年間出現的,但也可能出現得更早。我們關于中國出現了城市和國家的考古知識,后來又得到了關于中國最早的幾個王朝的文字記載的補充,這些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興起的夏朝。

至于糧食生產的更具災難性的副產品傳染病,我們還不能確定源于舊大陸的一些最主要的疾病發生在舊大陸的什么地方。然而,從羅馬時代到中世紀的一些歐洲著作清楚地記述了腺鼠疫、可能還有天花來自東方,因此這些病菌可能源自中國或東亞。流行性感冒(起源于豬)甚至更可能發生在中國,因為豬很早就在中國馴養了,并且成了中國十分重要的家畜。

中國廣大的幅員和生態的多樣性造就了許多不同的地區性文化,從考古上來看,根據它們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風格,這一點是可以區別出來的。在公元前第四個一千年期間,這些地區性文化在地理上擴張了,它們開始相互作用,相互競爭,相互融合。正如生態多樣性地區之間馴化動植物的交流豐富了中國的糧食生產一樣,文化多樣性地區之間的交流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和技術,而交戰的酋長管轄地之間的激烈競爭推動了規模更大、權力更集中的國家的形成(第十四章)。

雖然中國的南北梯度妨礙了作物的傳播,但這種梯度在中國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樣成為一種障礙,因為中國的南北距離較短;同時也因為中國的南北之間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樣被沙漠阻斷,也不像中美洲那樣校狹窄的地峽隔開。倒是中國由西向東的大河(北方的黃河、南方的長江)方便了沿海地區與內陸之間作物和技術的傳播,而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廣闊地帶和相對平緩的地形最終使這兩條大河的水系得以用運河連接起來,從而促進了南北之間的交流。所有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國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統一,而西方的歐洲雖然面積和中國差不多,但地勢比較高低不平,也沒有這樣連成一體的江河,所以歐洲直到今天部未能實現文化和政治的統一。

在中國,有些新事物是由南向北傳播的,尤其是鐵的冶煉和水稻的栽培。但主要的傳播方向是由北而南。這個趨向在文字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歐亞大陸西部曾產生過太多的書寫系統,如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彌諾斯文字和閃語字母。中國則不同,它只產生了一種得到充分證明的書寫系統。它在華北得到完善,并流傳各地,預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的書寫系統的發展或取而代之,最后演化為今天仍在中國使用的文字。華北社會向南傳播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有特色的東西是青銅工藝、漢藏語言和國家的組成。中國的3個最早的王朝——夏、商、周部是在公元前第二個一千年間在華北興起的。

現存的公元前第—個一千年中的著作表明,當時的華夏族就已常常(就像今天許多人仍然在做的那樣)覺得在文化上比非華夏族的“野蠻人”優越,而華北人也常常甚至把華南人也看作野蠻人。例如,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中周朝后期的一位作家對中國的其他民族作如下的描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边@位周朝的作者接著又把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原始部落說成是沉溺于同樣野蠻的習俗:“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由華北的這個周王朝建立的或以周王朝為榜樣的一些國家,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向華南擴展,最后于公元前221年實現了秦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的政治統一。中國的文化統一也在同一期間加速進行,有文字的、“文明的”華夏諸國吸收并同化了沒有文字的“野蠻人”,或成為這些人仿效的榜樣。這種文化的統一有時是很殘暴的,例如秦始皇宣布以前的所有典籍都是沒有價值的,并下令把它們焚毀,這給我們現在了解中國的早期歷史和文字造成了很人的不便。這些和其他一些嚴厲的措施對于華北的漢藏語向中因大部分地區傳播,并使苗瑤語和其他語族的分布落到如今零碎分散的狀況,必定起到過推動的作用。

在東亞,中國在糧食生產、技術、文字和國家組成方而的領先優勢所產生的結果是,中國的創新改革對鄰近地區的發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例如,直到公元前第四個一千年,熱帶東南亞仍然為狩獵采集族群所占據,這些人制造了屬于以越南和平遺址命名的所謂和平文化傳統的礫石工具和石片工具。從那以后,源自中國的作物、新石器時代的技術、村居生活以及與華南陶器相似的陶器傳人了熱帶東南亞,也許一起來到的還有華南的一些語族。歷史上緬甸人、老撾人和泰人的向南擴張使熱帶東南亞的中國化宣告完成。所有這些現代民族都是他們的華南同胞的近代旁系親屬。

中國的這種影響就像蒸汽壓路機—樣勢不可擋,先前的熱帶東南亞民族在這一地區的現代居民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只剩下狩獵采集族群的3個孑遺群體——馬來半島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安達曼群島島民和斯里蘭卡維多依族矮小黑人——使我們想到熱帶東南亞的原先居民可能是黑膚、卷發,就像現代的新幾內亞人,而不像膚色較淺、直發的中國華南人及其旁系親屬現代的熱帶東南亞人。東南亞的這些孑遺的矮小黑人可能就是當初開拓新幾內亞的原住民的最后幸存者。塞芒族矮小黑人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他們和附近的農民進行物物交換,但也從這些農民那里采用了一種南亞語言——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菲律賓矮小黑人和非洲俾格米狩獵采集族群也是采用了他們的農民交易伙伴的語言。只有在遙遠的安達曼群島上,一些與華南語族沒有親屬關系的語言繼續保存了下來——它們是為數必定多達幾百種的現已滅絕的東南亞土著語言中最后幸存下來的語言。

甚至朝鮮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國的巨大影響,不過它們在地理上與中國相隔絕的狀態,保證了它們沒有像熱帶東南亞那樣失去自己的語言以及體質和遺傳特征。朝鮮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個一千年中采納了中國的水稻,在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中采用了中國的青銅冶煉術,在公元第一個一千年中采用了中國的文字。中國還把西亞小麥和大麥傳入朝鮮和日本。

我們在這樣介紹中國在東亞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切不可言過其實。事實上,東亞的文化進步并不全部源于中國,朝鮮人、日本人和熱帶東南亞人也不是毫無貢獻的沒有創造能力的野蠻人。古代的日本人發明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陶器制造技術,并在糧食生產傳入之前很久作為狩獵采集族群就已在村莊里定居,靠日本豐富的海產資源維持生計。有些作物可能是在日本、朝鮮和熱帶東南亞最早或獨立馴化出來的。

但是,中國的作用仍然是太大了。例如,中國文化的聲望值在日本和朝鮮仍然很高,雖然日語中源自中國的書寫系統在表達日本語言方面存在著種種缺點,但日本并不打算拋棄它,而朝鮮也只是在不久前才用本國的奇妙的諺文字母取代了笨拙的源自中國的文字。中國文字在日本和朝鮮的持續存在是將近1萬年前動植物在中國馴化的20世紀的生動遺產。由于東亞最早的農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國成了中國人的中國,而從泰國來到(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復活節島的民族就成了他們的遠親。

第十七章

駛向波利尼西亞的快艇

有—次,在印度尼西亞屬新幾內亞的首都查亞普拉,我和3位印度尼西亞朋友走進了一家鋪子,這時發生了一件事。對我說來,這件事就是太平洋島嶼歷史的縮影。我這3位朋友的名字分別是阿什馬德、維沃爾和索阿卡里。這家鋪子是一個名叫平瓦的商人開的。阿什馬德是印度尼西亞政府官員.擔任我們的頭兒,因為他和我正在為政府組織一次生態調查,我們啟用了維沃爾和索阿卡里做本地的助手。但阿什馬德從來沒有到過新幾內亞的山區森林,根本不知道該采辦什么東西。這結果令人發笑。

在我的朋友們走進這家鋪子的時候,平瓦正在讀一份中文報紙。當他看見維沃爾和索阿卡里時,他繼續讀他的報紙.但他一看到阿什馬德,就飛快地把報紙塞到柜臺下面。阿什馬德拿起了一把斧頭,惹得維沃爾和索阿卡里笑了起來,因為他把斧頭拿倒了。維沃爾和索阿卡里教給他怎樣正確地握住斧柄砍東西。這時,阿什馬德和索阿卡里注意到維沃爾的光腳丫子,因為他一輩子沒有穿過鞋,所以腳趾頭都向外張開。索阿卡里挑了一雙最大的鞋往維沃爾的腳上套,但這雙鞋仍然太小,這引得阿什馬德、索阿卡里和平瓦笑聲不斷。阿什馬德挑了一把塑料梳子來梳理他那又粗又黑的直發。他看了—眼維沃爾的濃密的卷發,把梳子遞給維沃爾。梳子立刻在頭發里卡住,維沃爾一使勁,梳子就立即折斷了。大家部笑了,維沃爾自己也笑了。接著維沃爾提醒阿什馬德要買許多大米,因為在新幾內亞的山村里除了甘薯買不到其他食物,而吃甘薯會使阿什馬德的胃受不了——大家又笑了。

笑歸笑,我還是覺察到了潛在的緊張。阿什馬德是爪哇人,平瓦是中國人,維沃爾是新幾內亞高原人,而索阿卡里是新幾內亞北部沿海低地人。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亞政府中大權獨攬,而印度尼西亞政府于20世紀60年代并吞了新幾內亞西部,并用炸彈和機關槍粉碎了新幾內亞人的反抗。阿什馬德后來決定留在城里,讓我獨自帶著維沃爾和索阿卡里去做森林調查工作。他向我解釋了他的決定,他指著他那和新幾內亞人完全不同的粗直頭發說,新幾內亞人會殺死任何一個長著他這樣頭發的人,如果他們發現他遠離軍隊的支持的話。

平瓦已經收起了他的報紙,因為輸入中國印刷品在印度尼西亞屬新幾內亞在名義上是非法的。在印度尼西亞的很大—部分地區,商人都是中國移民。在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華人與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爪哇人之間潛伏著的相互恐懼在1966年爆發為—場流血的革命,當時爪哇人屠殺了成千上萬的華人。維沃爾和索阿卡里是新幾內亞人,他們也抱有大多數新幾內亞人對爪哇人獨裁統治所抱有的憤恨,但他們又互相瞧不起對方的群體。高原居民認為低地居民是光吃西谷椰子的無能之輩而不屑一顧,而低地居民也不把高原居民放在眼里,說他們是未開化的大頭鬼,這是指他們那一頭濃密的卷發,也是指他們那出名的傲慢態度。我與維沃爾和索阿卡里建立了一個孤零罕的森林營地還沒有幾天.他們差點兒用斧頭干起架來。

阿什馬德、維沃爾、索阿卡里和平瓦所代表的這些群體之間的緊張狀況,主宰了印度尼西亞這個世界上第四位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治,F代的這種緊張狀況的根源可以追朔到幾千年前。我們在考慮海外重大的人口流動時,往往著重考慮哥倫布發現美洲以來的那些人口流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在各個歷史時期內歐洲人更替非歐洲人的情況。但在哥倫布之前很久也存在大規模的海外人口流動.而在史前期也已有非歐洲人被其他非歐洲人所更替的現象。維沃爾、阿什馬德和索阿卡里代表了史前時代從亞洲大陸進入太平洋的3次海外移民浪潮。維沃爾的高原地區居民可能是不遲于4萬年前開拓新幾內亞的大批早期亞洲移民的后代。阿什馬德的祖先在大約4萬年前最后從華南沿海到達,完成了對那里的與維沃爾的祖先有親緣關系的人們的更替。索阿卡里的祖先大約在36000年前到達新幾內亞,他們是來自華南沿海的同一批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而平瓦的祖先則仍然占據著中國。

把阿什馬德和索阿卡里的祖先分別帶到爪哇和新幾內亞的人口流動,被稱為南島人的擴張,這是過去6000年中發生的幾次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之一。其中的一直成為波利尼西亞人,他們住在太平洋中最偏遠的島上,是新石器時代各族群中最偉大的航海者。南島人今天所說的語言是分布最廣的一種語言,從馬達加斯加到復活節島,覆蓋了大半個地球。在本書中,關于自冰期結束以來的人口流動問題,南島人的擴張占有中心的地位,因為這是需要予以解釋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為什么是最后來自大陸中國的南島人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亞的其余地方殖民并更替了那里原來的居民,而不是印度尼西亞人在中國殖民并更替了中國人?南島人在占據了整個印度尼西亞之后.為什么不能再占據新幾內亞低地那一塊沿海的狹長地帶,為什么完全不能把維沃爾的族群從新幾內亞高原地區趕走?中國移民的后代又是怎樣變成波利尼西亞人的?

今天的爪哇島、大部分其他印度尼西亞島嶼(最東端的一些島嶼除外)以及菲律賓群島上的居民是頗為相似的。在外貌和遺傳上,這些島上的居民與華南的中國人相似,甚至與熱帶東南亞人更加相似,尤其與馬來半島的居民相似。他們的語言也同樣相似:雖然在菲律賓群島和印度尼西亞的西部及中部地區有374種語言,但它們全都有很近的親緣關系,都屬于南島語系的同一個語支(西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支)。南島語到達亞洲大陸的馬來半島、越南和柬埔寨的一些小塊地區、印度尼西亞最西端的島嶼蘇門答臘和婆羅洲附近,但在大陸的其他地方就再也沒有這些語言了(因17.1)。南島語中的一些詞被借入英語,其中包括“taboo”(禁忌)和“tattoo”(文身)(來自波利尼西亞語)、“boondocks“(荒野)(來自菲律賓的他加祿語)、“amok”(殺人狂)、“batik”(蠟防印花法)和“Orangutan"”(猩猩)(來自馬來語)。

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在遺傳和語言上的一致起初令人驚訝,就像中國在語言上的普遍一致令人驚訝一樣。著名的爪哇人化石證明,人類至少在印度尼西亞西部居住了100萬年之久。這應該使人類有充裕的時間逐步形成遺傳和語言方面的差異和對熱帶的適應性變化,如像其他許多熱帶居民的那種黑皮膚——但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卻膚色較淺。

南島語系包括4個語族,其中3個都在臺灣,另一個(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分布甚廣。這后一個語族又包括兩個語支——西馬來—波利尼西亞語(=WM—P)和中—東馬來—彼利尼西亞語(=C-EM-P)。這后一個語支又包括4個亞語支,其中分布很廣的大洋洲亞語支在東,另外3個在西,其分布地區小得多,包括哈爾馬赫拉島、印度尼兩亞東部附近路嶼和新幾內亞西端。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除了膚色較淺這一點外,在其他體貌特征和遺傳方面,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同熱帶東南亞人和中國華南人非常相似。只要看一看地圖就可清楚地知道,印度尼西亞提供了人類在4萬年前到達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唯一可能的路線,因此人們可能天真地以為,現代的印度尼西亞人理應像現代的新幾內亞人和澳大利亞人。事實上,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西部地區,只有幾個像新幾內亞人的人群,特別是生活在菲律賓山區的矮小黑人。菲律賓的這些矮小黑人可能是一些群體的孑遺,這些群體就是維沃爾的族群在到達新幾內亞之前的祖先,這一點也適用于我在談起熱帶東南亞時(第十六章)所提到的那3個與新幾內亞人相似的借遺群體。甚至這些矮小黑人所說的南島語也同他們的鄰居菲律賓人的語言相似,這一點意味著他們也(像馬來西亞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和非洲的俾格米人一樣)失去了自己原來的語言;

所有這些情況有力地表明了,或是熱帶東南亞人,或是說南島語的中國華南人,他們在不久前擴散到整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更替了這些島嶼上除非律賓矮小黑人以外的所有原來的居民,同時也更替了所有原來島上的語言。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顯然太近,那些移民還來不及形成黑皮膚和截然不同的語系,也來不及形成遺傳特征或遺傳差異。他們的語言當然比大陸中國的8大語言多得多,但不再迥然不同。許多相似的語言在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增生,只是反映了這些島嶼從未像中國那樣經歷過政治和文化的統一。

語言分布的詳細情況為這種假設的南島人擴張的路線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整個南島語系包括四種語言,分為4個語族。但其中一個被稱為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的語族包括了這959種語言中的945種,幾乎覆蓋了南島語系整個地理分布范圍。在說印歐語的歐洲人最近的海外擴張之前,南島語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系。這表明,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最近從南島語系分化出來,從南島話的故鄉向遠方傳播,從而產生了許多地方性語言,但仍然都是近親話言,因為時間太短.還不能形成巨大的語言差異。至于南島語的故鄉究在何處,我們不應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馬來—波利尼兩亞語族.而應投向南島語系的另外3個語族.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以及與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差異,要大大多于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各個語支之間的差異。

原來,這另外3個語族都有重疊分布,與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分布相比,它們的分布范圍全都很小。只有距華南大陸90英里的臺灣島的土著在使用這些語言。臺灣的土著占據了該島的大部分地區,直到最近的幾千年中大陸中國人才開始在島上大批定居。1945年后,尤其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了中國國民黨后,又有一批大陸人來到臺灣,所以臺灣土著現在只占臺灣人口的2%。南島語系的4個語族中有3個集中在臺灣,這表明臺灣就是今天各地南島語的故鄉,在過去幾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些語言一直在臺灣使用,因此有最長的時間來產生分化。這樣看來,從馬達加斯加到復活節島,所有其他南島語可能都起源于臺灣向外的人口擴張。

現在,我們可以轉到考古證據方面來。雖然古代村落的遺址中沒有隨骨頭和陶器一起出土的語言化石,但仍然顯示了可以與語言聯系起來的人的活動和文化產品。同世界上的其余地區—樣,今天南島語分布范圍內的大部分地區——臺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許多太平洋島嶼——原來都為狩獵采集族群所占據,他們沒有陶器,沒有打磨的石器.沒有家畜.也沒有作物。(這一推斷的唯一例外是馬達加斯加、美拉尼西亞東部、波利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這些偏遠的島嶼,因為狩獵采集族群從來沒有到達過這些地方,在南島人擴張前一直是人跡不至。)在南島語分布范圍內,考古中發現最早的不同文化跡象的地方是——臺灣。從公元前第四個一千年左右開始的打磨石器和源于華南大陸更早陶器的有圖案裝飾的不同陶器風格(所謂大岔坑陶器)、在臺灣和對面的華南大陸沿海地區出現。后來在臺灣的—些遺址中出土的水稻和粟的殘跡提供了關于農業的證據。

臺灣大連岔坑遺址和華南沿海,不但有大量的石頭網墜和適于刳木為舟的扁斧,而且也有大量的魚骨和軟體動物的殼。顯然,臺灣的這些新石器時代的最早居民已有了水運工具,足以勝任深海捕魚,并可從事經常性的海上交通,渡過該島與大陸之間的臺灣海峽。因此。臺灣海峽可能被用作航海訓練場.大陸中國人在這里培養他們的航海技術,以便他們能夠在太平洋上進行擴張。

一種把臺灣大岔坑文化同后來的太平洋島嶼文化聯系起來的特殊的人工制品是樹皮舂搗器,這是一種石制工具,用來舂搗某些樹的含纖維的樹皮,以便制作繩索、魚網和衣服。太平洋民族一旦到了沒有產毛的家畜、沒有纖維作物因而也就沒有織造成的布的地方,他們穿衣就得依靠舂搗出來的樹皮“布”了。倫納爾島是波利尼西亞的一個傳統島嶼.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西方化。這個島上的居民對我說,西方化產生了一個附帶的好處,就是島上變得安靜了。不再到處都是樹皮舂搗器的聲音了.不再每天從天亮—真舂搗到黃昏后了。

有考古證據表明.在大岔坑文化到達臺灣后的—千年左右時間里.明顯源自該文化的一些文化從臺灣向外傳播得越來越遠,最后占據了現代南島語的整個分布范圍(圖17.2)。這方面的證據包括磨制的石器、陶器、家豬的骨骼和作物的殘跡。例如,臺灣島上有花紋的大岔坑陶器為沒有花紋的素陶或紅陶所代替,這種陶器在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西里伯斯島及帝汶島上的一些遺址也有發現。這種包括陶器、石器和馴化動植物的“整體”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現在菲律賓,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西里伯斯島、北婆羅洲和帝汶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現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現在新幾內亞地區。我們將要看到,在那些地方的擴張呈現出快艇般的速度,人們攜帶著整個文化向東全速前進,進入了所羅門群島以東過去沒有人跡的太平洋島嶼。這一擴張的最后階段發生在公元元年后的一千年中,導致了對波利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的每一個能住人的島嶼的拓殖。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擴張還迅速西進,渡過太平洋到達非洲東海岸,導致了對馬達加斯加島的拓殖。

至少在這種擴張到達新幾內亞沿海之前,各島之間的往來可能要靠有雙舷外浮材的張帆行駛的獨木舟,這種船今天在整個印度尼西亞仍很普通。這種船的設計代表了對那種刳本而成的簡單獨木舟的一個重大的進步,而這種簡單的獨木舟在全世界生活在內河航道上的傳統民族中十分流行。刳木而成的獨木舟,顧名思義,就是一段用扁斧挖空并使兩端成形的結實的樹干。由于用來掏挖的樹干是圓的,所以獨木舟的底部也是圓的,這樣,重量的分配只要有一點點不平衡,就會使獨木舟向超重的一邊傾倒。每當我乘坐獨木舟由新幾內亞人劃著沿著新幾內亞的河流逆流而上時,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里我都是提心吊膽,好像我只要稍微動一動,獨木舟就會傾覆,把我和我的雙簡望遠鏡翻落水中去與鱷魚為伍。在風平浪靜的江河湖泊里劃獨木舟,新幾內亞人能夠做到行所無事,但如果是在海上,即使風浪不太大,就連新幾內亞人也不會去駕駛獨木舟。因此,設計出某種穩定裝置不但對南島人在整個印度尼西亞進行擴張至關重要,而且甚至對臺灣的最早開拓也是必不可少的。

解決辦法是把兩根較小的圓木(“浮材”)綁在船舷外側,一邊一根,距離艙體幾英尺遠,用垂直地縛在艙體和浮材上的支桿來連接。每當船體開始向一邊傾側時,那一邊浮材的浮力使浮材不會被推入水下,因而實際上不可能使船傾覆。這種雙舷外浮材張帆行駛獨木舟的發明可能是促使南島人從中國大陸向外擴張的技術突破。

考古學證據和語言學證據之間兩個引人注目的一致證實了這樣的推斷:幾千年前把一種新石器文化帶到臺灣、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說的是南島語,并且是今天仍然居住在這些島嶼上的說南島語的人的祖先。首先,這兩種證據清楚地表明了向臺灣的移民是從華南沿海向外擴張的第一階段,而從臺灣向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移民則是這種擴張的第二階段。如果這種擴張從熱帶東南亞的馬來半島開始,先到距離最近的印度尼西亞島嶼蘇門答臘,然后到達印度尼西亞的其他島嶼,最后到達菲律賓和臺灣,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的現代語言中南島語系的最深刻的變化(反映了最大的時間縱深),而臺灣和菲律賓的語言可能只是在最近才在一個語族內發生分化。相反,最深刻的變化卻發生在臺灣,而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的語言全都屬于同一個亞語支:西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支最近出現的一個分支,而西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支又是波利尼西亞語族相當晚近出現的一個分支。語言關系的這些細節與考古證據完全一致,因為考古證據表明,向馬來半島移民是最近的事,它發生在向臺灣、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移民之后,而不是發生在這之前。

考古學證據與語言學證據之間的另一個一致之處,是古代南島人所使用的整個文化內容?脊艑W為我們提供了以陶器、豬骨和魚骨等為形式的直接文化證據。人們開始時可能會感到奇怪,一個只研究現代語言(這些語言的沒有文字的祖代形式仍然無人知曉)的語言學家怎么會斷定6000年前生活在臺灣的人是否已經養豬。辦法是比較來源于已經消失的古代語言(所謂原始母語)的現代語言詞匯來重構古代語言的詞匯。

例如,分布地區從愛爾蘭到印度的印歐語系的許多語言中,意思為“羊”的詞都十分相似:在立陶宛語、梵語、拉丁語、西班牙語、俄語、希臘話和愛爾蘭語中分別為“avis”、“avis、“ovis”、“oveja、“ovtsa”、“owis”和“oi”。(英語的“sheep”顯然來源不同,但英語在“ewe”[母羊]這個詞中仍保留了原來的詞根。)對各種現代印歐語在歷史過程中經歷的語言演變所進行的比較表明,在大約6000年前的祖代印歐語中,這個詞的原來形式是“owis”。這種沒有文字的祖代語言稱之為原始印歐語。

顯然,6000年前的原始印歐人已經飼養羊,這是與考古證據一致的。他們的詞匯中另外有將近2000個詞同樣可以予以重構,其中包括表示“山羊”、“馬”、“輪子”、“兄弟”和“眼睛”這些詞。但表示“gun”(槍炮)的詞卻無法從任何原始印歐語的詞重構出來,這個詞在不同的現代印歐語中用的是不同的詞根:在英語中是“gun”,在法語中是“fusil”.在俄語中是“ruzhyo”,等等。這一點不應使我們感到驚奇:6000年前的人不可能有表示槍炮的詞,因為槍炮只是過去1000年內發明出來的武器。由于沒有繼承下來的表示“槍炮”這個意思的共同詞根,所以在槍炮最后發明出來時,每一種印歐語都得創造出自己的詞來或者從別處借用。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辦法,把現代的臺灣語、菲律賓語、印度尼西亞語和波利尼西亞語加以比較,從而重構出在遠古所使用的一種原始南島語來。誰也不會成到驚奇的是.這種重構出來的原始南島語有這樣一些意思的詞如“二”、“鳥”、“耳朵”和“頭虱”;當然,原始的南島人能夠數到2.知道鳥,有耳朵和虱子。更有意思的是,這種重構出來的語言中有表示“豬”、“狗”和“米”這些意思的詞,因此這些東西想必是原始南島文化的一部分。這種重構出來的語言中有大量表示海洋經濟的詞,如“帶舷外浮材的獨木舟”、“帆”、“大蛤”、“章魚”、“漁柵”和“海龜”。不管原始的南島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時候,關于他們的文化的語言學證據與關于大約6000年前生活在臺灣的能夠制陶、面向海洋、從事糧食生產的民族的考古學證據非常吻合。

同樣的方法也可用來重構原始的馬來—波利尼西亞語,這是南島人從臺灣向外移民后所使用的祖代語言。原始的馬來—波利尼西亞語中有一些用來表示熱帶作物的詞,如芋艿、面包果、香蕉、薯蕷和椰子,在原始的南島話中,無法重構出任何表示這些作物的詞。因此,這個語言學上的證據表明,南島語中許多熱帶作物的名字是在南島人從臺灣向外移民后才有的。這個結論是與考古學上的證據相一致的:隨著農民移民從臺灣(位于赤道以北23度附近)南下,向赤道熱帶地區擴散.他們開始越來越依賴熱帶的根用作物和樹生作物,接著他們又把這些作物帶進了熱帶太平洋地區。

那些從華南經由臺灣南下的說南島語的農民怎么會這樣全面地更替了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西部的狩獵采集人口,以致那原有的人口很少留下什么遺傳學的證據和根本沒有留下任何語言學的證據?其原因與歐洲在過去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內更替或消滅澳大利亞土著的原因相同,也與華南人在這以前更替了熱帶東南亞人的原因相同:即農民的稠密得多的人口、優良的工具和武器、更發達的水運工具和航海技術以及只有農民而不是狩獵采集族群才對之有某種抵抗力的流行疾病。在亞洲大陸,說南島語的農民同樣能夠更替馬來半島上以前的狩獵采集族群,因為他們從南面和東面(從印度尼西亞的島嶼蘇門答臘和婆羅洲)向該半島移民,與說南亞語的農民從北面(從泰國)向該半島移民差不多同時。其他一些說南島語的人終于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立定了腳根,成為這兩個國家中說占語的現代少數民族的祖先。

然而,說南島語的農民未能再向前進人東南亞大陸,因為說南亞語和加岱語的農民已經更替了那里原有的狩獵采集族群,同時也因為說南島語的農民并不擁有對說南亞語和傣—加岱語的農民的任何優勢。雖然根據我們的推斷,說南島語的人來自華南沿海地區,但在今天的大陸中國己沒有人說南島語了,這可能是因為它們在說漢藏語的人向南擴張時同其他幾百種原有的中國語言一起被消滅了。但與南島語最接近的話族據認為是傣—加岱語、南亞語和苗瑤語。因此,雖然中國的南島語可能沒有逃過被中國王朝攻擊的命運,但它們的一些親屬語言卻逃過了。

至此,我們已經跟隨說南島語的人走過了他們初期階段的擴張路線,從華南沿海經過臺灣和菲律賓到達印度尼西亞的西部和中部,行程2500英里。在這擴張過程中,這些說南島語的人從海岸到內陸,從低地到山區,逐步占據了這些島上所有適于居住的地區。他們的為人所熟知的不遲于公元前1500年的考古標志——包括豬骨和素面紅紋陶器——表明,他們已經到達了印度尼西亞東部的哈爾馬赫拉島,距離新幾內亞這個多山的大島的東端不到200英里。他們是否像已經占領斯里伯斯、婆羅洲、爪哇和蘇門答臘這些多山的大島那樣,去著手占領新幾內亞呢?

他們沒有那樣做,看一看大多數現代新幾內亞人的臉就會清楚地知道,對新幾內亞人的遺傳所進行的詳細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我的朋友維沃爾和其他所有新幾內亞高原人的黑皮膚、濃密的鬃發和臉型,與印度尼西亞人、菲律賓人和華南人是明顯不同的。新幾內亞內陸和南部沿海的低地人與高原人相似,只是身材一般較高。遺傳學家沒有能從新幾內亞高原人的血樣中發現南島人特有的遺傳標志。

但對新幾內亞北部和東部沿海民族和新幾內亞北面和東面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的民族來說,情況就比較復雜。從外表來看,他們或多或少地介于像維沃爾這樣的高原人和像阿什馬德這樣的印度尼西亞人之間.不過一般都大大接近維沃爾。例如.我的朋友索阿卡里來自北部沿海地區,他的波浪形頭發介于阿什馬德的直發和維沃爾的鬃發之間,他的膚色比維沃爾的膚色多少要淺一些,卻又比阿什馬德的膚色深得多。從遺傳來看,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上的居民有大約15%的說南島語族群的成分,而85%像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人。因此,南島人顯然到過新幾內亞地區,但未能完全深人該島腹地.所以在遺傳上被新幾內亞北部海岸和島嶼上的原先居民所削弱了。

現代語言基本上說的是同一個故事,不過更詳細罷了。我在第十五章說過.大多數新幾內亞語言被叫做巴布亞諸語言,它們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語系都沒有親緣關系。在新幾內亞山區、新幾內亞西南部和中南部整個低地地區(包括新幾內亞海岸地區和北部內陸地區)所說的每一種語言,毫無例外都是某—種巴布亞語。但某些南島語言只在北部和東南部附近的一片狹長地帶使用。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上的大多數語言是南島語言,某些巴布亞語言只在幾個島上的—些小塊孤立地區使用。

在俾斯麥群島、所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北部沿海所使用的南島語言是一個叫做大洋洲語言的亞語支,它們同哈爾馬赫拉島和新幾內亞西端所使用的話言的亞語支有著親緣關系。人們在看地圖時可能會想到,這種語言學上的關系證實了新幾內亞地區說南島語的人是取道哈爾馬瑟拉島到達新幾內亞的。南島語和巴布亞語的一些細節和它們在新幾內亞北部的分布情況表明.說南島語的入侵者與說巴布亞語的本地居民有過長期的交往。這個地區的南島語和巴布亞語顯示了對彼此的詞匯和語法的巨大影響.使人難以確定某些語言基本上是受到巴布亞語言影響的南島語還是受到南島語言影響的巴布亞語言。如果你在新幾內亞北部沿;蚝0锻獾膷u嶼上旅行,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村子,你會發現—個村子講的是南島語,下一個村子講的是巴布亞語,再下一個村子講的又是南島語,但在語言分界線上卻沒有發生任何遺傳中斷。

所有這一切表明,說南島語的入侵者的后代和原來新幾內亞人的后代,幾千年來一直在新幾內亞北部沿海地區及其島嶼上進行貿易、通婚并獲得了彼此的基因與語言。這種長期的接觸對轉移南島語言效果較大,而對轉移南島人的基因則效果較小,其結果是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的島民現在說的是南島話,而他們的外貌和大多數基因卻仍然是巴布亞人的。但南島人的基因和語言都沒有能深人新幾內亞的腹地。這樣,他們入侵新幾內亞的結果就和他們入侵婆羅州、西里伯斯和其他印度尼西亞大島的結果大不相同,因為他們在印度尼兩亞的這些島嶼以不可阻擋之勢把原先居民的基因和語言消滅殆盡。為了弄清楚在新幾內亞發生的事情,讓我們現在轉到考古證據上來。

公元前1600年左右,人們所熟知的南島人擴張的考古標志——豬、雞、狗、紅紋陶、打磨石扁斧和大蛤殼——在哈爾馬赫拉島出現,幾乎與此同時,這些東西也在新幾內亞地區出現了。但南島人到達新幾內亞與他們在這之前到達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有兩個不同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陶器的紋飾。陶器的紋飾具有審美特點而不具有任何經濟意義,但卻使考古學家立即認出某個早期的南島人遺址。雖然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南島人的大多數早期陶器都沒有紋飾,但新幾內亞地區的陶器卻有著水平帶狀幾何圖形的精美紋飾。在其他方面,這種陶器還保留了印度尼西亞的南島人的早期陶器所特有的紅色泥釉和器皿形制。顯然,新幾內亞地區南島人移民想到了給他們的壺罐“文身”,這也許是受到他們已經用在樹皮布和文身花紋上的幾何圖案的啟發。這個風格的陶器叫做拉皮塔陶器,這是以它的繪制之處名叫拉皮塔的考古遺址命名的。

新幾內亞地區南島人早期遺址的重要得多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是它們的分布。在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甚至已知最早的南島人遺址都是在一些大島上,如呂宋、婆羅洲和西里伯斯,但新幾內亞地區的拉皮塔陶器遺址則不同,它們幾乎都是在偏遠大島周邊的一些小島上。迄今為止,發現拉皮塔陶器的只有新幾內亞北部海岸上的一處遺址(艾泰普)和所羅門群島上的兩三處遺址。新幾內亞地區發現拉皮塔陶器的大多數遺址是在俾斯麥群島,在俾斯麥群島中較大島嶼海岸外的小島上,偶爾也在這些較大島嶼本身的海岸上。既然(我們將要看到)這些制作拉皮塔陶器的人能夠航行幾千英里之遙,但他們卻未能把他們的村莊搬到幾英里外的俾斯麥群島中的大島上去,也未能搬到幾十英里外的新幾內亞去,這肯定不是由于他們沒有能力到達那里。

拉皮塔人賴以生存的基礎可以根據考古學家們在拉皮塔遺址出土的那些垃圾重構出來。拉皮塔人生活的主要依靠是海產,其中包括魚、海豚、海龜、鯊魚和有殼水生動物。他們飼養豬、雞和狗,吃許多樹上的堅果(包括椰子)。雖然他們可能也吃南島人常吃的根用作物如芋艿和薯蕷,但很難找到關于這些作物的證據,因為堅硬的堅果殼在垃圾堆里保存幾千年的可能性要比柔軟的根莖大得多。

當然,要想直接證明制造拉皮塔陶器的人說的是某種南島語,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有兩個事實使得這一推斷幾乎確定無疑。首先,除了這些陶器上的紋飾外,這些陶器本身以及與其相聯系的文化器材,同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現代的說南島語社會的古代遺址中發現的文化遺存有類似之處。其次,拉皮塔陶器還出現在以前人跡不到的遙遠的太平詳島嶼上,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那次帶來拉皮塔陶器的移民浪潮后接著又出現過第二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而這些島上的現代居民說的又是一種南島語言(詳見下文)。因此,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拉皮塔陶器是南島人到達新幾內亞的標志。

那些說南島語的制造聞器的人在大島附近的小島上干些什么呢?他們可能和直到最近還生活在新幾內亞地區的一些小島上的制陶人過著同樣的生活。1972年,我訪問了錫亞西島群中的馬萊島上的一個這樣的村莊。錫亞西島群在中等大小的翁博伊島的外面,而翁博伊島又在新不列顛群島中較大的俾斯麥島的外面。當我在馬菜島上岸找鳥時,我對那里的人一無所知,所以我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驚。在這類地方人們通?吹降氖怯械桶喡男∥莸拇迩f,四周圍著足以供應全村的園圃,沙灘上系著幾條獨木舟。但馬萊島的情況卻不是這樣,那里的大部分地區都建有一排排木屋,沒有留下任何可以用作園圃的隙地——簡直就是新幾內亞版的曼哈頓鬧市區。沙灘上有成排的大獨木舟。原來馬菜島的居民除了會捕魚外,還是專業的陶工、雕刻工和商人。他們的生計靠制造精美的有紋飾的陶器和木碗,用獨木舟把它們運往一些大的島嶼,用他們的物品換來豬、狗、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甚至馬萊島的居民用來造獨木舟的木材也是從附近的翁博伊島上的村民那里交換來的,因為馬萊島沒有可以用來做成獨木舟的大樹。

在歐洲航運業出現以前的日子里,新幾內亞各島嶼之間的貿易是由這些制造獨木舟的陶工集團壟斷的,他們沒有航海儀器但卻精于航行,他們生活在近海的小島上,有時也生活在大陸沿海的村莊里。到1972年我到達馬萊島的時候,當地的這些貿易網或者已經瓦解,或者已經萎縮,這一部分是由于歐洲內燃機船和鋁制壺罐的競爭,一部分是由于澳大利亞殖民政府在幾次淹死商人的事故后禁止獨木舟長途航行。我可以推測,在公元前1600年后的許多世紀中,拉皮塔的陶工就是新幾內亞地區進行島際貿易的商人。

南島語向新幾內亞北部海岸傳播,甚至在最大的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上傳播,必定多半是在拉皮塔時代以后發生的,因為拉皮塔遺址本身就是集中在俾斯麥群島中的一些小島上的。直到公元元年左右,具有拉皮塔風格的陶器才出現在新幾內亞東南半島的南側。當歐洲人在19世紀晚些時候開始對新幾內亞進行實地考察時,新幾內亞南部沿海的所有其余地區仍然只生活著說巴布亞語的人,雖然說南島語的人不但在東南部的半島而且也在阿魯島和凱島(距新幾內亞南海岸西部70-80英里處)立定了腳根。因此,說南島語的人可以有幾千年的時間從附近的基地向新幾內亞內陸和南部海岸地區移民,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甚至他們對新幾內亞北部海岸邊緣地區的移民,與其說是遺傳上的,不如說是語言上的;所有北部海岸地區的人從遺傳來看絕大多數仍然是新幾內亞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最多只是采用了南島語音,而這可能是為了與那些實現社會與社會溝通的長途販運的商人進行交際的目的。

因此,南島人在新幾內亞地區擴張的結果與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擴張的結果全然不同。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當地的人口消失了——大概是被這些人侵者趕走、殺死、用傳染病害死或甚至同化了。而在新幾內亞,當地的人口多半把這些入侵者擋在外面。在這兩種情況下,入侵者(南島人)都是一樣的,而當地的居民從遺傳來看也可能彼此相似,如果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被南島人所取代的原有的印度尼西亞居民與新幾內亞人真的有親戚關系的話。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這種全然不同的結果呢?

如果考慮一下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本地人的不同的文化環境,答案就變得顯而易見了。在南島人到來之前,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地區只有稀少的甚至連打磨石器都沒有的狩獵采集族群。相比之下,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可能還有新幾內亞低地地區以及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糧食生產的確立已有幾千年之久。新幾內亞高原地區養活了在現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時代的人口。

南島人在與那些已經扎下根來的新幾內亞人的競爭中幾乎沒有任何優勢。南島人賴以生存的一些作物,如芋艿、薯蕷和香蕉,可能是在南島人到來之前就已在新幾內亞獨立馴化出來了。新幾內亞人很快就把南島人的雞、狗、尤其是豬吸收進他們的糧食生產經濟中來。新幾內亞人已經有了打磨的石器。他們對一些熱帶疾病的抵抗力至少不比南島人差,因為他們同南島人一樣,也有同樣的5種預防瘧疾的基因,而這些基因有些或全部都是在新幾內亞獨立演化出來的。新幾內亞人早已是熟練的航海者,雖然就造詣來說還趕不上制造拉皮塔陶器。在南島人到來之前的幾萬年中.新幾內亞人便已向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移民,而至少在南島人到來之前的1800年中,黑曜石(一種適于制作鋒銳工具的火山石)貿易便已興旺發達起來。新幾內亞人甚至好像在不久前逆南島人的移民浪潮而向西擴張,進人印度尼西亞東部,那里的哈爾馬赫拉島北部和帝汶島上所說的語言是典型的巴布亞語,與新幾內亞西部的某些語言有著親屬關系。

總之,南島人擴張的不同結果引人注目地證明了糧食生產在人口流動中的作用。說南島話的糧食生產者遷入了兩個由可能有親屬關系的原住民占有的地區(新幾內亞和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的居民仍然是狩獵采集族群,而新幾內亞的居民早已是糧食生產者,并發展出糧食生產的許多伴隨物(稠密的人口、對疾病的抵抗力、更先進的技術,等等)。結果,雖然南島人的擴張消滅了原先的印度尼西亞人,但在新幾內亞地區卻未能取得多大進展,就像它在熱帶東南亞與說南亞語和傣—加岱語的糧食生產者的對壘中也未能取得進展一樣。

至此,我們已經考查了南島人通過印度尼西亞直到新幾內亞海岸和熱帶東南亞的擴張。在第十九章我們還將考查一下他們渡過印度洋向馬達加斯加擴張的情形,而在第十五章我們已經看到不利的生態環境使南島人未能在澳大利亞的北部和西部扎下根來。這種擴張重振余勢之日,就是拉皮塔陶工揚帆遠航之時:他們進入了所羅門群島以東的太平洋海域,來到了一個以前沒有人到過的島嶼世界。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拉皮塔陶器碎片、人們熟知的三位一體的豬雞狗,以及其他一些常見的關于南島人的考古標志,出現在所羅門群島以東一千多英里處的斐濟、薩摩亞和湯加這些太平洋群島上;郊o元的早期,大多數這樣的考古標志(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器)出現在波利尼西亞群島東部的那些島嶼上,包括社會群島和馬克薩斯群島。更遠的獨木舟長途水上航行把一些移民往北帶到了夏威夷,往東帶到了皮特凱思島和復活節島,往西南帶到了新西蘭。今天在這些島嶼中,大部分島嶼上的土著都是波利尼西亞人,他們因而都是拉皮塔陶工的直系后裔。他們說的南島語和新幾內亞地區的語言有著近親關系,他們的主要作物是南島人的全套作物,包括芋艿、薯蕷、香蕉、椰子和面包果。

公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在歐洲“探險者”進入太平洋之前僅僅一個世紀,亞洲人占領了新幾內亞海岸外的查特姆群島,從而最后完成了對太平洋的探險任務。他們的持續了幾萬年之久的探險傳統,是在維沃爾的祖先通過印度尼西亞向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擴張的時候開始的,而只是在目標已盡、幾乎每一座適于住人的太平洋島嶼都已被占領的時候,它才宣告結束。

對于任何一個對世界史感興趣的人來說,東亞和太平洋人類社會是頗有教益的,因為它們提供了如此眾多的關于環境塑造歷史的例子。東亞和太平洋族群憑借他們地理上的家園,無論在利用可馴化的動植物方面,或是在與其他族群的聯系方面,都顯得與眾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發展糧食生產的先決條件并處在有利于傳播來自別處的技術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這些優勢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當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環境中展開時,環境的不同決定了移民們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發展。

例如,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華南人發展了本地的糧食生產和技術,接受了華北的文字、更多的技術和政治組織,又進而向熱帶東南亞和臺灣移民,大規模地取代了這些地區的原有居民。在東南亞,在那些從事糧食生產的華南移民的后代或親戚中,在泰國東北部和老撾山區雨林中的永布里人重新回到狩獵采集生活,而永布里人的近親越南人(所說的語言和永布里語言同屬南亞語的一個語支)始終是肥沃的紅河三角洲的糧食生產者,并建立了一個廣大的以金屬為基礎的帝國。同樣,在說南島語的來自臺灣和印度尼西亞的農民移民中,婆羅洲雨林中的普南人被迫回到了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的生活在肥沃的爪哇火山土上的親戚們仍然是糧食生產者,在印度的影響下建立了一個王國,采用文字,并在婆羅浮屠建有巨大的佛教紀念性建筑物。這些進而向波利尼西亞移民的南島人同東亞的冶金術和文字隔絕了,因此始終沒有文字,也沒有金屬。然而,我們在第二章里看到,波利尼西亞的政治和社會組織以及經濟結構在不同的環境中經歷了巨大的分化。在一千年內,波利尼西亞東部的移民在查特姆群島回復到狩獵采集生活,面在夏威夷則建立了一個從事集約型糧食生產的原始國家。

當歐洲人終于來到時,他們的技術優勢和其他優勢使他們能夠對熱帶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和各個太平洋島嶼建立短暫的殖民統治。然而,當地的病菌和糧食生產者妨礙了歐洲人大批地在這個地區的大多數地方定居。在這一地區內,只有新西蘭、新喀里多尼亞和夏威夷——這幾個面積最大、距離赤道最遠、最偏僻的、因而處于幾乎最溫和的(像歐洲一樣的)氣候之中的島嶼——現在生活著大量的歐洲人。因此,與澳大利亞和美洲不同,東亞和大多數太平洋島嶼仍然為東亞民族和太平洋民族所占有。

兩個半球的碰撞

過去13000年中最大的人口更替是新、舊大陸社會之間新近的碰撞引起的。我們在第三章看到,這種碰撞的最戲劇性也最具決定性的時刻,是皮薩羅的小小西班牙軍隊俘虜了印加帝國皇帝阿塔瓦爾帕。阿塔瓦爾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管理和技術最先進的印第安國家的獨裁統治者,他的被俘成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的象征,因為造成這一事件的一成不變的各種近似因素,也是歐洲人征服其他印第安社會的部分原因,F在,讓我們回到兩個半球的那次碰撞上來,把我們自第三章以來所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需要回答的根本問題是:為什么是歐洲人到達了印第安人的國家并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我們討論的起始點就是把歐亞大陸社會和印第安社會作一比較,時間是到公元1492年即哥倫布“發現”美洲的那一年為止。

我們的比較從糧食生產開始。糧食生產是當地人口多寡和社會復雜程度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也是實現征服的終極因素。美洲的糧食生產與歐亞大陸的糧食生產的最引人注目的差異涉及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的種類。在第九章我們接觸到歐亞大陸的13種大型哺乳動物,它們成了歐亞太陸的動物蛋白(肉和奶)、毛絨和皮革的主要來源,是對人員和貨物陸地運輸的主要工具,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通過拉犁和提供糞肥)作物增產的保證。在水輪與風車于中世紀開始取代歐亞大陸的哺乳動物之前,它們還是人的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業”動力——例如,用來轉動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種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美洲駝/羊駝,而這種動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脈的一個很小地區和鄰近的秘魯沿海地區才有。雖然人們利用它是為了肉、毛絨、皮革和貨物運輸,但它從不產奶供人消費,從不供人騎乘,從不拉車或拉犁,也從不被用作一種動力源或戰爭工具。

這就是歐亞大陸社會與印第安社會之間巨大的一組差異之所在——這種差異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大多數滅絕(被消滅?)所致。如果不是由于這些動物滅絕了,現代史的進程可能會有所不同。當科爾特斯率領他的滿身泥汗的雇傭軍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陸時,他們可能會被幾千個騎著本地馴化的美洲馬的阿茲特克騎兵趕進大海。不是阿茲特克人死于天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會被對疾病有抵抗力的阿茲特克人所傳染的美洲病菌消滅光。依據畜力的美洲文明國家可能會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躪歐洲。但這些假設的結果由于幾千年前哺乳動物的滅絕而被排除了。

這些動物的滅絕使歐亞大陸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馴化之用的野生動物。大多數可供馴化的野生動物由于6、7種原因中的任何一種原因而失去了作為可供馴化的動物的潛在資格。因此,歐亞大陸最后只有13種馴養的大型哺乳動物,而美洲只有本地的一種。這兩個半球還有馴化的鳥類和小型哺乳動物——在美洲有火雞、原鼠和完全屬于本地的美洲家鴨以及比較普遍的狗;在歐亞大陸有雞、鵝、鴨、貓、狗、兔、蜜蜂、蠶和其他一些動物。但所有這些小型的馴養動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馴養動物來是微不足道的。

歐亞太陸和美洲大陸在植物性糧食生產方而也存在著差異,不過這方面的差異沒有動物性糧食生產方而的差異那樣明顯罷了。1492年,農業已在歐亞大陸普及。在歐亞大陸的少數幾個既沒有作物也沒有家畜的狩獵采集族群中,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沒有馴鹿的西伯利亞社會,以及散居印度和熱帶東南亞雨林、與附近農民進行交換的狩獵采集族群的一些小的群體。其他一些歐亞大陸社會,主要地有中亞的牧人、放牧馴鹿的拉普人和北極地區的薩莫耶德人,他們都飼養家畜,但很少有農業,或完全沒有農業。幾乎所有其他歐亞大陸社會不但放牧牲口,而且也從事農業。

農業在美洲也很普及,但狩獵采集族群在美洲占有的地區比在歐亞大陸大。美洲的這些沒有糧食生產的地區包括北美洲的整個北部和南美洲南部、加拿大大平原和北美洲的整個西部.只有美國西南的一些小塊地區有灌溉農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沒有糧食生產的印第安地區,包括歐洲人來到后開發的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最肥沃的農田和草原:美國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麥產區、阿根廷的無樹大草原和智利的地中海型氣候帶。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沒有糧食生產,完全是由于當地缺少可以馴化的動植物,同時也由于地理和生態障礙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幾種家畜無法引進。在歐洲移民引進了合適的家畜和作物后,這些地區立即變得富饒起來,這不僅要歸功于歐洲移民,而且有時候也要歸功于印第安人。例如,在大平原的一些地方,在美國西部和阿根廷無樹大草原,印第安社會以馴馬和精于放牧牛羊而著稱。平原上的騎馬戰士、納瓦霍族的牧羊人和編織工,在美洲白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印象中現在占有突出的地位,但這種印象的基礎是在1492年以后建立的。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廣大地區唯一缺少的為進行糧食生產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這些地方,雖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農業,但和歐亞大陸的農業相比,它受到5大不利條件的限制:廣泛依賴蛋白質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歐亞大陸的品種繁多、蛋白質豐富的谷物;種子用手一顆顆地點種,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個人能夠耕種大得多的而積,并可耕種某些難以用手耕種的肥沃而堅硬的土壤和長滿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動物糞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來做諸如脫粒、碾磨和灌溉之類的農活。這些差異表明,到1492年為止的歐亞大陸農業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小時產生的卡路里和蛋白質要多于印第安的農業。

糧食生產方面的這些差異,構成了歐亞大陸社會與印第安社會之間差異的一個重要的終極原因。在由此而產生的實現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術、政治組織和文字方面的差異。其中與糧食生產方面的差異關系最直接的差異是病菌。有些傳染病經常光顧人口擁擠的歐亞大陸社會,許多歐亞大陸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遺傳抵抗力。這些傳染病包括歷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禾旎、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結核、斑疹傷寒、霍亂、瘧疾和其他疾病。對照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單,唯一可以有把握歸之于哥倫布以前印第安人社會的群眾傳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體病。(我在第十一章說過,梅毒究竟起源于歐亞大陸還是起源于美洲仍然未能確定,至于在哥倫布以前美洲就已有了人類肺結核病這種說法,是我的尚未得到證明的看法。)

說也奇怪,大陸之間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這種差異竟是來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異。在擁擠的人類社會引起傳染病的大多數病菌,是從引起家畜傳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來的,而在大約1萬年前,糧食生產者就已開始每天同這些家畜進行密切的接觸了。歐亞大陸飼養了許多種家畜,因而也就培養了許多種這樣的病菌,而美洲無論是家畜還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會演化出來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為傳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莊在美洲出現的時間要比在歐亞亞大陸晚幾千年;新大陸出現城市社會的3個地區(安第斯山脈地區、中美洲和美國東南部)從來沒有同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還有天花從亞洲帶到歐洲的那種規模的快速而大量的貿易發生過關系。因此,甚至連瘧疾和黃熱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的疾病,而是由起源于舊大陸熱帶地區、被歐洲人傳人美洲的病菌引起的。而這些傳染病最后成為歐洲人向美洲熱帶地區移民的主要障礙,并成為修建巴拿馬運河的最大障礙。

在幫助歐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與病菌相提并論的是技術的各方面的差距。這些差距歸根到底是由于歐亞大陸有歷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糧食生產的人口稠密、經濟專業化、政治集中統一、相互作用、相互競爭的社會。有5個技術領域可以挑出來討論:

第一,金屬——開始時是銅,后來是青銅,最后是鐵——到1492年止已在所有復雜的歐亞大陸社會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雖然銅、銀、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脈地區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飾物,但石頭、木頭和骨頭在所有印第安社會中仍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這些社會只在局部地區有限地利用銅器。

第二,歐亞大陸的軍事技術比美洲的軍事技術要有效能得多。歐洲的兵器是鋼刀、長矛和匕首,輔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護身的盔甲也是由純鋼打就的,或是由鎖子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鋼鐵,他們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頭(在安第斯山脈地區偶爾也有用銅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軟襯料縫制的盔甲,這些東西無論防護還是進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軍隊沒有任何可以與馬匹相抗衡的牲口,而馬匹在進攻和快速運輸方而的價值使歐洲人獲得了壓倒的優勢,直到有些印第安社會后來也采用了馬匹。

第三,歐亞大陸社會在利用動力源運轉機械方面擁有巨大的優勢。超越人力的最早進展是利用動物——牛、馬和驢——來拉犁就地和轉動輪子來磨谷、提水、灌溉或排水。水輪在羅馬時代就已出現了,后來到了中世紀數量日漸增多,這時又出現了潮汐磨機和風車。這些利用水力和風力的機械和傳動輪系統結合起來,不但被用來磨谷和運水,而且還可用于多種多樣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為鼓風爐拉風箱,碾碎礦石,造紙,打磨石頭,榨油,制鹽,織布和鋸木。習慣上都是把產業革命武斷地定為從18世紀的英國利用蒸汽動力開始,但事實上一種以水力和風力為基礎的產業革命在中世紀時就已在歐洲的許多地方開始了。直到1492年,所有這些在歐亞大陸用畜力、水力和風力來做的工作.在美洲仍舊靠人力來做。

在輪子開始在歐亞大陸用于動力轉換之前很久,輪子就己成為歐亞大陸大部分陸上運輸的基礎——不但用于牲口拉的車子,而且也用于靠人力來推的獨輪車。獨輪車使一個或更多的人即使仍舊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動比不用獨輪車時大得多的重量。輪子在歐亞大陸的制陶和時鐘上也得到采用。輪子的這些用途沒有一樣在美洲得到采用,據考證在美洲采用輪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其余的值得一提的技術領域是海上運輸。許多歐亞大陸社會發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風航行并能橫渡大洋,船上裝備有六分儀、磁羅盤、尾柱舵和大炮。無論在裝載量、速度、機動性或是抗風浪能力方面,歐亞大陸的這些船只都比新大陸最先進的社會即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中美洲的社會用來進行貿易的那些木筏優越得多。這些木筏靠風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薩羅的船在其前往秘魯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費力地就撞翻并俘獲了這樣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術方面的差異外,歐亞大陸社會和印第安社會在政治組織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到中世紀晚期或文藝復興時期,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已在有組織的國家的統治之下。其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帝國、中國的歷代國家、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和13世紀達到全盛時期的蒙古帝國,一開始就是通過征服其他國家而形成的多種語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們通常被說成是帝國。許多歐亞大陸國家和帝國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強國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領導合法化和批準對其他民族的戰爭。歐亞大陸的部落社會和族群社會.主要限于北極地區放牧馴鹿的牧人、西伯利亞狩獵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陸和熱帶東南亞狩獵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體。

美洲有兩個帝國: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它們在面積、人口、語言的多種組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國的策源地等方面,與歐亞大陸的一些帝國相似。在美洲,這兩個帝國是唯一的能夠以許多歐亞大陸國家的那種規模調動人力物力興建公共工程或進行戰爭的兩個政治單位,而7個歐洲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瑞典和丹麥)有能力從1492現年到1666年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在美洲的熱帶南美地區、阿茲持克帝國統治范圍以外的中美洲和美國東南部,也有許多酋長管轄地(其中有些幾乎就是小小的國家)。美洲的其余地區只有一些部落和族群組織。

最后一個需要予以討論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數歐亞大陸國家都有由有文化的人組成的行政機構,在某些國家里,官員以外的平民大眾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歐洲社會得到行政管理和經濟交換之便,激勵與指導探險和征服,并可利用遠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類經驗。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個地區內的上層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國使用了一種以結繩(叫做基普)為基礎的會計制度和記憶符號,但作為一種傳遞詳細信息的手段,它還不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

因此,哥倫布時代的歐亞大陸社會,在糧食生產、病菌、技術(包括武器)、政治組織和文字方面,擁有對印第安社會的巨大優勢。這些都是對哥倫布以后碰撞結果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但到1492年為止的這些差異,只不過是歷史軌跡上的一個快照鏡頭,而這個歷史軌跡在美洲至少長達13000多年,在歐亞太陸時間還要長得多。尤其對美洲來說,1492年的這個快照鏡頭卻拍下了印第安人這個獨立軌跡的結尾,F在,讓我們來描繪一下這些軌跡的各個早期階段。

表]8.1概括地介紹了每個半球最大的“中心地”(歐亞大陸的新月沃地和中國,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亞馬孫河地區和中美洲)的主要發展成果出現的大致年代。表中還列出了美國東部這個新大陸較小的中心地的發展軌跡,也列出了英國的發展軌跡,因為英國雖然完全不是一個中心地,但把它列出來是為了說明發展成果從新月沃地向外傳播的速度。

這個表肯定會使任何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產生反感,因為它把極其復雜的歷史變成了幾個貌似準確的年代。其實,所有這些年代僅僅是為了把一個連續體上的一些任意的點標出來。例如,比某一個考古學家發現的第一件金屬工具的年代更重要的,是所有工具中相當大一部分工具是用金屬制造的時間,不過金屬工具要有多普通才可被定為“普遍的”?同一發展成果出現的年代,在同一中心地的不同地區會有所不同。例如,安第斯山脈地區內厄瓜多爾沿海陶器出現的時間(公元前3100年)比在秘魯(公元前1800年)早1300年左右。有些年代,如酋長管轄地出現的年代,要比陶器或金屬工具之類的人工制品更難根據考古記錄來推斷。表18.1中的有些年代是很不確定的,尤其是美洲糧食生產開始的年代。不過,只要我們了解這張表是簡化的結果,它對比較各個大陸的歷史還是有用的。

這張表表明,糧食生產開始提供很大一部分的人類食物,在歐亞大陸的中心地要比在美洲的中心地早5000年左右。必須立即提醒的一點是:雖然歐亞大陸糧食生產年代之久遠無可懷疑.但美洲糧食生產開始的時間卻是有爭論的。尤其是,考古學家們常常大量引用所宣布的早于表中所列年代的植物馴化的年代,發現這些植物的地方是墨西哥的科克斯卡特蘭洞穴、秘魯的吉塔里羅洞穴和美洲的其他一些考古遺址。這些宣布的年代現在正受到重新評價,這有幾個原因:最近直接用碳—14對一些作物殘存進行的測定,在有些情況下得出了較近的年代;以前所報道的較早的年代,是以遺址中一起出土的木炭為根據的,這些木炭被認為是與作物殘存屬于同一時期,但也可能不是;有些年代較早的植物殘存,原來究竟是作物或只是采集來的野生植物,其身分還不能確定。不過,即使美洲植物馴化開始的時間早于表18.1所列的年代,美洲的農業無疑直到比歐亞大陸中心地晚得多的時候才為美洲中心地人類大部分卡路里的攝入和定居生活捉供了基礎。

我們在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看到,每一個半球只有幾個較小的地區充當“中心地”,糧食生產首先在那里出現,接著又從那里向外傳播。這些中心地是歐亞太陸的新月沃地和中國,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亞馬孫河地區、中美洲和美國東部。由于有那許多考古學家在歐洲工作,一些主要發展結果的傳播速度對歐洲來說尤其不言而喻。正如表18.1對英國概括介紹的那樣,一旦糧食生產和村居生活在經過長期的遲滯(5000年)之后從新月沃地引進英國,隨后英國采用酋長管轄地、國家、文字、尤其是金屬工具的遲滯時間要短得多:最早普遍使用銅和青銅金屬工具晚了2000年,而普遍使用鐵器只晚丁了250年。顯然,一個已經屬于定居農民的社會向另一個這樣的社會“借來”冶金術,要比四處流浪的狩獵采集族群向定居農民“借來”糧食生產(或被農民所取代)容易得多。

為什么所有主要發展結果的發展軌跡在年代上美洲要晚于歐亞大陸?這有4組原因:起步晚,可用于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系列比較有限,較大的傳播障礙,以及稠密的人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區可能比在歐亞大陸小,或者可能比在歐亞大陸孤立。

表18.1 歐亞大陸和美洲的歷史軌跡

新月沃地 中國 英國

植物馴化 公元前8500年 不遲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動物馴化 公元前8000年 不遲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陶器 公元前7000年 不遲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村落 公元前9000年 不遲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000年

酋長管轄地 公元前5500年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2500年

普遍使用金屬工具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2000年 公元前2000年

或人工制品

(銅與或青銅)

國家 公元前3700年 公元前2000年 公元前500年

文字 公元前3200年 不遲于公元前1300年 公元前43年

普遍使用鐵器 公元前900年 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650年

安第斯山脈 亞馬孫河 中美洲 美國東部

地區 地區

植物馴化 不遲于公元前 公元前3000年 不遲于公元前 公元前

3000年 3000年 2500年

動物馴化 公元前3500年 ? 公元前500年 ——

陶器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1800年 6000年 1500年 2500年

村落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1800年 6000年 1500年 500年

酋長管轄地 不遲于公元前 公元元年 公元前 公元前

1500年 1500年 200年

普遍使用金屬工具 公元1000年 —— —— ——

或人工制品

(銅與或青銅)

國家 公元元年 —— 公元前300年 ——

文字 —— —— 公元前600年 ——

普遍使用鐵器 —— —— —— ——

就歐亞大陸的領先優勢來說,人類占領歐亞大陸已有大約1OO萬年之久,比他們在美洲生活的時間長得多。根據第一章中討論的考古證據,人類在阿拉斯加進入美洲不過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作為克羅維獵人向加拿大冰原以南擴散是在公元前1100年前的幾百年,而到達南美洲的南端不遲于公元前l萬年。即使關于美洲存在更早的人類居住遺址的一些有爭論的主張證明是有根據的,但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這些假定存在的克羅維人以前的居民也只有很稀少的分布,不能像在舊大陸那樣隨著人口、技術和技藝的發展而在更新世使狩獵采集社會在數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源自克羅維人的狩獵采集族群到達南美洲南部后僅僅1500年,糧食生產便已在新月沃地出現了。

歐亞大陸的這種領先優勢的幾個可能的結果值得考慮。首先,在公元前11000年后,人類是否花了很長時問才完全占據了美洲?只要能算出有關的可靠數字,就會發現這一結果對于造成美洲生產糧食的村莊晚5000年出現這一局面只有微乎其微的影響。第一章中所作的計算告訴我們,即使只有100個成為開路先鋒的印第安人越過加拿大邊界,進人美國南部.并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他們所形成的狩獵采集人口可能已布滿了整個美洲。這些開路先鋒如果每月向南只前進一英里,那么他們在越過加拿大邊界后只需70年就已到達南美洲的南瑞。同人們占據先前無人居住或居民稀少地區的已知的實際速度相比,這里所假設的人口擴散和人口增長的速度是非常低的。因此,美洲可能是在第一批移民到達后的幾個世紀內就被狩獵采集族群全部占領了。

其次,在這滯后的5000年中,會不會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最早的美洲人必須用來熟悉他們所碰到的當地動植物新品種和石料?新幾內亞和波利尼西亞的狩獵采集族群和農民也曾占據了原來不熟悉的環境,如新西蘭的毛利人移民或新幾內亞開利莫伊盆地的圖達輝移民。如果我們能以這些人為例,再一次用類比辦法進行推理,那么美洲的這些移民大概在遠遠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也發現了最好的石料,并學會了把有用的野生動植物和有毒的野生動植物區別開來。

第三,歐亞大陸人在發展適合本地的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情況又是如何呢?新月沃地和中國的早期農民是這種技術的繼承者,而這種技術是行為上的現代智人幾萬年來為利用這些地區的當地資源而發展起來的。例如,石鐮、地下窖藏穴以及新月沃地的狩獵采集族群為了利用野生谷物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他技術,對新月沃地最早的生產谷物的農民來說都是現成可用的。相比之下,美洲的最早移民在到達阿拉斯加時所帶來的只是適合在西伯利亞北極地區凍原使用的設備。他們每到一處,都得為自己發明適合新環境的設備。這種技術上的滯后可能對印第安人發展的遲緩起了重大的作用。

造成這種遲緩的一個甚至更明顯的因素,是可以用于馴化的野生動植物。我在第六章中討論過,狩獵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納糧食生產,不是因為那可能會給他們的子孫后代帶來好處,而是因為早期的糧食生產開始顯示了對狩獵采集生活方式的優勢。早期的糧食生產與狩獵采集活動的競爭,在美洲不及在新月沃地和中國那樣激烈,這一部分是由于美洲幾乎沒有可以馴化的野生哺乳動物。因此,早期的美洲農民仍然依靠野生動物來獲得動物蛋白,所以必定以一部分時間仍然去從事狩獵采集活動,而在新月沃地和中國.植物馴化之后緊接著就是動物馴化,這樣就及時地發展出全套糧食生產,最后取得了對狩獵采集活動的勝利。此外,歐亞大陸的家畜通過提供糞肥并最后通過拉犁使歐亞大陸的農業更具競爭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特點也是印第安人糧食生產競爭力差的一個原因。這個結論在美國東部看得最為清晰,因為那里只有靠10種是馴化的,包括小籽粒的谷物而沒有大籽粒的谷物,還有豆類植物、纖維作物,或栽培的水果樹或堅果樹。這對中美洲的主要作物玉米也是很清楚的,因為玉米的傳播使它也成了美洲其他地方的主要作物。雖然新月沃地的野生小麥和大麥在幾個世紀內幾乎沒有什么改變就演化成作物,但野生的墨西哥類蜀黍可能需要幾千年的時間才能演化成作物,同時必須在繁殖生物學和對結籽的能量分配方面經歷巨大的變化,使種子失去堅硬的外殼并大大增加玉米棒子的尺寸。

因此,即使接受關于美洲植物馴化開始年代較晚的假定,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內陸和美國東部,從植物馴化開始(公元前3000——2500年左右)到普遍出現終年定居的村落(公元前1800—500年),中間可能經過了大約1500年或2000年。美洲的農業長期以來在獲得食物方面只是對狩獵采集的一個小小的補充.只能養活稀少的人口。如果接受關于美洲植物馴化開始年代較早的傳統說法,那么糧食生產經過了5000年而不是1500年或2000年才維持了終年定居的村落。相比之下,在歐亞大陸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村落的出現在時間上是和糧食生產的出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狩獵采集生活方式本身相當富有成效,足以維持定居的村落,在這兩個半球的一些地方,如舊大陸的日本和新月沃地,新大陸的厄瓜多爾沿海和亞馬孫河地區,甚至在采用農業前便已有村落存在了。)對新大陸本地現有的馴化動植物所造成的限制的最好說明,就是美洲社會本身在別的作物或動物引進時所發生的變化,不管這些作物或動物來自美洲的其他地方,還是來自歐亞大陸。這方面的例子有玉米引進美國東部和亞馬孫河地區所產生的影響,有美洲駝在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南部馴化后被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北部所采納,還有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地方出現。

除了歐亞大陸的領先優勢和野生動植物品種外,歐亞大陸發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在歐亞大陸動物、植物、思想、技術和人員的交流比在美洲容易,而交流容易又是由于存在幾組地理和生態因素的結果。與美洲的南北主軸不同,歐亞大陸的東西主軸使這種交流不用經歷緯度的變化,也不存在與環境的變量發生關系的問題。與歐亞大陸始終如一的東西寬度不同,新大陸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別是在巴拿馬變窄了。尤其是,美洲被一些不適于糧食生產也不適于稠密人口的地區分割開來。這些生態障礙包括:把中美洲社會同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亞馬孫河地區社會分隔開來的巴拿馬地峽雨林;把中美洲社會同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社會分隔開來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國西南部同東南部分隔開來的得克薩斯州干旱地區;以及把本來可能適于糧食生產的美國太平洋沿岸地區隔開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國東部、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亞馬孫河地區這些新大陸的中心之間,完全沒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實體方面的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術方面的有限的緩慢的交流。

美洲范圍內的這些障礙的某些特有的后果值得一提。糧食生產從未從美國西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向美國現代的糧倉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傳播,那里的印第安社會僅僅由于缺乏合適的馴化動植物而仍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安第斯山脈高原地區的美洲駝、豚鼠和馬鈴薯從未到達墨西哥高原,因此,中美洲和北美洲除了狗始終沒有別的馴養的哺乳動物。反過來,美國東南部栽培的向日葵也從未到達過中美洲,而中美洲馴養的火雞也從未到過南美洲或美國東部。中美洲的玉米和豆類分別花了3000年和4000年走完了從墨西哥農田到美國東部農田的700英里距離。在玉米引進美國東部后,又過了700年,在北美氣候條件下培育的一種高產玉米促使密西西比河谷產糧地的興起。玉米、豆類和南瓜可能用了幾千年的時間才從中美洲傳播到美國西南部。雖然新月沃地作物往東西兩個方向傳播的速度相當迅速,預先排除了同一品種植物獨立馴化的機會,要不然就是預先排除其他地方親緣相近植物馴化的機會,但美洲的那些障礙導致了作物有許多這樣的平行馴化的機會。

與生態障礙對作物和牲畜傳播的這種種影響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其對人類社會其他特點的影響。最后起源于東地中海的字母從英格蘭到印度尼西亞,傳遍了歐亞大陸的各個復雜社會,只有東亞地區是例外,因為中國書寫系統派生出來的文字已在那里占主導地位。相形之下,新大陸唯一的書寫系統——中美洲的那些書寫系統,從未傳播到本來是會采用它們的安第斯山脈地區和美國東部的復雜社會。在中美洲作為玩具的零件而發明出來的輪子,從未與安第斯山脈地區馴化出來的美洲駝碰頭,以便為新大陸產生裝有輪子的運輸工具。在舊大陸從東到西,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橫跨3000英里,而蒙古帝國則略地6000英里。但中美洲的帝國和國家則與北面700英里的美國東部的酋長管轄地.或南面1200英里的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帝國和國家,沒有任何政治關系,而且顯然甚至沒有聽說過它們。

與歐亞大陸相比,美洲在地理上更為支離破碎這種狀況也在語言的分布上反映了出來。語言學家們一致同意.歐亞大陸的語言除幾種外,可以分為大約十幾個語系,每一個語系包括多達幾百種親屬語言。例如,印歐語系不但包括法語、俄語、希臘語和印地語,而且也包括英語,這個語系由大約144種語言組成。在這些語系中,只有很少幾個語系分布在大片的相鄰地區內—就印歐語系來說,它所分布的地區包括歐洲的大部分,再向東經過西亞很大一部分地區到達印度。把語言的、歷史的和考古的證據結合起來就可清楚地看出,語言的每一個這樣的大片的相鄰分布,起源于某一祖代語言在歷史上的擴張,隨后又由于地方性的語言分化而形成了一個由親屬語言組成的語系(表18。2)。大多數這樣的擴張似乎可以歸因于糧食生產社會中說這一祖代語言的人對狩獵采集族群所擁有的優勢。我們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中已經討論過漢藏語系、南島語系和其他東亞語系在歷史上的這種擴張。在過去1000年里主要的一些語言擴張中,有把印歐語從歐洲帶到美洲和澳大利亞的話言擴張,有把俄語從歐洲東部帶到整個西伯利亞的語言擴張,還有把土耳其語(阿爾泰語系中的一種語言)從中亞向西帶到土耳其的語言擴張。

除了美洲北極地區的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和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與美國西南部的納迪尼語系,美洲沒有為語言學家普遍承認的大規模語言擴張的例子。專門研究印第安語言的大多數語言學家,除了愛斯基摩語系和納迪尼語系,看不出還有其他大的明確的語言分類。他們最多認為,現有證據只夠把其他印第安語言(估計的數目從600種到2000種各不相同)分為100個或更多的語族或孤立的語言。一個有爭議的屬于少數派的觀點,是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格所持有的觀點,他把愛斯基摩—阿留申諸語言和納迪尼諸語言以外的所有印第安語言歸人一個大語系叫做美印語系,包括大約十幾個語族。

格林伯格的這些語族中的某些語族,以及得到比較傳統的語言學家承認的某些語言分類,可能證明是在某種程度上由糧食生產推動的人口擴張的遺產。這些遺產可能包括中美洲和美國西部的猶他—阿茲特克諾語言、中美洲的奧托—曼格安諸語言、美國東南部的納齊茲—馬斯科吉諸語言,以及西印度群島的阿拉瓦克諸語言。但語言學家們在商定對印第安諸語言進行分類時所碰到的因難,反映了印第安復雜社會本身在新大陸擴張時所碰到的困難。如果任何從事糧食生產的印第安族群帶著他們的作物和牲口成功地向遠處擴張.并在廣大地區內迅速取代狩獵采集族群,他們可能會留下如同我們在歐亞大陸看到的那樣容易辨認的語系遺產,而印第安諸語言之間的關系也就不會那樣引起爭論了。

因此,我們已經找到了3組有利于歐洲人人侵美洲的終極因素:歐亞大陸人類定居時間長的領先優勢;由于歐亞大陸可馴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動物的資源比較豐富而引起的比較有效的糧食生產;以及歐亞大陸范圍內對傳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態障礙并非那樣難以克服。第四個,也是更具推測性的終極因素.是根據美洲的一些令人費解的沒有發明而提出來的: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復雜社會沒有發明文字和輪子,雖然這些社會同作出這些發明的中美洲復雜社會在時間上差不多一樣久遠;輪子只用在玩具上并且后來竟在中美洲失傳了,而推測起來輪子在中美洲是會像在中國一樣用在人力獨輪車上的。這些謎使人想起了在—些孤立的小社會中同樣令人費解的要么沒有發明要么發明了又失傳了的情況,這些社會包括塔斯馬尼亞土著社會、澳大利亞土著社會、日本、波利尼西亞諸島和美洲北極地區。當然,美洲的面積加起來并不算。赫細W亞大陸面積的76%,美洲的整個人口到1492年止大概也相當于歐亞大陸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們已經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會“孤島”,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什么聯系。也許,美洲的輪子和文字的歷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島社會以一種比較極端的形式來予以說明的那些原則。在各自獨立發展了至少13000年之后,先進的美洲和歐亞大陸社會終于在過去的幾千年中發生了碰撞。在這之前,新舊大陸人類社會的唯一接觸一直是白令海峽兩邊狩獵采集族群的接觸。

沒有任何美洲人試圖向歐亞大陸移民,只有一小批來自阿拉斯加的伊努伊特人(愛斯基摩人)渡過了白令海峽,在海峽對面的西伯利亞海岸定居下來。最早有文獻證明的試圖向美洲移民的是北極地區和亞北極緯度地區的古挪威人(因18.1)。古挪威人于公元874年從挪威向冰島移民,然后于公元986年從冰島向格陵蘭移民,最后從大約公元1000年到1350年屢屢到達北美洲的東北部海岸。在美洲發現的唯一的關于古挪威人的考古遺址是在紐芬蘭島上,可能就是古挪威人傳說中的文蘭地區,但這些傳說還提到了一些顯然還要更北面的登陸地點,就是在拉布拉多海岸和巴芬島的一些地方。

冰島的氣候使放牧和極其有限的農業成為可能,它的面積也夠大,足以養活源自古挪威人而一直綿延到今天的人口。但格陵蘭的大部分地區都覆蓋著冰帽,甚至那兩個條件最好的海岸邊的峽灣也只能讓古挪威人進行最起碼的糧食生產。格陵蘭的古挪威人口從未超過幾千。它始終依靠從挪威運進糧食和鐵器,從拉布拉多沿海運進木材。與復活節島和其他偏遠的波利尼西亞島嶼不同,格陵蘭無法維持一個自給自足的進行糧食生產的社會,雖然它在古挪威人占領之前、占領期間和占領結束之后,確曾養活了一些自給自足的伊努伊特狩獵采集群體。冰島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少、太窮,不可能繼續養活格陵蘭的古挪威人口。

在13世紀開始的小冰川期間,北大西洋的變冷使格陵蘭的糧食生產和古挪威人從挪威或冰島前往格陵蘭的航行變得甚至比以前更加勉為其難了。已知的格陵蘭島民與歐洲人的最早后的一次接觸發生在1410年,當時一艘冰島船被風吹離了航線,靠上了格陵蘭海岸。當歐洲人最終又于1577年開始訪問格陵蘭時,島上古挪威人的殖民地已不復存在,顯然在15世紀便已消失而沒有留下任何記錄。

但是,考慮到公元986年至1410年這一時期古挪威人的造船技術,如果船只直接從挪威本土開航,那事實上是無法到達北美海岸的。古挪威人要想到達北美海岸,就得從格陵蘭的殖民地出發,因為格陵蘭與北美只隔著寬200英里的戴維斯海峽。然面,要使這樣一個勉強夠格的殖民地去支持對美洲的探險、征服和殖民,其希望等于零。甚至位于紐芬蘭的古挪威人的唯一遺址,顯然不過是幾十個人住過幾年的一個過冬的營地。古挪威人的傳說描寫了他們在文蘭的營地遭到叫做斯克里林人的襲擊,顯然這些人或者是紐芬蘭的印第安人,或者是多西特愛斯基摩人。

中世紀歐洲最遙遠的前哨基地紐芬蘭殖民地的命運,始終是考古學的傳奇性的神秘事件之一。格陵蘭的最后一批古挪威人是餓死了呢,是試圖揚帆遠去了呢,是與愛斯基摩人通婚,或是死于疾病或愛斯基摩人的弓箭之下呢?雖然這些關于直接原因的問題仍然無法回答,但古挪威人在格陵蘭和美洲殖民失敗的終極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它的失敗是由于發起者(挪威)、目標(格陵蘭和紐芬蘭)和時間(公元984—1410年)必然使歐洲在糧食生產、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的潛在優勢無法得到有效的運用。在對很大一部分糧食生產都不相宜的緯度太高的地區,在歐洲窮國之一的無力支持下,幾個古挪威人手中的鐵器沒有斗得過愛斯基摩人和印第安狩獵采集族群手中的石器、骨器和木器,要知道這后兩種人是世界上掌握在北極地區生存技巧的最偉大的專家!

歐亞大陸人第二次向美洲移民的企圖成功了,因為這一次在發起者、目標、緯度和時間方面都使歐洲的潛在優勢得以有效地發揮。和挪威不同,西班牙富有而又人口眾多,足以支持海外探險和對殖民地進行資助。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登陸處的緯度是非常適于糧食生產的亞熱帶地區,那里糧食生產的基礎起先主要是印第安的作物,但也有歐亞大陸的家畜,特別是牛和馬。西班牙橫渡大西洋的雄心勃勃的殖民事業開始于1492年,這時歐洲遠洋船只建造技術為時達一個世紀的迅速發展宣告結束.它吸收了舊大陸社會(伊斯蘭世界、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在印度洋發展起來的先進的航海術、風帆和船舶設計。在西班牙建造和配備人員的船只能夠航行到西印度群島;類似于格陵蘭島上妨礙古挪威人殖民的那種情況不復存在了。西班牙在新大陸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很快又有6、7個歐洲國家加入到開拓殖民地的行列中來。

歐洲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島,以哥倫布于1492年建立的殖民地為其開端。西印度群島的印第安人在他們被“發現”時估計人口超過100萬,但大多數島上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疾病、驅逐、奴役、戰爭和隨便殺害消滅了。1508年左右,美洲大陸上的第—個殖民地在巴拿馬地峽建立。隨后分別在1519—1520年和1532—1533年發生了對美洲大陸上兩個大帝國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征服。在這兩次征服中,歐洲人傳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起了主要的作用,不但殺死了大批人口,而且還殺死了皇帝本人。其余的事則是由一小撮西班牙騎兵在軍事上的壓倒優勢和他們利用當地人口的內部分歧的政治技巧來完成的。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接著又發生了歐洲人對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土邦的征服。

至于北美洲的那些最先進的土著社會,即美國東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地區的社會,它們的毀滅主要是由病菌獨立完成的,病菌由早期的歐洲探險者帶來,但卻走在他們的前面。隨著歐洲人的足跡踏遍美洲,其他許多土著社會,如大平原的曼丹人社會和北極地區的薩德勒繆特愛斯基摩人社會,也是不用軍事行動就被疾病消滅了。沒有被疾病消滅的人口眾多的土著社會,則遭到了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同樣命運,被一些全面的戰爭摧毀了,發動戰爭的越來越多的是歐洲職業軍人和他們在當地的盟友。作為這些軍人的后盾的,先是歐洲母國的政治組織,后來是新大陸的歐洲殖民地政府,最后是繼承殖民地政府的獨立的新興歐洲國家。

較小的土著社會則被私人組織的小規模的襲擊和屠殺更隨便地消滅了。例如,加利福尼亞的土著狩獵采集族群起初總共有20萬人,但他們分散在100個小部落中,耍打敗其中任何一個小部落根本用不著戰爭。在1842-1852年的加利福尼亞淘金熱期間或其后不久,大多數這樣的小部落被殺光的殺光,被趕走的趕走,同時大批的移民涌入了該州。舉一個例子,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亞希小部落,人數在2000左右,也沒有火器。他們被武裝的白人移民的4次襲擊消滅了:一次是1865年8月6日17個移民在黎明時對一個亞希人的村莊發動的襲擊;一次是1868年在一個深谷中對亞希人出其不意的屠殺;一次是1868年左右跟蹤到一處洞穴對33個亞希人的屠殺;最后一次是1868年左右對被4個牛仔誘進另一個洞穴的大約30個亞希人的屠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割膠熱中,亞馬孫河地區的許多印第安群體被白人移民用同樣的方式消滅了。這種征服的最后幾出戲是在當前的這10年中演完的,如始終獨立的雅諾馬馬人社會和亞馬孫河地區其他的印第安人社會,或是死于疾病,或是被礦工殺害,或是放置于傳教士和政府機構的控制之下。

最終結果是:在適合歐洲的糧食生產和歐洲人生理機能的氣候最溫和的地區,人口眾多的印第安社會被消滅了。在北美洲,相當大的保存下來的完整社會,現在多半生活在居留地里或其他一些被認為不適于歐洲的糧食生產和采礦的地方,如北極地區和美國西部的貧瘠地區。許多熱帶地區的印第安人已被來自舊大陸熱帶地區的移民所取代(尤其是非洲黑人以及亞洲的印度人和蘇里南的爪哇人)。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的一些地區,印第安人本來人數很多,即使在流行病和戰爭之后,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仍然是印第安人或混血人。在安第斯山脈的高緯度地區情況尤其如此.那里的歐洲婦女甚至在生育方面也有遺傳性的生理障礙,那里的安第斯山脈本地的作物仍是糧食生產的最合適的基礎。然而.即使在印第安人生存的地方,他們的文化和語言也已被舊大陸的文化和語言所取代了。原先在北美洲使用的幾百種印第安語言,除187種外,全都不再使用,而就是在這最后的187種語言中,也有149種奄奄一息,就是說只有老人還在使用,兒童已不再學了。在大概40個新大陸國家中,現在全都把某種印歐語或克里奧耳語。作為官方語言。甚至在那些現存印策安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如秘魯、玻利維亞、墨西哥和危地馬拉,只要看一看政界和商界領袖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他們很多都是歐洲人.而幾個加勒比海國家的領袖是非洲黑人,圭亞那的領導人則是印度人。

原來的印第安人口已經減少了,至于減少了多少,則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據估計在北美洲最高可達95%。但由于舊大陸的人(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的到來,現在美洲的總人口大概是1492年的10倍 現在美洲的人口是來自除澳大利亞外所有大陸的人們的混合體。這種在過去500年中發生的人口變遷——除澳大利亞外任何大陸上最大的人口變遷——的最早的根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樣成為

黑人的非洲的

不管你事前讀過多少關于非洲的書,一旦你身臨其境,你對那里的第一個印象使你感到不知所措。在新獨立的納米比亞的首都溫得和克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赫雷羅族黑人、奧萬博族黑人、白人和既不同于黑人也不同于白人的納馬族人。他們不再是教科書里照片上的人物,而是我眼前的活生生的人。在溫得和克外面,過去分布很廣的卡拉哈里沙漠布須曼人現在只剩下最后一批了,他們正在為生存而奮斗。但在納米比亞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一個街的名字:溫得和克鬧市區的主要馬路之一竟叫做“戈林街”!

我本來以為,肯定不會有哪個國家受到不知悔改的納粹分子那么大的影響,竟然會用那臭名昭著的納粹德國國會議員、納粹德國空軍的創建者赫爾曼·戈林的名字來給一條街道命名!果然如此。原來這條街是為紀念赫爾曼的父親亨利!じ炅侄。亨利!じ炅质乔暗聡趁竦匚髂戏侵(后來成為納米比亞)的帝國議會創始人。但亨利希也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物,因為他的業績包括歐洲殖民者對非洲人的一次最兇殘的襲擊,即德國于1904年對赫雷羅人發動的種族滅絕的戰爭。今天,雖然鄰國南非的事態發展受到全世界較多的關注,但納米比亞也在努力克服過去殖民地的影響并建立一個多種族和睦相處的社會。納米比亞向我證明了非洲的過去和現在是多么地難分難解。

大多數美國人和許多歐洲人把非洲的土著看作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就是近代的入侵者,非洲的種族歷史就是歐洲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的歷史。我們之所以只注意這些特有的事實,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數美國人所熟悉的唯一的非洲土著居民,因為他們曾經大批地作為奴隸被運來美國。但是直到幾千年前,現代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還可能為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所占有,而所謂非洲黑人其本身也是來源各異的。甚至在白人殖民主義者來到之前,已經生活在非洲的不只是黑人,而是(我們將要看到)世界上6大人種中有5個生活在非洲.其中3個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的語言,有四分之一僅僅在非洲才有人說。沒有哪一個大陸在人種的多樣性方面可以與非洲相提并論。

非洲多樣化的人種來自它的多樣化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南北溫帶的大陸,同時它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熱帶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脈。人類在非洲生活的時間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長得多:我們的遠祖大約在700萬年前發源于非洲,解剖學上的現代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后在非洲出現的。非洲許多民族之間長期以來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令人著迷的史前史,包括過去5000年中兩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遷移——班圖人的擴張和印度尼西亞人向馬達加斯加的移民。所有過去的這些相互作用在繼續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誰在誰之前到達了那里之類問題的細節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那5個人種是怎樣到達他們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為什么在非洲分布最廣的竟是黑人,而不是美國人往往忘記其存在的其他4個群體?非洲過去的歷史是沒有文字的歷史.它沒有那種把羅馬帝國擴張情況說給我們聽的文字證據。那么,我們又怎樣才能指望從它的過去歷史中努力得到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非洲的史前史是一個大大的謎團.仍然只是部分地得到解答。結果證明,非洲的情況同我們在前一章中所討論的美洲史前史有著某種驚人的類似之處,不過很少得到重視罷了。

到公元1000年,這5個主要的人類群體已經把非洲當作自己的家園。外行人不嚴密地把他們稱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亞洲人。圖19.1是他們的地理分布圖,而他們的肖像會告訴你他們在膚色、發形和顏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明顯差異。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現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和亞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比生活在非洲之內的多得多。達5個群體構成了或代表了除澳大利亞土著及其親戚外的全部主要的人種。

許多讀者可能已在表示抗議了:不要用隨意劃分“人種”的辦法把人定型的,我承認.每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主要群體是十分多樣化的。把祖魯人、索馬里人和伊博人這樣不同的人歸并在“黑人”這一個類目下,是無視他們之間的差異。如果我們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爾人以及歐洲的瑞典人一起歸并在“白人”這一個類目下,J我們同樣是無視他們之間的巨大差異。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體這種劃分是隨意的,因為每一個這樣的群體和其他群體的界限很難分得清楚:地球上所有人類群體只要和其他每一個群體中的人接觸,就會發生婚配關系。不過,我們將會看到,承認這些主要的群體對了解歷史仍然十分有用,我們可以把這些群體的名稱當作一種簡略的表達方法,而不用每句話都重復一下上面為防止誤解而作的解釋。

在非洲的這5個群體中,許多黑人和白人的典型代表是美國人和歐洲人所熟悉的,不需要對他們的體形特征加以描寫。甚至到公元1400年止,黑人仍然占據著非洲最大的地區: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區(見圖19.1)。雖然美洲的非裔黑人后代主要源于非洲西海岸帶,但同樣的民族在傳統上還占據了東非地區,北達蘇丹,南至南非的東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亞人和摩洛哥人的白人占據了非洲的北海岸帶和撒哈拉沙漠的北部。這些北非人幾乎不可能與藍眼金發的瑞典人混同起來,但大多數外行人仍然會把他們稱為“白人”,因為向南面的叫做“黑人”的人相比,他們的膚色較淺,頭發較直。人多數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種田或放牧或兩者維持生計。

相比之下,其次兩個群體——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則包括沒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獵采集族群。俾格米人和黑人一樣,生有深色皮膚和濃密的卷發。然而,俾格米人身才短小得多,皮膚微紅色較多,黑色的較少,臉上和身體上的毛較多,以及前額、眼睛和牙齒較突出——這些都是和黑人不同的地方。俾格米人大都過著群體的狩獵采集生活,他們的群體廣泛分布在中非的雨林中,與鄰近的黑人農民進行交換(或為他們干活)。

科伊桑人的群體是美國人最不熟悉的,美國人可能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他們以前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廣大地區,他們中不但有叫做桑人的人數不多的狩獵采集者,而且還有叫做科伊人的人數較多的牧人。(現在人們更喜歡用那比較熟悉的名字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科伊人和桑人看上去(或曾經看上去)與非洲黑人很不相同:他們的皮膚微黃,他們的頭發十分濃密而卷曲,婦女往往在臀部積累了大量的脂肪(醫學上稱為“臀脂過多”)。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群體,科伊人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了,因為歐洲殖民者槍殺、驅趕和用疾病感染了他們許多人,大多數幸存者和歐洲人生下了混血種,這些混血人口在南美有時叫混血人,有時叫巴斯特人。桑人同樣地受到槍殺、驅趕和疾病的感染,但在不適于農業的納米比亞沙漠地區,有一批人數日漸減少的桑人仍然保持著他們的特色,若干年前有一部吸引很多觀眾的影片<上帝也瘋狂>描寫的就是他們這些人。

非洲白人分布在非洲北部,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因為體質相似的民族都生活在近東和歐洲的鄰近地區。有史以來,人們一直在歐洲、近東和北非之間來來往往。因此,在本章中對非洲白人我不會作過多的討論,因為他們的來源并無任何神秘之處。神秘的倒是黑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因為他們的地理分布暗示了過去人口的激烈變動。例如,現在零星分布的20萬俾格米人散居在1.2億黑人中間,這就表明俾格米獵人以前曾遍布赤道森林.后來由于黑人農民的到來,他們才被趕走和隔離開來?埔辽H嗽诮馄蕦W上和語言上都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民族,但他們在非洲南部所擁有的地區卻小得令人吃驚。會不會科伊桑人本來也分布較廣,后來他們在北面的人口由于某種原因而被消滅了?

我已把這個最大的異,F象留到最后來討論。馬達加斯加這個大島在東非海岸外只有250英里,它離非洲大陸比離任何其他大陸都近得多,它與亞洲及澳大利亞之間隔著印度洋的廣闊水域。馬達加斯加島上的人是兩種成分的混合。一個成分是非洲黑人,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另一個成分從外貌上一眼就可看出是熱帶東南亞人。特別是,所有馬達加斯加人——亞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說的語言是南島語,與印度尼西亞婆羅洲島上說的馬安亞語非常相似,而婆羅洲與馬達加斯加隔著開闊的印度洋有4000多英里遠。沒有任何一個哪怕與婆羅洲人有—點點相似的民族是生活在馬達加斯加的幾千英里范圍之內的。

當歐洲人于1500年第一次訪問馬達加斯加時.那些說南島語的人帶著他們的南島語和經過改造的南島文化已經在那里扎下根來。我認為,這是全世界人類地理學上的一個最令人驚異的事實。據推測,史前的婆羅洲人在沒有地圖和羅盤的情況下乘船航行,最后到了馬達加斯加。他們究竟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馬達加斯加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民族的語言同他們的體形外貌一樣,能夠提供關于他們的起源的重要線索。只要看一看馬達加斯加島上的人,我們就會知道他們中有些人源自熱帶東南亞,但我們不可能知道是熱帶東南亞的哪個地區,而且我們絕不會猜到是婆羅洲。我們從非洲語言還能知道哪些我們不能從非洲人面相上知道的東西?

非洲有1500種語言,復雜得令人難以想象。斯坦福大學的大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格把它們加以梳理.使之變得清晰明了。他確認,所有這些語言正好分為5個語系(它們的地理分布見圖19.2)。讀者們習慣上認為語言學枯燥乏味而過于專門,但如果他們知道圖19.2對于我們了解非洲的歷史作出了什么樣的有趣貢獻,他們也許會感到驚奇。

如果我們首先把圖19.2和圖19.1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看到,語系和解剖學上界定的人類群體之間有著一種大致的對應關系:某個語系中的語言往往是由不同的人說的。特別是,說阿非羅—亞細亞語占的人多半證明是可以被歸為白人或黑人一類的人,說尼羅—撒哈拉語和尼日爾—剛果語的人證明是黑人,說科伊桑語的是科伊桑人,說南島語的是印度尼西亞人。這表明語言往往是和說這些語言的人一起演化的。

在圖19.2的上方隱藏著我們的第一個意外,對那些相信所謂西方文明的優越性的歐洲中心論者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人們教導我們說,西方文明起源于近東,被希臘人和羅馬人在歐洲發展到光輝的頂峰,并產生了世界上的3大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這些宗教發生在說3種叫做閃語的近親語言的人們當中,這3種語言分別是阿拉米語(基督和使徒的語言)、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我們本能地把閃語民族和近東聯系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斷定,閃語實際上只形成了一個大得多的語系——阿非羅—亞細亞語系中6個或更多分支語言中的一支,阿非羅—亞細亞語系的所有其他分支(和現存的其他222種語言)只分布在非洲。甚至閃語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語言,它的現存的19種語言中有12種只分布在埃塞俄比亞。這就表明,阿非羅—亞細亞諸語言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傳播到近東。因此,也許正是非洲產生了作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的(舊約全書)、<新約全書)和<古蘭經>的作者們所使用的語言。

圖19.2隱藏著的下一個意外是一個表面上的細節,剛才我在告訴你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語言時并沒有對這個細節加以評論。在非洲人的5個群體——黑人、白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亞人中,只有俾格米人沒有任何不同的語言:俾格米的每一個族群和鄰近的黑人農民群體說的是同一種語言。然而,如果把俾格米人說的某種語言與黑人說的同一種語言比較一下,俾格米人說的話里好像包含一些發音特別的獨特的詞。

當然,就語言的起源來說,像俾格米人這樣特別的人,又是生活在像非洲赤道雨林這樣一種特別的地方.他們的與世隔絕的程度肯定會使他們逐漸形成自己的語系。然而,今天這些語言已經消失了,而我們也已從圖19.1看到,俾格米人的現代地理分布是非常分散的。因此,人口分布和語言方面的線索加起來表明,俾格米人的家園被淹沒在入侵的黑人農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碩果僅存的一些俾格米人采用了這些農民的語言,而他們原來的語言只在某些詞和發音上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馬來西亞的矮小黑人(塞芒人)和菲律賓的矮小黑人的情況也基本如此.他們從包圍了他們的農民那里分別采用了南亞語和南島語。

圖19.2中尼羅—撤哈拉諸語言的零星分散的分布同樣表明了,許多說這些語言的人也被淹沒在說阿非羅—亞細亞語言和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科伊桑語言的分布說明了一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淹沒”現象。這些語言用吸氣音作輔音,這在全世界是非常獨特的。(如果你對!庫恩·布什曼這個名字感到莫名其妙,那么這個驚嘆號不是表示一個過早的驚愕,它只是語言學家用來表示吸氣音的辦法。)所有現存的科伊桑語言只有非洲南部才有,但有兩個例外。這兩個例外是兩個非常特別、充滿吸氣音的科伊桑語言,一個叫哈扎語,一個叫桑達韋語,孤立地存在于坦桑尼亞,距離非洲南部靠得最近的科伊桑語言有1000多英里。

此外,科薩語和非洲南部其他幾種尼日爾—剛果話也是充滿了吸氣音。甚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亞的黑人所說的兩種阿非羅—亞細亞語中也出現了吸氣音或科伊桑語的一些詞,而肯尼亞的這些孤立的黑人比坦桑尼亞的說哈扎語和桑達韋語的人更加遠離現今的科伊桑人。所有這一切表明,科伊桑語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布,以前并不只限于現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達了遙遠的北方,后來他們也和俾格米人一樣,被淹沒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語言學上留下了他們過去存在的遺產。這是語言學證據的獨特貢獻,僅僅根據對活人的體質研究是幾乎不可能推測出來的。

我把語言學的最杰出的貢獻留到最后來討論。如果你再看一看圖19.2.你就會看到尼日爾—剛果語系分布在整個西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這顯然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說明在那個廣大的范圍內這個語系究競發源于何處。然而,格林伯格確認,非洲赤道以南地區的所有尼日爾—剛果語言屬于一個叫做班圖語的語支。這個語支占去了1032種尼日爾—剛果語言中的近一半語言,并占去了說尼日爾—剛果語言人數的一半以上(近兩億人)。但所有這500種班圖語言彼此非常相似,所以有人開玩笑地說它們是—種語言500種方言。

從整體來看,班圖諸語言只構成了尼日爾—剛果語系中—個單一的、低—位的語族。另外176個語族的大多數都擠在西非,在尼日爾—剛果語系的整個分布范圍內只占很小一部分。尤其是,最有特色的—些班圖語言以及與班圖語親緣關系最近的非班圖語的尼日爾—剛果諸語言,都擠在喀麥隆和鄰近的尼日利亞東部的一個狹小地區內。

顯然,尼日爾—剛果語系起源于西非;它的班圖語分支起源于這一分布范圍的東端,即喀麥隆和尼日利亞;后來這支班圖語又從它的故鄉擴展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這一擴展必定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所以這個祖代的班圖語有足夠的時間分化為500種子代語言,但分化的時間也相當近,以致所有這些子代語言彼此仍然十分相似。出于所有其他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和說班圖語的人一樣都是黑人,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體質人類學的證據推斷出誰向哪一個方面遷移。

為了使這類語言學的推理變得明白易懂,讓我舉一個大家所熟悉的例子:英語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數目最多的人生活在北美洲,其他人則分散在全球各地,如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每一個這樣的國家都有自己的英語方言。如果對語言的分布和歷史方面的知識不過如此,我們就可能會猜測英語起源于北美洲,后來才被殖民者傳播到海外的英國和澳大利亞的。

但所有這些英語方言僅僅構成了日耳曼語族的一個低一位的語支。所有其他的語支——各種各樣的斯堪的納維亞語、德語和荷蘭語——都擠在歐洲的西北部。尤其是,與英語親緣關系最近的另一種日耳曼語——弗里西亞語只限于荷蘭和德國西部的—個小小的沿海地區。因此.一個語言學家可能立刻正確地推斷出英語起源于歐洲西北部沿海地區,并從那里傳播到全世界。事實上,我們從歷史記載得知,英語的確是在公元5世紀和6世紀時被入侵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從那里傳到英國來的。

基本上相同的推理告訴我們,如今在非洲地圖上占據很大一塊地方的近兩億的班圖人起源于喀麥隆和尼日利亞。連同閃米特人起源于北非和馬達加斯加人起源于亞洲—樣,這是又一個我們在沒有語言學證據的情況下能夠得出的結論。

我們已經根據科伊桑語言的分布和俾格米人沒有自己的特有語言這一點推斷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布較廣,后來被黑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沒了。(我把“淹沒”當作一個中性的、無所不包的詞來使用,不管這個過程是征服、驅逐、混種繁殖、殺害或是流行病。)根據尼日爾—剛果語言的分布,我們現在明白了,“淹沒”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黑人是班圖人。迄今所考慮的體質證據和語言證據使我們推斷出這些發生在史前的“淹沒”現象.但仍然沒有為我們解開這些“淹沒”現象之謎。只有我接著將要提出的進一步證據才能幫助我們回答另外兩個問題:是什么有利條件使班圖人得以取代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地位?班圖人是在什么時候到達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的家園的?

為了回答關于班圖人的有利條件問題,讓我們研究一下眼前的活證據——來自馴化了的動植物的證據。我們在前面的幾章看到,這方面的證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糧食生產帶來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術、政治組織和其他力量要素。由于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而繼承或發展了糧食生產的民族.因此就能夠“淹沒”地理條件較差的民族。

當歐洲人于]5世紀初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時.非洲人在種植5組作物(圖19.3),每一組作物都對非洲的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第一組作物只在北非種植.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亞高原。北非屬于地中海型氣候,其特點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幾個月。(南加利福尼亞也屬于地中海型氣候,這就說明為什么我的地下室和其他許多南加利福尼亞人的地下室常常在冬天被淹,而又總是在夏天變得十分干燥。)農業發源地的新月沃地也是屬于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氣候。

因此,北非原來的作物證明都是適合在冬天雨季里發芽生長的作物,考古的證據表明,它們在大約1萬年前開始首先在新月沃地得到馴化。這些新月沃地的作物傳播到氣候相似的北非鄰近地區.為古代埃及文明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它們包括諸如小麥、大麥、豌豆、菜豆和葡萄之類為人們所熟悉的作物。這些作物之所以為我們所熟悉.完全是因為它們也傳播到氣候相似的歐洲鄰近地區,并由歐洲傳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亞,從而成為全世界溫帶農業的一些主要作物。

當你在非洲越過撒哈拉沙漠向南旅行,并在沙漠南部邊緣的薩赫勒地帶重新碰到下雨時,你會注意到薩赫勒地帶下雨是在夏天,而不是在冬天。即使適應冬雨的新月沃地作物能夠設法越過撒哈拉沙漠,它們也可能難以在夏季多雨的薩赫勒地帶生長。我們發現有兩組非洲作物.它們的野生祖先正好出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們適應了夏季的雨水和日長方面的較少的季節性變化。其中一組包含這樣一些植物,它們的祖先在薩赫勒地帶從東到西有廣泛的分布,可能就是在那里馴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包括高梁和珍珠稗,而這兩種作物成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廣大地區的主要谷物。高梁證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作物.現在在各大洲的炎熱、干旱地區(包括美國)都有種植。

另一組包含這樣一些植物,它們的野生祖先出現在埃塞俄比亞,可能是在那里的高原地區馴化的。其中大多數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亞種植,美國人對它們仍然一無所知——這些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亞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像香蕉一樣的埃塞俄比亞香蕉、含油的努格、用來釀制國產啤酒的龍爪稗和用來做國產面包的叫做畫眉草的籽粒很小的谷物。但每一個喝咖啡成癮的讀者可以感謝古代的埃塞俄比亞農民,是他們馴化了咖啡植物?Х缺緛碇辉诎H肀葋喎N植.后來在阿拉伯半島進而又在全世界受到歡迎,在今天成了像巴西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樣遙遠的國家的經濟支柱。

倒數第二組非洲作物來自生長在西非濕潤氣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有些作物,包括非洲稻,幾乎始終限于在當地種植;另一些作物,如非洲薯蕷,已經傳播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其他地區;還有兩種作物——油棕和可樂果——已經傳播到其他大陸。西非人把可樂果的含咖啡因的堅果當作麻醉品來嚼食,而可口可樂公司誘使第一批美國人和后來的全世界人去喝一種原來是用可樂果的萃取物調制的飲料,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最后—組非洲作物也適應了濕潤的氣候.但它們在圖19.3中卻最令人感到意外。香蕉、亞洲薯蕷和芋艿在15世紀初已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廣為種植,而非洲水稻也已在東非海岸地區移植生長。但這些作物都發源于熱帶東南亞。如果印度尼西亞人在馬達加斯加島上出現.還不曾使我們認識到非洲在史前階段與亞洲的聯系,那么這些作物在非洲出現就可能會使我們感到驚奇。是不是當年從婆羅洲啟航的南島人在東非海岸登陸,把他們的作物贈與滿心感激的非洲農民,又搭載了一些非洲邊民,然后揚帆向東方駛去,到馬達加斯加島去拓殖,因而在非洲沒有留下其他任何關于南島人的蛛絲馬跡?

還有個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薩赫勒、埃塞俄比亞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區。沒有哪種非洲作物是起源于赤道以南地區的。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暗示.告訴我們來自赤道以北、說尼日爾—剛果語的人何以能取代非洲赤道地區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埔辽H撕唾赂衩兹酥晕茨馨l展出農業,不是由于他們沒有農民的資格,而僅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適于馴化。無論是班圖農民還是白人農民.盡管他們繼承了幾千年的農業經驗,后來還是沒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糧食作物。

至于非洲的馴化動物,概括地介紹起來可以比介紹它的植物快得多,因為那里的馴化動物實在太少。我們確切知道是在非洲馴化的唯一動物,是一種叫做珍珠雞的像火雞一樣的鳥,因為它的野生祖先只有非洲才有。馴養的牛、驢、豬、狗和家貓的野生祖先原產于北非,但西南亞也有,所以我們還不能肯定它們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馴化的,雖然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驢和家貓出現在埃及。近來的證據表明,?赡苁窃诒狈、西南亞和印度各自獨立馴化出來的,而這3個地方的品種與現代非洲牛的品種都有關系。除此以外,非洲其余所有的馴養的哺乳動物想必都是在別處馴化后引進的,因為它們的野生祖先只出現在歐亞大陸。非洲的綿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亞馴化的,它的雞是在東南亞馴化的,它的馬是在俄羅斯南部馴化的,它的駱駝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島馴化的。

這個關于非洲家畜的清單的最意想不到的特點又一次是負面的。非洲是以大型野生哺乳動物而著稱的,它們的數量也非常豐富——有斑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馬,有長頸鹿和野牛,但沒有一種上了那張清單。我們還將看到,這個事實與非洲赤道以南沒有本地的馴化植物一樣,對非洲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非洲主要糧食產品的這一快速巡視足以看出,其中有些糧食產品是從它們在非洲內外的發源地經過長途跋涉而到來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有些族群由于從環境繼承了整個系列的可馴化的野生動植物而比另一些族群“幸運”得多。澳大利亞土著的狩獵采集族群被以小麥和牛群為生的英國殖民者所“淹沒”,由這一事實來類推.我們不得不懷疑有些“幸運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優勢來“淹沒”他們的非洲人鄰居,F在,我們終于可以求助于考古記錄去看一看到底是誰在什么時候“淹沒”了誰。

關于非洲農業和畜牧業出現的實際年代和地點,考古學能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任何一個潛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讀者,如果他想當然地認為,非洲的糧食生產肇始于法老和金字塔之鄉古埃及的尼羅河河谷,那么他是可以得到原諒的。畢竟,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無疑已是非洲最復雜社會的所在地,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之一。然而,事實上,非洲糧食生產可能最早的考古證據卻是來自撒哈拉沙漠。

當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干燥得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間,撒哈拉沙漠比較濕潤,有許多湖泊,到處都是獵物。在那個時期,撒哈拉人開始養牛和制陶,后來又養綿羊和山羊,他們可能也已著手馴化高梁和黍。

撒哈拉的放牧業早于以整個西南亞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現的糧食生產引進埃及的已知最早年代(公元前5200年)。糧食生產也出現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亞,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經越過現代的邊界.從埃塞俄比亞進入肯尼亞北部。

雖然這些結論是以考古證據為基礎的,但也有一種獨立的方法來判定馴化動植物引進的年代:比較現代語言中用來指稱它們的詞匯。比較一下尼日爾—剛果語系的尼日利亞南部一些語言中植物的名稱,就可以看出這些詞分為3類。第一類中用來指稱某種作物的詞,在尼日利亞南部的所有這些語言中都十分相似。這些作物證明就是西非的薯蕷、油棕和可樂果之類的作物——也就是人們按照植物學證據和其他證據認為原產西非并最早在那里馴化的植物。由于它們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亞南部的現代語言都繼承了原來用以指稱它們的同一套詞匯。

其次,有些作物的名稱只有在屬于尼日利亞南部那些語言的一個小語支的語言中才保持一致。原來,據認為這些作物來自印度尼西亞,如香蕉和亞洲薯蕷。顯然,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語言開始分化成一些語支之后才到達尼日利亞的南部的,這樣,每一個語支為這些新來的植物發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稱,而這些名稱只有屬于那一特定語支的一些現代語言才繼承了下來。最后一批作物的名稱在一些語族內是完全不一致的,而是與貿易路線有關。這些作物證明是來自新大陸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們知道這些作物是在橫渡大西洋的航運開始后(公元1492年)才引進非洲,并從那以后沿貿易路線傳播,因此它們常常帶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別的外國名字。

因此,即使我們沒有掌握任何植物學的或考古學的證據,我們也仍然能夠僅僅靠語言學的證據來予以推斷:先是馴化西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進印度尼西亞的作物,最后是歐洲人帶來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運用這種語言學方法來確定馴化的動植物為屬于每—個非洲語系的人所利用的順序。有一種方法叫做詞源統計分析法,其根據就是計算出詞通常在歷史上的變化速度。比較語言學家利用這種方法甚至能估計出作物馴化或引進的年代。

把關于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學證據同比較間接的語言學證據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幾千年前在撒哈拉馴化高梁和黍的人所說的語言是現代尼羅—撒哈拉語的祖代語言。同樣,最早馴化西非濕潤地區作物的人所說的語言是現代尼日爾—剛果諸語言的祖代語。最后,說阿非羅—亞細亞祖代語言的人可能馴化過埃塞俄比亞的本地作物,而且他們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進北非的人。

因此,來自現代非洲語言中植物名稱的證據.使我們一眼就能看明白幾千年前非洲存在3種語言:祖代的尼羅—撒哈拉語、祖代的尼日爾—剛果語和祖代的阿非羅—亞細亞語。此外,我們還能根據其他的語言學證據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語的存在,雖然不是根據作物名稱這個證據(因為科伊桑人的祖先沒有馴化過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種語言,那么幾千年前它肯定不會只有這4種祖代語言。但所有其他這些語言想必都已消失——這或者是由于說這些語言的人雖然生存了下來,但卻失去了自己本來的語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連這些人本身部消失了。

現代非洲本土的4個語系(即除去最近傳入的馬達加斯加的南島語的4個語系)之所以能幸存下來,不是由于這些語言作為交流工具有什么內在的優越性。相反,這應歸因于一個歷史的偶然因素:說尼羅—撒哈拉語、尼日爾—剛果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適的時間生活在最合適的地點,使他們獲得了作物和家畜,從而使他們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族群,F代的為數不多的說科伊桑語的人能夠幸存下來,主要是由于他們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適于班圖人的農業的、與世隔絕的地區。

在我們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過班圖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來這一點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關于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遷移——南島人在馬達加斯加島的殖民情況,考古學告訴了我們一些什么。在馬達加斯加調查的考古學家們現已證明,南島人至少不遲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達馬達加斯加。南島人在那里碰到了(并著手消滅)一個陌生的動物世界,這些動物非常特別,好像它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因為這些動物是在長期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在馬達加斯加演化出來的。它們中有大隆鳥,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靈長目動物,還有矮小的河馬。對馬達加斯加島上最早的人類定居點的考古發掘,出土了一些鐵器、牲畜和作物的殘存,從這點來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獨木舟的被風吹離航線的漁民;他們是—個經過充分準備的探險隊。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險是如何實現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書對此提供了一條線索。這本書名叫(歐力斯里洋航行記( 古代地理學家對非洲與印度間的大洋的名稱,實際上包括紅海與波斯灣,后僅用以稱紅海)>,是公元100年左右一個生活在埃及的無名氏商人寫的。這位商人描述了當時已相當繁榮的把印度和埃及與東非海岸連接起來的海上貿易路線。隨著公元800年后伊斯蘭教的傳播,印度洋貿易也興旺發達起來,有充分的考古文獻證明,在東非沿海定居點遺址中發現了大量中東的(偶爾甚至還有中國的)產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們等待著有利的風向,好讓他們橫渡中非和印度之間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法斯科.達.伽馬成為繞過非洲南端到達肯尼亞海岸的第一個歐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貿易點,并在那里帶上一個水手領著他走上那條通往印度的直達航線。

但從印度向東,在印度與印度尼西亞之間,也有一條同樣興旺發達的海上貿易路線。也許.馬達加斯加的南島人殖民者就是從這條向東的貿易路線從印度尼西亞到達印度,后來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東非的貿易路線,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南島人與東非人的這種結合,今天仍在馬達加斯加的語言中體現出來,馬達加斯加的語言基本上是南島語,只是從肯尼亞沿海的一些班圖語中借用了一些單詞。但在肯尼亞的一些語言中卻沒有相應的來自南島語的借用詞,而且在東非的土地上也幾乎沒有留下多少南島人的其他痕跡:主要地只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亞樂器在非洲的遺產(木琴和箏)以及當然還有在非洲農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島人的作物。因此,人們懷疑南島人是不是沒有走經由印度和東非到達馬達加斯加的比較容易的路線,而是設法(令人難以置信地)直接渡過印度洋.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只是后來才加入了東非的貿易路線。因此,關于非洲最令人驚異的人類地理學上的事實多少還仍然是個謎。

關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遷移——班圖人的擴張,考古學能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根據現代民族和他們的語言這個雙重證據,我們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并不總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黑色的大陸。這個證據倒是表明了俾格米人曾在中非雨林中有廣泛分布,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較干旱地區亦甚為普遍?脊艑W能不能對這些假定進行驗證呢?

就俾格米人來說,答案是“還不能”,這僅僅是因為考古學家們還必須從中非森林中去發現古人類的骨骼。對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現代科伊桑人分布地區北面的贊比亞,考古學家不但發現了與科伊桑族群在歐洲人到達時仍在非洲南部制作的那種石器相似的石器,而且也發現了可能與現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頭骨。

至于班圖人最后是怎樣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證據表明,班圖人的農民祖先從西非內陸的稀樹草原往南向較濕潤的海岸森林擴張,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開始了(圖19.4)。在所有班圖語言中仍然廣泛使用的一些詞表明,那時班圖人已經有了牛和薯蕷之類的在濕潤氣候下生長的作物,但他們還沒有金屬制品,并且仍然從事大量的捕魚、狩獵和采集活動。他們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中的采采蠅傳播的疾病而被毀掉。他們進人剛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帶,在那里開墾園地,并且增加了人口。這時,他們開始“淹沒”了從事狩獵和采集的俾格米人,把他們一步步擠進森林。

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圖人從森林的東緣走出來,進入了東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較開闊的地帶。在這里他們碰到了一個民族大熔爐,這里有在較干旱地區種植黍和高粱以及飼養牲畜的、說阿非羅—亞細亞語和尼羅—撒哈拉語的農民和牧人,還有以狩獵和采集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從他們的西非家園繼承下來的適應濕潤氣候的作物,這些班圖人得以在不適合以往所有那些當地人耕種的東非氣候濕潤地區進行耕種。到了公元前的最后幾個世紀,不斷前進的班圖人到達了東非海岸。

在東非,班圖人開始從他們的說尼羅—撒哈拉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鄰居那里得到了黍和高梁(以及尼羅—撒哈拉語中表示這些作物的名稱),并重新得到了牛群。他們還得到了鐵,那時鐵還剛剛開始在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熔煉。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便已有了鐵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于何處則仍不清楚。這個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的近東鐵制品制造技術引進的年代。因此,一些歷史學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識是從北面傳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另一方面,自從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后,銅的熔煉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區和薩赫勒地帶進行。那可能是非洲獨立發現鐵冶煉術的先聲。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鐵匠們的鐵熔煉技術為這一假設提供了佐證,因為它們和地中海地區的鐵熔煉技術差異很大,足以表明這是獨立的發展:非洲的鐵匠們發現如何在他們村莊的熔爐里產生高溫從而煉出鋼來,這比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貝塞麥轉爐早了2000多年。

有了適應濕潤氣候的作物.再加上鐵器,班圖人終于拼湊出一整套在當時非洲赤道以南地區所向披靡的軍事—工業力量。在東非,他們仍然不得不同為數眾多的說尼羅—撒哈拉語和阿非羅—亞細亞語的鐵器時代的農民進行競爭。但在南部2000英里的地區內生活著科伊桑狩獵采集族群,他們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沒有鐵器和作物。在幾個世紀內,班圖農民在最近的史前史上的一次最迅猛的移民進軍中.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路推進到今天南非東海岸納塔爾省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把這種無疑是一次迅速而引入注目的擴張行動簡單化,并把一路上的科伊桑人描繪成聽任成群結隊洶涌而來的班圖人踐踏的人。事實上,情況要比這復雜。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圖人向外擴張前的幾個世紀中已經有了牛、羊。班圖人的第一批開路先鋒可能人數很少,他們選擇了適于種植他們的薯蕷的濕潤的森林地區,而跳過了比較干旱的地區,把這些地區留給科伊桑的牧人和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人。交換和通婚關系無疑已在這些科伊桑農民和班圖農民之間建立起來,他們各自占據鄰近的一些不同的棲息地,就像俾格米狩獵采集族群和班圖農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然在做的那樣。隨著班圖人口的增長并把牛和適應干旱氣候的谷物吸收進他們的經濟,他們才逐步地布滿了原先被跳過的那些地區。但最后的結果仍然一樣:班圖農民占據了原先屬于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區;原先的這些科伊桑居民的遺產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學家去發現的頭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科伊桑語言中的吸氣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圖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征。

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人究競發生了什么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在科伊桑族群生活了也許有幾萬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現在生活著班圖人。我們只能大膽猜測,用現代親眼目睹的一些事件來進行類比,例如用鋼鐵武裝起來的白人農民與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亞土著和加利福尼亞印第安狩獵采集族群之間的沖突。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狩獵采集族群被用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滅了:他們或者被趕走,或者男人被殺死或淪為奴隸,女人被霸占為妻,或者無論男女都受到農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這種病的一個例子就是瘧疾,瘧疾是蚊子傳染的,而蚊子是在農民村莊的四周滋生的,同時,對于這種疾病,入侵的班圖人已經形成了遺傳的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獵采集族群大概還沒有。

然而,關于最近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圖19.1提醒我們,班圖人并沒有搞垮所有的科伊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適合班圖人農業的地區仍有科伊桑人幸存下來。最南端的班圖人是科薩人,他們在開普敦以東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來。這不是因為好望角這個地方過于于旱不適合農業:畢競它是現代南非的糧倉。事實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屬于地中海型氣候,在這個氣候條件下,班圖人的適應了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長的。到1652年,即荷蘭人帶著他們原產近東的適應冬雨的作物到達開普敦的那一年,科薩人仍未渡過菲什河。

這種植物地理學的表面上的細節對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關系。一個后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殺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趕走好望角的科伊桑人群體,白人就能正當地宣稱他們在班圖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對它擁有優先權。這種宣布不必認真看待,因為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優先權并沒有能阻止白人把他們趕走。嚴重得多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蘭移民必須全力對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鋼鐵裝備起來的班圖農民。當白人最后向東擴張,于1702年在菲什河與科薩人遭遇時,一場長期的殊死戰斗開始了。雖然歐洲人當時能夠從他們在好望角的鞏固基地調派軍隊,但也經過了9次戰爭,歷時175年才把科薩人征服,軍隊前進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當初那幾艘最早到來的荷蘭船遇到這樣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穩腳跟呢?

因此,現代南非的問題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園碰巧很少有適于馴化的野生植物;班圖人碰巧從他們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繼承了適應夏雨的作物;而歐洲人碰巧從他們近1萬年前的祖先那里繼承了適應冬雨的作物。正像新獨立的納米比亞首都的那塊“戈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樣,非洲的過去給非洲的現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就是班圖人何以能夠“淹沒”科伊桑人,而不是相反,F在,讓我們轉向我們對非洲史前史的難解之迷的剩下來的一個問題:為什么歐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這尤其令人驚訝,因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學上現代智人的家鄉,而且也是幾百萬年來人類進化的唯一發源地。非洲除了巨人的領先優勢這些有利條件外,還有高度多樣化的氣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類多樣化這些有利條件。如果1萬年前有個外星人訪問地球,他認為歐洲最后會成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個帝國的一批附庸國家,他作出這樣的預測也許是情有可原的。

導致非洲與歐洲碰撞的這—結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們與印第安人遭遇時的情況一樣,進入非洲的歐洲人擁有三重優勢:槍炮和其他技術、普及的文化以及為維持探險和征服的花費巨大的計劃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組織。這些優勢在碰撞幾乎還剛剛開始時就顯示了出來:在法斯科·達·伽馬于1498年首次抵達東非海岸后僅僅4年,他又率領一支布滿了大炮的艦隊卷土重來.迫使控制津巴布韋黃金貿易的東非最重要的港口基爾瓦投降。但為什么歐洲人能發展出這3大優勢.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則不能呢?

我們已討論過.從歷史上看,所有這三者都來自糧食生產的發展。但糧食生產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被延誤了(與歐亞大陸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馴化的本地動植物物種,它的適于本地糧食生產的小得多的面積,以及它的妨礙糧食生產和發明的傳播的南北軸向。讓我們研究一下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關于家畜,我們已經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家畜來自歐亞大陸,可能有少數幾個例外是來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開始被新興的歐亞大陸文明利用之后幾千年,它們才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這在開始時的確使人感到奇怪.因為我們認為非洲是充滿大型野生哺乳動物的那個大陸。但我們在第九章中看到,要想對一種野生動物進行馴化,它必須相當溫馴.對人服從,馴養花費少,對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還必須生長迅速并存圈養中繁殖良好。歐亞大陸產的牛、綿羊、山羊、馬和豬是世界上少數幾種通過所有這些考驗的大型野生動物。而它們的非洲同類——如非洲野牛、斑馬、野豬、犀牛和河馬——則從來沒有被馴化過,甚至在現代也是如此。

當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動物有時確曾被馴養過。漢尼拔在對羅馬的不成功的戰爭中利用過馴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馴養過長頸鹿和其他動物。但這些馴養的動物沒有一種實際上被馴化了——就是說,在圈養中進行有選擇的繁殖和對遺傳性狀的改變以使之對人類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馬得到馴化并供人騎乘,它們不但可以供養軍隊,而且還可以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騎兵,把歐洲的騎兵沖得落花流水。騎著犀牛的班圖突擊隊可能已推翻了羅馬帝國。但這種事沒有發生。

第二個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和歐亞大陸之間在可馴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種雖然不是那樣極端但也相當大的差異。薩赫勒地帶、埃塞俄比亞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長的作物,但在品種數量上比歐亞大陸少得多。由于適合馴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種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農業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農業晚了幾千年。

因此,就動植物的馴化而論,領先優勢和高度多樣性屬于歐亞大陸,而不屬于非洲。第三個因素是非洲的面積僅及歐亞大陸的面積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積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為農民和牧人所占據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今天,非洲的總人口不到7億,而歐亞大陸有40億。但如果所有其他條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相互競爭的社會和更多的發明創造,因而也就意味著更快的發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發展速度比歐亞大陸慢的其余一個因素,是這兩個大陸主軸線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軸線和美洲的主軸線一樣都是南北走向,而歐亞大陸的主軸線則是東西走向(圖10.1)。如果你沿南北軸線行走,你會穿越在氣候、生態環境、雨量、日長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部大不相同的地帶。因此,在非洲某個地區馴化或得到的動物和作物很難傳播到其他地區。相比之下,在雖然相隔數干英里但處于同一緯度并有相似的氣候和日長的歐亞大陸各社會之間,作物和動物的傳播就顯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軸線的緩慢通過或完全停止前進,產生了重大的后果。例如,已經成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區的作物,在發芽時需要冬雨和日長的季節性變化。這些作物無法傳播到蘇丹以南,因為過了蘇丹,它們就會碰上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沒有季節性的日照變化。埃及的小麥和大麥在歐洲人于1652年把它們帶來之前,一直沒有到達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氣候區。而科伊桑人也從來沒有發展過農業。同樣,適應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沒有季節性的日長變化的薩赫勒地帶的作物,是班圖人帶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卻不能生長.從而終止了班圖農業的前進。非洲的氣候特別適合香蕉和其他的亞洲熱帶作物,今天這些作物己居于非洲熱帶農業最多產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們卻無法從陸路到達非洲。顯然,直到公元第一個1千年,也就是它們在亞洲馴化后很久,它們才到達非洲,因為它們必須等到橫渡印度洋的大規模船運的那個時代。

非洲的南北軸線也嚴重地妨礙了牲畜的傳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蠅是錐蟲體的攜帶者,雖然非洲當地的野生哺乳動物對錐蟲病有抵抗力,但對從歐亞大陸和北非引進的牲畜來說,這種病證明是災難性的。班圖人從沒有采采蠅的薩赫勒地帶獲得的牛,在班圖人通過赤道森林的擴張中亦未能幸免。雖然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經到達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變了北非的戰爭方式,但直到公元第一個1千年中,它們才渡過撒哈拉沙漠,推動了一些以騎兵為基礎的西非王國的出現,而且它們也從來沒有通過采采蠅出沒的地區而到達南方。雖然牛、綿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三個1千年中已經到達塞倫格蒂大草原的北緣,但在那以后又過了2000年,牲畜才越過塞倫格蒂到達了非洲南部。

沿非洲南北軸線同樣緩慢傳播的還有人類的技術。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經在蘇丹和撒哈拉地區出現,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達好望角。雖然文字不遲于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發明出來,并以字母形式傳入努比亞的麥羅威王國,雖然字母文字也傳人了埃塞俄比亞(可能從阿拉伯半島傳人),但文字并沒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區獨立出現,這些地區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從外面帶進來的。

總之.歐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種族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與歐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間的差異有關。估恰相反,這是由于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別是由于這兩個大陸之間不同的面積、不同的軸線方向和不同的動植物品種所致。就是說,非洲和歐洲的不同歷史發展軌跡歸根到底來自它們之間的“不動產”的差異。

后 記

人類史作為一門

科學的未來

耶利的問題觸及了人類現狀的實質,也是更新世后人類歷史的關鍵所在。既然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次對各大陸的短暫的巡視,我們將怎樣來回答耶利呢7

我會對耶利這樣說:各大陸民族長期歷史之間的顯著差異,不是由于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異,而是由于他們環境的差異。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夠使澳大利亞土著人口和歐亞大陸土著人口互換位置,那么,原來的澳大利亞土著現在可能不但占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占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原來的歐亞大陸土著現在可能已淪為澳大利亞的一些遭受蹂躪的零星分散的人口。對于這種說法,你一開始可能會認為毫無意義而不屑一顧,因為這個實驗是想象出來的,而我所說的那種結果也是不可能證明的。但歷史學家卻能用回溯試驗法對有關的假說進行評價。例如,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把歐洲農民遷到格陵蘭或美國的大平原,如果本來出身于中國的農民移居查塔姆群島、婆羅洲的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土地帶,會發生什么情況。這些試驗證明,這些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或者最后滅絕了,或者重新回到狩獵采集團生活,或者進而建立視環境而定的復雜國家。同樣,如果把澳大利亞土著狩獵采集族群遷到弗林德斯島、塔斯馬尼亞島或澳大利亞南部,他們或者最后歸于滅絕,或者成為掌握現代世界最簡單技術的狩獵采集族群,或者成為根據環境修建溝渠、集約經營高產漁場的人。

當然.各大陸的環境有無數的不同特點,正是這些不同的特點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不過,僅僅列出每一種可能的差異還不足以回答耶利的問題。在我看來,只有4組差異是最重要的。

第一組差異是各大陸在可以用作馴化的起始物種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這是因為,糧食生產之所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于它能積累剩余糧食以養活不從事糧食生產的專門人材,同時也在于它能形成眾多的人口,從而甚至在發展出任何技術和政治優勢之前,僅僅憑借人多就可以擁有軍事上的優勢。由于這兩個原因,從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長管轄地階段向經濟上復雜的、社會上分層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是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的。

但大多數野生的動植物品種證明是不適于馴化的:糧食生產的基礎一直是比較少的幾種牲畜和作物。原來,各大陸在可以用于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數量方面差異很大,因為各大陸的面積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動物滅絕的情況也不同。大型哺乳動物滅絕的情況,在澳大利亞和美洲要比在歐亞大陸或非洲嚴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種來說,歐亞大陸最為得天獨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亞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幾內亞那種情況(新幾內亞的面積為歐亞大陸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其原來的大型哺乳動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滅絕)。

在每一個大陸,動植物的馴化集中在只占該大陸總面積很小一部分的幾個條件特別有利的中心地。就技術創新和政治體制來說,大多數社會從其他社會獲得的要比它們自己發明的多得多。因此,一個大陸內部的傳播與遷移,對它的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從長遠來看,由于毛利人的新西蘭火槍戰爭以如此簡單的形式所揭示的過程,這些社會又(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分享彼此的發展成果。就是說,起初缺乏某種有利條件的社會或者從擁有這種條件的社會那里得到,或者(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被其他這些社會所取代。

因此,第二組因素就是那些影響傳播和遷移速度的因素.而這種速度在大陸與大陸之間差異很大。在歐亞大陸速度最快,這是由于它的東西向的主軸線和它的相對而言不太大的生態與地理障礙。對于作物和牲畜的傳播來說,這個道理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這種傳播大大依賴于氣候因而也就是大大依賴于緯度。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技術的發明,如果不用對特定環境加以改變就能使這些發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話。傳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較緩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緩慢,這是由于這兩個大陸的南北向的主軸線和地理與生態障礙。在傳統的新幾內亞.這種傳播也很困難,因為那里崎嶇的地形和高山漫長的主脈妨礙了政治和語言統一的任何重大進展。

與影響大陸內部傳播的這些因素有關的,是第三組影響大陸之間傳播的因素,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積累一批本地的馴化動植物和技術。大陸與大陸之間傳播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因為某些大陸比另一些大陸更為孤立。在過去的6000年中,傳播最容易的是從歐亞大陸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過這種傳播得到的。但東西兩半球之間的傳播,則沒有對美洲的復雜社會作出過任何貢獻,這些社會在低緯度與歐亞大防隔著寬闊的海洋,而在高緯度又在地形和適合狩獵采集生活的氣候方面與歐亞大陸相去甚遠。對于原始的澳大利亞來說,由于印度尼西亞群島的一道道水上障礙把它同歐亞大陸隔開,歐亞大陸對它的唯一的得到證明的貢獻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組也是最后一組因素是各大陸之間在面積和人口總數方面的差異。更大的面積或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潛在的發明者,更多的互相競爭的社會,更多的可以采用的發明創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發明創造的壓力,因為任何社會如果不這樣做就往往會被競爭的對手所淘汰。非洲的俾格米人和其他許多被農民取代的狩獵采集群體,就曾碰到這樣的命運。相反的例子是格陵蘭島上頑固保守的古挪威農民,他們也碰到了被愛斯基摩狩獵采集族群所取代的命運,因為在格陵蘭的條件下,這些愛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和生存技術都比這些古挪威人優越得多。在全世界的陸塊中,歐亞大陸的面積最大,相互競爭的社會的數量也最多.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在這方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馬尼亞更是瞠乎其后。美洲的總面積雖然很大,但卻在地理上和生態上支離破碎,實際上就像幾個沒有緊密聯系的較小的大陸。

這4組因素構成了環境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可以客觀地用數量來表示,而且不會引起爭議。我的主觀印象是新幾內亞人一般要比歐亞大陸人聰明.盡管人們可以對此提出質疑,但他們無法否認新幾內亞的面積比歐亞大陸小得多,新幾內亞的大型動物品種也比歐亞大陸少得多。但是,提起這些環境差異不免會使歷史學家們貼上那使人火冒三丈的“地理決定論”的標簽。這種標簽似乎具有令人不愉快的含義,因為這等于是說人類的創造性毫無價值,或者說我們人類只是無可奈何地被氣候、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編上了程序的被動的機器人。當然,這種疑慮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沒有人類的創造性,我們今天可能全都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飲血,就像1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所做的那樣。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擁有有發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環境比另一些環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種和利用發明的更有利的條件。

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得到的答案來顯得冗長和復雜。然而,歷史學家們則可能認為這些答案太短、太簡單了。把各個大陸的13000年的歷史壓縮成一本400多頁的書,等于大約每150年每個大陸平均分攤到一頁,這樣,精練、簡化就在所難免。不過,這種壓縮也帶來了一個補償性的好處:對一些地區從長期范圍內進行比較所產生的真知灼見,是對單一社會所進行的短期范圍內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的。

當然,耶利的問題所提出的一系列爭議仍然沒有解決。目前,我們只能提出一些不完全的答案和未來的研究事項,而不是一種充分展開的理論,F在需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把人類史發展成為一門科學,使之與天文學、地質學和演化生物學這些公認的歷史科學并駕齊驅。因此,展望一下歷史這門學科的未來,并概括地提出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從而結束本書,似乎是恰當之舉。

我們已經提出了4組似乎最重要的因索,以說明各大陸之間的種種差異。因此,本書的最直接的延伸應是進一步地用數量來表示這些差異,從而更令人信服地證實這些差異的作用。為了說明用于馴化的起始物種方面的差異,我曾提供了一些數字.說明每個大陸總共有多少大型野生陸棲哺乳類食草動物(表9.2)和有多少大籽粒谷物(表8.1)。本書的一個延伸部分可能是把諸如菜豆、豌豆和野豌豆之類大籽粒豆科植物(豆類植物)的相應數目收集起來。此外,我提到過一些使大型哺乳動物失去馴化候補資格的因素,但我沒有用表格列出每個大陸有多少這樣的候補動物由于每一個這樣的因素而失去馴化資格。這樣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尤其對非洲來說是這樣,因為在非洲失去馴化資格的候補動物的百分比比在歐亞大陸高:在使一些動物失去馴化的候補資格的各種因素中,哪些因素在非洲最為重要,以及是什么選擇決定了非洲哺乳動物十分頻繁地失去馴化的候補資格?還應收集一些能用數量說明的資料,來驗證我對表明沿歐亞大陸、美洲和非洲主要軸線的不同傳播速度所作的初步計算。

本書的第二個延伸部分將涉及比本書已經論述的更小的地理范圍和更短的時間范圍。例如,下面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可能已被讀者們想到了:在歐亞大陸范圍內,為什么是歐洲社會,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的那些社會,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會或中國和印度的社會,在技術上領先,并在現代世界上占據政治和經濟的支配地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生活在從公元前85D00年到公元1450年的任何一段時間內,如果他當時試圖預測未來的歷史發展軌跡,他肯定會認為,歐洲最終的支配地位是最不可能發生的結果,因為歐洲在過去那l萬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是舊大陸的那3個地區中最落后的一個地區。從公元前8500年直到公元500年后,先是希臘后是意大利興起的,這一段時間里,歐亞大陸西部幾乎所有的重大發明——動物馴化、植物馴化、文學、冶金術、輪子、國家等等——都是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出現的。在水磨于大約公元900年后大量傳播之前,阿爾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歐洲沒有對舊大陸的技術或文明作出過任何有意義的貢獻,它只是一個從地中海以東、新月沃地和中國接受發展成果的地方。甚至從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學和技術絕大多數都是從印度與北非之間的伊斯蘭社會傳入歐洲,而不是相反。就在那幾個世紀中,中國在技術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幾乎和新月沃地一樣早地開始了糧食生產。

那么,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國把它們幾千年的巨大的領先優勢最后讓給了起步晚的歐洲?當然,人們可以指出促使歐洲興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階級、資本主義和對發明的專利保護的逐步形成,它的未能產生專制獨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負的稅收,以及它的希臘—猶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經驗主義調查研究的傳統。不過,對于所有這些直接原因,人們一定會提出關于終極原因的問題:為什么這些直接因素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出現在中國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當地集中了可以馴化的動植物而擁有了領先優勢。如果它一旦失去了這種優勢,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優勢可言。這種領先優勢在一些強大帝國西移的過程中消失了,這種情況可以詳細地描繪出來。在公元前第四個1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國家興起后,權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輪流為巴比倫、赫梯、亞述和波斯這些帝國。隨著希臘人在亞歷山大大帝領導下于公元前4世紀未征服從希臘向東直到印度的所有先進的社會,權力終于第一次無可挽回地西移。隨著羅馬在公元前2世紀征服希臘,權力又進一步西移,而在羅馬帝國滅亡后,權力最后又向歐洲西部和北部轉移。

只要把現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對它的描寫加以比較,促使權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變得顯而易見。今天,“新月沃地”和“糧食生產世界領先”這些說法是荒唐可笑的。過去的新月沃地的廣大地區現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適合農業的受到嚴重侵蝕或鹽堿地的土地。這個地區的某些國家的短暫財富是建立在單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資源的基礎上的,這一現象掩蓋了這個地區的長期貧困和難以養活自己的情況。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臘在內的東地中海地區.很多地方都覆蓋著森林。這個地區從肥沃的林地變成受到侵蝕的低矮叢林地或沙漠的過程,已經得到古植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說明。它的林地或者被開墾以發展農業,或者被砍伐以獲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當作木柴饒掉,或者被用來燒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級生產力(與雨量成正比)也低,這樣,植被的再生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過度放牧的情況下是這樣。由于沒有了樹木和草皮.土壤侵蝕發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環境里的灌溉農業導致了土壤中鹽分的積累。這些過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開始了,一直繼續到現代。例如,現今約旦的古代納巴泰國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奧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賈茲鐵路時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東地中海社會不幸在一個生態脆弱的環境中興起。它們破壞了自己的資源基礎,無異于生態自殺。從東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會開始,每一個東地中海社會都在輪流地自挖墻腳,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權力西移了。歐洲北部和西部沒有遭到同樣的命運,這不是因為那里的居民比較明智,而是因為他們運氣好,碰巧生活在一個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環境里。在糧食生產傳人7000年之后,歐洲北部和西部的廣大地區今天仍能維持高產的集約農業。事實上,歐洲是從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術和書寫系統的,而新月沃地后來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為一個主要的權力和發明中心的地位。

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對歐洲的巨大的早期領先優勢的情形。為什么中國也失去了這種領先優勢呢?中國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諒訝的,因為中國擁有無可置疑的有利條件:糧食生產的出現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樣早;從華北到華南,從沿海地區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區的生態多樣性,產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動物和技術;幅員廣闊,物產豐富,養活了這一地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個不像新月沃地那樣干旱或生態脆弱的環境,使中國在將近一萬年之后仍能維持高產的集約農業,雖然它的環境問題日益增多,而且比歐洲西部嚴重。

這些有利條件和領先優勢使得中世紀的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中國一長串重大的技術第一包括鑄鐵、羅盤、火藥、紙、印刷術以及前面提到過的其他許多發明。它在政治權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領先。15世紀初,它派遣寶船隊橫渡印度洋,遠達非洲東海岸,每支船隊由幾百艘長達400英尺的船只和總共2800人組成。這些航行在時間上也比哥倫布率領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過狹窄的大西洋到達美洲東海岸要早好幾十年。法斯科·達·伽馬率領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向東航行,使歐洲開始了對東亞的殖民。為什么中國的船只沒有在伽馬之前繞過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歐洲殖民?為什么中國的船只沒有橫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來殖民?簡而言之,為什么中國把自己在技術上的領先優勢讓給原先十分落后的歐洲呢?

中國西洋艦隊的結局給了我們一條線索。從公元1405年到1433年,這些船隊一共有7次從中國揚帆遠航。后來,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一種局部的政治變化,船隊出海遠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國朝廷上的兩派(太監和反對他們的人)之間發生了權力斗爭。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揮船隊遠航。因此,當后一派在權力斗爭中取得上風時,它停止派遣船隊,最后還拆掉船塢并禁止遠洋航運。這一事件使我們想起了19世紀80年代倫敦的扼殺公共電燈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許多國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爭端而引發的許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那整個地區在政治上是統一的。一個決定就使整個中國停止了船隊的航行。那個一時的決定竟是不可逆轉的,因為已不再有任何船塢來造船以證明那個一時的決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塢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塢的中心。

現在來對比一下中國的這些事件和一些探險船隊開始從政治上分裂的歐洲遠航時所發生的事情?死锼雇懈ァじ鐐惒汲錾谝獯罄,后來轉而為法國的昂儒公爵服務,又后來改事葡萄牙國王。哥倫布曾請求國王派船讓他向西航行探險。他的請求被國王拒絕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納—塞多尼亞公爵,也遭到了拒絕,接著他又求助于梅迪納—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絕,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國王和王后,他們拒絕了他的第一次請求,但后來在他再次提出請求時總算同意了。如果歐洲在這頭3個統治者中任何一個的統治下統一起來,它對美洲的殖民也許一開始就失敗了。

事實上.正是由于歐洲是分裂的,哥倫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幾百個王公貴族中說服一個來贊助他的航海事業。一旦西班牙這樣開始了歐洲對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歐洲國家看到財富滾滾流人西班牙,立刻又有6個歐洲國家加入了對美洲殖民的行列。對于歐洲的大炮、電燈照明、印刷術、小型火器和無數的其他發明,情況也是如此:每一項發明在歐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們的習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視.或者遭人反對,但一旦某個地區采用了它,它最后總能傳播到歐洲的其余地區。

歐洲分裂所產生的這些結果與中國統一所產生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決定外,中國的朝廷還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動的決定:放棄開發一種精巧的水力驅動的紡紗機,在14世紀從一場產業革命的邊緣退了回來,在制造機械鐘方面領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毀或幾乎完全破壞了,以及在15世紀晚期以后不再發展機械裝置和一般技術。統一的這些潛在的有害影響在現代中國又死灰復燃,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狂熱,當時一個或幾個領導入的決定就把全國的學校系統關閉了5年之久。

中國的經常統一與歐洲的永久分裂都由來巳久,F代中國的最肥沃地區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統一起來,并從那時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維持著這個局面。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就一直只有一種書寫系統,長期以來只有一種占支配地位的語言,以及2000年來牢固的文化統一。相比之下,歐洲與統一始終相隔十萬八千里:14世紀時它仍然分裂成1000個獨立的小國,公元1500年有小國500個,20世紀80年代減少到最低限度的25國,而現在就在我寫這句話的時候又上升到將近40個國家。歐洲仍然有45種語言,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經過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異甚至更大。歐洲內部的分歧今天在繼續挫敗甚至是想要通過歐洲經濟共同體來實現歐洲統一的并不過分的企圖,這就表明歐洲對分裂的根探蒂固的執著。

因此,了解了中國把政治和技術的卓越地位讓給歐洲這方面的真正問題,就是了解了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的問題o答案又一次用地圖表示出來(見下圖)。歐洲海岸線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島,每個半島都近似孤懸海中的海島,在所有這些半島上形成了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府;希臘、意大利、伊比利亞半島、丹麥和挪威/瑞典。中國的海岸線則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鮮半島才獲得了作為單獨島嶼的重要性。歐洲有兩個島(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它們的面積都相當大,足以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種族特點,其中的一個島(大不列額島)因為面積大,離歐洲大陸又近,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歐洲獨立強國。但即使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島——臺灣島和海南島,面積都不到愛爾蘭島的一半,這兩個島都不是重要獨立的政體;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現代以前一直處于與亞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大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歐洲被一些高山(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分割成一些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治單位,而中國在西藏高原以東的山脈則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東到西被肥沃的沖積河谷中兩條可通航的水系(長江和黃河)連接了起來,從南到北又由于這兩大水系(最后有運河連接)之間比較方便的車船聯運而成為一體。因此,中國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廣闊的兩個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的決定性影響,而這兩個地區本來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來競合并為一個中心。歐洲的兩條最大的河流——萊茵河與多瑙河則比較小,在歐洲流經的地方也少得多。與中國不同,歐洲有許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區,沒有一個大到足以對其他核心地區產生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而每一個地區又都是歷史上一些獨立國家的中心。

中國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獲得統一,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國家有可能在中國出現并長期存在下去。雖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幾個時期出現了分裂局面,但最后總是重新歸于統一。但歐洲的統一就連查理曼、拿破侖和希特勒這些下定決心的征服者都無能為力;甚至羅馬帝國在其鼎盛時期所控制的地區也沒有超過歐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和非常一般的內部障礙,使中國獲得了一種初始的有利條件。華北、華南、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不同作物、牲畜、技術和文化特點,為中國的最后統一作出了貢獻。例如,黍的栽培、青銅技術和文字出現在華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鑄鐵技術則出現在華南。我用本書的很大篇幅著重討論了在沒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技術的傳播問題。但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后卻成了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的,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于落后地位。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下來。歐洲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夠像在中國那樣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

這些比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對技術的發展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因此,從長遠來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適度的地區,技術可能發展得最快。中國、歐洲,可能還有印度次大陸的過去1000多年的技術發展過程便是例子,它分別表明了高、中、低3種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條件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當然,還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歐亞大防不同地區的不同的歷史進程。例如,長期以來,新月沃地、中國和歐洲一直受到中亞草原上騎馬的游牧民族野蠻入侵的威脅,但受到威脅的程度有所不同。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終于破壞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統,但亞洲游牧民族中沒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遠的歐洲西部的森林地帶站穩腳根。環境因索還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間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國和印度與歐洲連接起來的貿易路線,以及中國距離歐亞大陸其他先進的文明國家路途遠遠,使中國實際上成為一個大陸內的一個巨大的孤島。中國的相對孤立狀態與它先是采用技術后來又排斥技術這種做法有著特別重要的關系,這使人想起了塔斯馬尼亞島和其他島嶼排斥技術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過,這一簡略的討論至少可以表明,環境因素不但與歷史的最廣泛模式有關,而且也與較小規模和較短時期的歷史模式有關。

新月沃地和中國的歷史還為現代世界留下了一個有益的教訓:環境改變了,過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證將來也是第一。人們甚至會懷疑,本書從頭到尾所運用的地理學推論在現代世界上是否終于變得毫不相干,因為思想可以在因特網上立即向四處傳播,而貨物照例可以一下子從一個洲空運到另一個洲?磥,對全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己實行了一些全新的規則,結果,像朝鮮、馬來西亞,尤其是日本這些新的力量出現了。

然而,仔細想來.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新規則不過是舊規則的改頭換面而已。不錯,l947年美國東部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晶體管,躍進8000英里到日本去開創了電子工業——但它卻沒有躍進得近一些到扎伊爾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業。一躍而成為新興力量的國家,仍然是幾千年前就已被吸收進舊有的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的最高權力中心的那些國家,要不就是由來自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國家。與扎伊爾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興力量之所以能夠迅速利用晶體管,是因為它們的國民已在文字、金屬機械和中央集權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歷史。世界上兩個最早的糧食生產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國仍然支配著現代世界,或者是通過它們的一脈相承的國家(現代中國),或者是通過位于很早就受到這兩個中心影響的鄰近地區內的一些國家(日本、朝鮮、馬來西亞和歐洲),或者是通過由它們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統治的那些國家(美國、澳大利亞、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亞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顯得黯淡無光。公元前8000年時的歷史進程之手仍然在緊緊抓住我們。

與回答耶利的問題有關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與個別民族的影響顯得更加突出。先說文化因素。全世界人類文化的特點差異很大。有些文化差異無疑是環境差異的產物,我在本書中已經討論過許多這方面的例子。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涉及與環境無關的當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一種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當地一時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產生了,但一經產生就變得確然不移,從而使社會易于接受—些更重要的文化選擇,就像把混沌理論運用于其他科學領城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文化過程屬于歷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這些因素往往會使歷史變得不可預測。

作為一個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標準打字機鍵盤問題。在許多參與競爭的鍵盤設計中,這種標準鍵盤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并開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體原因,如美國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打字機制造技術,打字機的促銷手段,一個在辛辛那提創建速寫和打字學院、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作出的一個決定,以及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學生弗蘭克·麥克格林所取得的勝利,因為他于1888年的一次廣為宣傳的打字比賽中徹底擊敗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標準鍵盤打字機的參賽對手路易斯·陶布。那個決定可能有助于從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無數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發明出來的另一種打字機鍵盤;而美國當時的環境也沒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標準打字機鍵盤而不利于它的競爭對手。然而,決定一經作出,標推打字機鍵盤就獲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個世紀后又在計算機鍵盤設計中得到采用。同樣微不足道的一些具體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現在已不可追尋,但也許正是這些原因使蘇美爾人采用了12進制運算系統而沒有采用10進制運算系統(12進制運算系統產生了我們現代的60分鐘一小時、24小時一天、12個月一年和圓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運算系統則是20進制(產生了它的使用兩個并行周期的歷法,一個周期有20天,每天都有一個名稱,一個周期是一年有365天)。

關于打字機、時鐘和歷法設計的這些細節并沒有妨礙采用它們的社會在競爭中取得成功。但我們很容易想象出它們可能會產生的妨礙。例如,如果美國的打字機標準鍵盤都沒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臂如說,如果日本或歐洲采用了效率高很多的德伏夏克鍵盤——那么,這個在19世紀作出的微不足道的決定,對于20世紀美國技術的競爭地位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

同樣,對中國兒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會他們用字母給漢語語音標音(稱為拼音),他們就能比學習有幾千個符號的傳統的中國文字更快地學會寫字。有人說,傳統的中國文字的出現是因為它們便于區別大量的意義不同但發育相同的漢語詞(同音異義詞)。果真如此,那么漢語中豐富的同音異義詞可能對中國社會中識字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如認為中國環境中存在某種因素促使選擇了一種同音異義詞豐富的語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復雜的安第斯山文明沒有能發明出文字,這是否可以用某種語言因素或文化因素來予以解釋?否則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印度的環境中是否存在某種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會經濟地位的種姓制度,而不顧對印度技術發展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中國的環境中是否存在某種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對歷史產生深期影響的儒家哲學和文化保守主義?為什么普度眾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歐洲人和西亞人中而不是在中國人中成為殖民和征服的動力?

這些例子說明了涉及文化特質的范圍廣泛的問題。這些文化特質與環境無關,而且在開始時也幾乎沒有什么重要的意義,但它們可能逐步形成有影響的歷久不衰的文化特點。它們的重要意義在于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慮了主要環境因素影響之后仍然令人費解的歷史模式。

具有特質的個人的影響又是怎樣的況?一個為人們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6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圖謀和同時在柏林舉行起義的計劃功敗垂成。這兩件事都是德國人策劃的,們深信不可能打贏戰爭,于是就在德俄兩國軍隊的東部戰線仍然主要在俄國境內時,他們希望尋求和乎。希特勒被放在會議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顆定時炸彈炸傷;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許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當時結束了,那么現代的東歐地圖和冷戰進程可能就大為改觀了。

不大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國奪權之前兩年多發生的事。當時他坐在一輛轎車的“死亡座”上(前徘右邊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車和一輛滿載的有掛車的卡車相撞。幸虧卡車及時剎車.才沒有碾過希特勒的座車把它壓死。鑒于希特勒的精神機能障礙在決定納粹的政策與成功方面所達到的程度,如果那個卡車司機晚一秒鐘剎車,即使萬一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情況大概也會十分不同。

我們還可以想出其他一些個人,他們的特質和希特勒的特質一樣顯然對歷史產生了影響,他們是:亞歷山大大帝、奧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寧、馬丁·路德、印加帝國皇帝帕查庫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魯國王沙卡,就舉這么幾個。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變了事件的進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適的人在最合適的時間出現在最合適的地點?

一個極端是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觀點:“世界的歷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活動的偉人的歷史!绷硪粋極端是普魯士政治家奧托“馮·俾斯麥的觀點,他與卡萊爾不同,他對政治的內幕活動具有長期的直接經驗,他說:“政治家的任務就是傾聽上帝在歷史上走過的腳步聲,并且當他在身旁經過時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擺,跟他一起前進!

同文化的特質一祥,個人的特質也是歷史進程中的未知因素。無論是從環境的力量來看,還是事實上從任何可以歸納起來的原因來看,個人的特質都會使歷史變得無法說明。然而,就本書的論題來說,所謂個人的特質幾乎是毫不相干的,因為即使是偉人理論的最熱情的支持者也覺得難以用幾個偉人來解釋歷史最廣泛的模式。也許,亞歷山大大帝的確輕輕推動了一下歐亞大陸西部已經有了文字、糧食生產和鐵器的國家的歷史進程;但他與這樣的事實毫無關系:當澳大利亞還仍然維持著沒有文字、沒有金屬工具的特獵采集部落時,歐亞大陸西部已經有了有文字的、從事糧食生產和使用鐵器的國家了。不過,具有某些特質的個人的歷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廣泛和多持久,這仍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歷史這門學科一般認為不是一門科學,而是比較接近人文學科。歷史最多可以劃歸社會科學,而在社會科學中,它又被列為最少科學性的一種。雖然研究政治的專業常常被稱為“政治學”,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指稱“經濟學”,但歷史系即使有也很少稱自己為‘歷史學系”。大多數歷史學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學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認的科學領域及其方法論方面受過訓練。在許多警句中部有歷史不過是一大堆細節這種認識:“歷史不過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歷史或多或少都是騙人的鬼話”,“歷史和萬花筒一樣毫無規律可言”,等等。

無可否認,從研究歷史中去獲得普遍原則,要比從研究行星軌道中去獲得普遍原則來得困難。然而,在我看來,這些困難并不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歷史學科,包括天文學、氣候學、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雖然也碰到了同樣的困難,但它們在自然科學中的地位卻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們對歷史的概念常常是以物理學和其他幾個運用同樣方法的領域為基礎的。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往往由于無知面對某些領域不屑一顧,因為對這些領域這些方法是不適用的,因此必須尋找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領域生態學和演化生物學就是如此。不過.諸記。骸皊cience”(科學)這個詞的意思是“knoeledge”(知識)(來自拉丁語的scire即“to know”[知道)和scientia即“knowledge”[知識]),而知識是要通過任何對特定領域最合適的方法來獲得的。因此,我對研究人類歷史的人所面臨的困難非常同情。

廣義的歷史科學(包括天文學之類的學科)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把它們同非歷史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之類區別開來。我可以跳出4個方面的差別來討論:方法、因果關系、預測和復雜程度。

在物理學中,獲得知識的主要方法是實驗室實驗,人們通過實驗來處理結果有疑問的參數,用被認為恒定的參數來進行平行的對照實驗,保留始終恒定的參數,復制對實驗的處理和對照試驗,并獲得定量數據。這種方法在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中也是十分有用的,它在許多人的思想里成了科學本身,因此實驗常常被認為是科學方法的本質。但在許多歷史科學中,實驗室實驗顯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人不能阻礙銀河系的形成,不能發動和制造颶風和冰河期,不能用實驗的方法使幾個國家公園里的灰熊滅絕,也不能再現恐龍的演化過程。人只能用別的方法獲得這些歷史科學方面的知識,如觀察、比較和所謂的自然實驗(這一點我回頭再來討論)。

歷史科學研究的是一連串的直接原因和終極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學和化學中,“終極原因”、“目的”和“功能”這些概念是沒有意義的,但它們對于了解一般的生命系統尤其是人類的活動,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北極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冬天就變為白色,但研究北極兔的演化生物學家并不滿足于弄清楚從毛色色素的分子結構和生物合成途徑的角度來研究的毛色的普通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問題是功能(逃避捕食者的保護色?)和終極原因(從沒有季節性毛色變化的組代兔群開始的自然選擇?)。同樣.一個歐洲歷史學家不會滿足于把1815年和1918年歐洲的狀況描寫為經過代價巨大的泛歐戰爭之后剛剛獲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對比的一連串導致兩個和平條約的事件,對于了解為什么1918年后而不是1815年后的幾十年內又一次爆發了代價甚至更大的泛歐戰爭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學家并不為兩個氣體分子的碰撞規定某種目的或功能,他們也不會去尋找這種碰撞的終極原因。

歷史科學和非歷史科學之間的另一個差異就是預測。在化學和物理學中,測驗一個人是否了解某個系統就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預測這個系統的未來變化。另外,物理學家還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學和歷史,因為這兩個領城似乎通不過這種測驗。在歷史科學中,人們可以提供一種事后的解釋(例如.為什么6600萬年前一穎小行星對地球的撞擊會使得恐龍滅絕,而沒有使其他許多物種滅絕),而事前的預測就比較困難了(如果我們沒有過去的實際情況作為指引,我們可能會無法確定哪些物種可能會招致滅絕)。然而.對于未來什么樣的資料發現會告訴我們過去所發生的事,歷史學家和歷史科學家的確作出了井檢驗了一些預測。

歷史系統的性質使預測的企圖變得復雜了。對于這些性質,可以用幾種不同的方法來加以描寫。我們可以指出的是,人類社會和恐龍都是極其復雜的,它們的特點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饋的獨立變數。結果,較低組織層次上的小小變化可能會引起較高層次上的突變。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險些讓希待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個卡車司機的剎車反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傷的1億人的生命的影響。雖然大多數生物學家都同意生物系統歸根到底完全決定于它們的物理性質并服從量子力學的定律,但這些系統的復雜程度實際上意味著這種決定論的因果關系并不能轉化為可預測性。量子力學的知識并不能幫助人理解為什么引進的有胎盤食肉動物消滅了那么多的澳大利亞有袋目動物,或者為什么獲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是協約國而不是同盟國。

每一條冰川,每一團星云,每一次颶風.每一個人類社會,每一個生物物種,甚至每一個個人和某個有性生殖物種的每一個細胞,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受到那么多的變數的影響,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變部分構成的。相比之下.對于物理學家的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學家的任何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物的所有個體彼此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能夠在宏觀的層次上系統地闡述帶有普遍性的決定論的規律,但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只能系統地闡述統計學上的趨勢。我能以很高的正確概率預測,在我工作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中心出生的下1000個嬰兒中,男嬰的數目不會少于480個,也不會多于520個。但我沒有辦法事先知道我自己的兩個孩子會是男孩。同樣,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如果當地的人口夠多,密度也夠大,如果存在發展剩余糧食生產的潛力,那么部落社會也許比不存在上述情況時更有可能發展成為酋長管轄地。但是,每一個這樣的當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其結果是酋長管轄地在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和馬達加斯加的高原地區出現了,但卻沒有在新幾內亞或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高原地區出現。

歷史系統盡管有其終極的確定性,但其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是不待言的。描述這種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的另一個辦法就是指出,長長的一連串因果關系可能把最后結果同存在于那一科學領域之外的終極原因分開。例如,一顆小行星對地球的撞擊可能導致了恐龍的滅絕,但那顆小行星的軌道卻是完全由古典力學的定律決定的。但如果有古生物學家生活在6700萬年前,他們也不可能預測到恐龍的滅亡迫在眉睫,因為小行星屬于一個在其他方面都與恐龍生物學關系疏遠的科學領域研究的對象。同樣,公元1300年至1500年之間的小冰期也是格陵蘭島上古挪威人滅絕的部分原因,但沒有哪個歷史學家,也許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現代氣候學家能夠預到小冰期的到來。

因此.歷史學家在確定人類社會史的因果關系時所碰到的困難,大致上類似于天文學家、氣候學家、生態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所碰到的困難。這些領域的每一個領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因擾:不可能進行可復制的對照實驗的介入,大量變數帶來的復雜性,每一個系統因而變得獨一無二,結果不可能系統地闡述普遍的規律,以及難以預測突現性質和未來變化。歷史預測和其他歷史科學的預測一樣,在大的時空范圍內最為適宜,因為這時無數小的時空范圍內的獨一無二的特點趨于乎衡。正如我的預測下1000個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但卻不能預測我自己兩個孩子的性別那樣,歷史學家能夠認識到使美洲和歐亞大陸社會在經過13000年的獨立發展后發生碰撞所產生的廣泛后果變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卻不能認識到1960年美國總統選擇的后果。在1960年10月的一次電視辯論會上,四個總統候選人說了些什么之類的細節,可能會使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獲得選舉的勝利,但卻沒有誰說了些什么之類的細節,可以阻擋歐洲人征服印第安人。

研究人類史的人怎樣才能從其他歷史科學的科學家們的經驗中獲益呢?有一個證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較法和所謂的自然實驗。雖然無論是研究銀河系形成的天文學家還是人類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實驗室實驗中來處理他們的系統,但他們都可以利用自然實驗,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強有弱的)某種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統加以比較。例如,流行病學家雖然不可以在實驗中使人服用大量的鹽,但仍然能夠通過比較在鹽的攝入方面已經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人群,來確定鹽的高攝入量的影響;而文化人類學家雖然不能用實驗在許多世紀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豐富程度不同的資源,但仍然能夠通過比較生活在自然資源豐富程度不同的島嶼上的近代波利尼西亞人,來研究資源的豐富程度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影響。研究人類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實驗,而不只是限于比較5個有人居住的大陸。在進行比較時不但可以利用數以百計的較小島嶼上的社會和從每個大陸都能到達的區域性社會,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當孤立狀態中發展了復雜社會的大島(如日本、馬達加斯加、美洲的伊斯帕尼尼奧拉島、新幾內亞、夏威夷和其他許多島嶼)。

任何領域的自然實驗,不管是生態領域的還是人類史領域的,生來就容易受到可能的方法論的批評。這些批評不但包括了從觀察到的變數之間相互關系來推定因果關系鏈方面的問題,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關系重大的變數外其他一些變數的自然變異的作用。這些方法論問題已為了某些歷史科學而得到了詳盡的討論。特別是流行病學——通過比較不同的人群(通常用歷史追溯研究法)來對人類疾病作出論斷的科學——長期以來一直成功地運用正式的程序.來處理類似人類社會歷史學家所碰到的問題。生態學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實驗問題,因為在許多情況下,用直接的實驗介入法來處理相關的生態變量可能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所以生態學家必須把自然實驗作為一種方法來使用。演化生物學家近來也發展出一些更復雜的方法,根據對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動植物的比較來作出結論。

總之,我承認,了解人類的歷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學領域的問題困難得多,因為在這些科學領城里,歷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個別變量也比較少。不過,有幾個領域已經設計出一些用來分析歷史問題的成功的方法。因此,人們普遍承認.對恐龍、星云和冰川的系統闡述屬于自然科學領域,而不屬于人文學科。但是內省的方法使我們對其他人的行為方式比對恐龍的行為方式產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見。因此,我很樂觀,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研究可以科學地進行,就像對恐龍的研究一樣——同時,使我們認識到是什么塑造了現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來世界,因而使今天我們自己的社會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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